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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思想學說、社會實踐與時代脈動

《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增訂本),劉復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5月版,360頁,66.00元

《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增訂本),劉復生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5月版,360頁,66.00元


蒙文通先生嘗引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之語論治史之法曰:“觀史亦然,須能從波瀾壯闊處著眼”,“須能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的發(fā)展說個大概”。能否找準歷史發(fā)展的關鍵變化節(jié)點,直接決定著史家能否對歷史演進過程形成深入理解。另一方面,在歷史的轉(zhuǎn)折點上,諸多事物往往都會發(fā)生復雜的變化,給人以眼花繚亂之感。故即便史家找到了 “波瀾壯闊處”,也還必須從中提取出真正重要的關鍵因素,才能把歷史的變化論述清楚,這也正如蒙文通所說的:“要敢抓、能抓大問題、中心問題,不要去搞那些枝枝節(jié)節(jié)無關大體的東西,謹防誤入洄水沱。”(蒙默編《蒙文通學記·治學雜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6年出版,第1頁)

怎樣通過對“大問題”的剖析來把握“歷史的波瀾壯闊處”?劉復生教授所著《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增訂本),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范例。本書以著者的博士論文為基礎,吸收了近年來相關領域的研究成果,由北宋儒學摒棄注疏之學,重視義理探究,排斥“異端”之說,力求復興周孔之道的新氣象入手,對十世紀前后中國社會文化各層面進行了細致深入的分析,給人頗多啟發(fā)。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而這次社會變遷,與思想文化領域的演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以思想文化為切入點,可以令我們對社會的脈動形成真切的體認,這是大多數(shù)治史者的共識。但正因為如此,關于唐宋思想文化演變問題的討論,也一直是歷史研究中的“顯學”,中外學者積累的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如何能夠在這樣一個大家耳熟能詳?shù)膯栴}上提出與眾不同的看法,非??简炑芯空叩哪芰?。

諸多論者在如何界定“宋學”,如何看待“宋學”“道學”“理學”的關系等問題上,一直持有不同見解。但整體上,研究者往往傾向于采用“內(nèi)在理路”的研究方法,從學理的角度分析宋代不同時期、各家學說的演變,“心”“性”“道”“理”等名詞概念,通常是分析的重點。即便是強調(diào)宋儒“內(nèi)圣外王”特點的學者,往往也自覺不自覺地將研究的落腳點放到“內(nèi)圣”一側(cè)。本書與上述研究有所不同,作者固然也對宋儒的種種學術理論有所討論,但真正關注的,“不僅是治學方法和思想理念的更新,更在于新儒學思想在社會、政治、文化層面各領域的實踐”(前言,11-12頁),指出“新儒學所強調(diào)的,不僅是從學理上而言,更強調(diào)用之于社會,有所作為”(286頁)。作者的研究旨趣,直觀地體現(xiàn)在本書的章節(jié)安排上。一般而言,討論類似主題的作品,或者以時間為線索,將思想學術發(fā)展史分為若干階段,漸次分析各階段的特點以及彼此間的起承轉(zhuǎn)合;或者以各學術流派為著眼點,針對各家學說作“學案”式的論述。本書則不然,除開頭結(jié)尾外,正文各章分別從反佛老運動、古文運動、史學更新、政治改革、興學運動、科舉改革等方面入手,剖析上述各個領域與儒學演進的互動,極具特色。尤其是政治改革、興學運動、科舉改革三項因素,在其他同類著作中往往被一筆帶過,而在本書中卻用了三章的篇幅予以詳細論述。很明顯,本書絕非就儒學而談儒學,而是側(cè)重于用“社會”的視角來對北宋儒學進行考察。

