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氏“生徽宗,進美人”,“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崩”。(《宋會要輯稿》,后妃一)元符三年正月十三日,宋徽宗即位,追尊皇太妃。次年,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甲戌,嫡母向太后薨,同日,追冊皇太后,四月乙未,上尊謚曰“欽慈”,陪葬永裕陵。
今存史料中有關欽慈陳皇后的事跡十分簡略,且史籍對其入宮時間以及死亡時的年齡和死因的記載,存在諸多疑點。
宋徽宗
一
徽宗即位之初,輔臣們對陳氏一族的狀況懵然無知,準備下詔訪求陳氏的在世親屬。(曾布:《曾公遺錄》,中華書局,2016年,第187頁)第二年,徽宗就為生母編織了一道光環(huán),陳氏降生時產(chǎn)房內(nèi)發(fā)出一道“赤光”,(《宋會要輯稿·后妃一》)此“誕生祥異事”出自徽宗自述,很可能是徽宗為宣揚“天命”刻意杜撰的,并將其作為陳氏入宮的緣起,但這與陳氏入宮時的年齡相悖。
如徽宗所述,陳氏父母認為她必非凡人,“不敢寓于私室,遂入禁中”,《宋史·后妃下》也稱其“幼……入掖庭”,陳氏從小就被送入宮中,但這和《東都事略·世家二》中陳氏“以選入禁中,年十七”的明確記載嚴重不符。(王偁:《東都事略》,以下稱《事略》,齊魯書社,2000年,第109頁)
宋代女子法定最低婚齡為十三歲。真宗楊淑妃以及仁宗周貴妃、馮貴妃分別在十二歲、四歲和九歲入宮;仁宗張貴妃、神宗林賢妃也“幼選入宮”;徽宗寵愛的“大劉”(即明達皇后)“襁褓而入禁庭”,“小劉”(即明節(jié)皇后)“十歲入宮中”;昭懷劉皇后十一二歲就為哲宗育有一女。因此,陳氏十七歲入宮,尤為可疑,很可能另有原因。
《東都事略》抄錄自朝廷檔案及官修《實錄》,(蔡涵墨:《歷史的嚴妝》,中華書局,2016年,第172頁)因此,“以選入禁中,年十七”的記載必有所本,應該是可信的,我們可以根據(jù)陳氏死亡時間與壽命進一步推定她出生及入宮的年份。
但是,關于陳氏壽命有不同說法,《宋史》、《東都事略》以及《宋會要輯稿》分別記為三十二歲、三十三歲和三十六歲,此外,《皇宋十朝綱要》也記為三十六歲。(李埴:《皇宋十朝綱要教正》,中華書局,2013年,第253頁)《宋會要》源于官方檔案,《皇宋十朝綱要》大概系出同源,因此,陳氏卒年三十六歲的記載應該更接近事實,《宋史》及《東都事略》的差異或出于傳抄之訛。
若陳氏卒年三十六歲屬實,則其生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以選入禁中,年十七”,亦即熙寧三年(1070)入宮,這一時期卻微妙而敏感。去年隆冬,皇長子夭折。是年深秋,皇次子又將坐胎,但后宮之主向皇后自誕下延禧公主之后,再未有所出。與此同時,皇長子死因引發(fā)的猜疑,正進一步發(fā)酵。
皇長子生于熙寧二年(1069)十一月,閏十一月薨,熙寧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城使、開州團練使沈惟恭除名,瓊州安置,進士孫棐處死”,(《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五之黜降官二)兩人名義上的罪名是“指斥乘輿”,但真實情況可能“語涉咒詛”,二人曾妄傳“皇子生,必不久”。(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稱《長編》,中華書局1992年,卷211,第5135頁)
