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4月中旬，薩爾滸之戰(zhàn)，明朝派出四路大軍討伐不久前崛起的后金新汗努爾哈赤（1559-1626），結果三路潰敗。薩爾滸地處遼東，遼東是長城外的東北地區(qū)（故不屬于內地）。明朝雖一直宣稱統(tǒng)轄遼東，但僅是依靠世襲的部落首領予以羈縻。努爾哈赤就是部落首領之一，明朝認為他忠誠可嘉，卻不料他在1616年宣布在遼東建國。盡管明朝與努爾哈赤父、祖被殺脫不了干系，他卻成了明軍悍將李成梁（1526-1615）的養(yǎng)子，甚至在16世紀90年代提議出兵協(xié)助明軍將日軍趕出朝鮮。
1619年，政治軍事形勢發(fā)生劇變，努爾哈赤的女真人（后稱滿洲）不斷擴張他們的領土和勢力，大明帝國卻日薄西山。正如史家黃仁宇所言：“1619年初的遼東之役，結束了明朝在該地區(qū)無可爭議的統(tǒng)治，也讓滿洲能與明朝分庭抗禮。”努爾哈赤善于集中機動兵力，以約六萬女真軍大敗十萬之敵；明軍卻分為四路進軍，結果遭到各個擊破。在此戰(zhàn)中，努爾哈赤充分利用了自己熟知當?shù)氐匦魏吞鞖獾膬?yōu)勢，他麾下的軍隊也善于機動。戰(zhàn)場上唯一幸免的明軍總兵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參加過援朝之戰(zhàn)）。不出意外，朝廷對李如柏起了疑心，他被指控勾結外敵，怯懦畏戰(zhàn)。其實，李如柏只是遵從了主帥楊鎬（？-1629）軍令而遭遇敵襲。李如柏不愿面對指控，自縊身亡。他死后，崇禎帝（1628-1644年在位）為其昭雪。
盡管多數(shù)學者承認，在滿洲崛起過程中，薩爾滸之戰(zhàn)是一個決定性事件，卻鮮有人從晚明軍事發(fā)展的廣泛視角來評價薩爾滸之戰(zhàn)的重要意義。這場戰(zhàn)役常被視為是給明朝的墳墓又撒下一抷土（且作用頗大），這座墳墓則是此前數(shù)十年間一點點挖好的。不過，這一解釋更多屬于修正主義史觀，而非審視原始史料之后做出的冷靜分析。從滿洲政權的角度看，薩爾滸之戰(zhàn)必然要掩蓋明朝曾經(jīng)的軍事成就，好讓滿洲顯得更加強大，明朝顯得更加腐敗低能。遼東戰(zhàn)役確實是一場慘敗，但是，最好將之視為明朝的軍事中興和對外干預時代的結束，這個時代長達50年，薩爾滸之戰(zhàn)并非明朝衰亡的另一段插曲。
在薩爾滸之戰(zhàn)前，有整整50年時間，明朝與蒙古相安無事，數(shù)次插手緬甸的邊境爭端。在東北和西北，明朝在女真和蒙古地區(qū)發(fā)起襲擾和精準打擊，鎮(zhèn)壓了西北要塞寧夏的一次大規(guī)模兵變，兩度調遣數(shù)萬軍隊將日軍逐出朝鮮，在西南方向調遣二十多萬大軍平定了播州土司的叛亂，還對形形色色的盜匪和土著發(fā)動了多次小規(guī)模作戰(zhàn)。自始至終，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各方面，明朝仍是東亞的霸主。
然而，敗于薩爾滸之后，明廷日趨分裂，陷入了尋找替罪羊、互相攻訐和黨派斗爭的旋渦，無休無止。例如遼東之役，文臣楊鎬作為主帥，便淪為政治犧牲品。楊鎬在16世紀90年代經(jīng)略朝鮮軍務時就曾卷入紛爭。因此，楊鎬在薩爾滸戰(zhàn)敗，被視為這幾十年明朝典型的軍事失敗的一部分。對明軍獲勝的記錄，被斥為宦官及閹黨為討好腐敗無能的皇帝而進行的粉飾，至于明軍的敗仗，則被義憤填膺的士人夸大，目的是實現(xiàn)促進自身利益的政治變革。萬歷帝身居紛爭的中心，在明代諸帝中，萬歷帝在位時間最長，爭議也最大。一提到萬歷帝，人們便想到明朝的怠政、貪腐、宦禍、黨爭和內訌、武力廢弛和全面衰敗。盡管萬歷帝不無可指摘之處，又或是正因為如此，中國近年來出版了不少關于這位令人困惑的明朝君主的傳記研究。遺憾的是，除了樊樹志《萬歷傳》的詳盡研究外，此類論著大都拘泥于傳統(tǒng)的解讀。例如，史家曹國慶就評價萬歷朝是“昏庸的皇帝和腐敗的朝政”。
研究萬歷帝的西方學者也贊同這些觀點，多數(shù)接受了流行的成見，將萬歷帝視為自私、冷漠、揮霍無度的君主。即便是比較同情他的黃仁宇也認為，萬歷帝“歷來均以為昏庸”，其實，這一指責對中國歷史上大部分君主都適用。黃仁宇刻畫的萬歷帝，對后來的西方研究者有著無可置疑的影響。一位著名史家在近作中指出：“萬歷帝的統(tǒng)治毋庸贅論，黃仁宇的著作已有中肯的描述和分析?！?/p>
盡管萬歷帝有種種缺陷，但是，他重視并竭力維護明朝在東亞的軍事霸權。萬歷帝延續(xù)了張居正的政策，試圖遏制文官權力，打壓黨爭，往往利用高級武官及其家族來架空繁縟的官僚體系。萬歷帝將軍事事務視為能夠貫徹自己意志的領域之一，并常常如此行事，尤其是在他統(tǒng)治的前30年。即使到了統(tǒng)治末期，萬歷帝仍對滿洲日益增長的威脅憂心忡忡，在1619年批準加撥銀餉，調遣前述明軍入遼東進攻滿洲。眾所周知，這次遠征以慘敗告終，萬歷帝青睞的一些武官也參與了此役。即使在慘敗之后不久，萬歷帝也試圖保護李如柏。
