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逆事件：死與生的群像》，[日]田中伸尚著，臧志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424頁，68.00元
1911年，我在去慶應義塾大學的通勤路上，看見一輛接一輛的囚車沿著市谷曲折的道路駛向日比谷的法院。在我所見所聞的各類世事中，沒有比這更令人厭惡的事情了。身為一名從事文學的作家，自覺難以在這個思想問題上保持沉默。但小說家佐拉不就是因為對“德雷福斯事件”發(fā)出正義之聲，而被迫流亡國外的嗎？于是，我和世上的文人們一樣，一言不發(fā)。我覺得自己似乎無法承受這種良心上的痛苦，為自己忝為文人而感到羞恥。
——永井荷風《花火》
1911年時，永井荷風剛滿三十二歲。一年前，靠著森鷗外和上田敏的推薦，在歐美游歷多年的永井荷風在慶應大學謀得了教職，當時他在市谷的住處離東京監(jiān)獄不遠。而他在散文《花火》中所描述的，正是“大逆事件”中各被告人從東京監(jiān)獄被押往法院的場景。
所謂“大逆事件”，是指1910年至1911年間，日本政府為鎮(zhèn)壓國內(nèi)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而捏造的一起政治案件。1910年5月，長野縣警方以“非法持有爆炸物”的罪名逮捕了宮下太吉、管野須賀子、新村忠雄、古河力作等四名涉事人，指控他們曾在1909年制造炸彈并進行過爆炸實驗。在審訊過程中，警方發(fā)現(xiàn)宮下曾有過使用炸彈襲擊天皇的大膽設想，因此將此案件從一般的刑事治安案件提升至謀害君主的重大罪行。根據(jù)日本戰(zhàn)前的法律規(guī)定，凡針對天皇本人及直系皇族的犯罪行為及未遂犯罪行為，皆可以“大逆罪”懲處。而在發(fā)現(xiàn)宮下太吉等人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背景后，日本政府、警方便以此事件為借口，在沒有實際證據(jù)的情況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nèi)大肆抓捕知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日本當時著名的社會主義學者幸德秋水、森近運平、奧宮健之、大石誠之助、成石平四郎等多達二十六人先后被捕。其中，大部分人要么跟宮下太吉等四人只有數(shù)面之緣，要么就壓根不認識，其交集或共同點僅在于他們都是“社會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的信徒”。而幸德秋水之所以受到牽連，甚至被列為首謀，除了因為他和直接參與爆炸計劃的管野須賀子處于事實婚姻之外，更是因為他本人在當時日本思想文化界的響亮名聲，以及在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信徒中的威望。早稻田大學的梅森直之教授在《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史》中概括道：“對于‘大逆事件’的調(diào)查，最終只不過是按照一開始所預定的故事情節(jié)，捏造被告?zhèn)兊南嗷リP系來擴大可被起訴的嫌疑人范圍……而幸德秋水則被檢察官分配了這一大陰謀首犯的角色?！睂嶋H上，根據(jù)之后圍繞“大逆事件”的一系列研究，構(gòu)思這出狠毒劇本的幕后大佬正是當時的政壇元老山縣有朋。
《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史》書影
根據(jù)日本當時的法律，“大逆罪”的審理是不公開的，亦不適用于“三審制度”，而是直接由大審院（最高法院）做出最終判決，且不得上訴。在案件秘密審理期間，因認識為幸德秋水等人辯護的律師平出修，著名的短歌詩人石川啄木得以了解此案的內(nèi)情。在讀了幸德秋水在獄中的“辯白書”等一系列庭審資料后，石川啄木非常敏銳地指出：“大逆事件”的本質(zhì)就是“思想鎮(zhèn)壓”。為此感到憤憤不平的他，在“大逆事件”審理期間曾向友人寫信剖白內(nèi)心：“我曾猶豫過是否自稱是社會主義者，但我現(xiàn)在不再猶豫了?！贝撕螅€開始系統(tǒng)性地閱讀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著作。
整個審判過程，也印證了石川啄木的判斷。在明顯缺乏必要證據(jù)的情況下，大審院的法官們完全依照警方和檢察官提供的“劇本”進行了所謂“審判”。這樁涉及眾多被告的重大案件，在不公開的情況下僅進行了不到一個月的審理，審理期間甚至都沒有傳召任何證人。最終，大審院對二十四名被告判處死刑（后有十二人被減刑為無期徒刑），另兩人以非法持有爆炸物判處有期徒刑。由于所謂“大逆罪”的判決不得上訴，初審即終審，僅僅七天后，包括幸德秋水在內(nèi)的十二名被告即遭到處決。
因被這場顛倒是非的審判所激怒，石川啄木在1911年曾寫了八首以“大逆事件”為主題的詩。這些詩的風格與他早期私人化的詩作完全不同，轉(zhuǎn)而呼吁青年人奮起行動。其中一篇題為“無休止討論”的長詩，一開頭便這樣寫道：
我們讀書，我們爭論。
但我們眼中閃耀的光芒
無法與五十年前的俄羅斯青年相提并論。我們討論我們必須做什么。
但沒有一人，將手緊握成拳頭里，敲打著他的桌子，大聲地喊著V NAROD！