皇次子生于熙寧四年五月,僅從時間上看,絕無可能成為被詛咒的對象,而被“咒詛”的就只能是皇長子趙佾,史籍未記載案件初起時間,但考慮到案情的復雜性以及沈惟恭的特殊身份,審理必然曠費時日,進而流言產(chǎn)生必然更早于此,很可能起于皇長子夭折甚至誕生之前,惟其如此,才與流言描述的情形吻合。
沈惟恭,宋初宰相沈倫孫,真宗沈貴妃弟,沈貴妃活了八十三歲,案發(fā)時仍在世,作為閱盡四朝后宮風云的重要人物,沈貴妃必定深知宮廷秘辛,而沈惟恭時為皇城使,而“皇城司在內(nèi)中最為繁劇,祖宗任為耳目之司”,(《長編》,卷162,第3913頁)神宗朝以來,更發(fā)展為特務機構(gòu),因此,傳言也許并非空穴來風,沈氏可能掌握了有人欲謀害皇長子的秘密。
告發(fā)沈惟恭與孫棐,必欲置二人于死地的,恰是閤門使李評。李評,荊國大長公主孫,向皇后姑表兄弟,其父李端愿為向皇后舅氏,向皇后“以甥舅之故,嘗幸其第”,(《宋史》,卷464,中華書局,1985年,第13570頁)這是兩宋史唯一有案可稽的后妃探視外家的記載,足見這對舅甥的關系非同一般,此外,向皇后“一妹壻是李許之子”,當為李評之侄。
李、向關系越親密,李評揭發(fā)沈惟恭的動機就越耐人尋味,很可能欲借此堵住悠悠眾口,“深禁民間私議己者”,進而皇長子之死最大嫌疑人極有可能就是向皇后,陳氏很可能是由向皇后引入宮中的,在此敏感時刻入宮,似乎也與皇長子之死存在某種因果聯(lián)系。
陳氏很可能是向皇后精心選中的工具人,在徽宗誕生之初,向皇后貼身內(nèi)侍閻守懃就在陳氏“產(chǎn)閤中祗應”?;兆诩次?,向皇后是唯一熟知陳氏底細的人,不僅熟知“陳太妃塋域”及其親屬,甚至還與陳氏親屬有所往來,“太母(即向皇后)又云:‘陳太后(即陳氏)家恐有人作班行,然恐已不在,俟更詢問’”,(《曾公遺錄》,第187-188頁)并且主動提出給予陳氏死后的榮光,伊沛霞也認為徽宗是由向皇后“自己撫養(yǎng)長大的”。(伊沛霞:《宋徽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46頁)
向皇后很可能還與陳氏及其出身的兗國公主宅有淵源。有關陳氏出身,《宋會要輯稿·帝系》的記載含糊其辭,僅表明陳氏與仁宗長女兗國公主宅有淵源,因此,存在另一種可能,即陳氏的確幼年入宮,但嘉祐六年(1061)六月,兗國公主出降駙馬都尉李瑋,(《長編》,卷160,第3873頁)陳氏很可能作為媵妾或侍女隨嫁,是年,陳氏僅虛齡八歲,入宮必在此之前,這符合上引《宋史》及《宋會要輯稿》中幼年入宮的記載。但熙寧三年正月,兗國公主病逝,之后,陳氏很可能重回宮中,這一年,陳氏“年十七”。
二
沈氏姐弟與向、李的矛盾,像是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后妃之爭的延續(xù)。是年九月,參知政事趙安仁請立沈氏為皇后,王欽若從中作梗而未果。十二月,首相王旦“忽以病在告”,時為次相的向敏中請立章獻明肅劉皇后,(《長編》,卷78,第1786頁;卷79,第1810頁)向敏中正是向皇后的曾祖父。
此外,沈貴妃還與太皇太后曹氏伯父曹瑋之妻是親姐妹。仁宗景祐元年,宰相呂夷簡唆使仁宗廢掉郭皇后,后改立曹氏為皇后,呂夷簡是呂蒙正之侄,趙安仁是呂蒙正的女婿,呂夷簡請立曹氏與趙安仁請立沈氏一脈相承,二者需要面對的都是章獻明肅劉皇后的潛在勢力。
彼此盤根錯節(jié)的關系使得沈惟恭一案的真相愈發(fā)撲朔迷離。就當時的后宮權力結(jié)構(gòu)而言,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與沈貴妃作為一極(高氏是曹氏的親外甥女),而向皇后作為另外一極,雙方暗中爭奪對嗣君人選的掌控權,沈惟恭與李評都是局中人,徽宗生母陳氏則淪為籌碼。