事實上,儒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帶有非常濃厚的“經(jīng)世”色彩,以改造社會為己任。北宋中期的儒學代表人物,也均非常強調(diào)“致用”,如歐陽修“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于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為治宋史者所熟知。之所以近代已降,論者越來越傾向于以“內(nèi)在理路”的方式來討論宋代儒學,主要原因大體有二:一是宋代學術發(fā)展到南宋,諸家中以理學為最盛,而理學重在討論心、性等“內(nèi)在”話題(實則朱熹等理學家亦未嘗放棄對外在事功的追求)。后世論者以“倒放電影”的眼光觀察宋代學術,難免認為整個宋學就是“內(nèi)圣”之學。二是受自西方傳入的學科體系影響,自覺不自覺地將儒學歸并到“哲學”這一大類中,復以西方哲學的分析框架來研究儒學,結(jié)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失真。本書著重強調(diào)北宋儒學“用之于社會”的面相,不僅有助于讀者更為準確地認識宋代思想學術,亦可以為后來者提供研究思路上的借鑒,使之能擺脫一些似是而非的先入之見的困擾,更全面地重現(xiàn)歷史的本來面目。

利用社會視角,在宏觀層面上,本書不再將儒學復興運動僅僅視為少數(shù)精英文人,或者道學士大夫書齋中的純學理討論,而是揭示出這是一場遍及各個領域,涉及眾多社會成員的變革,為讀者描繪出一幅波瀾壯闊的時代畫卷。在微觀層面上,對于北宋儒學復興所產(chǎn)生的種種效能,亦能形成更為透徹、確切的分析。例如,思想史研究者多曾指出北宋新儒對佛老二教有所批判,掀起了反佛老運動的高潮,然宋儒反佛老,究竟有無實際成效?論者往往就沒有深究。本書在第二章中,結(jié)合各種史料,指出從仁宗朝開始,宋廷逐漸對佛老二教進行廣泛限制,使得僧道人數(shù)有了較大幅度的縮減。同時,不同于北宋前期群臣附和君主崇祀佛老,自仁宗朝開始,宮廷的崇祀活動始終受到朝廷重臣的反對。仁宗一朝,恰是北宋儒學復興運動走向高潮的時期,由此可見,宋儒的反佛老主張并沒有只停留在言論上,確實取得了不小成果。

從社會實踐的角度考察北宋儒學,不僅有助于對其社會價值形成更好的把握,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義理。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曾引孔子之言曰:“我欲載之以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笨梢娙寮易砸婚_始就有“因事明理”的傳統(tǒng)。而最能“深切著明”闡釋義理之“事”,莫過于各項制度。本書對于北宋諸儒在學校、科舉等制度層面的創(chuàng)獲,多有涉獵。通過梳理北宋儒士革新制度的舉措,宋代儒學一些深層次的要素也得到了呈現(xiàn)。例如在第七章中,作者論述了神宗、哲宗兩朝王安石、司馬光等對貢舉制度的調(diào)整。指出不同于飽受非議的經(jīng)濟改革,王安石的貢舉改革卻得到了大多數(shù)朝臣的認可。尤其是王安石以貢舉考試來實現(xiàn)“道德一于上而習俗成于下”的主張,當世諸家多無異議,表明“一道德”是儒學復興運動共同的內(nèi)在要求。這就將思想史與制度史結(jié)合在了一起,借助具體的制度,形象地揭示出了思想學術的神髓。

進而言之,儒學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內(nèi)在矛盾、缺陷,往往也是在其所推動的社會實踐中得到充分暴露的。如本書第六章所述,恢復古代“鄉(xiāng)舉里選”和“士由學校”的教育制度、選官制度,一直是北宋儒學復興運動所致力追求的重要目標。從真、仁之際開始,即先后有孫何、趙師民、宋祁等人對“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于鄉(xiāng)里”的現(xiàn)象加以抨擊。此后,歐陽修、王安石、呂公著等,更是不斷呼吁朝廷取人“必于鄉(xiāng)黨,必于庠序”,甚至明確提出應該盡罷科舉而使士大夫皆出于學校。但從北宋中期已降的幾次學校制度改革來看,慶歷興學,并未能實現(xiàn)“士由學?!?,熙寧時期開始推行的三舍法,雖有一定的成效,甚至在北宋晚期還短暫地取代過科舉,但最終亦未能成為選官制度的主流??梢哉f,北宋新儒“取士皆本于學?!崩砟?,未能真正得到落實。對于這一現(xiàn)象的觀察,體現(xiàn)出作者敏銳的眼光。