有必要先概述一下中國的軍事文化，以及明朝的軍事制度，然后再進一步討論萬歷帝的政策和方略。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神話，中國歷朝歷代都是保守的儒家官僚制度，厭惡戰(zhàn)爭，帝制中國晚期尤其如此。據(jù)說，在帝制中國時期，國家和官方史學家雙方的利益都要求忽略戰(zhàn)爭作為政治手段的價值或強制性效果，而到了近代，“重要的是構建一種歷史現(xiàn)實，說明貧弱或分裂的中國最易受到外國的剝削甚至征服”。
因此，在20世紀初，中國面臨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吞并，學者雷海宗就提出，中國擁有一種“無兵的文化”，這種文化自秦朝（前221-前206）起就窒息了中國社會的創(chuàng)造力和社會流動性。這種文化造就了一套僵化的政治結構，使中國易遭外族征服。相反，近代早期的歐洲來訪者起初對中國的文官制度印象深刻，比起當時的歐洲貴族，中國的文官制度似乎更傾向于和平，更加文明。然而，后來，正是同樣一些特征助長了某些外國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意圖。
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比起草原上的游牧民，內地的漢人王朝不太尚武，對外偏好采取守勢，奉行孤立主義。這些王朝的疆域通常比不上“征服王朝”，即便現(xiàn)代歷史學家，直到不久前也大多輕視其武力。例如，明代的武力，就被廣泛指責為帝制中國歷史上最弱的之一。與耶穌會士利瑪竇（1552-1610）的看法相似，史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也認為，明軍是“社會渣滓，來自流氓無賴、囚犯和盜匪”。明朝的軍事制度顯然不無弊端，但這一類看法掩蓋了如下事實：在明朝存續(xù)的大部分時間里，軍事制度是王朝統(tǒng)治中一個充滿活力、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在超過兩個半世紀的時間里，這個制度有效保證了世界上人口最龐大的帝國的總體和平與穩(wěn)定。明朝官員竭力應對種種令人困惑的軍事挑戰(zhàn)，同時不懈地追求軍事實力的改善。
盡管明代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和平安寧的時期之一，史家范中義指出，自1368年到1643年，明朝進行了約275次規(guī)模不等的戰(zhàn)爭，這還不包括晚明抵抗?jié)M人的各次戰(zhàn)爭。江憶恩（Iain Johnston）也認為，在此期間平均每年發(fā)生1.12場對外戰(zhàn)爭。他認為，明朝實際上是一個頗有侵略性的軍事強權，而明朝的作風符合“武經(jīng)七書”的傳統(tǒng)思想“比起靜態(tài)防御和綏靖政策，更偏好攻勢戰(zhàn)略”。
這種作風要求軍事技術持續(xù)進步，尤其是火器。明朝在15世紀初便創(chuàng)建了神機營，并在16和17世紀及時地引進了外國的先進火器。明軍進攻和防守，機動作戰(zhàn)與靜態(tài)作戰(zhàn)，皆用火炮。明人也使用各種火槍，只是頗為有限，有些火槍是國產(chǎn)的，有些仿造自外國型號，例如荷蘭設計的“紅夷大炮”。明軍或許曾用小型火器裝備騎兵，因大抵無效，故數(shù)量很少。明朝也用火器廣泛裝備水軍，在與侵朝日軍作戰(zhàn)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范中義認為，廣泛裝備火器，或許是明朝軍事成就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朝著更現(xiàn)代化的戰(zhàn)爭方式的進步。孫來臣更是提出，明朝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火藥帝國，根據(jù)他的論證，直到1500年，中國都是全亞洲最主要的火藥技術輸出者。他斷言，明朝應當被視為全球“軍事革命”的發(fā)起者，否定了西方學者關于軍事革命起源于近代早期歐洲的說法。孫來臣還發(fā)現(xiàn)，早在1450年，明朝邊軍就普遍裝備了火器。此外，中國的火器在14世紀20年代末傳入歐洲，約在同一時間，火藥技術也傳入朝鮮，比日本接觸到火藥技術還要早數(shù)十年。明朝在戰(zhàn)術革新上也居于領先地位，早在1387年，明軍就對緬甸的卯撣人進行過火器齊射。因此，正如肯尼斯·蔡斯（Kenneth Chase）新近指出的，在許多方面，明軍可謂比后來的清軍更“近代”，雖然清軍更擅長用火器裝備騎兵。
明代涌現(xiàn)的兵書、兵論等，也可佐證明代的軍事成就。據(jù)統(tǒng)計，中國歷史上出版的兵書，有33%出自明代。其中重要的有1601年茅元儀的《武備志》，1598年趙士楨的《神器譜》，1562年鄭若曾的《籌海圖編》。這些兵書都包含了對軍事技術發(fā)展和應用的詳細介紹，并配有插畫和地圖。鄭若曾還詳細敘述了真實的戰(zhàn)役和戰(zhàn)斗，其他明代作家也創(chuàng)作了許多作品來記錄具體的戰(zhàn)爭或戰(zhàn)役。