據(jù)《神宗實錄》(舊錄),元豐八年初,神宗臨終之際,向皇后與宰相蔡確等人聯(lián)手,與高太后暗中爭奪嗣君人選的決定權,兗國公主之子李嗣徽是唯一冒大不韙參與其中的外戚。(《長編》,卷352,第8435頁)而仁宗上仙時,李評之父李端愿就與李嗣徽的伯父李璋、父親李瑋“不約而同”,一起奏請“隨宗室別班赴臨”,他們作為外戚,卻希望能與宗室單獨組團吊唁。李端愿與李瑋同姓,又皆為外戚,他們之間或許早已像大多數(shù)宋代士大夫一樣,因同姓而“聯(lián)宗”、通譜,進而暗通款曲,共謀富貴。
有鑒于此,陳氏很可能是向皇后通過兗國公主宅物色而來,徽宗所說的“誕生祥異事”勢必成為陳氏入選的重要理由,而向皇后引入陳氏的目的也昭然若揭,已經(jīng)失去生育能力的向皇后,欲效仿由曾祖父請立的章獻明肅劉皇后,將陳氏作為代孕工具,并力爭使陳氏搶在其他后妃之前誕育皇子,“以為己子”。而章獻明肅劉皇后更是北宋控制皇子生育以及女主臨朝的始作俑者,(吳錚強:《宋真宗、仁宗朝宮廷政治札記五則》)向皇后屢屢以“先丞相”為言,必然熟知這段掌故,因而原樣復制而已。
但在此之前,向皇后需要確?;兆诔蔀樵谑阑首又凶钅觊L的,為此,她需要避免其他皇子育于徽宗之前,以便為徽宗騰空位置。于是,皇長子蹊蹺地“早薨”,同母弟皇第三子也死于醫(yī)官“用藥謬誤”。事實上,徽宗出世之前,后妃們共產(chǎn)下十位皇子,八位皇子接連夭折,除皇長子、皇第三子外,皇次子活了三天,皇第四子、皇第十子出生次日一命嗚呼,還有一位勉強活到滿月,僅有皇第六子趙傭和皇第九子趙佖長大成人,趙佖幸免于難是因為“有目疾不得立(為皇帝)”,不會成為潛在對手。
神宗諸子中,先于徽宗出生的十個皇子,八人“早薨”,一旦徽宗降世,后于徽宗的皇子不再被視為威脅,因此,他的三個弟弟全部幸免于難。這個簡單的事實容易讓人相信“天命”是存在的,畢竟,除了人畜無害的趙佖之外,僥幸活下來的趙傭和趙佶都做了皇帝,即宋哲宗和宋徽宗,這讓徽宗尚未登基就自命不凡,對大相國寺卦肆術士陳彥稱其“此天子命也”一事“心獨自負”,深信不疑。(蔡條:《鐵圍山叢談》,中華書局,1983年,第41頁)
陳氏熙寧三年入宮,卻苦等十二年產(chǎn)下徽宗,是年,虛齡二十九歲,當時社會環(huán)境下,絕對屬于大齡女性,仍獲皇帝臨幸,有些不可思議。同樣,漫長的十二年,唯有生于熙寧九年的哲宗幸存,并即位為皇帝,元祐四年,陳氏卻離奇死亡于哲宗“乳母案”醞釀之際,二者之間有何關聯(lián)?這些似乎都和向皇后勢力浮沉有關。
熙寧三年八月,神宗打破慣例,以沈惟恭案另一當事人李評為樞密都承旨仍兼東上閤門使,樞密都承旨,“更用士人,復自評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李評成為神宗最親厚的“近習”,同年十二月,王安石拜相,變法運動如火如荼。
這一時期也被視為神宗與王安石君臣的“蜜月期”,神宗視王安石為“師臣”,彼此“君臣相得”,被朱熹譽為“千載一時”,但李評足以與王安石平分秋色,何況神宗對李評的信任無人可及,“其幸于上,中外無可比者”,在王、李爭斗中,“上終右評”,神宗甚至欲以李評為樞密使,使其與王安石對掌“二府”,分庭抗禮。
“王安石惡李評,必欲去之”,“陛下方尊寵倚信李評,臣當避位”,“拗相公”王安石不得不以辭職的極端方式,與李評博弈。神宗“親厚”李評,是與向皇后分不開的,王安石自然心知肚明,只是事涉宮闈,史書諱言而已。
一旦王安石辭職,漸入軌道的變法事業(yè)將胎死腹中,這是神宗最不愿意看到的結(jié)果,為此,他不得不忍痛割愛,被迫于熙寧五年七月將李評外放,王安石為防止李評卷土重來,窮追猛打,將矛頭對準李、向的父輩李端愿與向經(jīng)。
李評離京僅月余,熙寧五年八月,王安石迫使神宗剝奪了其父的敘封恩例,隨即授意御史彈劾向經(jīng)“宅太侈”,“軍士以為一次拜郊錢物止修得一區(qū)皇后父宅”,矛頭直指向皇后,熙寧七年三月,繼續(xù)攻擊向經(jīng),“自來影占行人”,“不見聽從”,熙寧八年二月,向經(jīng)也被逐出京師,次年,便卒于淄州。
