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江勇振著,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1月版,864頁
為了把握日本學界胡適研究的程度,有必要了解中文學界的研究進展。為此,最近花了不少時間閱讀江勇振的《舍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1932-1962)》。先說總的判斷:本書取材豐富(尤重英文材料和檔案的利用),觀點鮮明(有時不免有矯枉過正之嫌),人物刻畫比較細膩,言常人所不敢言,發(fā)前人所未發(fā)(褒貶義兼而有之),對理解和認識胡適的后半生頗有幫助,在胡適研究史上必將占有重要的地位。不過,本書在寫作上存在諸多缺陷,在學術規(guī)范上存在一些疑問,這些缺陷和疑問無疑損害了它的成色。盡管如此,本書的價值和貢獻不容忽視,無可否認,理應得到充分的批評和討論。然而,本書出版已將近六年,迄今未見一篇書評,這長久的沉默十足耐人尋味。于此,筆者不揣谫陋,略陳鄙見,以就教于大方之家。本文略去敬稱。
拙文分兩個部分,先是內容簡介,然后是評議。
胡適:從保守政論家到冷戰(zhàn)斗士
江著長達八百六十二頁,稱得上皇皇巨著。不過要確切地把握其內容,卻并不容易。這里只能聊盡介紹之責,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全書除前言、序幕、幕落之外,主體由四章組成。
在前言中,作者講述了寫作宗旨:
在這種過去與現在交會的意義之下,今天研究胡適最確切的態(tài)度,就是要適切地在歷史與當代的脈絡之間取其均衡點,并以之來評判胡適。(14頁。按:直接引文中如有使用不當的標點、錯別字、病句或不太通順的地方,均原樣抄錄,不作更正。下同。)
序幕的主旨是,通過考察《胡適口述自傳》的訪問過程,說明胡適的老于世故——他到了晚年已經成了“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20頁)。
第一章
本章主要檢討胡適1930年代的政論,具體來說,是1937年9月赴美之前胡適關于民主政治和對日政策的言論。
在作者看來,胡適在1930年代以后日趨保守,1932年9月寫《慘痛的回憶與反省》時已經和蔣介石同道相謀(54頁)。西安事變后,胡適在《大公報》上發(fā)表《張學良的叛國》,“已經不是一個學者的口氣,而更像是一個政治打手”(62頁)。作者認為,這個時期有兩件事可以證明胡適“一面倒向蔣介石”,一是他并不同情1932年底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70-71頁),二是他勸《獨立評論》的朋友充當蔣介石的幕僚(76頁)。換言之,1930年代的胡適是以“王者師”自期,而以“諍臣”期許那些從政的朋友,因此他在“民主與獨裁”的論戰(zhàn)中“只談理論不談實際,或者說,只談歐美的實際而不觸及中國的實際”——蔣介石獨裁(98頁)。
作者主張,“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上聯)與“專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下聯)必須聯在一起,才構成胡適完整的政治哲學(98頁)。而且,上聯是為中國作的,下聯則是為美國作的(115頁)。作者將杜威、胡適師徒的自由主義相對比,認為杜威重視“民治”,而胡適注重“民享”(142頁):
全民參與對杜威來說,是民主政治一個不可妥協的原則。對胡適來說,“民享”既然是民主的目的,專家政治既然是最科學、最有效的方法,則“民治”就成為一個無關宏旨的枝節(jié)?!瓘倪@個角度看來,胡適對民主的看法是接近二十世紀美國民主現實主義者(democratic realists)。(143頁)
民主政治之外,這一時期最讓中國知識分子憂心的,毫無疑問是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作者認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9月,胡適對日本的策略經歷了八次變化(40頁)。關于前三次轉變(從“九一八”到1933年春),胡適在1934年4月11日寫的《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一文里作了交代(156頁)。1933年5月迎來了第四次改變,胡適主張對日妥協(169頁)。1935年6月,第五次轉變——和、戰(zhàn)并提(185頁)。1937年1月,第六次轉變——以區(qū)域性的和平機制來抵抗日本的侵略(200頁)。7月底,胡適改而主張放棄偽滿洲國,以此作為和談的條件(205頁)。不過這個看法只維持了一個月,9月初,胡適迎來了對日策略的第八次轉變——“苦撐待變”(213頁)。
第二章
本章主要聚焦作為駐美大使的胡適。不過,在擔任大使之前,胡適就被蔣介石派去美國執(zhí)行秘密任務。這個任務就是蔣介石要求羅斯福總統(tǒng)出面調停中日戰(zhàn)爭(220頁)。這是本章第一節(jié)的核心內容。
第二節(jié)“以夷制夷、長期抗戰(zhàn)”,書中有如下一段概括:
胡適的“苦撐待變”跟蔣介石的“長期抗戰(zhàn)”,使的就是一個“拖”字訣。胡適跟蔣介石就是志同道合地要拖到列強出面干涉,以求取最后的勝利。不管稱之為“苦撐待變”還是“長期抗戰(zhàn)”,這種引日本入甕,然后借列強之力來打敗日本的策略,就是“以夷制夷”。(220頁)
第三節(jié)“偉哉《慕尼黑協定》”。從1938年9月《慕尼黑協定》簽訂到1939年9月歐戰(zhàn)爆發(fā),胡適在這一年間為張伯倫大唱贊歌,殷切期盼遠東也有這么一個協定來消弭中日之間的戰(zhàn)火(220-221頁)。