明將戚繼光創(chuàng)作的兵書傳入朝鮮。在這些兵書中，戚繼光詳細介紹了小分隊戰(zhàn)術、心理戰(zhàn)和其他“近代”技術的運用。戚繼光看到，明朝當時的世襲軍制亟待改革，主張招募軍餉更高、訓練更完備的私兵。戚繼光提倡分編隊進行操練，以便分出強兵和弱兵。他強調反復操練，他的兵書中包含了大量的陣圖和對操練技術的討論，水平遠超當時。戚繼光主張，通過組建不同類型的小隊，再編成更大的哨、官、總，全軍就能如臂使指，構成一個完整的作戰(zhàn)“機體”。他還強調組合使用不同兵器，擅長根據(jù)地形、技能和裝備來運用不同的戰(zhàn)術。
戚繼光清楚，士兵的士氣和紀律最為關鍵，哪怕能激發(fā)出士兵一半的潛力，也能無敵于疆場。他還在軍旗上廣泛繪制靈獸和猛獸來鼓舞通常出身田舍的士兵。戚繼光強調正心過于練氣，“氣發(fā)于外，根之于心”。這種訓導反映了戚繼光受儒家思想影響，也說明了他的思想在朝鮮為何能夠流行，朝鮮對這些優(yōu)點的推崇比起明朝猶有過之。
晚明的另一大變革，是從世兵制轉向以募兵為主的軍隊。明初推行世兵制，因為朱元璋希望建立一個理想的農(nóng)業(yè)國家。他把社會劃分為幾個世襲的職業(yè)階層，軍戶也包括在內。但是，沒過多久，世兵制就開始崩潰，到了1500年，部分明軍衛(wèi)所可能只有不到原定兵額的3%，缺員高達85%，明朝想方設法糾正弊端也無濟于事。
在編制上，明軍最大的單位是衛(wèi)，一衛(wèi)有5600人。衛(wèi)下是數(shù)個千戶所，一所有1120人。千戶所下轄10個百戶，一個百戶有112人。百戶下轄兩總旗，各56人，每一總旗通常有5個小旗，有11人或12人。就整體實力而言，14世紀90年代的軍籍顯示，在冊兵丁約有130萬，這個數(shù)字在永樂（1403-1424）年間升至200萬有余，在16世紀再升至300多萬（不過，根據(jù)16世紀70年代當時的估計，明軍的實際總兵力約為845000人）。至17世紀初，明軍兵力據(jù)說激增至400余萬。
如果洪武帝（1368-1398年在位）目睹明軍如此狀況，當痛心疾首。對朱元璋來說，世襲軍戶以屯田自給自足，并根據(jù)需要輪番操練和出鎮(zhèn)。在理想情況下，大多數(shù)部隊都能在各地接受作戰(zhàn)訓練，熟悉不同兵器，屯駐京師的京營則接受精英訓練，尤其是使用火器。這一制度幾乎與明代相始終，調往朝鮮的明軍，首先要在京師接受火器訓練。但是，由于許多亂七八糟的原因，例如腐敗的軍官占役兵丁參與營建，軍官勒索和欺詐兵丁，老弱兵丁阻礙及時遞補，以及不遵守班軍制度，等等，世兵的戰(zhàn)斗力急劇下滑。有人提出，明朝在軍事決策中不但越來越依賴宦官，還讓宦官實際指揮戰(zhàn)役；也有人指出，洪武朝胡惟庸案之后，明朝就傾向于限制武官的權力。
不管原因何在，自1450年到1550年，明軍的戰(zhàn)斗力確實下降了，有學者認為這一頹勢“史所罕見”。史料顯示，明朝雖號稱擁有300余萬大軍，卻幾乎難以湊齊30000騎兵對抗來襲的游牧民，京營中多數(shù)士兵不過是“朝官之老弱家奴”。在15世紀末，明朝著手實施一系列改革，企圖恢復操練和招募青壯。因此，1550年蒙古俺答汗入侵時，兵部尚書丁汝夔只能征調約六萬人的軍隊，這支部隊在蒙古人面前望風而退，丁汝夔也下獄斬首。
這一局面，令代攝兵部的吏部左侍郎王邦瑞疾呼：“比寇騎深入，戰(zhàn)守俱困”。王邦瑞接下來還提到，許多大臣的諫言遭到忽視，還有人蓄謀阻礙改革措施。劉奮明（Liew Foon Ming）指出：“明朝兵部尚書大都戰(zhàn)戰(zhàn)兢兢，朝廷分裂為野心勃勃的敵對黨派，斗爭似乎無休無止，出于一己私利而非表面上的政見分歧。結果，正派和有責任心的官員——往往也是有遠見和熟悉軍務的人——要么被迫離職隱居，要么由于剛直不阿，最終淪為權力斗爭的犧牲品?！?/p>
王邦瑞呼吁罷免這些不法官員，并盡快改革軍制，得到了嘉靖帝（1522-1566年在位）的首肯。明朝新設了戎政府，仍受文官節(jié)制。不少人指出，武官地位低微，是中國傳統(tǒng)王朝軍威不振的主要原因。盡管軍事職業(yè)化的諸條件，如軍事決策權集中于君主、軍事技術的標準化、軍事科層制等，早在宋朝（960-1279）已初露端倪，文官的壓倒性勢力，加上由此造成的蔑視武職的態(tài)度，阻礙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就明朝而言，司徒琳（Lynn Struve）指出：“明人不光遏制武力，還使之陷于停滯，武人不光受文官節(jié)制，品秩還遭到貶低。明人帶著恐懼、猜疑和厭惡的心理看待將士?！蓖瑯?，賀凱（Charles Hucker）也說：“部分由于世兵制，但更多由于最高品級的武官也多粗鄙無禮，武職遠不及文職榮耀。”