王安石仍不依不饒,其妹婿謝景溫指控向經(jīng)族子籌辦葬禮“侵越”職司,對向經(jīng)及族子的指控,事涉神宗最為珍視的變法事業(yè),勢必影響他與向皇后的夫妻關系,進而使后者借腹生子計劃一再延宕。
但熙寧九年十二月八日,向經(jīng)去世,十個月后,皇第六子趙傭(即哲宗)誕生,孕育期正值向皇后為父服喪,或許,這一偶然事件讓趙傭躲過一劫,成為先徽宗出世諸皇子中唯一的漏網(wǎng)之魚。
神宗可能也洞悉了其中玄機,并趁勢確保趙傭生命安全,一項頗費解的舉動,使這一傾向更加明顯。神宗大張旗鼓,“以元子生之禮”,祭告太廟、天地、社稷、諸陵,將皇第六子視為“皇長子”(即“元子”),這讓史學家李燾感到困惑。(《長編》,卷285,第6982頁)
但這可能暗示神宗對皇子的生死禍福有所覺察,因此,篤定皇第六子終將活下來,而鄭重其事甚至暗含對向皇后的告誡,同時,還安插貼心內(nèi)侍利珣等人在產(chǎn)閤內(nèi)照護,這些都讓向皇后投鼠忌器,而神宗對向皇后動機的警惕,或許就是陳氏入宮多年,卻始終未蒙臨幸的原因,也從側(cè)面證實皇子的生死禍福取決于向皇后一念之間。
三
自覺無以永年,卻“圣嗣不育”,(《長編》,卷210,第5114頁)是神宗的一塊心病,他對皇子的渴望和焦慮與日倍增。元豐四年五月戊申,在吳處厚建議下,下詔在“晉、趙分域之內(nèi)”“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廟所在”,準備向“盡死以保趙氏孤兒”的先秦義士祈求“皇嗣”,而“日官亢天經(jīng)建言,四郊臣庶墳墓迫近都城,不利于國嗣”,(《長編》,卷329,第7917頁)以至于打算“補貼夷門山寺缺陷處”,以求“圣嗣蕃衍”。(《長編》,卷495,第11767-11768頁)
宋神宗
在此期間,神宗不加節(jié)制地頻幸后妃,元豐五年至六年,后妃相繼坐館,接連誕育皇第九子趙佖、皇第十子趙偉、皇第十二子趙俁、皇第十三子趙似。陳氏終于守得云開見日月,五年十月丁巳生下皇第十一子,陳氏產(chǎn)子很可能依舊受惠于向皇后。
同一時期,神宗意外患病,不得不與向皇后妥協(xié)?!堕L編》記載“上不豫”最早時間為元豐五年八月庚申,“上以疾不御前后殿”,但最初染疾可能在元豐四年底或五年初,高太后認為其致病原因是“靈武之役”,“喪師數(shù)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悒悒成疾,以至棄天下”,(《長編》,卷486,第11557)靈武之役兵敗于四年十一月,年底,神宗應該已獲戰(zhàn)報,因此“不豫”。
《宋史》等均記載,“(元豐五年)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按照北宋禮制傳統(tǒng),元日、五月朔和冬至將舉行一年中最重要的三次大朝會儀,正月朔,即元日,更是重中之重,卻無故取消,唯一可能是和神宗健康狀況有關,為此,他不得不允許向皇后協(xié)助處理政務。作為兩宋唯一出自相門的皇后,向皇后具備極高政治素養(yǎng)?!稏|都事略》稱其“平居無玩好,閱祖宗實錄、寶訓,遂以通故事”,《宋會要輯稿·后妃一》也稱“通知政事”。
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曾布多次稱贊向氏“手詔文詞甚美,雖外廷詞臣亦不能彷佛”,文采堪比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此言或有虛美成分,但無可否認,向皇后具備較高的文化和政治素養(yǎng),徽宗也認為,“皇太后聰明,自神宗時已與聞政事”。當然,另一方面,意味著向皇后具有更強烈的政治野心,而向皇后“與聞政事”很可能就發(fā)生在神宗“不豫”期間,這讓她有機會安排陳氏薦枕,并產(chǎn)下徽宗。