儒學一貫以理想化的上古時代為自己的崇奉對象,同時又因其經(jīng)世致用的價值取向而始終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主義色彩,兩者之間,存在著張力。至北宋中期,隨著對儒學義理的探究日益深入,宋儒“回向三代”的理念,以及經(jīng)世致用的意愿均愈發(fā)突出,儒學內(nèi)部的“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張力也隨之有所增強。正是在這種張力的影響下,北宋儒士會在一些重要領域的革新活動中反復搖擺,進進退退。揭示北宋儒士為恢復“取士皆本于學?!彼鞯呐?,以及所受到的挫折,正可以令我們更加真切地體認儒學內(nèi)部固有的矛盾,若僅就儒者言說立論,反不容易給人以深刻印象。

總之,本書在研究視角上,頗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或?qū)W術史,而是貫通了思想與社會,可稱為是“思想取徑的社會史”。當下各專門史領域的研究者,都在嘗試打破既有的學科界限,以“科際整合”的方式來對歷史問題進行重新審視。

本書還很好地兼顧了“共時性”與“歷時性”研究。中國傳統(tǒng)史學家,即十分注重“通鑒學”與“正史學”的彼此互補。近代已降,不少學者更明確提出在史學研究中,“共時”與“歷時”不可偏廢,如蒙文通言:“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又要看到其學脈淵源?!保ā睹晌耐▽W記·治學雜語》,28頁)本書在勾勒北宋儒學的“時代精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作者從北宋中期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中,歸納出重視義理、排除異端、追求致用這三項儒學復興思潮的核心要素。在總結(jié)這些要素時,作者沒有拘泥于某一特定領域,而是從經(jīng)學、史學、文學、政治革新、制度改革等多方面進行了綜合考察,也沒有局限于某特定學派,而是對所有北宋儒學流派作了全面剖析,故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的確能反映出時代的精神內(nèi)核,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本書不僅注意總結(jié)、歸納北宋儒學各家的相同、相似之處,也強調(diào)諸家的學說對立、沖突的一面。例如在第三章中,指出在對“文”“道”兩個概念以及文道關系的認識上,以及在對“文”如何為經(jīng)世教化服務上,“新儒們的觀點卻是存在著很大差別的”(99頁),并詳細論述了柳開、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在相關問題上的不同見解。又如在第五章中,指出王安石與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等在對“先王之道”的理解上存在不小分歧(180-185頁),皆為顯例。透過這些對立、沖突,往往又可見深層次的相通之處,例如宋儒在文道問題上的分歧雖然尖銳,但從整體上看,共同促成了儒家文學政教中心論的復蘇(97-105頁)。

對于北宋儒學的“學脈淵源”,作者亦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本書雖以“北宋中期”為題,實則在每一章中,作者都是自中唐講起,漸次推演至北宋中期,帶有較為濃厚的“長時段”研究特色。而且在本書中,中唐至北宋中期的儒學復興,是由中唐-晚唐五代-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多個環(huán)節(jié)構(gòu)成的動態(tài)過程,各個環(huán)節(jié)彼此銜接,卻又各有特點,整個過程并非直線演進,而是有曲折、有反復。這樣的論述,十分貼近歷史真實,讓讀者對儒學復興運動的來龍去脈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北宋新儒學到底有哪些創(chuàng)新,以及這些創(chuàng)新究竟是如何取得的。

附帶指出,“唐宋變革論”在中國史學研究中一度產(chǎn)生過不小影響。中國學者大多將這一學說視為是自日本傳入的舶來品,在承認其學術價值之余,也對其能否確切闡釋中國歷史漸有質(zhì)疑,近年來更有是否應“走出唐宋變革論”的討論。本書研究的正是中唐至北宋中期這一變革期的社會文化演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納入“唐宋變革論”的框架中。而從本書的第一章可以看出,作者對唐宋之際社會變遷的認識,基本不是借鑒于海外學者,而是承襲自蒙文通、劉咸炘、吳天墀等本土史家。在具體觀點方面,本書強調(diào)生產(chǎn)關系變化的重要性,關注儒學思想在各社會領域中所發(fā)揮的推動作用,亦頗不同于以“君主獨裁制的成立”為立論根基的日方看法。這提示我們,“唐宋變革論”未可純以外來學說視之,對于本土自生的“唐宋變革論”學術資源及其價值,有必要予以更為充分的重視和挖掘。