上述軍制改革推行之際，一些官員開始呼吁擴大募兵規(guī)模，以提高戰(zhàn)力并減輕地方軍費負擔。這一趨勢，不妨結合其他地區(qū)利用募兵的情況一并考察。在歐洲，使用雇傭兵飽受批評，據(jù)說這種軍隊怯懦、傲慢、軍紀渙散。明朝官員經(jīng)常抱怨，募兵從未受過訓練，無視軍紀，還經(jīng)常滋擾當?shù)厣踔羾W變。不過，在另一些人看來，如果訓練和指揮得當，雇傭兵可能比農(nóng)家征兵更有戰(zhàn)斗力。在當時的歐洲，最強大的軍隊通常使用瑞士雇傭兵。如果財政能夠負擔得起（隨著大量外國白銀流入中國，明朝有能力負擔募兵費用），國家更愿意采用雇傭兵，不過，通常是募兵與來自農(nóng)村的征兵混合使用，歐洲就是如此。此外，與其他帝國一樣，明朝招募“少數(shù)民族武裝”作為突擊部隊。其中，最令人生畏的當數(shù)廣西的“狼兵”。
鑒于明軍在16世紀50年代中期早已軍威不振，自1570年到1610年的中興堪稱了不起的成就。這數(shù)十年當中，除了鎮(zhèn)壓了一系列國內叛亂，明朝還擊敗了全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武力之一：日軍。在這些軍事行動中，萬歷帝在政略及戰(zhàn)略決策中發(fā)揮了關鍵作用。他的貢獻在于拔擢有才能的武官出任要職，又在猜忌的敵對文官捃拾瑣事發(fā)動彈劾時保護這些武官。萬歷帝還多次將尚方劍賜給前線將帥，授予他們便宜行事的全權。萬歷帝這些舉措，遵循了古來軍事思想家倡導的守則，其中之一便是：將在軍，不從中制。
史家一度將萬歷帝刻畫成畏葸、貪婪和任性的標準形象，其實恰恰相反，萬歷帝起初就對用兵朝鮮表現(xiàn)出積極態(tài)度，也是他親自決策調遣軍隊和糧餉。一反貪財自私的名聲，萬歷帝屢次下令撥出內帑，為戰(zhàn)場上的明軍提供額外的獎賞和補給，這是他統(tǒng)治初期就確立的作風。此外，萬歷帝還批準武官出任此前僅由文官出任的高官，為此往往要壓制朝堂上某些權臣的抗議。
萬歷帝對軍務的興趣，源于張居正的教導。張居正曾任萬歷帝的首席大學士（即晚明的首輔）和老師。張居正親歷了16世紀50年代可怕的蒙古侵襲，同時看到，16世紀60年代末自己主政后，局勢依然岌岌可危，乃“致力于重振理想中太祖開國之精神，恢復王朝之元氣”。當時許多人對張居正不滿，因為他把“富國強兵”作為自己的首要目標。一位傳記作家指出，張居正還推崇頗有爭議的法家思想，法家在公元前3世紀秦朝一統(tǒng)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影響。法家強調對君主和國家的絕對服從，這是許多張居正的同時代人無法認同的，他們認為，君主應該在他們的指導下垂拱而治。張居正則斥責這些官員不關心朝廷的實務，只想著如何“維系奢華”和體面：“近來人心不古，好生異議，以其媢嫉之心，而持其庸眾之見，惟欲偏徇己私，不顧國家便否?！?/p>
盡管張居正頗為欣賞古老的法家思想，卻絕非古板的保守派，而是堅信要應時而變，他堅定推行以貨幣為基礎的稅制（稱為“一條鞭法”）也證明了這一點。此外，張居正恢復了舊的軍事野戰(zhàn)體制，全面整飭邊防，并努力確立（乃至擴大）穩(wěn)定的防線，為萬歷帝樹立了榜樣。然而，張居正在各級官府都有批評者，不少人指責他宣揚節(jié)儉，卻生活奢靡，扶植黨羽。但是，有年輕的萬歷帝的支持，張首輔推行了多項改革措施，大部分涉及稅收、強兵和加強中央集權。當時一些記載指出，張居正當國，純是為了伸張國權，卻在某種程度上激起了他本希望平息的異議。
因此，盡管張居正取得了許多具體成績，他的影響卻好壞參半：“張居正的政策和行事，有力地形塑了萬歷帝的個性”，也引發(fā)了困擾萬歷朝的黨爭，促成了內廷特別是宦官勢力的伸張，這是以流官的失勢為代價的。
張居正死后，他的眾多門生黨羽都遭到彈劾罷黜，但是，他提拔的幾位武官仍受到皇帝的賞識和庇護。這類舉措幫助萬歷帝將明軍士氣提升到了15世紀中葉以來的最高水平，有助于開啟漢蒙關系的新篇章（明朝從此不再總是采取守勢），還有助于鼓勵萬歷帝全面采取更積極的軍事姿態(tài)。此外，自萬歷初年始，明朝便確立了唯有熟諳軍務的官員才能進入兵部任職的通例。
邊務是萬歷帝可在相當程度上貫徹自身意志的領域。當代史家樊樹志認為，萬歷帝最終乾綱獨斷之時，“他把相當多的關注投入到‘邊事’上去，力圖改變祖輩們在這方面無所作為的傾向，重振天朝雄風”。萬歷帝自己在蒙古襲擾的邊報上批示：“然亦不可媚虜。虜心驕意大，豈有厭足？須自家修整武備，保守封疆。”
在萬歷帝鼓勵下，明朝采取了更為積極和頗見成效的邊疆政策。在萬歷朝的大部分時間里，明朝同時面臨多項軍事挑戰(zhàn)。由于擁有一批才干非凡的將領，自1570年前后至1610年，明軍之強盛，自永樂朝以來未睹。因為，事實證明，明朝不僅維護了國內安定，還有余力投送兵力達成政治目的。這種軍事實力，明朝后來再未重現(xiàn)。因為1592年至1600年的“三大征”標志著萬歷朝的巔峰，在探討朝鮮之戰(zhàn)前，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另外兩大戰(zhàn)役，由此了解明后期的整體戰(zhàn)略形勢。