四
《宋會要輯稿》載,陳氏薨于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但對死因只字未提,《宋史》對其死亡時間與死亡原因的記載之間卻存在矛盾之處:“帝崩,守陵殿,思顧舊恩,毀瘠骨立。左右進粥、藥,揮使去,曰:‘得早侍先帝,愿足矣!’未幾,薨?!?/p>
以陳氏“幼穎悟莊重”的形容而論,“思顧舊恩,毀脊骨立”的行為似乎不太可能發(fā)生在人到中年、歷經(jīng)滄桑的陳氏身上。
在《欽慈皇后挽詞》自注中,黃裳提及兩條重要信息:其一,“臣兩詣冬郊獻酌”,必定對陳氏有較深了解;其二,陳氏精于書法,“尤長于文墨”,黃裳親眼目睹了陳氏書法真跡,“書存喜見動銀鉤”。(黃裳:《演山集》,卷32,欽定四庫全書本)
徽宗也在一首宮詞中寫道,“小桃初破未全香,清晝金胥漏已長。臨罷黃庭無一事,自移花影上回廊?!薄包S庭”指《黃庭經(jīng)》,傳為王羲之所書,宮詞描寫后宮妃嬪練習書法的情形,其中,漏長、清影的意象,展現(xiàn)的是孤獨和寂寞,或許也是陳氏宮中苦熬十二年的真實寫照,有何“舊恩”可言?
何況陳氏即便生下徽宗,至死不過“進才人”而已,反觀朱氏生下哲宗,卻“進婕妤”,北宋內(nèi)命婦,婕妤,正三品,才人同宮人,僅正五品,二者之間,隔“美人”一階。
所謂憂傷過度(“思顧舊恩,毀瘠骨立”),以至于死的說法,或為諱飾之辭。由引文推斷,陳氏“守陵殿”不可能早于元祐四年(1089),甚至距是年六月二十八日(即陳氏死日)不久,如此才能符合“未幾,薨”的記載,但神宗崩于元豐八年(1085)三月五日,而陳氏“守陵殿”距神宗上仙已有四年之久,因此,陳氏之死必定另有原因。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駕崩,皇第六子趙傭登基,是為哲宗,隨后,尊祖母、高太后為太皇太后,即英宗宣仁圣烈皇后(以下稱宣仁太后),嫡母向皇后為皇太后,即神宗欽圣憲肅皇后,并由宣仁太后垂簾聽政,改次年為元祐元年。
元祐四年,陳氏死亡,同年,“乳母案”猝發(fā)。是年,哲宗“十四歲,而生于十二月,其實猶十三歲,此豈近女色之時乎?”(《長編》,卷436,第10511頁)但后宮已有女人懷孕,因此,引發(fā)言官劉安世及侍讀范祖禹激烈批評,此案曝光始于“禁中見求乳母”,稱“乳母案”,“雇乳母者為劉氏也”,當時懷孕的就是后來的昭懷劉皇后,徽宗“殺嫂案”主角。
“乳母案”只是冰山一角,背景復雜,或涉及向太后與宣仁太后之間的權力和路線之爭。三年之后,即元祐八年九月,宣仁太后薨,哲宗親政,改次年為紹圣元年。紹圣間,宰相章惇與執(zhí)政蔡卞認為,劉安世、范祖禹等人借“乳母案”制造哲宗荒淫與失德形象,“上有過惡”,企圖廢掉哲宗,“懷廢立之意明矣”。(《長編》,卷491,第11655;卷498,第11842-11843頁)
但章、蔡似乎仍將宣仁太后視為幕后指使,而意在改立自己的另一個兒子、時封徐王趙顥,但宣仁太后有“廢立意”很可能發(fā)生在“元豐末命”,即元豐八年神宗崩逝與哲宗登基之際,而據(jù)吳錚強教授《破解“宣仁之誣”》一文考證,即便是“元豐末命”,所謂改立趙顥,也只不過是宣仁太后拿來與向皇后競逐垂簾之權時的籌碼,時移勢易,“乳母案”發(fā)時,就更無可能,畢竟,“元豐末命”,擁立趙顥,乃兄終弟及,尚有某種合法性,而“乳母案”時,哲宗已即位多年,趙顥與哲宗為叔侄,而以叔繼侄,于禮法上實為不經(jīng)。
