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故事》，[新西蘭] 喬安娜·伯克著，王宸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啟書局，2023年11月，450頁，128.00元
故事可以從一位清代才女說起，她叫陳蘊蓮，江蘇江陰人，主要活躍于道光、咸豐年間。作為一名閨秀詩人，關于其生平事跡的描述在《名媛詩話》《閨秀詞鈔》以及《歷代婦女著作考》中均可覓得蹤跡。她本人也著有《信芳閣詩草》，而正是這本詩集不僅向人們展示了她作為一名女性詩人的才華，更讓我們得以窺見她與疾痛磋商、抗爭與共存的生活日常。疾病一直以來都是貫穿整本詩集的一個重要主題，疼痛的經(jīng)驗也時時出現(xiàn)在她的生活日常中。有趣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可以看見疼痛對于陳蘊蓮本人產生了截然不同的意義，她自己對疼痛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一切都與她的生活經(jīng)歷息息相關。
陳蘊蓮與丈夫左晨的婚姻，在最初的一段時間里與其他琴瑟和鳴的夫妻一般，時時唱和，相互切磋。除了詩畫創(chuàng)作，共同的疾痛經(jīng)驗在陳蘊蓮看來也一直是兩人重要的情感紐帶，她甚至稱之為“至樂”。體弱多病的兩人時常受到疼痛的折磨，但對于此時的陳蘊蓮而言，這些折磨并非全然負面。相反，在她的創(chuàng)作中，兩人因病中疼痛而產生的呻吟，恰恰象征著夫妻二人共經(jīng)生死、不可分割的深厚情誼。
然而，陳蘊蓮與左晨的關系隨著時間推移出現(xiàn)了無法彌合的裂痕。丈夫的背信放縱，妻子的憤怒怨懟成了兩人生活的嶄新基調。而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疼痛的意義在這位清代才女認知觀中所產生的巨變。陳蘊蓮曾在一首七言絕句《灼艾》的序中提及困擾她已久的肝疾。（這里的肝疾與現(xiàn)代語境中肝臟的器質性病變不同，主要是肝風、肝氣、肝火的統(tǒng)稱。在清代，肝疾有強烈的情志化和性別化傾向。）每次肝疾的發(fā)作都會令她痛苦不堪，肝氣會進入她的四肢，而這種痛楚甚至會使她的身體難以伸縮。對于這種反復出現(xiàn)的慢性疾病，醫(yī)者往往會建議病患通過灼艾來緩解疼痛。這一方法對于陳蘊蓮本人而言確實有效，她的雙手往往會在灼艾之后漸漸舒展。然而在她與丈夫搖搖欲墜的婚姻關系下，疼痛顯然不再擁有其過去所展現(xiàn)出的正面價值，它成了陳蘊蓮不得不獨自面對的事件。正如她在自序中提到的那樣，她可以為自己的雙手灼艾，但是雙足卻不能。事實上，她并非無法尋找到其他人為她的雙足灼艾，只是沒有人在情感上分擔痛苦，疼痛就不再是她與丈夫的情感紐帶，此時這一事件就顯得令人難以忍受。因而她在詩的最后發(fā)出“可憐分痛又何人”的哀嘆。
陳蘊蓮這段置于中國古代語境的案例向我們揭示了疼痛不可忽略的流動性。在短短十幾年的光景中，疼痛的隱喻在同一個人的認知中完成了從正面到負面的轉換。而這在疼痛的歷史中絕非個例，生理學肉體觀念的變化、外部環(huán)境的發(fā)展和意識形態(tài)的改變都會使人們感知和理解自身世界的方式出現(xiàn)重大的轉變。光啟書局情感史系列最新出版的《疼痛的故事》正是將疼痛置于歷史學家的研究視野中，考察一段橫跨三個多世紀的西方文化史。
疼痛作為“事件類型”
倫敦大學歷史學教授喬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在《疼痛的故事》（The Story of Pain: from prayer to painkillers）一書中并沒有如同一位醫(yī)學家或生物學家一般，著重探討關于疼痛醫(yī)學知識的歷時性變化——雖然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將不難發(fā)現(xiàn)醫(yī)學史依然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時時出現(xiàn)在大多數(shù)的章節(jié)中——她更熱衷于探討的是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起西方語境下詮釋身體體驗的歷史（31頁）。