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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為什么現(xiàn)在的小說會變得那么難看

小說本來是一個下里巴人的,是門檻很低的,是世俗的,為什么后來變成這樣子?是因為后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介入小說。

剛出版了最新中篇小說集《紅豆生南國》,最新散文集《仙緣與塵緣》的王安憶曾接受過記者的專訪,以下是專訪全文:

王安憶:為什么現(xiàn)在的小說會變得那么難看

圖為王安憶

主流以外的人才具有美學價值

記者:第一篇《鄉(xiāng)關處處》關注的是阿姨、保姆,下層的打工者,您原來《遍地梟雄》里講的是城市打工者,您對這方面是不是有特別關注,總去寫他們的生活?

王安憶:其實跟這個人物比較能夠形成對應的是《富萍》,但是其實是完全兩個時代的打工者,完全兩個時代。在《印刻》雜志上我和蘇偉貞有一個對話,我跟蘇偉貞這么說,《富萍》是一個美學,這個是一個社會學,因為在《富萍》里面,那個保姆、那個奶奶和今天的鐘點工完全不同,自己個人生活是非常不孤零的,和東家關系是水乳交融,依靠東家生活,但是鐘點工很獨立,最終歸屬還是回家鄉(xiāng)養(yǎng)老,這是很不同的兩種保姆。

記者:我之前看一個訪談里面您提到對邊緣人物和小人物是非常關注的。

王安憶:這個話應該倒過來講,不是我特別關注,我個人認為只有主流以外的人才是有美學價值的,如果主流里面的人,可能是對社會來講是一個主體力量,但是對于美學來講,實在是太一致化了。從美學上不會作為美學對象或作為藝術對象,同質性太強,格式化太強,只有在邊緣的地方不受到體制影響,才可能會有個性發(fā)展。

記者2:相關出處您剛才講是社會學,您去年一家上海大學王嘯明老師一個城鄉(xiāng)關系的會,當時我也在這個會嘛。這個里面其實也有一條城鄉(xiāng)關系的線,所謂的相關出處有一點梵語這樣,表面好像是相關的,其實是無家,好像是有這樣一個考慮。

王安憶:因為我們當然這不是談社會學的問題,當時我和他們一些爭執(zhí)我覺得當然曾老師是很天真的人,他以為這些人可以在上海生存,但是不可能的,這些人目的是為了給自己攢好養(yǎng)老的錢,或者在家鄉(xiāng)已經(jīng)蓋好房子,除非有一些意外,就像灰姑娘碰到王子一樣,除非有這樣的浪漫意外,基本他們歸屬都是回鄉(xiāng)下。

小說還是要講好“故事”

記者:老師我在書里面,包括以前在復旦有一個論壇談到一個觀點,說最近幾十年我們很難從嚴肅小說當中尋找到那種講故事的樂趣,很多小說已經(jīng)不在意這種講述,可能由類型小說去承擔講故事的職責,小說變得不夠好看,您如何看?

王安憶:這是我剛剛發(fā)現(xiàn)的,我也在考慮為什么小說變得那么難看,小說本來是一個下里巴人的,是門檻很低的,是世俗的,為什么后來變成這樣子?是因為后來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介入小說,在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史也可以看出來,我們所寫的這個小說,最初是承擔啟蒙的責任。一開始知識分子把這個書寫借過來就變成了這樣子,張藝威在臺灣不是得了很多獎嘛,其實很不奇怪的,臺灣人都不講故事,她還在敘事,她這個敘事給他們帶過去一股清風。我覺得臺灣作家也很糾結的,比如說有一次朱天心發(fā)言讓我很感動的,她說她寫作好象像刻舟求劍,始終覺得找不到一個自己要的故事。和大陸的作者不一樣,大陸作者都是社會經(jīng)驗比較豐富,而且我們在一個敘事傳統(tǒng)里面到現(xiàn)在,現(xiàn)在80后、90后也有一些人學西方手段,不講故事。我覺得英國人還是挺務實的,美國人你看會越來越走向現(xiàn)代化,還有日本人也是。就是和美國國家的傳統(tǒng)有點不一樣,我就覺得因為知識分子介入,小說越來越變成一個學院化的東西,思想任務很重,對敘事就忽略了。

記者:這個對于你來說有好壞和優(yōu)劣之分嗎?敘事性強和思想性強對于小說表現(xiàn)來講有沒有更傾向的?

王安憶:應該最好情況是兩者都有,像那些小說問題就在于它是普遍價值觀的,確實講故事,好看,但是不能多看,看多了又有模式出來,這個模式是非常清楚的模式,有時候優(yōu)劣就在這里,你像那種特別出色的那些小說家,你知道他最后不會給你特別高的價值,但是你還會去看。

記者:從比較偏重思想的《匿名》到《紅豆生南國》,是一次回歸嗎?

王安憶:回到好看。我好像經(jīng)常是這樣子,做一件特別難做的事情,再回到常態(tài)。比如說寫過《長恨歌》之后就回到日常生活里面來,寫了《富萍》。

記者:那是不是可以期待下一個新長篇是一個活色生香好看的故事?

王安憶:還沒有想過,我是比較懶的,我今年就想寫一篇閑文章,游記,讀書筆記等。

記者2:感覺好像您的中短篇里面更多寫日常市民生活,長篇更多樣一些,是不是野心更大一點?

王安憶:這不是我的野心,是長篇的野心,我們現(xiàn)在寫長篇非常普遍,任何人拎起來就是長篇,因為出版社要長篇,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不得已要寫長篇,如果不寫長篇就得不到出版社的接納,出版社宣傳很難宣傳。長篇很難寫的。對于我來講不是任何都可以做長篇題材的,體量就要求一個重要級的東西,而且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問題,我們以為寫得長就是長篇,還有一個文體的問題,我們現(xiàn)在出來很多很長很長的小說,三大本的小說兩大本的小說,這種三大本兩大本小說就會變成很固定的體例,編年體例,編年體例會得到非常好的名字——史詩,所以大家都要去寫那些特別長的。其實長篇真的不是靠篇幅證明的。本身文體有要求,文體里面有一個大的東西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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