史家通常認為，隆慶和萬歷兩朝對明蒙關系史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1571年，明朝冊封俺答汗為順義王，重開榷場，蒙古部從此不再虎視眈眈，西北邊境的局勢大體安定。然而，不應該忽略這一事實：明與蒙古諸部之間的沖突，在明朝存續(xù)期內長期持續(xù)，雙方交戰(zhàn)的兵力有時甚至高達數(shù)萬。同樣也不應該忽視明朝“和平三角”的第三條邊——武力。自16世紀最后數(shù)十年直到17世紀，明朝對蒙古（及滿洲）地區(qū)發(fā)起了一系列襲擾式的小規(guī)模突擊，明軍燒毀營寨，殺死構成威脅的虜酋，俘獲有價值的牲畜。1591年，李成梁的一次突襲摧毀了一個蒙古營地，斬殺280名蒙古人，擊潰1000多人。這類行動多由張居正設計，并得到萬歷帝的批準。
張居正授予明朝邊將很多便宜行事的權限，若他們遇到媢嫉戰(zhàn)功之輩飛章彈劾，張居正也偶爾愿意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種作風從處置哱拜叛亂中可見一斑。哱拜（？-1592）是蒙古察哈爾部人，嘉靖末年因本部紛爭，投奔明朝。哱拜帶來了數(shù)百名部眾，后成為其戰(zhàn)斗力主干。當時就有人指出，這說明哱拜首鼠兩端，暗藏野心。盡管如此，多數(shù)明末將領的親兵中就有這類“馬弁”，往往構成明軍精銳。
不到十年，哱拜升任花馬池的守備，此地靠近邊陲重鎮(zhèn)寧夏。明朝隨后授予哱拜一系列晉升和賞賜，有大臣開始抱怨哱拜及其子和黨羽滋生事端，難以駕馭?；蚴且驗樾湃螁\拜，或是擔心激怒哱拜，張居正對這些抗議置之不理。萬歷帝聽從了張居正的建議，拒絕懲罰蒙古人。重結果而輕訾議，這是萬歷帝一貫的作風。
1589年，哱拜升任寧夏副總兵，其子哱承恩也“兇猛好戰(zhàn)”，承襲了乃父舊職。此時，哱拜據(jù)說有多達三千名“蒼頭軍”，他打算致仕，將軍職傳給其子。但寧夏巡撫黨馨反對，擔心哱拜“尾大不掉”，對邊境安全形成緊迫的威脅。接下來三年中，黨馨和哱拜在西北軍政和戰(zhàn)事等方面沖突不斷，尤其是黨馨拒絕為哱拜所部發(fā)放冬衣和糧餉，認為此輩是私兵，不能由朝廷支餉。哱承恩因私通官員妻妾，遭黨馨當眾鞭責，黨馨還下令逮捕從西征歸來的哱拜部眾，局勢更加惡化。
意外的是，盡管哱拜一黨惡名昭彰，他和部下卻忍辱不發(fā)，反而按照正常程序向朝廷伸冤，甚至上書羅列黨馨罪狀。此舉只能激怒黨馨，讓關系更加不可收拾。結果，1592年春，哱拜卷入了漢人軍官劉東旸策劃的寧夏鎮(zhèn)兵叛亂（不過，哱拜及其子通常被視為主謀，或因他們是蒙古人）。叛軍殺害了巡撫黨馨和副使石繼芳，燒毀城內官署，迅速占領了河西四十七堡等地。叛軍威脅朝廷交出當?shù)乇鴻?，不然將同河套蒙古部?lián)手犯邊。
1592年4月19日，陜西一名監(jiān)察官員向朝廷報告了叛亂，報告稱陜西全省陷入騷動，唯有一軍官（駐守平虜城的寧夏參將蕭如薰）堅守抵抗叛軍。萬歷帝知曉事態(tài)嚴重，當即召見兵部尚書石星（？-1597）。他們決定迅速平息叛亂，以免滋擾西北全境。明廷下詔，自宣大和山西調撥7000名精兵星夜馳援。萬歷帝還向兵變中遇害的官員家屬表示慰問。繼而，萬歷帝選拔了不少文武官員，授予便宜行事之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邊軍名將麻貴，麾下兵強馬壯。
同時，三邊總督魏學曾是一位有同游牧部落作戰(zhàn)經(jīng)驗的文官，被萬歷帝委以全權，他奉命按常規(guī)策略，捕獲亂首，驅散余黨。魏學曾迅速行動，派遣諸將占領當?shù)氐年P鍵據(jù)點，確保叛軍無法在黃河南岸立足。在不到數(shù)周時間內，明軍重新奪回了邊堡，叛軍僅占據(jù)寧夏。蕭如薰還設下伏兵，射死了哱拜之子哱云。
盡管明軍初戰(zhàn)告捷，但魏學曾卻訴苦說，自己缺乏平定叛亂的物資和人力，只好采取守勢，皇帝和朝中主戰(zhàn)大臣對此深表不滿。魏學曾雖有勞效，朝中許多官員卻對他能否平亂表示懷疑。在一次朝議上，萬歷君臣決定在局勢惡化前增派兵力。魏學曾考慮到寧夏鎮(zhèn)城內百姓的安全，繼續(xù)主張招撫。浙江道御史梅國楨激烈反對魏學曾。梅國楨進士出身，但和許多同時代人相似，他也頗有尚武之風，據(jù)說少時擅長弓馬。
接下來6周時間，明軍肅清了寧夏鎮(zhèn)城外圍，但無法將叛軍逐出，同時，明軍還不斷遭到小股蒙古騎兵的騷擾。朝堂之上，官員們激烈爭論平亂之策，以及如何應對蒙古大舉進犯的威脅。農(nóng)歷四月，明軍集結攻城，擊潰了一支約有3000人、配備了炮車和火炮的叛軍，奪回了約100輛炮車，并將眾多叛軍驅入湖中淹死。數(shù)名明軍將領追敵至鎮(zhèn)城北門，但后繼乏援，損失慘重。
受到這場勝仗的鼓舞，叛軍催促蒙古部酋襲擊附近城市，切斷明軍的補給。魏學曾被迫撤軍，卻發(fā)現(xiàn)明軍陷入敵軍包圍。眾臣僚繼續(xù)抨擊魏學曾平叛不力。梅國楨率先上奏：“思督臣魏學曾邊事浩繁，不得專于討賊。必得名將以專其任。時雖豪杰如云，而各有鎮(zhèn)守。”他還補充說，陛下應斷自宸衷，“兵機所在，關系重大，惟陛下自以疑信，決其用舍”。