第四節(jié)“新官上任就惹禍”。胡適1938年10月28日正式就任駐美大使,但因不諳外交,剛上任不久,就兩度因言惹禍。一言以蔽之,胡適泄露了中國有向日本求和之意,與政府繼續(xù)抗戰(zhàn)的宣言相矛盾,甚至可能影響美國對中國的支援(328頁)。
第五節(jié)“苦撐待變”主要講述了胡適的大使哲學。作者認為,胡適在駐美大使任內的基調是被動的,他的“苦撐待變”著眼于促成美國的“變”,而不是積極、主動地以中國為本位(333頁)。歐戰(zhàn)爆發(fā)后,胡適的“苦撐待變”不再是單純祈求美國出面調停中日戰(zhàn)爭,而是希冀建立集體安全保障體制,重新整頓世界秩序(345頁)。
“苦撐待變”一節(jié)長達一百二十頁,涉及內容甚多,但因本書一團漿糊似的寫作手法,眉目不清,要準確把握其重點,頗為費力。在上述“苦撐待變”思想內涵的轉變之外,我們可以讀出同僚陳光甫、上司蔣介石、競爭對手宋子文等人(按敘述前后為序)眼里駐美大使胡適的形象。一句話,這個形象與很多學者、寫家筆下的口才絕倫、長袖善舞、恪盡職守的胡適大使截然不同——作為外交官的胡適為德不卒(337頁)、情報失靈(353頁)、嚴重失職(364、400頁)、一問三不知(405頁)。
其中,對我來說感覺比較新鮮的是毛邦初《在美見聞》中對胡適的揭發(fā):
胡大使之口才與學問,雖可補救政治上及外交上所缺乏之經驗,但彼向未服務國民政府,易持在野政客批評之態(tài)度。彼既不十分明了我國慘淡經營之苦衷,又不熟諳軍事情形。故對于長期抗戰(zhàn),始則疑懼,繼則驚訝,現在漸漸信服。在昔美國輿論未一致同情援華之時,胡大使對于我國抗戰(zhàn)宣傳,并無特別努力?,F美國輿論既一致援華,而胡大使不肯努力向政府方面活動,以收輿論同情之效。仍依舊到各學校、及學校團體演講。計得各校名譽博士學位,已有十四個。胡大使每對客言,彼由大學教授降格為外交家,頗有不屑政治外交之意。雖近詼諧,遠非美國政府官吏、及政客之所樂聞?!?80頁)
值得指出的是,這一節(jié)第388頁至439頁主要敘述了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與美國國務卿赫爾長達八個月的非正式談判,以及蔣介石政府對美日談判的回應。美日談判的失敗導致了珍珠港事件的爆發(fā),而胡適日記中沒有任何關于美日談判的記載(398頁)。作者認為,美日談判最終破裂,主要是由于蔣介石的強烈反對。而蔣介石之所以對美日談判的結果勃然大怒,一是因為他擔心日本從法屬印度支那進軍中國西南,二是中美之間溝通不善,而胡適擔負的責任最大(404-405頁)。
第三章
本章描摹了胡適在抗戰(zhàn)后由“過河卒子”變成蔣介石的“棋子”、冷戰(zhàn)斗士的經過。
第一節(jié)首先詳細分析了“國府委員加官記”(蔣介石1947年1月委任胡適為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傅斯年堅持獨立思想,苦勸胡適不要進入政府,胡適本人則愿意為蔣介石“撐面子”、當“幌子”、作“棋子”〔476-490頁〕)、“再度使美驚魂記”(蔣介石1947年12月請胡適第二次擔任駐美大使,胡適為之動心〔494-496頁〕)、“蔣介石讓賢記”(1948年3月蔣介石將總統(tǒng)大位出讓,胡適怦然心動〔497-509頁〕)。
對胡適這個時期的表現,書中作了相當嚴厲的批判:
胡適在“蔣介石讓賢記”這出戲里所扮演的角色,說穿了其實相當不堪。他不但曾經一時怦然心動,而且甘愿作為蔣介石的一顆棋子、一個傀儡,任其擺布。更驚人的是,他在這整個事件的過程中,不但為虎作倀,連署那閹割了憲法、給予蔣介石宣布戒嚴全權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而且還作了一個兩面人,做過一件言不由衷的事情。(496-497頁)
作者認為,1946年胡適回國后,“在政府之外只是其表,他跟蔣介石政府暗通款曲才是其實”,“不但跟蔣介石是志同道合,而且他還是蔣介石不掛名的智囊、參謀”(511頁)。
接著,本節(jié)最后四十頁著重刻畫了胡適以武力對付共產黨的“鷹派”形象。本書指出,胡適贊成國民黨出兵東北打內戰(zhàn)(511頁)。作者強調,胡適1945年8月24日在紐約寫給毛澤東的信,其重點在于警告共產黨“萬不可小不忍而自致毀滅”(512頁)。而且,胡適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在1947年7月4日通過的戡亂動員令,“對他而言,這個命令只不過是老實承認了武力是唯一解決共產黨問題的法門”(517頁)。到了1948年初,東北戰(zhàn)況已開始扭轉,胡適卻相當樂觀,并表示“和比戰(zhàn)難”,仍然相信共產黨必?。?18-520頁)。與此同時,局勢的急轉直下,也影響了胡適對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和立場(523-533頁)。
面對殘酷的戰(zhàn)場形勢,蔣介石一邊考慮使用化學武器,一邊派宋美齡出馬請求美國介入內戰(zhàn),但遭到拒絕(535-540頁)。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直到蔣介石政權崩潰前夕,胡適仍堅決支持剿共(540頁),甚至夢想劃江而治,“做成南北朝局面”(549頁)。
第二節(jié)以濃重的筆墨描繪了胡適“冷戰(zhàn)斗士”的偏執(zhí)狂形象。1949年4月胡適逃到美國后,仍與蔣介石保持聯系。蔣介石給他的任務是,爭取美國的援助,阻止美國承認中共政權(563頁)。在此期間,胡適拒絕了“外交部長”“行政院院長”的職位(568、576-577頁)。