因此,“乳母案”真正的主導者只能是向太后,而非宣仁太后,對此,哲宗還親自予以澄清,“朕繼體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佑朕躬”。(黃以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中華書局,2004年,第436頁)考慮到哲宗實錄及正史均為徽宗、高宗父子時所修,因此,章、卞“誣罔”宣仁太后很可能同樣出于諱飾,但“乳母案”背后的廢立之爭,仍可視為當年“元豐末命”的延續(xù)。
哲宗在位是宣仁太后賴以垂簾的合法性依據(jù),在這個意義上,“乳母案”中,宣仁太后與哲宗祖孫倆休戚與共,而劉安世與范祖禹指責哲宗“圣德有虧”,就順勢將矛頭指向太皇太后。
范祖禹《上太皇太后乞保護皇帝圣體疏》認為,太皇太后負有“內(nèi)保佑圣躬,調(diào)護起居,外成就睿德,勉進學問”之責,皇帝“圣德”有虧,太皇太后難辭其咎,(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十八,欽定四庫全書本)因此,宣仁太后與哲宗根本利益一致,反觀向太后唯有借廢掉哲宗,驅(qū)逐宣仁太后,然后改立徽宗,自己才有望垂簾。
五
這一時期,向太后羽翼漸豐,具備了再次奮力一搏的實力。在失去外援李評之后,向太后繼而物色到新盟友,即韓忠彥,“乳母案”始作俑者都與韓忠彥關系密切。
韓忠彥,北宋名臣韓琦長子,韓琦為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更以先后擁立英宗、神宗父子,而被神宗欽定為“兩朝顧命定策元勛”,神宗還親自為其撰寫神道碑,“神宗一子與韓琦做親,便為報他功也”。
元祐元年,韓忠彥就蠢蠢欲動,欲借辯雪韓琦“定策之功”,撈取政治資本。十月八日,劉摯、王巖叟首次提及此事,元祐四年二月,韓忠彥舊事重提,并授意劉摯、王巖叟、賈易等接連上疏,意在中傷宣仁太后依賴的另一位三朝重臣文彥博。
更早之前,王同老率先上疏,認為其父王堯臣與文彥博、富弼先于韓琦建議仁宗“建儲”,同樣在于抹殺韓琦的“定策之功”,為自己謀取恩澤,而王堯臣曾與文彥博同時執(zhí)政,王同老此舉,或為文彥博授意。
四月,宣仁太后以呂公著為右宰相,但又以文彥博為平章軍國重事,位階和權勢皆在呂公著之上。韓忠彥是呂公著侄婿,因此,六月七日,呂公著援引韓忠彥為執(zhí)政,是年底,“乳母案”曝光,但據(jù)劉安世《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乃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劉氏懷孕早已傳得沸沸揚揚,身處禁中的向太后必然更早獲知,只是伺機而發(fā)而已。
“乳母案”爆發(fā)月余,宣仁太后最終確認韓琦“定策之功”,同時意味著否定文彥博“定策之功”,文彥博被迫離開朝廷。緊接著,韓忠彥再遷同知樞密院事,而知樞密院事孫固是“神宗隨龍人”,可能早已與向太后往來,而“忠彥弟純彥妻,知樞密院孫固女也”。(《長編》,卷439,第10574頁)
“今在朝廷之人,多出韓琦之門”,“忠彥既由舊勛,內(nèi)挾中宮之援,外有間附之眾,遂致大用”?!爸袑m”指向太后,韓忠彥崛起,顯然受益于向太后,而向太后從父向紀與韓忠彥及范祖禹為“友婿”(今稱連襟),劉摯、王巖叟、劉安世均為韓琦、韓忠彥父子的門生故吏,屬于這一陣營的,還有時任御史中丞梁燾、殿中侍御史賈易,而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人結(jié)成煊赫一時的“朔黨”,“羽翼甚眾”。