梅國楨建議任命當時的寧遠伯李成梁為寧夏提督，因為他久經(jīng)戰(zhàn)陣，尤其有與蒙古部作戰(zhàn)的經(jīng)驗，且紀律嚴明。其子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皆為名將。幼子李如樟、李如梅，以及侄子李如梧，皆有軍功。李家在北疆威重一時。梅國楨希望借助李家將的威名，震懾叛軍，正如古兵法的攻心之計。
這個提議很快引發(fā)了爭論。李氏父子近來在朝野樹敵頗多，因為他們盤踞遼東，還蔑棄儒家禮教。張居正倒臺后，李氏父子也受到牽連。何況，提督之職向來是文官巡撫的副銜，兼提督便可臨時而全權處理嚴重的軍事威脅。兵科給事中王德完反對委付李成梁，李成梁不僅遙居遼東，且已離任，起用他不合法度。其他官員認為，李氏父子狼子野心，不可擔負平叛重任。
對此，梅國楨一一反駁，以為“拒虎進狼”有時也是必要之舉。他補充，正是李氏父子的猛悍才能獲勝。他還指出，授予李氏父子權力只是暫時的。梅國楨在奏疏末了懇求萬歷帝：“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勿疑。”其他一些官員也為李氏父子擔保。萬歷帝反復權衡，決心以平叛為重，委任李成梁為提督，梅國楨隨同出任寧夏監(jiān)軍御史。不過，李成梁年事已高（66歲），同時日本入侵朝鮮的消息傳來，朝廷需要他坐鎮(zhèn)遼東，最終未能成行。其長子李如松繼任提督陜西討逆軍務總兵官，負責平叛。有明一代，武臣為提督自此始。
萬歷帝甚至打算御駕親征。他當然未能成行，卻在京師始終對平叛保持關注，發(fā)出新的諭旨，鼓勵自告奮勇者勠力平叛，同時敦促援兵火速馳援。其中一名自薦前往平叛的官員，是右副都御史葉夢熊。他響應萬歷帝號召文武干臣協(xié)助平叛的號召，上書自請赴寧夏平叛。
7月14日，葉夢熊率領400余輛炮車，連同一支西南苗軍抵達寧夏附近的靈州。圍城的明軍一分為五，每軍各守一門，麻貴則率軍游擊，抓捕逃卒，震懾敵援。葉夢熊抵達兩周后，哱拜率軍自北門殺出，與麻貴軍交戰(zhàn)。雙方損失頗重，明軍最終用猛烈的炮火將叛軍逼回城中。此前，叛軍邀結蒙古盟軍襲擊明軍后方，蒙古部拒絕了。
圍城持續(xù)一夏，李如松攜梅國楨于7月底抵達，梅國楨抱怨補給嚴重不足。不久，李、梅二人部署猛烈的炮火轟擊城墻，但未見成效。8月2日，李如松之弟李如樟嘗試攀城而上，但被擊退。次日，游擊龔子敬率苗軍攻南門，李如松欲攀城，但所部被矢石擊退。當晚，明軍夜襲失利，叛軍開始處決俘虜作為報復。此時，城內糧草開始短缺，居民開始因傷病和饑餓而死亡。數(shù)日后，一名叛將嘗試媾和。
就在此時，明朝獲悉日本入侵朝鮮，攻占半島大部。魏學曾主張以官銜收買蒙古部，避免寧夏戰(zhàn)事拖延不決，讓萬歷帝倍感失望?；实劾^續(xù)申飭魏學曾，指責他總是偏信懦愚之輩，招撫之策是大辱。隨后，萬歷批準了石星提出的策略，筑堤圍城，若叛軍不降，就利用30多里外湖泊和河流的水將城池淹沒。到了8月下旬，明軍已決水灌城，萬歷帝也對魏學曾的招撫路線徹底失去了耐心。魏學曾遭彈劾，著錦衣衛(wèi)（皇家秘密警察）逮系回京。
葉夢熊代行平叛之責，他也被賜予“上方劍”。葉夢熊頗為勝任此職，他在1562年撰寫了一篇兵論《運籌綱目》，詳細討論了火攻水戰(zhàn)，參考了歷史上著名的戰(zhàn)例。他指出：
愚按：水可以浸灌，可以漂流，可以陷溺，可以圜圍，可以濟渴。故古之善用兵者，多借水勢以立奇功。昧者必用船舫方謂水戰(zhàn)，不知能得其意，備其物，乘其機，則攻戰(zhàn)奇策無出于此，何俟船舫哉？
罷黜魏學曾，與朝鮮局勢的變化不無關系。8月下旬，首批入朝的明軍在平壤被殲3000余人，明朝顯然不得不進一步干預，以防日軍侵入中國。就在李如松部在寧夏周邊筑堤時，邊境告急：日軍已渡大同江，在鴨綠江畔義州避難的朝鮮國王宣祖（李昖）正打算舉朝投奔遼東。萬歷帝讓宣祖堅守，以待明廷決定派兵多少支援朝鮮。1592年9月，萬歷帝任命宋應昌（1530-1606）為朝鮮經(jīng)略。不過，明朝清楚，寧夏之叛必須首先平定，本來鎮(zhèn)守遼東的李如松部就能東歸。
8月，葉夢熊任命一名將領負責決水灌城。23日，大堤環(huán)城，據(jù)說長達1700丈。夜半，哱拜派義子再度出城求援，遭李如松伏擊，義子及其所部29人皆死。叛軍還試圖招攬蒙古領主卜失兔（Bushugtu），送去了黃金和官服。李如松則派麻貴、董一元進攻卜失兔，另遣別將把守東面的沙湃口。盡管明軍稍有失利，還是擊退了蒙古人。
9月6日，城外水深八九尺。當夜，叛軍首領乘小船出城，企圖決堤，被明軍擊退。有俘虜透露，城內岌岌可危，軍官食馬肉，百姓剝樹皮為食，死者相枕。次日，城東南的大堤崩塌百余丈。負責該段的軍官被斬首，叛軍再次乘船突圍未果。城內饑民開始乞求叛軍投降。9月17日，梅國楨呼吁叛軍開城，讓明軍拯救饑民，未得到回應。五天后，叛軍圖謀從城墻上發(fā)炮突圍。