這一節(jié)的重點是胡適如何理解和解釋1949年的歷史巨變。胡適原先主張,共產黨之所以能席卷中國,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主要是因為國民政府是“一個腐敗、遲疑、士氣全失的政府”(578頁)。經過長期痛苦的掙扎和醞釀,胡適于1950年8月完成了《斯大林戰(zhàn)略下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在這篇著名的冷戰(zhàn)文獻中,胡適認為過去二十五年有兩個歷史轉折點,一是西安事變,二是雅爾塔密約(597頁)??傊?,胡適將國民黨的失敗歸因于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戰(zhàn)略,以及美國人的援助不力,對蔣介石政權的腐敗無能和不得民心卻緘口不言。作者認為,胡適這篇長文的中心概念的靈感來源,是章柏林(William Chamberlin)為《征服世界的藍圖:共產黨的官方計劃》(Blueprint for World Conquest:The Official Communist Plan)所寫的《引論》(598頁)。此外,如何消化、批判美國政府1949年8月發(fā)布的《對華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是胡適等人的另一個課題(618-625頁)。
瘋狂使人盲目,胡適也不例外。對于胡適的反共偏執(zhí)狂,普通的美國公民也不堪忍受(629頁)。作者認定:“在胡適的晚年,在他的反共偏執(zhí)癥的纏繞之下,胡適變成了一個恨不得立即全面展開反共‘圣戰(zhàn)’的鷹派里的鷹派,冷戰(zhàn)斗士里的冷戰(zhàn)斗士。”(627頁)胡適一直不相信中國大陸1953年的人口普查數據(634頁),可以看作這種癥狀的一種表現。
第四章
本章對胡適晚年的思想作了一次深度掃描,書中有如下主張:
胡適晚年的思想不是自由主義——不管是“社會化的自由主義”或是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所能形容的。胡適晚年的思想必須放在美國冷戰(zhàn)的脈絡之下來理解。最適合用來描述他晚年思想的,是美國在1960年代以后興起的“新保守主義”。美國這個“新保守主義”的特點不在于其對內的經濟政策,而是在于其外交政策,亦即,反共,以及用軍事、政治、經濟的力量來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648頁)
由于反共至上的立場,胡適晚年的政治思想是非黑即白。不是反共,就是親共、或者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所有的自由主義者、第三勢力,對胡適而言,都是非愚即誣,都是適足以壯大共產勢力的同路人。因此,所有可能違反反共這個最高目標的個人、報刊雜志、與團體,他都跟他們保持距離。(648-649頁)
作者認為,“晚年的胡適已經是到了自由誠可貴,反共價更高的地步。為了反共,其他原則都可以放棄”,并舉了兩個案例來說明胡適的“反共至上”。其一是,1952年胡適為了表明其堅決反共的立場,婉拒了英國牛津大學講座教授的提名(718頁)。其二是,1954年吳國楨事件發(fā)生后,胡適不再對自由主義者虛與委蛇,他在美國充當蔣介石的打手,發(fā)表文章回擊吳國楨,而這是“一篇集說謊、抹黑、栽贓之大成的作品”(723頁)。眼見胡適墮落到這般田地,作者不禁高呼:“反共、反共、多少學者的罪行假汝之名行之!”(734-735頁)
據作者推測,胡適在1959年留下了一篇手稿大綱,題為《今日政論家應有的態(tài)度》。其中有一段這樣寫道:
我們對于政府、對于政府黨,都應該自居于“諍友”的地位?!坝选笔侵饕?,“諍”是次要的。我們應該時時刻刻抱著“與人為善”的態(tài)度,“不念舊惡,成與維新?!庇幸簧?,必贊揚它,使它發(fā)揚光大。(742頁)
緊接著列了政府的七條“善”,諸如“陳誠的政府是應該鼓勵的”“金門事件的勝利是應該贊揚的”“俞大維是應該贊揚的”“王世杰的入閣是應該贊揚的”之類。于此,作者批判道:
晚年的胡適會寫出這樣不堪的一篇《今日政論家應有的態(tài)度》的手稿,完全葬送了他經營了一輩子的二十世紀中國第一自由主義者的英名。胡適晚年何止是節(jié)節(jié)敗退,他根本就是崩盤式的暴退。(742頁)
以上大體是本章第一、三節(jié)的主旨。
第二節(jié)“反攻大陸:胡適、蔣介石有志一同”著重指出:“從某個角度來說,胡適對反攻大陸的信心比蔣介石更加的強烈、更加的持久。”(699頁)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特別是中共的參戰(zhàn),讓胡適倍感振奮,他以為歷史的轉機即將到來(703頁)。1952年11月,胡適在臺北發(fā)表《國際形勢與中國前途》的演講。在這個演講中,胡適提出了“他一生當中最為雄心勃勃的一個摧毀共產主義全球性的宏圖戰(zhàn)略”(704頁)。按照這個大戰(zhàn)略,“一直要到解放了蘇聯以后,才是凱旋班師之時。這種全球性的反共策略,遠比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要更為徹底、更為極端”。諷刺的是,胡適的這個戰(zhàn)略,與他批判的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戰(zhàn)略,本質上是一致的,同為“以暴制暴”(707頁)。
第四節(jié)“從毀黨造黨、毀黨救國、到永遠不想取得政權的在野黨”,考察了胡適晚年的政黨思想。一方面,胡適反對組織政黨,特別是反對黨,這在他對待蔣廷黻和雷震的態(tài)度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748、776頁)。1958年5月27日,胡適在“自由中國社”的歡迎宴會上演講《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最淋漓盡致地說明了胡適的言論自由的局限,以及他反對成立反對黨的立場”(777頁)。
另一方面,對于國民黨,胡適先后提出了“毀黨造黨”和“毀黨救國”的理論。這無異于與虎謀皮。胡適的建議讓蔣介石怒不可遏,他在日記中破口大罵:“此種文人政客真是無恥共匪之不若矣……”(764頁)
