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對談劉小楓：“西方”這個概念仍然有效嗎？

德國漢學家顧彬近日有兩本新作問世——《野蠻人來臨：漢學何去何從？》與《一千瓶酒的英雄與一個酒壺的故事》（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前者是顧彬的德文文集，分析了目前漢學的情況，有助于國內知識圈更加全面認識漢學的發(fā)展現狀；還涉及了如世界的深邃、言語的深度、誤解的重要性和翻譯理論等一系列主題，并且從德國當代哲學的視角討論了漂流的符號，死亡的旅程等諸多內容。而《一千瓶酒的英雄與一個酒壺的故事》是顧彬近幾年在中文報紙期刊上的專欄合集?！耙磺烤频挠⑿邸笔穷櫛蛟凇赌戏街苣飞习l(fā)表的一篇文章的名字，“一個酒壺的故事”是顧彬的第二本德文散文集的名字。顧彬喜歡用中文寫散文，他的散文有他自己獨有的風格，他自己一直在追問語言，這部文集體現了他對漢語的探索與感知。

德國漢學家顧彬

鑒于顧彬對漢學學術界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單向空間、東方歷史評論與鳳凰文化在8 月 26 日聯合主辦了一期學術對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小楓就“重新思考中西相遇”這一話題與顧彬展開了精彩的思想交流與觀點交鋒，曾長期在德國進行學術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方維規(guī)擔任對談活動的主持人。

“西方”的概念亟待反思

顧彬教授首先介紹了自己的兩本新書。在解釋《一千瓶酒的英雄與一個酒壺的故事》這本漢語寫作的散文集時，他提到散文這一文體在中國文學中頗受重視，可以說中國是散文的國度，而德國人并不注重散文，即便是偉大的文學家寫出的散文也不會和詩歌、小說平起平坐。在他多年來對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從韓愈開始，無論歐陽修、蘇東坡還是20世紀的周作人，都促使顧彬產生了對中國散文傳統(tǒng)的熱愛。顧彬感謝劉小楓為《野蠻人來臨：漢學何去何從？》一書作了一篇長序《“誤解”因“瞬時的理解”而稱義》，顧彬選擇研究漢學，劉小楓選擇研究西學，均是一個“個人決斷”（劉小楓語），分別在“漢學”和“西學”領域做出了踏實的長遠的貢獻，這種多重的“中西相遇”里可能產生深層次的碰撞。

顧彬提及，在中國曾經遇到過“你們外國人不理解我們中國文化”的質疑，這種話語的潛在意義是西方人無法像中國人一樣理解中國文學、文化。顧彬從德國當代哲學中“理解”與“誤解”的概念出發(fā)，認為這種批評并沒有將“理解/了解”作為一個哲學問題來看待，理解與誤解必然并存于詮釋活動中，理解與解釋并不是結果而是一個永無止盡的過程，誤解在尋求理解的過程中是無法避免的。

在顧彬看來，中國學術界甚至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西方”這個概念是成問題的。西方的概念應該重新反思，所以顧彬提議將對談的主題改成了“中西（歐）相遇”。縱觀歐洲歷史，絕大多數時期的歐洲都處于分裂狀態(tài)，歐洲共同體的概念是極其晚近的建構。也許更穩(wěn)妥的說法是地域上的北歐、南歐、東歐、西歐，但這種區(qū)分也面臨很多爭議，比如蘇聯/俄羅斯是否屬于歐洲？蘇聯/俄羅斯屬于西方嗎？談及蘇聯/俄羅斯，就不得不提到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上個世紀的中國考慮到政治因素，希望用“西方”這個概念將蘇聯排除在外，從而避免了使用“歐洲”概念時可能會將蘇聯包括在內的含混。而從“西方”這個詞的具體內涵來看，“西方”很有可能是俄國發(fā)明的一個概念，用以反對歐洲現代化進程中的理性和宗教（天主教），如斯大林說，“我們與西方的斗爭是你死我亡的”。

談及中國和西方的相遇，繞不開中國近代與西方的遭遇。中國慣用的說法是“屈辱的近代史”，西歐與中國最重要的相遇可能就發(fā)生在這一時期。顧彬認為在回溯這一歷史時最重要的問題是，究竟是誰侵略了中國？所謂的“西方”侵略中國的說法應該更加具體化，例如現代的德國在當時還沒有成立；鴉片戰(zhàn)爭在某種意義上也并非是英國侵略了中國，而是東印度公司因為其利益沖突向中國挑起戰(zhàn)爭，有大量印度人參與了這起戰(zhàn)爭——當然東印度公司背后確實有英國國會投票，但必須具體地描述近代中國的歷史，不能含混地統(tǒng)稱為“西方”侵略中國。

歐洲曾存在1500多年的分裂，如今依舊面臨新的分裂，“西方”或歐洲并非是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例如在二戰(zhàn)后確立國際關系之前，歐洲一直處在持續(xù)的戰(zhàn)爭中；土耳其對德國一直充滿敵意；英國大多數人認為德國等于納粹，并不愿意了解我們的現實；每個國家的生活習慣也相距甚遠，各個國家的人并不都是一樣的西方人。