9月25日，蒙古領主著力兔（Jorightu）揚言率18000騎來援，遭遇李如松等部阻擊。蒙古人掠城北，攻張亮堡周邊，雙方激戰(zhàn)自曉至午。李如松、麻貴率明軍反擊，包抄敵軍。此戰(zhàn)，明軍共殺虜敵軍120名，獲馬駝若干。更重要的是，叛軍此時已知外援斷絕，城外水位漸升，士氣日落。10月12日，大水沖塌北墻，明軍用繩索和梯子登上了南墻。
眼見明軍破城，哱承恩絕望乞命。明軍離間幸存的叛軍領袖，假意赦免，令他們自相殘殺。明軍將領趁機率部隊登城。城北城樓火起，然而哱氏子弟仍未被捕。次日清晨，哱承恩向楊文投降，哱拜在被捕前自焚。明軍最終找到了他的尸體并斬首，并活捉了其余叛軍領袖。當年冬，萬歷帝在紫禁城午門慶祝大捷。哱拜和哱承恩被斬首，其他叛亂領袖被斬首。寧夏之役終。
凱旋的將帥獲得了封賞，李如松晉升為都督，蕭如薰晉升都督同知，蔭一子錦衣衛(wèi)指揮僉事世襲，葉夢熊授右都御史，蔭一子錦衣衛(wèi)千戶世襲。眾多將士奉命趕赴朝鮮，包括李如松，他出任東征提督，討伐日軍。萬歷帝后來釋放了魏學曾，恢復了官職，他在家郁郁而終。
不妨以寧夏之圍為例，審視一番當時明軍的戰(zhàn)術和實力。有人抨擊平叛之戰(zhàn)曠日持久，不過，明軍其實較為迅速地克復了叛軍攻占的周邊堡壘。寧夏鎮(zhèn)城本身屬于設防要塞，居民多達300000，受到30000余名叛軍挾制。鎮(zhèn)城城墻厚約20英尺，高39英尺。哱拜及其黨羽是當?shù)氐母呒壩涔伲瑪?shù)十年來頗有勞效，所以比典型的農(nóng)民起義更善于煽動和延續(xù)兵變。無論蒙古人是否真心支持叛軍，他們畢竟投入了數(shù)以萬計的騎兵，李如松不得不加以重視。明軍一邊調遣四萬余人的大軍圍攻鎮(zhèn)城，筑堤灌水，一邊派出人數(shù)可觀的部隊震懾蒙古部，切斷叛軍補給，截獲通信，遂行這些戰(zhàn)斗任務絕非易事。
批評者還強調，明軍飽受武器短缺、補給困難的折磨。后勤問題確實存在，但最終都得到了解決。最后，官軍集中了數(shù)百門炮來進攻鎮(zhèn)城，甚至臨時建造了船舶，在城外的湖泊發(fā)動水戰(zhàn)。有些后勤困難是明朝制度的分權特征造成的，這種制度將補給之責下放給地方官。由于叛亂蔓延迅速，人員和物資皆需時間方能就緒，由于作戰(zhàn)對象是遙遠的邊鎮(zhèn)，情況變得更為復雜。此外，官軍還都調自其他遠方邊鎮(zhèn)。不過，一旦大軍抵達，明軍將領便有效地運用火器、招撫、游擊（對付蒙古部）和水攻，最終獲得了勝利。明軍將士展現(xiàn)了勇氣和智慧，許多人獲得了寶貴的軍事經(jīng)驗，這將對他們第二年在平壤作戰(zhàn)大有裨益。
“三大征”的第二大征是平定西南播州苗人土司楊應龍之亂，此役耗時最長。這個軍事問題，自1587年以來就一直困擾著明朝，直到朝鮮之戰(zhàn)后才獲徹底解決。播州楊氏自唐代以來就是當?shù)氐氖酪u土司，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時期首次授予楊氏播州宣慰使之職。楊氏家族并非本地人，然而，數(shù)百年來，楊氏與當?shù)赝寥瞬粩嗤ɑ楹徒煌?，逐漸同化于苗人。
有明一代，播州必須每三年進貢2500石（200噸）木材和軍需，包括馬匹。時移世易，朝廷的需索可能越來越重，有人認為，播州之亂正源于此。楊應龍在隆慶年間承襲父職，起初代表明朝同土人和蕃人作戰(zhàn)，聲威頗著。與北邊的哱拜一樣，楊應龍不斷展現(xiàn)軍事才干，每戰(zhàn)必躬擐甲胄，犯冒鋒刃，還為公共工程和宮殿營造獻上良木美材，討好朝廷。
盡管有跡象顯示，楊應龍是潛在的威脅，并且他與其他地方豪強早有沖突，明朝仍一心獎賞那些有實際勞效的邊軍將領。結果，楊應龍獲賜黃金和飛魚服，并被提升為都指揮使（正三品）。現(xiàn)存史料揭示，上述獎賞并未饜足楊應龍日益增長的野心。據(jù)說，楊應龍生性殘暴好殺。他認為大多數(shù)官軍不堪一擊。明朝向來依賴招募土兵鎮(zhèn)壓西南叛亂，楊應龍由此更加輕蔑朝廷，目無法紀。他擅用閹宦，劫掠婦女以充“宮女”，儼然一方土皇帝。
尚不清楚，如果楊應龍只是被指控傲慢無禮、僭越儀制，明朝會不會對他下手，這當然有可能。但是，這些情節(jié)也可能是史官添油加醋的結果，顯示楊應龍無惡不作。不管怎樣，楊應龍卷入了一系列本地權力斗爭，只好同當?shù)啬切┰鲪簼h人侵逼的苗人同氣連枝。起初，朝廷對平定播州的請求置之不理，認為播州僻處一隅，無暇顧及。甚至后來指揮平叛的山東巡撫李化龍（？-1612）也抱怨，自己暫無暇深入察訪，認為應該允許楊氏戴罪立功。然而，朝廷已經(jīng)考慮改土歸流，下令兵部勘問并提出建議。
幾經(jīng)交涉，楊應龍赴渝受審，結果卻被判處斬首，這出乎許多人意料。楊應龍?zhí)嶙h以巨額罰金贖罪，并自愿率軍5000遠赴朝鮮征倭，由此獲得減刑。不過，楊應龍欺騙了朝廷，一經(jīng)釋放，他就逃入山寨，再舉叛旗，劫掠近旁州縣。1595年，楊應龍再度聽勘，結果又逃脫了死罪。明朝令其子楊朝棟世襲父職，另一子楊可棟留重慶充當人質，確保楊應龍恭順。萬歷帝認為，播州已經(jīng)無憂，提拔并獎賞了負責招撫楊氏的官員，轉身應對朝鮮局勢。然而，不到一年，楊應龍故態(tài)復萌，襲掠鄰近省份，自稱播州皇帝。往后三年，楊氏和他麾下十萬余名苗人橫行無忌，當?shù)伢@擾不堪。當時萬歷帝正集中精力應對日本威脅，只好暫時安撫叛苗。1599年初，萬歷帝才終于著手平叛。