對于蔣介石的獨裁,胡適也是一退再退。書中主要談了兩件事,一是胡適一開始持反對意見,但終究還是屈服,不得不推選蔣介石為非法的“總統(tǒng)”,不得不昧著良心說:“我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跟老百姓一樣的高興?!睋Q言之,在蔣介石的淫威下,同樣沒有“沉默的自由”(792頁)。
第二件事是雷震案。雷震被捕之初,胡適擺出一副不惜與蔣介石決裂的架勢(799頁)。但他終歸本性“懦弱”,對雷震事件“始終是內疚彌深”(唐德剛語)。然而,作者的態(tài)度要決絕、嚴苛得多,直言胡適“冷血”“沒有心肝”:
更值得省思的是,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大師,他說他所要營救的,是那根本沒有自由的“自由中國”。其所顯示的,是他心目中的自由、民主,其實只是功利主義的自由、民主。或者用更老實的話來說,只是為了得到美國的承認與援助的目的而必須去講究的手段而已。(802頁)
第五節(ji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作者認為,胡適1959年發(fā)表的《容忍與自由》“是一個人人拭目以待卻讓人敗興而歸的結局(anticlimactic)”(816頁)。與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百年前寫的《自由論》相比,胡適的《容忍與自由》“根本就是詭辯”(831頁)。
幕落寫了胡適的遺囑和死亡,同時仍不忘批判胡適的糊涂。在雷震案覆判宣布前一天,胡適談及《自由中國》的“發(fā)刊詞”,反而責備雷震沒有“做到平易而正確的見解”(837-839頁)。另外,胡適1961年9月接受報紙采訪時作偽,謊稱一個叫池田純久的日本人說盧溝橋事變的第一槍可能是共產黨開的(844-852頁),或可反映晚年胡適的陰謀論偏執(zhí)狂已病入膏肓。
不得不說,本書的內容十分豐富,以上只是一個非常粗糙的概括。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睂倪@套敘述和議論,必須時刻帶著質疑和批判的態(tài)度來閱讀,這也是本文標題加一問號的緣由。
“幸運”“神話”與“舍我其誰”
以下是評議。不過,要對江著作出比較全面、精準、到位的評價,遠非筆者力所能及。這里只能談一點粗淺的讀后感。本節(jié)嘗試通過三個關鍵詞——“幸運”“神話”“舍我其誰”——來呈現作者的史料工夫、研究旨趣及個人性情。
總的來說,相對于第一、二章,第三、四章顯得更精彩。其中,對《斯大林戰(zhàn)略下的中國》寫作過程的分析,可圈可點,這個視角值得稱贊——不像絕大多數研究者那樣“胡云亦云”。對胡適“鷹派”形象的塑造,對其晚年“暴退”的描摹,都相當細致,有些段落可謂入木三分。另外,胡適對《慕尼黑協定》的狂熱,為了反共而放棄牛津大學講座教授的榮譽,這種種細節(jié)讓人震驚的同時,也促使人們重新認識那個仿佛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胡適——歷史上的胡適,絕不只有一頂“自由主義者”的帽子。
依我之見,本書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對研究對象的質疑和批判。這本是學術研究的題中之意。然而,具體到胡適研究,“自由主義者”仿佛成了一頂神圣不可觸碰的皇冠,必須戴在胡適頭上,絕不容許摘去。其實,胡適是不是名副其實的自由主義者,首先應該作為一個問題,而不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答案。否則很容易先入為主,用“自由主義者”這個框架去套胡適的一言一行,于是不符合這個形象的史料就在有意無意中被忽視、被輕描淡寫,或者牽強附會,曲為之說(黃克武《胡適的頓挫》即有此?。?。
由于跳脫了這個巨大的窠臼,江著在史料的運用和解讀上就獲得了比較大的解放,因此能言常人所不敢言,發(fā)前人所未發(fā)。譬如,因為打破了“自由主義”的緊箍咒,江著才會主張,胡適所謂的“超然”“獨立”在1930年代以后已成為一種文字游戲,到了晚年則是“利用他的名聲、地位,以‘超然’作為護符,而行效忠一獨夫之實”(16頁)。同樣的,江著強調,“胡適晚年的思想,不是一個籠統(tǒng)的自由主義所能概括的”(647頁)。當然,這些論斷是否得當,是否逾越了界線,有待于全面的評估和深入的檢討。
如果說上面這一點屬于研究理念,或許有些玄虛,而要貫徹這一理念,史料的查核和利用無疑是重中之重。與胡適相關的史料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歷史學者首先需要做的無非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而在這方面,江著也給人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別的且不說,本書時不時出現的“幸運”“幸好”的字樣,大致可以反映作者勤于“找東西”,茲舉數例:
很幸運地,我在“胡適外文檔案”里找到了胡適在杜威八秩壽辰祝壽學術討論會上所宣讀的《工具主義的政治概念》這篇論文——有草寫涂改、但不全的手稿,也有最后改訂了的打字稿。(117頁)
幸好,我找到了一篇美國的新聞評論,內容極為火爆。(153頁)
可惜,《美國外交文書》并沒有印出胡適的“注疏”。幸運的是,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里的“洪貝克檔案”存有胡適給洪貝克的原信。(300-301頁)
胡適所改寫的“備忘錄”可惜《美國外交文書》沒選登。幸運地,我在“羅斯??偨y(tǒng)圖書暨博物館”(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的網站上找到了胡適這篇“備忘錄”。(314頁)
非常幸運地,蔣廷黻的英文日記留下來了。(454頁)