劉小楓

劉小楓認為，中國確實需要慎用“西方”這一過于含混的概念，需要重新認識“西方”這一概念是如何被定義、使用和理解的，“歐洲”與“西方”的概念不同，中國知識界終于在最近二十年有了喘息的機會，從而有時間重新思考這一問題，但對于歐洲的了解和認識依舊欠缺。談及歷史上中國近代和歐洲的相遇，日俄戰(zhàn)爭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的歷史教育對此描述不多，但這場戰(zhàn)爭最能夠說明中國近代的“屈辱”，兩國幾十萬軍隊在他國領土上曠日持久的對戰(zhàn)，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罕見的。不可否認德國確實侵略了中國，參與八國聯軍、占領青島等事實是確鑿無疑的。當然，德國作為“領土國家”的成立是最晚的，德國在歐洲的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這充分體現在了德國文學中，德國在魏瑪時期非常著名的詩人身邊聚集了許多學者，在一戰(zhàn)時期普遍關心德意志的重生，這一時期的精神格外昂揚，但卻被后人拿來印證納粹的行徑。顧彬還曾與劉小楓一同去過德國的美軍駐地，美軍對陣納粹時是德國的解放者，但如今卻在許多方面影響著德國，德國和中國的政治、歷史都有許多可以比較和闡釋之處。

作為“德國中國人”的顧彬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方維規(guī)提到，說到顧彬，大眾首先想到的很可能就是“當代中國文學垃圾論”。這個說法雖然有一些“決絕”，這個片段截取的“決絕”也有離顧彬本意，但這個說法體現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焦慮所在，也體現了中國與德國思維方式的差異。德語詞中的垃圾一詞的含義和漢語略有不同，如果德國人聽到評價本國某些作品是“垃圾”也許只是聳聳肩而已，在中國卻會引起軒然大波?？创@一評價，不得不考慮文化背景，也不得不考慮到文化自信、文化焦慮。顧彬以及很多國外學者都習慣表達絕對性的觀點，所以中國學者、作家對顧彬的批判缺乏最基本的對話前提。

方維規(guī)教授曾經編著過《全球化時代中西對話可能》一書，在導言《我和你》中，他從布伯的著作出發(fā)，探討了“對話”這一哲學問題?！罢嬲睦斫馐遣豢赡軐崿F的”這種觀點在德國哲學中討論較為充分，對理解、誤解的概念辨析充滿了思辨，顧彬的文章思想深度與可讀性都非常高，讀來就會看到一雙德國之眼，也是中國之眼的智識。顧彬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最獨特的優(yōu)點在于，其能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為我們提供中國學者無法提供的判斷和信息。顧彬教授最近致力于十卷本的中國古代思想家叢書，包括《論語》《老子》《列子》《大學》等，在德國當代哲學的視野下重新闡釋了中國典籍的價值與意義。在一百多年前，一位叫做衛(wèi)禮賢的漢學家完成了一部重要的《中國》，全方位地認識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赫爾曼·黑塞曾經評價衛(wèi)禮賢是一個“德國中國人”?？紤]到顧彬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和了解，考慮到他從詩歌、現代、現代性的問題對中國文化的闡釋成果，無疑也可以稱其為“德國中國人”。

是“西化”還是合作中的“世界化”？

在討論到“歐洲人是否能夠理解中國文化”這一話題時，對話嘉賓從理解的虛無主義，闡釋的相對主義等闡釋學論題出發(fā)，展開了精彩的思想交鋒。劉小楓教授認為，德國學術中“理解就是誤解”的說法值得商榷，伽達默爾的很多觀點都需要中國學者辨證地反思。盡管漢學家對中國的研究要比中國人自己的探索更多精彩之處，但不可否認中國和西方的最明顯的差異——中國大部分知識都有關于、建基于西方知識，西方卻并非如此。歐洲人之所以比中國人研究典籍更好的原因，在于眼光、能力背景的積淀。歐洲意味著什么？在歐洲傳統(tǒng)教育中，歷史經驗要比中國更豐富，歐洲人的三千年歷史和中國的三千年歷史是完全不同的，歐洲的歷史經驗充滿了沖突、差異、融合，就像萊布尼茨說的，中國歷史和歐洲相比過于簡單。歐洲和中國都擅長吸收異質文明的優(yōu)點，所以我們必須要吸收歐洲的遺產。

國族和血脈代表的的身份是永遠改變不了的，然而，中國目前存在著全面的西化趨勢，不僅在身份認同上，中國人忽視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而且在器物、生活、制度等各個方面都與西方趨向同質?，F代科學知識理論和研究方法都繼承自西方，越來越多的人過洋節(jié)比過中國傳統(tǒng)節(jié)日還積極，西方的生產生活方式和觀念已經主導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而老祖宗保留千年的傳統(tǒng)越來越被邊緣化。

相比于“西化”，顧彬認為更應該關注“合作”。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文化在流動和合作中完善的多元價值比充滿敵意的警惕滲透要更加重要，所謂傳統(tǒng)文化，其實從來不是保守封閉唯我獨尊的。在21世紀，已經不能固守“西方”、“歐洲”或“東方”的概念來寫作。德國哲學一個很重要的課題首先是一個認同的問題，即我是誰？德國哲學會認為我們沒有唯一的認同 ，存在著多種認同，我們每個人都是幾個人。今天的認同有多種，今天的寫作也可以有多種，這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特征。身份認同在世界文學的背景下已經不是寫作的重要主題，當作家用不同語言寫作、用不同思維去認識世界、表達態(tài)度，他的作品才能夠更加深刻地揭示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