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樹達的去留徘徊

楊樹達標準照，攝于1952年

楊樹達日記第四十六冊原稿封一

看《楊樹達日記（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如書名所標明，實際上是楊樹達（遇夫）先生一生所記五十一本日記中的兩本，第46和第50，其余全本都收藏在中國社科院，還沒整理出版出來（據(jù)說2024年6月將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這兩本是留在家屬手上的復印本，由遇夫先生的后人、曾孫楊柳岸點校加注出版。應該說這本書還是很不錯的：一是兩本日記恰好覆蓋1948-1949年、1952-1953年這段巨大變動的年代，日記主人公作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大知識分子，置身其中，多有記載，留下了很多有價值的史料；二是日記整理者的身份、學識是擔負這一工作的不二人選。

我們知道，日記整理注釋難，不是一般的難，哪怕相隔只有幾十年。因為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是隨手記的，很多也是私人事務，人名眾多，寫法各異，縮語、略語、私房話，不是身邊非常熟悉的人，往往無法理解。何況大多數(shù)涉及的人都是史書不載的人，時過境遷，無從考證。注者楊柳岸是遇夫先生的曾孫，他祖父楊德嘉是遇夫先生的“滿崽”，長期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的父親楊逢彬是楊樹達先生的孫子，在祖父去世后跟祖母生活很長時間，對遇夫先生生前的心態(tài)好惡、故交親疏、人物臧否、生活習性都耳熟能詳，這些傳達到注者的很多，能幫助他在解讀日記的時候如對故人。楊柳岸在學習專業(yè)的選擇上也繼承了曾祖父的衣缽，選擇歷史文化，使得隔輩交流理解成為可能。

我感興趣的是52-53年這一段歷史記載。因為1953年全國高校院系調(diào)整，高校大裁撤、大合并，高校的教授們命運經(jīng)受了一場洗禮。當時遇夫先生是湖南大學歷史系教授，而湖大面臨調(diào)整取消的命運，他自己在新時代的發(fā)展也處在何去何從的選擇之中。雖然他跟新中國的開國領(lǐng)袖們?nèi)缑珴蓶|、徐特立有特殊交情，跟其他將領(lǐng)高官也多有師生關(guān)系，承蒙省委重視，邀他擔任了省文史館的館長，但他更在乎他在學術(shù)上的地位。

院系調(diào)整，老校長李達1952年去了武漢大學，湖大的文科教授們普遍面臨三種選擇：一是去武大，二是留下來，分到馬上要成立的湖南師范學院，三是去更遠的地方，對他來說就是調(diào)北京，中國科學院古史所。想來遇夫先生還是愿意去北京工作的，這不僅與他早年在北京較長時間的工作經(jīng)歷有關(guān)，更與他和最高層的關(guān)系有關(guān)。從日記看，他關(guān)系最好的兩個教授、三天兩頭要見面的，是王嘯蘇和馬宗霍，這兩位無論學養(yǎng)還是脾性跟他都很對付。這兩個大儒，都留在了湖南師范學院，成為后來師院中文系的發(fā)蔸之本（另一位學者駱鴻凱，也就是羊春秋、馬積高的親承導師，好像跟楊、馬都不太相投）。

1953年7月13日得到消息，當時的湖大歷史系幾位教授，汪詒孫、姚薇元配武大，何麗生（竹淇）配中山，遇夫先生留在湖南。到這時他留下不動的消息得到了確證，心里肯定是五味雜陳的。他湖大的學生周學舜和高敏，院系調(diào)整去了武大，來看他的時候還“以余不往武大為恨事”。7月23日，負責師院籌備工作的涂西疇從武漢回來，“告以在漢口開會時，李鶴鳴（達）主余到武大，后決定從余意留師院云”。到9月底10月初，走的走了，送別“公餞”宴也參加了，來的也來了，面對這樣的動蕩，先生的心里會有所觸動吧。