我想,每個做過研究的人都不難體會這種“幸運”背后的甘苦。
“幸運”之外,另一個在江著中頻頻出現的詞是“神話”。近幾十年的胡適研究在取得很大成績的同時,也累積了許多神話,而江著花了很大的工夫,試圖讓這些神話現出原形。例如,有不少學者、寫家津津樂道胡適赴美宣傳的“威力”,出現了“日本需派出三個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適”的神話(237頁),這無疑是昧于日本近代史、習慣于“腦補”造成的。再如,作者認為齊錫生的著作《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zhàn)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戳破了很多胡適使美時期的“神話”(334頁)。又如,書中直指“日本偷襲珍珠港是因為羅斯福受了胡適的影響”,其源頭是查理·畢爾德(Charles Beard)的陰謀論(439-441頁)。另外,第二章、第四章的結尾都不忘破除胡適和金錢之間的神話,前者是美國《生活》雜志的記載,說胡適在擔任駐美大使的時候,退還國民政府給的六萬美元宣傳費(446-449頁),后者是指胡適去世后只留下了一百三十五美元(859-862頁)。
對于“神話”,本書末尾有一番懇切的話:
神話之所以成為神話,而且為人所津津樂道,就是因為神話動聽,讓偉人看起來更加崇高、偉大,同時也有一定程度的詮釋力。然而,神話總歸是神話。除非我們寧愿活在神話里,我們還是終究必須走出神話。(862頁)
我不敢說江著完全戳破了胡適下半生自由主義的神話,只能說它盡力做了這項工作,而讀者是否接受,尚有待檢驗。我也不贊成書中的一些論斷,比如,說胡適、蔣介石“志同道合”“暗通款曲”——過分強調了他們的合作,對兩人的分歧關注不足。胡、蔣的關系問題十分復雜,有待跨學科的深入探究。再如,作者認為“新保守主義”的概念可以鞭辟入里地詮釋胡適晚年的政治思想和態(tài)度(652頁),我則認為這個詞太cliché,遠不如吳炳守的“冷戰(zhàn)自由主義”來得銳利而明確(詳后)。
然而,如我們所知,對一項研究來說,比結論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掙脫教條的桎梏,引導人們重新審視這一課題,甚至開啟新的研究領域。表現在歷史學上,就是眾人常說的新史料、新方法、新視角。就此而言,不得不說江著確實能讓讀者不帶著“自由主義者”的標簽去理解和認識胡適,以懷疑和批評的態(tài)度審視相關史料——大概有不少史料首次被使用。
《舍我其誰:胡適》四部曲是對近二三十年來胡適研究的“反撥”,其對抗學界主流言說的姿態(tài)不言而喻。不消說,本書也充分展現了作者“舍我其誰”的氣概。譬如,書中有如下幾段話:
“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這句話,恐怕是歷來對胡適誤解之最。賈祖麟(Jerome Grieder)對胡適早年自由主義的分析,至今仍然是最為細致,而且也是拿捏最為得當的。然而,即使如此,他也被胡適這句話給絆倒了?!?6頁)
如果,出任大使那些年,是胡適一生中最被人誤解、不解、亂解的階段,則從他1946年從美國回到中國,然后又在1949年回到美國去以后的那幾年,就是他一生當中第二個最被人誤解、不解、亂解的階段。(452頁)
胡適晚年的思想,是歷來研究胡適的人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個大混沌。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懵懂于胡適晚年的思想的來龍去脈。(647頁)
首先,請注意這些話中的“最”字——這么多“最”,到底哪個是真正的“最”?其次,這幾段話所要傳達的意思很明確:“歷來的”胡適研究都沒有解決這些繁難的問題,而本書給出了清晰的答案——至于是否如此,讀者可自行判斷。這種“舍我其誰”的精神,一方面促使作者勤于爬梳史料,與各式各樣的“胡適神話”奮力搏斗,另一方面也導致作者過于自信,乃至流于自負。在寫作上,在學術規(guī)范上,似乎都顯露無疑。
寫作上的弊病
我曾批評《日當正中:1917-1927》在寫作上存在不少弊端,引起作者強烈的反彈。這部《國師策士》似乎有所改進,怎奈仍然繼承了前面幾部的老毛病。比如目錄,這是一本書最重要的門面之一,可是有的標題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如果說第一章的標題“輿論界牛耳,保守政論家”還算差強人意,第二章“苦撐待變兮,引領望美師”未免讓人皺眉,第三章“斯大林狡譎,美國真無邪”則顯得不倫不類,只有第四章“自由誠可貴,反共價更高”為這個目錄略微掙回了一點面子。
書中很多差錯顯然是作者過于急躁,書稿沒有仔細通讀,蘿卜快了不洗泥所致。比如,作者似乎特別喜歡“已經”這個詞:“胡適對蔣介石一面倒的另外一個例證,就是他已經不但已經對蔣介石稱臣,而且他也鼓勵他《獨立評論》的朋友當蔣介石的幕僚。”(76頁)再如,“這時的他不但已經是中國駐美大使,而且也已經參與爭取桐油貸款”(317頁)。對一部長篇巨作而言,這種失誤在所難免,不過沒有編輯肯為他承擔“責任”了。下面這段話,三個“已經”其實都可刪去(嚴格來說,都應該刪去)——這對于“已經”成癮的作者,要求似乎有點過高了:
到了1930年代大步邁向保守、與蔣介石妥協的胡適,早就已經不是一個透明、有什么話就說什么話的人了。1946年從美國回到中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他,更已經是一個極其不透明、躲躲藏藏的人了。到了1949年流亡美國以后,他就完全已經成了一個三緘其口的金人、密不透風。(20頁)
另外,表達不準確,讀起來很別扭,甚至不知所云的句子也時有出現:
他1933年在保定聽蔣介石說他沒想到日本比他還了解湯玉麟、張學良的兵力以后在日記里所說的話。(150頁)