“摯嘗有廢立意也”,劉摯等人很可能都參與了向太后、韓忠彥密謀廢掉哲宗的計劃。哲宗親政,大興“同文館獄”,“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謂劉摯、王巖叟、范祖禹等六人有謀”,他們都被視為“謀廢立”的參與者。(《長編》,卷490,第11636頁;卷498,第11842-11843頁)
但“廢”與“立”必然相須而行,廢掉哲宗只是上半場,下半場極有可能以徽宗取而代之。是年,徽宗虛齡七歲,而哲宗虛齡十歲即位,相差無幾,一旦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聽政順理成章,就像是后來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的一次預演。
“乳母案”為向太后提供了“廢”與“立”的重要契機,而廢立計劃也是陳氏不得不死的重要原因,擁立徽宗之前,向太后需要取得對徽宗的絕對控制,而陳氏離奇死亡就發(fā)生在韓忠彥晉升執(zhí)政的第21天,同一時期,向太后從父向綽、舅氏李許同時“勾當皇城司”,有足夠便利加速甚至直接促成陳氏之死,而李嗣徽也在同時受到旌揚,向綽、李許、李嗣徽的任命正是孫固和韓忠彥掌控的樞密院的職權范圍。
六
元祐三年起,宣仁太后大肆增崇哲宗生母朱太妃,“全比太后”,朱太妃的權勢和地位與向太后比肩,目的就在于鞏固自己與哲宗母子的政治同盟,這讓朱太妃大有凌虐向太后之勢,進一步促成向太后欲借“乳母案”翻盤的動機和初衷。
毋庸置疑,“乳母案”使幼年徽宗不由自主地接近皇權,或許也是這次近在咫尺的“奪嫡”計劃,使徽宗對“此天子命也”的預言深信不疑。
向太后等人的“廢立意”,不只皇權之爭,也是政策和路線之爭,宣仁太后全面倒向舊黨,使神宗開創(chuàng)的變法事業(yè)毀于一旦,為此,不惜羅織“車蓋亭詩案”,迫害新黨領袖、前宰相蔡確,而蔡確正是向太后在“元豐末命”時的盟友,“詩案”發(fā)生于元祐四年,即陳氏死亡和“乳母案”之前。這一時期,劉摯一黨有意“調(diào)?!?,“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準備適當引用新黨人士,以化解日益水火不容的新、舊黨爭,而“調(diào)?!闭叱跗鹪谠v五年初“乳母案”進一步發(fā)酵之際,背后也許帶有向太后的意志。(《長編》,卷443,第10669頁)
“調(diào)停”政策很可能是徽宗朝初年“建中之政”的源頭,當時,向太后垂簾,首擢韓忠彥為相,徽宗宣布改元“建中靖國”,“本中和而立政”,欲調(diào)和新、舊兩黨,而“建中之政”與“調(diào)?!闭咭幻}相承,就像是前者的復活與延續(xù)。
“乳母案”讓宣仁太后慌不擇言,“乃先帝有一二吃乳公主也”,但此時距離先帝駕崩已近五年,這一說法不攻自破。事后,“宣仁怒而撻之”,重責懷孕的劉氏,劉氏或許因此流產(chǎn),但宣仁太后又網(wǎng)開一面,很可能默許劉氏抱養(yǎng)了一名“襁褓”中的同姓女嬰,女嬰長大成人,將成為徽宗寵妃,即明達皇后,而另一寵妃明節(jié)皇后也出自劉氏殿中。
但宣仁太后很快找到應對之策,“乳母案”發(fā)半年之后,元祐五年六月,太皇太后宣諭宰相,“皇帝春秋漸長”,公開表示準備為哲宗“納(皇)后”,言外之意,哲宗親政在即,希望以此堵住“謀廢立”的悠悠眾口,畢竟劉安世、范祖禹一再批評的恰恰是哲宗“尚未納后”,便“近幸后宮”。
宣仁太后最終使“乳母案”順利著陸,向太后一黨的“廢立”計劃胎死腹中,徽宗暫時與皇位擦肩而過,生母陳氏卻付出生命。不過,陳氏想必早就坦然以對自己作為棋子的命運,畢竟,她的來去全不由自己。好在多年以后,徽宗入繼大統(tǒng),向太后還惦念著她,清晰地記得她的埋骨之所,并且提醒大臣們,“皇帝所生陳貴儀,當追贈皇太妃”。
陳氏足可瞑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