“V NAROD”是1874年前后俄國民粹派革命者的運動口號，意為“到人民中去”。
事實上，在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中，對“大逆事件”抱持疑問乃至反感態(tài)度的不僅僅是永井荷風、石川啄木等個別人。但凡有些司法常識或分辨能力者，皆認為此案件完全是一場由國家主導的殘酷鬧劇。甚至連當時有著“體制內(nèi)身份”、擔任軍醫(yī)總監(jiān)的文豪森鷗外也曾借助短篇小說《食堂》中的人物之口說道：既然你們認為有些無政府主義者是一心求死，那么反而應該在監(jiān)獄里給他們好吃好穿，讓他們長命百歲。
著名作家德富蘆花在得知幸德秋水等人被捕入獄后，不惜低頭向已經(jīng)斷絕關系的哥哥——著名右翼學者德富蘇峰寫信求情，只因身為“皇國主義”吹鼓手的德富蘇峰與當時日本的政界高層尤其是元老們有著深厚交情。此外，德富蘆花甚至還寫了一封“致天皇”的直訴狀，天真地希望明治天皇能給予幸德秋水等人特赦。在得知死刑“照常執(zhí)行”的消息后，懊惱的德富蘆花并沒有如永井荷風那樣“一言不發(fā)”，而是在1911年2月1日赴第一高等學校（日本當時的精英學校，簡稱“一高”）發(fā)表了一場驚世駭俗的演講。演講以“謀叛論”為題，公開批評國家機器捏造“大逆事件”的行徑：
政府對幸德等人采用的手段，從一開始就像是蛇吞蛙一樣，非常陰險冷酷……也許他們是為國家考慮，但是在上天看來，這無疑是謀殺、謀殺。通過死刑宣判來威嚇國民，然后恩赦其中的十二人來稍微討好下國民，對其余十二人則突然予以處刑——不，不是處刑，而是暗殺，是暗殺。
《東京朝日新聞》對“大逆事件”判決的新聞報道
更可悲的是，這些因“莫須有”罪名而被處決的受害者，死后仍要忍受國家的迫害。當局不允許遺族為他們立墓碑，也不允許掃墓紀念，企圖抹殺他們曾經(jīng)存在過的一切痕跡，讓他們背上所謂“國賊”的罵名。而那些僥幸未死者，則要在余生繼續(xù)忍受國家施加的歧視與迫害。1947年10月，伴隨日本戰(zhàn)敗投降以及天皇本人發(fā)表“放棄神格”的《人間宣言》，“大逆罪”的條款也從刑法中撤銷。然而，“大逆事件”中的犧牲者卻并未獲得國家層面的道歉與賠償。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揭示‘大逆事件’真相的會議”發(fā)端，興起了推動該案件再審的社會運動。1964年，日本律師聯(lián)合會在東京世谷監(jiān)獄的刑場舊址建立了一座悼念“大逆事件”受害者的慰靈塔。延宕數(shù)年后，日本最高法院在1967年給出了判斷，稱：“此案是由戰(zhàn)前的特殊案例引起的事件，無法與現(xiàn)行法制進行對照。而大逆罪既已廢止，那么便無法進行再審。”事實上否決了進行再審的要求。盡管如此，對“大逆事件”原委以及后續(xù)影響的探究，卻從未停止過。其中，尤以調(diào)查記者、非虛構(gòu)作家田中伸尚的系列歷史調(diào)查和論著最具代表性。
從1997年開始，田中伸尚便開始圍繞“大逆事件”犧牲者的遺族及其周遭人事展開一場橫跨日本全國的歷史調(diào)查之旅。在《大逆事件：死與生的群像》一書中，他逐一刻畫此事件中二十六名被告及其后人如何面對這場國家犯罪。同時，田中也通過一系列調(diào)查訪談，詳細描述了這場冤案如何被制造，又如何被平反的全過程，展示了當時日本國家機器的殘酷性。通過這場跨越百年時空的尋訪，田中以冷峻的筆觸揭露了明治維新后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絕對天皇制、極端國家主義對普通人帶來的威脅與恐懼。
事實上，田中伸尚有關“大逆事件”的專著，除了《大逆事件：死與生的群像》外，還有多部。新近的著作就有《一粒麥子的死亡：森長英三郎律師的“大逆事件”》（一粒の麥死して-弁護士?森長英三郎の「大逆事件」，巖波書店，2019）。在這部獨特的傳記中，田中將視角聚焦在戰(zhàn)后投身于“大逆事件”再審運動的森長英三郎律師，通過這位律師在戰(zhàn)后日本社會奔走呼吁的一系列義舉，從另一個角度解析了“大逆事件”對日本社會的長遠影響。用田中本人的話來說便是：“明治的‘大逆事件’并未隨著世紀舞臺的轉(zhuǎn)換而落下帷幕，尚未終結(jié)的它仍在繼續(xù)上演?！?/p>
《一粒麥子的死亡》日文版書影
2001年，和歌山縣新宮市議會一致通過了恢復六名來自紀州的“大逆事件”被告名譽的宣言。2011年，幸德秋水的家鄉(xiāng)高知縣四十萬市舉行了“要求恢復‘大逆事件’犧牲者人權(quán)全國聯(lián)絡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宣言中這樣寫道：“我們有必要永遠牢記，‘大逆事件’是國家犯罪。它和吞并韓國、侵略亞洲的歷史重疊在一起?！蓖?，日本律師聯(lián)合會也發(fā)表公開信，要求日本政府為恢復“大逆事件”受害者的名譽采取實際措施。
當國家的司法體制逃避糾正歷史上錯誤判決的責任之時，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有必要確保真實的歷史事實能被銘記和傳承。田中伸尚以《大逆事件：死與生的群像》為代表的系列研究，意義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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