〔1938年〕10月8日,蔣介石在胡適上任第一封給羅斯福的信抵達:……(294頁)
前面那句話大概需要查閱胡適日記,才能弄明白。后面這句話其實是想說,蔣介石在胡適就任駐美大使后,立即給他拍了一個電報,要胡適將他的旨意傳達給羅斯??偨y(tǒng)??墒亲髡哂惨堰@幾層意思塞在一句話里,“信”和“電報”不分,自然不便于讀者理解。
這種字句上的問題,只要稍加斟酌,就可化解。比較嚴重的是行文牽連夾纏,一個話題一會兒這兩頁說一下,一會兒隔幾頁又重復一下。這種惱人的毛病,全書比比皆是。例如,蔣介石在日記中嚴厲指責胡適的一段話,445頁抄了一遍,只隔了十二頁,在457頁又抄了一遍。另外,《舍我其誰:胡適》前面三部提出的論點,本書經常花不少篇幅重述一遍——有的地方由于論題的關系或有必要,但更多的地方點到為止即可。
由于不分小節(jié)(像第三章將近兩百頁,只有兩個小標題),沒有更詳細的次級標題,加上文章本身也不夠清爽,未免加重了讀者的負擔——歸根到底,是作者的不幸。比如,第一章討論胡適“保守的政治哲學與立場”,可是讀罷全文,只記得作者主張“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和“專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像一副對聯,對胡適政治哲學的核心關切和具體內容卻很難說出個子丑寅卯來。這當然要怪讀者愚笨,可是作者行文不加節(jié)制、疏于總結,恐怕也難辭其咎。再如,這章最后一節(jié)“對日策略變、變、變:妥協與抵抗的兩難之局”,全文將近八十頁,討論了胡適在“九一八事變”之后到1937年9月赴美之前的對日主張。根據作者的分析,胡適在這個問題上經歷了八次變化,但讀者要準確捕捉這“八變”卻非易事,因為沒有小標題提示,篇末也沒有小結。除此之外,這一節(jié)開頭花了三四頁來討論“太平洋學會”的年會是否要延期的問題,跟胡適的對日策略相距較遠,其實可以化繁為簡。
第二章的敘述也不盡如人意。作為駐美大使的胡適在外交上具體有哪些得失,書中完全沒有總結。比如桐油貸款,一開始明確指出這是陳光甫的功勞(309頁),后面又說胡適也有貢獻,證據是駐美大使館秘書說這是胡大使“畫龍點睛”的結果(321頁)??墒?,書中卻沒有詳細的描寫。另外,有些地方讀起來感覺很突兀。例如,講述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的經過時,中間突然插入了胡適悼念徐新六的一首詩(287-288頁),對作者來說這也許是得意之筆,文似看山不喜平,希望有跌宕起伏的效果,可是讀到這里,我總覺得情感一下子頓住了,隔了好一陣才能進入下文。還有,第四節(jié)“新官上任就惹禍”,“鋪墊”了二十多頁之后,才算進入正題??傊菊碌钠喈敶?,讀后卻無法對胡適在外交上的成績和教訓形成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外交史的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查閱檔案,然而由于寫作上的弊病,那些付出和努力在相當程度上打了水漂。
第三、四章也有不少問題,恕不一一指出。
說實話,這種種疏忽和毛病,有的可以放過,有的可以理解,有的則讓人難以接受。不過人吃五谷雜糧,誰沒有局限,誰不會犯錯呢。要命的是,作者“舍我其誰”的態(tài)度——借用書中的“胡適說過就算主義”,作者的氣勢全然可以稱作“江勇振說了就有道理主義”。
必須指出,這里說《舍我其誰:胡適》在寫作上存在比較嚴重的缺陷,并不是說作者沒有寫作才華。實際上,本書有若干段落相當扎實,敘述也很精彩。但是,由于作者長期養(yǎng)成的寫作習慣,加上急于求成,導致這部傳記未能達成比較好的效果,至少呈現出來的不是“讀者友善型”的作品。兩百三十萬字的洋洋大作,換作懂得剪裁、善于整理的學者來寫,大概一百萬字就可以辦到了。八百六十多頁的《國師策士》,可能一半的篇幅就綽綽有余了。在關于胡適的論著中,像余英時、羅志田的作品我都讀過不止一遍,但像江著這樣條理不清、不事剪裁、冗沓夾纏的,甚為少見,叫人徒喚奈何。作者投入巨量的精力,理應完成更上層樓的杰作,卻在寫作上用力不足,把關不嚴,殊為可惜。不過對于這些指摘,作者恐怕不會承認,而會怪罪批評者“不懂”“不知學術為何物”。
史壇巨匠錢穆晚年在完成逾百萬言的《朱子新學案》之后,自覺該書“牽涉太廣,篇幅過巨”,遂寫了一篇十萬字左右的《提綱》,“撮述書中要旨,并推廣及于全部中國學術史”,后單行出版,即為《朱子學提綱》。錢穆在朱子學方面的成績如何姑置勿論,他的這種寫作理念、學術構想,在中文學術界儼然已成絕響?!吧嵛移湔l”的江勇振只會“敝帚自珍”,絕不會有此念想。至少《舍我其誰》四部曲完竣之后,我們沒有看到著者提要鉤玄,貢獻一部短小精悍、言簡意賅、別出心裁的胡適傳。
有違學術規(guī)范
作者肯定希望自己的胡適傳是一部純粹的學術著作,因此在腳注中列了很多原始文獻和一些二手文獻。然而蘿卜快了不洗泥,書中仍存在一些紕漏。比如第101頁正文反駁了羅志田的觀點,卻沒有出注。第309頁正文提到何光誠在香港大學的博士論文,但沒有給出具體的論文信息。再如,第249、251頁腳注中雖列出楊天石論文的篇名和頁碼,卻沒有書名和版本信息。這類疏忽可以歸結為作者的粗心和急躁。
然而,江著更大的弊端可能隱藏在這些看得見的腳注之外。
讀了江著后,我接著讀了《胡適與現代中國的理想追求:紀念胡適先生12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下文簡稱“《追尋》”),深感這次會議對江勇振寫作胡適傳應有很大的啟發(fā),但江著卻罕有提及,讓人深感困惑。這次研討會是2011年12月16、17日在臺北召開的,江勇振也出席了會議,并作了報告。《追尋》中有多篇論文涉及胡適的后半生,奇怪的是,本書腳注中只提及黃克武的《一位保守的自由主義者:胡適與〈文星〉雜志》(650、716頁)和呂實強的遺稿《淺論胡適的自由思想》(766頁)——前者是作為批判的對象,后者是作為史料。那么,其他論文對江著絲毫沒有幫助嗎?