本書在內(nèi)容上,或有可以補充之處。唐宋之際的諸多社會變化中,土地制度的變化,無疑相當引人矚目。以國家統(tǒng)一授田為特征的中古田制崩潰之后,土地自由買賣日漸活躍,發(fā)展到北宋,終于形成了“不抑兼并”的新國策。這一國策的推行,又刺激了土地兼并,加劇了貧富分化,與儒學“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背道而馳。北宋諸儒多對當時的田制有所批評,甚至有恢復“井田”的呼吁,但在實踐層面,受限于社會現(xiàn)實,無法真正將理想付諸實施。若能就此展開剖析,分析儒學復興運動與土地制度之間的互動關系,當能使我們對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革形成更為全面深入的認識。作者在相關問題上曾發(fā)表過論文,然或許是受限于篇幅,未在本書中進行討論,令人略感遺憾。

在某些重要問題的論述上,本書稍嫌語焉不詳。例如在第八章中,作者指出,以二程為代表的理學是儒學復興運動的產(chǎn)物,是“新儒中的新儒”。但“新儒中的新儒”并不專此理學一家,王安石的新學和蘇氏的蜀學,都有各自的學術體系和特色,都可被視為新儒中的新儒。作者進而指出,新學和蜀學在北宋中后期的社會影響力并不在理學之下,甚至猶有過之。這是極有見地的看法。但是讀者也不免會產(chǎn)生疑惑:既然北宋中后期出現(xiàn)了不止一家“新儒中的新儒”,既然新學、蜀學兩派最初的地位并不低于理學,何以發(fā)展到后世,理學卻成為獨尊?甚至蘇氏蜀學的大本營四川地區(qū),南宋已降也逐漸變?yōu)榱死韺W重鎮(zhèn)。這究竟是外在的政治、社會環(huán)境變遷所致?抑或理學本身就具有某種學理層面的潛在優(yōu)勢,使得其在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演進后,最終能戰(zhàn)勝諸家競爭者?固然本書并不涉及北宋之后的時段,但若能在討論“新儒中的新儒”一節(jié)時稍加闡釋,亦可增進讀者對整個宋代儒學發(fā)展史的認識。

此外,本書的某些觀點或可以再做推敲。例如在第八章中,作者論及元祐時期的“洛蜀朔黨爭”,認為朔、蜀之間相互攻擊較少,而二黨與洛黨之間的沖突較多。且“洛蜀朔之間的黨爭,主要由思想見解的分歧所引發(fā)”,“皆植根于諸儒秉持的學術不同之故”(256-258頁)。實則由《長編》等史料記載來看,當時舊法派的內(nèi)部傾軋狀況比作者所述更為復雜。洛、蜀水火不容,以劉摯為核心的朔黨與蜀黨之間也有激烈沖突,反倒是朔、洛二派系在人員構(gòu)成上有重疊之處。又,當時舊法派的內(nèi)斗之所以發(fā)生,從根本上看仍是源于權力爭奪。諸人攻訐蘇氏兄弟,更多是出自對蜀人坐大的擔憂,朝中對程頤的批評,則隱隱指向其背后的宰相呂公著。將政爭視為思想分歧的產(chǎn)物,未免失之簡單,也多少夸大了思想學術對政治的影響。

上個世紀,陳寅恪曾預言,中國學術的發(fā)展趨勢,必是“宋代學術復興,或曰新宋學之建立是已”。參考本書所描述的宋人推陳出新,光大儒學的歷史,今人或可仔細思量,站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究竟該如何繼往開來,建立自己的全新學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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