作為光啟情感史系列出版的第二本譯著，它雖然探討著作為“感覺”的疼痛，卻不難尋找到情感史的理論、方法以及結論在該書中的具體實踐和應用。比如在她指出“疼痛可以被視作后天習得的詮釋”（23頁）這一具有啟發(fā)性的論斷時，很難不讓人聯(lián)想到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在《情感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中提出的同樣振聾發(fā)聵的構想，“大部分情感，雖然不是全部，都是習得的結果”；以及在討論到疼痛所創(chuàng)造的團體時，讀者的腦海中或許也會自然而然地浮現(xiàn)芭芭拉·羅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所提出的“情感共同體”的概念。
作為一個先決條件，作者在討論之初就引入了疼痛作為一種“事件類型”，將疼痛事件視作生命故事的一部分。這在概念化疼痛的過程中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可以有效地幫助歷史學家規(guī)避掉一系列的麻煩和認知謬誤。在過去的歷史學研究中，萊瑟姆醫(yī)師對于疼痛的定義是占據(jù)主流的，他認為：
所有人通過自己的感知經(jīng)驗都能明白無誤的事情，無法用語言表達得更清楚。因此，讓我們簡單地將疼痛說成疼痛吧。（第4頁）
這一定義的優(yōu)勢在于中立的態(tài)度使得疼痛被置于歷史語境下的研究變得可能。然而，作者同時也指出，在萊瑟姆醫(yī)師的定義里，疼痛被視作一種實體化的事物，而這恰恰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將疼痛視作一種獨立于身體的實體，其實在歷史語言中并不少見，人們喜歡將疼痛描述成出現(xiàn)在身體中的閃電、武器或是猛獸，肆意攻擊著主體。然而，遺憾的是，賦予疼痛能動性并不能夠使得“人”的主體性得以顯現(xiàn)，事實上正好相反，在一些時候這將使得“人”甚至成為了疼痛的附屬品。將疼痛實體化的問題在于，將對疼痛的隱喻性構想方式，當做對真正存在的實體的描述（第7頁）。在這一背景下，“事件類型”的引入不僅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實體論的陷阱，靈活地認知疼痛，還可以如同許多文化史學家期待的那樣，尋找到作為主體的“人”與“自我”。
當然，將疼痛視為事件類型的優(yōu)勢不僅限于此。它還可以幫助歷史學家更好地認知疼痛的復雜性。事實上，幻肢、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等案例已經(jīng)向我們揭示了將疼痛單純視作“感覺”的路徑并不利于歷史學家更全面地認知疼痛。人們可以在承受巨大創(chuàng)傷的同時只察覺到輕微的疼痛，也可以因為微小的傷害痛不欲生。畢竟，“人體對自己所認定的疼痛事件的感知，也會受到環(huán)境交互的深遠影響”（21頁）。
最后，正如許多西方醫(yī)療社會史學者嘗試跳出身體與心靈的二分法一樣，“事件類型”也是作者所做的相似嘗試。換言之，當我們認知疼痛的時候不再單純地將它區(qū)分為生理疼痛和精神折磨。當疼痛作為事件，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身體與精神緊密相連，難以分割。
隱喻的嬗變：興起與衰退