在閱讀《追尋》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幾個細節(jié),產生了若干疑問,訴諸筆端,以就教于高明,亦是讀書一樂。
其一,與“容忍”有關。
汪榮祖的《當胡適遇到蔣介石:論自由主義的挫折》,是一篇相當精到的論文,可以當作一篇袖珍版“胡適的下半生”來看。該文對胡適的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有所批判。其中提及法國革命家米拉波(弭拉坡):
曾經參與法國大革命的弭拉坡(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認為任何足以容忍別人的權勢之存在,就是對思想自由的侵犯,因為容忍者同時具有不容忍的能力。(《追尋》,45頁)
根據腳注,可知這句話出自米拉波的Discours et opinions de Mirabeau(Paris, 1820)第328頁。
有趣的是,江著談及“容忍”時,也引用了意思相同的一句話,不過作者是另一位Mirabeau:
“容忍”這個概念所假定的,是容忍者有權鎮(zhèn)壓,只是決定不用而已。這也就是為什么法國的米拉伯爵士(Marquis de Mirabeau, 1715-1789)會斷然地說他要把“容忍”這個字從字典里去除。他的理由是:“只要有那么一個握有權力來容忍的權威存在,就是對思想自由的侵犯,這是因為它既然可以容忍,它也就握有不容忍的權力?!保?10頁)
根據腳注,這最后一句話轉引自Guido de Ruggiero的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iberalism(Boston: Beacon, 1967)第18頁。
筆者不懂法文,限于條件,一時也無法查核英文和法文原著?!y不成這兩位年齡相差三十余歲的Mirabeau真的說過同樣意思的話?蹊蹺的是,江著后出,只字未及汪榮祖的名諱。作者是怎么注意到十八世紀法國的Mirabeau的?書中沒有解釋,讀者自然不明就里。
其二,胡適“China in Distress”系年。
潘光哲在《胡適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回應(1949-1952)》一文最后附了一則簡短的考證。胡適“China in Distress”一文的系年,胡適紀念館定為1952年,周質平認為是“約1952年4月”的作品。經潘光哲考證,該文是胡適1950年2月17日在The Executive’s Club of Chicago講演的文稿。(《追尋》,260-261頁)
江著也提到了這篇演講稿(586-587頁),但只字未提潘氏的考證。當然,江著利用了胡適好友洪貝克(Stanley Hornbeck)的檔案,檔案中恰好保留了這篇文稿,上面還附有胡適的便條。也許“China in Distress”的系年對江勇振來說絲毫不成問題,獨力就能解決。但就學術規(guī)范而言,仍應在腳注中提及潘氏的考證。而且有了這個考證,對江著有益無害,為什么會視而不見呢?