此時，萬歷帝補充任命了一批官員，并批準對楊應龍進行反擊。明軍出師不利，萬歷帝只好委派當時的名臣郭子章（1543-1618）出任四川巡撫。李化龍晉升兵部侍郎，總督四川、湖廣、貴州三地軍務。萬歷帝還下令，經(jīng)歷了朝鮮之役的能征善戰(zhàn)的將領紛紛火速馳援四川。1599年7月，李化龍抵蜀，著手從各方調集軍隊，籌措軍餉。這一年接下來的時間，明軍持續(xù)展開戰(zhàn)斗，叛軍一度占據(jù)上風，還襲擊了重慶、成都等要地。萬歷帝只好親自過問，將幾名文官革職為民，并賜李化龍“上方劍”。
李化龍久練邊務，官聲斐然，擅長和衷文武同僚。受命赴蜀前，他曾在遼東與李如梅密切合作。他和郭子章齊心協(xié)力，調遣漢軍和土兵，在楊應龍盤踞之地周邊部署防御。李化龍運籌帷幄，不斷奏請兵部增派兵力和補給，同時對兵器、裝備和糧餉精打細算。他迫切希望委派更多久經(jīng)戰(zhàn)陣之將趕赴前線，抱怨“川省不但無兵，亦無一知兵之人”。李化龍盡心竭力，陸續(xù)下令地方官府組建土兵團練，并嚴令當?shù)匾磺斜R恪守軍紀，切勿擾民。
萬歷帝下詔兵部征兵陜西、甘肅、延綏、浙江，平息叛亂。他還下旨昭告楊應龍的叛亂及其罪孽。在詔書中，萬歷帝譴責楊應龍悖逆天道，忘恩負義，羅列了他的全部罪狀。萬歷帝譴責楊應龍及其黨羽是造成100000人死亡的罪魁禍首，威脅要調遣天下兵馬500000平叛。如今楊應龍的暴行已昭告天下，連累楊氏祖宗也香火斷絕。萬歷帝還警告楊氏家族及其黨羽，他們會因為參與卑劣的叛亂而玉石俱焚。若能捕斬楊應龍及其親信，反叛苗人或有一線生機。萬歷帝警告其他協(xié)助楊應龍的人，楊應龍毫無信義，隨時可能反戈一擊。萬歷帝指出，畢竟，楊應龍將他們所有的土地都視為己有，不吝犧牲他們中的任何人來自保。萬歷帝申誡臣民，一人造反，九族皆誅。最后，萬歷帝勸誘：“你們若殺了他的，還做宣慰，天大富貴只在眼前，為福為禍，在你自取?！?/p>
1599年10月，朝廷命李化龍趕赴重慶，調集四川、湖廣、貴州的大軍。萬歷帝還與當?shù)赝了菊勁?，敦促他們協(xié)助平叛。與楊應龍有世交的名將劉綎從朝鮮歸國后，被請至李化龍的府邸，李化龍曉之以忠義。劉綎的到來令明軍士氣大振，因為劉綎及其父鎮(zhèn)守西南邊陲數(shù)十年。正如李化龍所言：“閭閻細民，無不知有劉大刀者?！眲⒔柊l(fā)誓為大明盡心竭力，對楊應龍“愿食其肉，寢其皮”。
1599年底至1600年正月，叛軍與官軍之間小規(guī)模沖突不斷，官軍源源不斷從各地集結。萬歷帝對選將調兵的影響顯而易見。他親自簡拔了眾多文武官員，又在朝官猜忌這些官員平叛期間活動的時候保護他們（如劉綎被指控行賄）。據(jù)說，明軍總兵力最終達到24萬余人，包括來自各地的軍隊以及在朝鮮俘虜?shù)慕蒂痢?月下旬，李化龍在重慶進行了戰(zhàn)前動員，頒給各總兵和監(jiān)軍令劍和便宜行事之全權。
1600年3月1日，明軍兵分八路展開進攻。諸軍于山林莽谷間與叛軍苦戰(zhàn)四月之久，最終圍困楊應龍于海龍囤。楊應龍自焚，叛亂平定。明朝官方記錄顯示，明軍斬殺叛軍22687人，俘叛軍及脅從1124人，虜平民5539人，招撫苗民126211人，釋俘1614人，繳獲牲畜767頭和兵器4444件。萬歷帝宣告勝利實屬天佑，蠲免了叛亂波及地區(qū)的賦稅。1601年1月，萬歷帝舉行了獻俘禮，磔楊朝棟等人于市。
以平定播州為標志，明朝在相距遙遠的三方邊境上同時擊敗了三大強敵，不妨認為正在經(jīng)歷中興。盡管萬歷帝在其他領域失敗了，卻完全有理由為自己在16世紀90年代取得的軍事成就感到自豪。的確，在播州之亂后十年中，明朝繼續(xù)開展軍事行動，并取得了相當?shù)某删停绕涫窃谖髂?，楊應龍之亂引發(fā)眾多小規(guī)模叛亂先后平息，有利于漢人進一步開拓邊地。同樣，麻貴等人也繼續(xù)維持北邊安定。
盡管萬歷朝內外飽受黨爭之患，皇帝仍然庇護著他青睞的武官。但是，隨著這些人相繼謝世，除了滿人的威脅，軍務不復迫在眉睫，萬歷帝甚至對嚴懲那些挑釁他的人也失去了興趣。朝鮮一戰(zhàn)，他稍有振作，因為有眾多愛將參與了這場戰(zhàn)爭，包括楊鎬、劉綎和李如柏。在李如柏自殺后，萬歷帝還于1619年命其弟李如楨襲鎮(zhèn)遼總兵官，表明他始終垂青李家。此時，明朝16世紀末的軍事輝煌顯然已成往事。明朝的官僚機構不僅沒有同舟共濟，再鑄輝煌，反而日益分裂，無人再能和衷勾心斗角的黨派。
（本文摘自石康著《龍頭蛇尾：明代中國與第一次東亞大戰(zhàn)1592-1598》，周思成譯，理想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3年12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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