本書的第二至四章主要圍繞著疼痛的緘默與表達展開。令人驚喜的是，作者并沒有急于處理對疼痛的表達，以及疼痛話語中豐富多樣的隱喻，而是選擇優(yōu)先審視歷史中的無聲，因為人們選擇不表達疼痛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充滿意義的。事實上，疼痛敘述往往并不容易，正如作者所言，交流疼痛本身就是一種疼痛，它甚至還會帶來諸如被污名化、被曲解成對于護理質量不滿或者無法得到預期回應等諸多“傷害性后果”（49頁）。疼痛會令人如同動物或孩子一般尖叫、失控，我們時?？梢钥吹矫枋鎏弁磿r一些動物的隱喻，比如承受著巨大痛苦的人如同蟲子一般蠕動，或是像狗一樣哀嚎。顯而易見，這是將疼痛污名化的一部分。也正因如此人們會有意識地掩飾自己的劇痛，因為對于疼痛的有效控制被視為人們與動物區(qū)分的重要特質。當對于疼痛的表達在文化語境中帶有負面的意義，疼痛中的緘默就順理成章地產生了。
而另一邊，疼痛者表達的語言也有著自己的歷史。一方面人們在表達疼痛時使用的隱喻，比如武器、撕裂、灼燒等等，都會影響著感受疼痛者與其身邊照顧者的行為策略；另一方面，一些隱喻在歷史中出現(xiàn)、傳播、消失，而另一些隱喻則被沿用至今。這些變化顯然并非是自然而然的，它們往往回應著某一時段社會的風氣與變遷。比如作者指出二十世紀起描繪疼痛時越來越突出的戰(zhàn)爭隱喻，不僅是受到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細菌理論的影響，還與英美社會的軍事化息息相關；而十九世紀中期隨著鐵路的鋪開，人們將疼痛描繪成鐵路事故的比率明顯增多。于此同時，在隱喻的使用中性別因素占據(jù)著不容小覷的位置。男性更樂于使用戰(zhàn)爭、鐵路等隱喻來彰顯自己的男性氣質，而女性的疼痛隱喻則往往與家庭相關，比如她們會將疼痛形容成亂糟糟的房間。人們對于隱喻的選擇顯然與他們身處的社會環(huán)境、人際關系以及生活經(jīng)歷息息相關。
在一眾興起后消失的隱喻中，“宗教”是需要被單獨討論的面向。正如本書的英文的副標題“從禱告到止痛藥”顯示的那樣，我們將無法真正了解西方的精神世界而不去討論宗教。而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宗教都在為疼痛提供著一種正面的意象，它遵循著罪惡、凈化和提供指引的基本路徑，教導著疼痛者應該如何回應和行事。在這一語境下，疼痛被合理化和正當化。然而，到了十八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針對主流神學觀念的批評浪潮，賦予疼痛的意義逐漸世俗化，這也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體驗疼痛的方式。而隨著宗教隱喻的衰退，疼痛正面的意象也逐漸減少。
疼痛語言：傳遞和獲取
緊接著作者將視線轉向了臨床，并加入了醫(yī)療從業(yè)者們（包括醫(yī)師、護理人員）的視角，分別討論患者對于疼痛的口頭稱述和姿態(tài)語言的診斷價值。如何辨別疼痛者是否真的疼痛？他們對于疼痛的描述是否具有參考價值？是否越是生動而詳細的描述就意味著患者經(jīng)歷著越致命的疼痛？以及疼痛的程度究竟應該如何被直觀地傳遞和獲取？十八世紀以來，醫(yī)學上對于疼痛者敘述的準確性普遍存在著懷疑，華麗的辭藻和語言的敘述在臨床中越來越被剝奪其意義。對醫(yī)師來說，冗長的疼痛敘述很多時候是在闡述對于診斷毫無幫助的信息；對患者而言，他們避免成為過于詳備的敘述者，因為這有可能意味著他們在裝病、通過夸張引起注意或者是故意惹麻煩。不過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疼痛語言在臨床中的功能性和可靠性又發(fā)生了改變，疼痛問卷的產生使得敘述再一次成為了診斷的重要工具。
相比語言，病患的姿態(tài)表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則普遍被認為可信得多。在第六章中作者試圖向我們揭示曾被視為身體最“自然”的語言，也可能具有高度階段性和歷史復雜性（191頁），畢竟即使是身體語言也并非自然的，它從嬰兒出生的那刻起就是可被習得的。人們可以因為道德、自尊等因素掩飾自己的疼痛，而另一些人也可以因為種種理由假裝疼痛。因此，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姿態(tài)的診斷價值。