其三,胡適反共思想的來源。
在我看來,吳炳守《冷戰(zhàn)時期胡適的反共自由主義路線的形成(1941-53)》(《追尋》,282-314頁)大約是迄今討論胡適反共思想最深刻的一篇論文了。該文認為,自由主義可以分為啟蒙性的和體制性的(這是我的概括),前者是為了民族國家的建設、政治社會的改革,而從西方引進的思想資源,后者則是在冷戰(zhàn)形勢下,以反共優(yōu)先,為證明威權體制的正當性,將自由主義扭曲化的一種體制性思維。
該文格外重視胡適的思想體驗,尤其關注他1938年以后長居美國一事,認為應全面探討胡適在抗戰(zhàn)、內戰(zhàn)、冷戰(zhàn)時期的思想經歷。作者明確指出了胡適反共思想的美國來源:從1954年3月5日的演講《從〈到奴役之路〉說起》,可一窺胡適的思想資源及其端倪。這個演講提到了哈耶克(F. A. Hayek)、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以及美國保守主義雜志《自由人》(Freeman)。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在1930年代末開始通過伊斯特曼(Max Eastman)等人頻繁介紹到美國,戰(zhàn)后則通過《紐約時報》《自由人》《國家評論》《讀者文摘》等媒體盛行于美國。
作者認為,哈耶克是胡適反共自由主義的原典,其根據是1941年7月8日的演講《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這篇演講稿還引用了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在1940年11月和1941年1月發(fā)表的兩次演講,以及伊斯特曼的極權主義理論。作者還指出,胡適對羅斯福理論的全盤接受,是因為他早已具備接受美式自由主義并將其信念化的心理機制。其緣由是,胡適在留學時期就青睞威爾遜主義,而羅斯福通過介入二戰(zhàn),重建戰(zhàn)后秩序,將威爾遜主義化為現實,合乎威爾遜主義者胡適的期望。因此,胡適對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想象,也就是在美國領導下建立一個抑制戰(zhàn)爭的集體安全保障體制。
由于反共優(yōu)先的策略,胡適對儲安平創(chuàng)辦的《觀察》雜志冷眼相待,對關系較為親近的周鯁生的國際觀也提出了批判。而且,胡適在抗戰(zhàn)后始終反對知識分子的在野黨運動。胡適認為,為了有效推進反共活動,自由主義勢力必須團結合一。所以他對張君勱、蔣廷黻等人組織反對黨均持批判態(tài)度:在反共斗爭中不可能存在第三勢力。
從以上粗略的介紹可知,江著中有關胡適反共的內容,吳炳守這篇論文差不多都涉及了,盡管雙方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看法不同。比如,吳氏認為哈耶克對胡適反共自由主義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追尋》,298頁),而作者認為胡適的“新保守主義”(大體相當于吳氏的“反共自由主義”)并不來源于哈耶克(672頁)。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江著中只字未及吳氏這篇見解深邃、視野開闊的論文。更不可思議的是,江、吳兩人都參加了在臺北舉行的紀念胡適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學術會議,而且論文收在同一個論文集里,在正常的情況下,江勇振沒有理由不清楚吳氏的論文。
當然,江著也未提及周質平《胡適的反共思想》一文(載《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聯經出版公司,2002年)。對于周氏此文,作者顯然是心存不滿的,書中關于胡適1945年8月24日寫給毛澤東的信件的解讀(511-512頁),就是針對周氏(及其他學者)而發(fā)的。周質平此文可議之處甚多,但這個論題是他首先探討的,而且很長時間內后無來者。即使看不上這篇論文,也應該在腳注中提一筆的——有可能從中受到“反面啟發(fā)”。
順便說一句,1950年代大陸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肯定刺激了胡適的反共思想。上述潘光哲和吳炳守的論文(后者提了一筆),應該可以提供靈感和線索的,不知為什么江著卻輕忽了。
我甚至覺得,江著其實是將吳炳守的“反共自由主義”的概念化為己有,改稱“新保守主義”,以大量史料加以充實、證明——最后這一點是江著的真正貢獻所在。從這個角度來看,江著充分利用了吳炳守的概念,堪稱汪榮祖論文的超級增訂版——將汪文中強調自由主義的內容改成了胡適與蔣介石“暗通款曲”“精誠合作”,以及胡適晚年“崩盤式的暴退”。
無論如何,江著這種作法不足為訓。對學術著作(包括學術性傳記)來說,在腳注(或尾注)中標明參考文獻、思路來源,是學術誠實、也是學術自信的一種體現。有了這樣的注釋,可以增加學術專著的分量,反之則顯得“輕薄”,讓人不由得懷疑其學術誠信。即使真有貢獻,也不方便學術共同體檢證。譬如,江著對胡適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對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有比較詳細的描寫,其中將《群眾周刊》與《申報》的報道相對照(527-529頁),讓讀者更清楚地了解胡適的面目。不過由于學術規(guī)范上的疑問,孤陋如筆者無從判定《群眾周刊》那則材料是作者自己爬梳報刊所得,還是看了二手文獻轉引而來。
當然,筆者并不想以學術失范來否定江著的學術貢獻。只是,學術失范和寫作缺陷無疑使這部著作的價值大打折扣,洵屬遺憾。
改革開放后,隨著政治環(huán)境的改善,胡適研究有了很大的進展,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不過,在這期間“胡適神話”也是層出不窮,騰于眾口,“胡適=自由主義者”的公式化、臉譜化“常識”滿天飛,本來是為了“還原一個真實的胡適”,結果卻出現了無數木雕泥塑的胡適神像。有形無形之間,我們的文化界還彌漫著這樣一種氣氛:批判胡適,就是反對自由民主;推崇胡適,就是反抗獨裁專制。這種截然的二分法,在思想上是相當幼稚的。殊不知,在學術上批判胡適,也可以是為了追求自由民主。
從這個角度說,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四部曲,尤其是《國師策士》一書,在摧毀“胡適神話”上“重拳出擊”,對今人走出“胡適崇拜”的怪圈大有裨益,居功甚偉。然而,如本文開篇所述,該書出版至今,學術界尚無一篇書評,實在讓人感到不可思議(想想中國大陸有多少胡適的“粉絲”)。不過稍作分析,即可了然。這種沉默,大概可以分三種情況:其一,對沉浸于“胡適神話”的人來說,江著猶如眼中釘、肉中刺,沉默對維護胡適的光輝形象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其二,由于江著在學術規(guī)范上的問題,學界同道恥于提及,不想拉下臉皮,故沉默以對。其三,這種沉默也要“歸功于”江勇振自己。他寫的胡適傳,篇幅長得讓人望而生畏,難以卒讀,加上他對待批評的態(tài)度(參閱《舍我其誰:胡適》第三部的前言)——在他眼里,幾乎所有批評者都是懵懂無知的,睥睨同儕、輕蔑讀者——大家自然避而遠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作者畢竟在胡適研究領域摸爬滾打了數十年,就像其缺點不容粉飾一樣,其貢獻也不容抹殺。對于胡適的后半生,我一直期望深入了解,本書可爭辯、可批判的地方很多,雖難稱杰作,但靜心細讀,確有所獲。
(承京都大學彭皓兄幫忙從京大圖書館借出《國師策士》一書,特此致謝。另,拙稿承一位“深藏功名”的朋友批評,謹致謝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