在討論完語言和姿態(tài)后，醫(yī)者還需判斷疼痛的程度。在這里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人們忍受疼痛的程度（或者說人們被認為對于疼痛的敏感性）受到了種族、性別、階級等諸多方面的影響。比如最早對疼痛敏感性的討論是具有種族主義的，人們總能從解釋論入手實現(xiàn)對非歐洲族群的貶損。當某一組群對疼痛不敏感，它將被歸咎于這一族群器官進化的不完善；與之相對的，當某一組群對疼痛顯現(xiàn)出過度的敏感，則將被歸因于其道德上的劣等。
除此之外，作者在這一章中還將性別作為一個重要因素獨立討論。在回應女性究竟是更脆弱還是更堅韌的歷史爭論中，作為旁觀者，我們可以清晰地看見非男性的身體，是如何在對于疼痛敏感度的解釋論中，被置于負面的位置。而對于女性相比男性更能忍耐疼痛的現(xiàn)象，上世紀初有人還給予了頗為負面的解釋，認為那與女性長期受到男性的毆打有關。當疼痛程度無法被直觀地獲取，人們所傳達和接收到的信息就會出現(xiàn)偏差，而社會性的因素則將自然地填補這段模糊的空缺。最為直觀的是分娩中的疼痛：非歐洲的女性往往被認為分娩時更加輕松（事實證明并非如此），而此類偏見也可以對女性的生活造成切實的影響。比如當一位亞裔女性在美國醫(yī)院生產，她聽見隔壁黑人孕婦臨產時痛苦的哀嚎，以及護士的嗤之以鼻時，她選擇竭盡所能掩飾自己的疼痛以使自己顯得更為“得體”。因為此時的產房已然成為了道德的檢驗場。
面對疼痛：情感與策略
本書的最后兩章主要著眼于對于疼痛的應對策略，即對醫(yī)師的同情心與止痛藥運用的探索。一直以來，醫(yī)師們都面對著缺乏同情心的指控，而從十八世紀以來，醫(yī)師們對此類指控的反應也有著顯著的變化：從同情心被視作紳士的主要特征，到醫(yī)師是否擁有同情心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患者本身是否能夠減輕疼痛，直至二十世紀早期大學醫(yī)學教育開始鼓勵一種更加超然的醫(yī)療態(tài)度。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在最初女性為了進入醫(yī)學院的斗爭中，她們不得不面臨著“由于不是紳士”而缺乏同情心和憐憫的指責；然而到了晚近，當處理和解碼病患的疼痛姿勢更多地成為了護理人員的工作時，這一過程又被女性化了。
止痛藥的發(fā)明并沒有使疼痛如同人們所預期地那樣立竿見影地消失。出于種種原因，鎮(zhèn)痛劑從出現(xiàn)到真正廣泛運用到患者身上的過程并非暢通無阻，它受到了來自醫(yī)師和病患本身的雙重阻礙。他們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對于使用鎮(zhèn)痛劑持有反對意見，一些理由是技術性的，另一些則是社會性的，比如麻醉劑使用的醫(yī)療風險、它改變了手術中醫(yī)生和病患的權力關系、它沖擊了勇氣和男性氣質的核心價值觀以及時至今日人們依然不得不面對的成癮性。即便是在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鎮(zhèn)痛劑的運用依然并不充分，而想要有效地減輕疼痛，就必須改變鎮(zhèn)痛劑的分配方式，并留心意識形態(tài)框架、人際關系、疼痛者和身邊那些人之間的環(huán)境交互（350頁）。
作者在書中揭示了一個與傳統(tǒng)認知截然不同，卻昭然若揭的論斷：“疼痛并非生理過程中自然而然出現(xiàn)的，而是在同社會世界協(xié)商時產生的?！保?50頁）如我們所見種族、階級、宗教、性別等因素在某一個時間節(jié)點都參與到了疼痛的歷史中，它們操縱著疼痛，同時又為疼痛所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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