1953年10月28日，湖南師范學院成立，他也參加了成立大會，程潛代表官方參加活動，他還“陪談一刻”，也參加了招待午飯。其實他心里并沒有定，各種來人和消息仍然擾動他的心思。26日，他原來的學生，時武大中文系副教授劉綬松來，后又“勸余去武大”。29日，接“六兒書告，在京見峻侄，云京中人決定邀余入京工作，任研究指導，培養(yǎng)新進云云，惜不知其詳也?！钡诙焖蛯懶沤o“峻侄”了解其詳。武大和北京無疑象征著更好的研究條件、更高的學術(shù)地位，是有誘惑力的。

應該說，剛剛掛牌成立的湖南師范學院是拿出了十二分的誠意，院、系領(lǐng)導多方慰留。1953年9月11日，邀去至善村看新房子，解決生活困難。10月26日，遇夫“作信告師院，暫不授課”?？紤]到遇夫先生年事已高（69歲），他湖大的老同事，現(xiàn)在已調(diào)入師院工作的孫秉瑩、皮名舉31日多半是奉旨來家，對“不授課”之事表示理解。遇夫先生在日記中對他們代表學校的表態(tài)有所記載：“先生不必以不授課而支薪介意，積學者貢獻研究，同一有裨于文化，不應與尋常人一例；如研究上有何需要，學校當盡力支援；寒假后容可派一助教相助云云。余云甚感學校此種厚意，以后當努力從事研究，答此盛意；助教如有困難，甚望派一寫手，買書事亦望校方相助云?！?1月1日，師院副院長涂西疇也來家，再申善意：“言蘇聯(lián)教授不一定上課，請勿介意。遇老在此，足為多士楷模，其作用不必在上課?！庇隼下爜怼捌溲陨醮?，余不能當也”。

雖然如此，北京那邊又似乎并沒有完全放棄促遇老入京，頻繁有消息傳來。11月2日記載：“《歷史研究》事由毛主席發(fā)起，郭沫若提名。余名已被提出?！?1月6日記載：“峻侄書言，中央恐學術(shù)傳統(tǒng)中斷，故邀請歷史語言學者入京從事研究。事由郭沫若主持。據(jù)峻所知，見邀者除余外，尚有陳寅恪、顧頡剛云。為學術(shù)計，此事至可喜，不關(guān)個人也。”不管老先生如何表白不關(guān)個人，領(lǐng)袖對專業(yè)的重視和自己被首先提名，心里肯定是受用的。但此事過去一個多月，沒有了消息。到1953年的年底，遇夫先生的侄女彭慧直接問郭沫若遇夫先生入京的事，日記中有記載：“郭復書言科院成立上古史研究所，郭自兼所長，當請余入所從事研究，不日即成事實云。自十月末有此說，后消息杳然，心疑其容有變化，得此事乃確定無疑矣。”這一回終于得到了準信，心里的石頭落了地，自己去還是不去兩說，那邊要自己是確定無疑了。

楊樹達與王嘯蘇從時務學堂同學開始，相識相知，是一生的好朋友，馬宗霍也是他的密友，三個人此時都供職于岳麓山下，走動異乎尋常的頻繁，日記中多有記載。但是關(guān)于他赴京之事，到底從命與否，他們的看法如何，在日記中卻未有只字提及。倒是在1954年1月8日記載，自己的多年老友、任教于明德中學的陳毖濤“力主余入京。謂系報國之事，所見甚大”。此后一直到2月中旬過年，入京之事未再被提起。

正式的商調(diào)，發(fā)生在1954年2月24日，“涂西疇來，言京中有電來，邀余到科學院，詢余意見”。緊接著“午王平默（王學膺，王嘯蘇之子，湖大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系教授）來，見示公文，非電也”。這時候“余云，年老不能多受約束；書籍頗多，房須能容納家口六人，一預備令嫻女來京也”。見到正式“商調(diào)函”了，遇夫先生才提出了年紀大不能坐班，家里人口多，書籍雜物多，房屋少了不夠住的擔憂。其實，京中房屋吃緊的問題，早在十幾天前“峻侄”就提起過，“科院覓屋不易，余或當以科院名義留湘工作，如此亦佳”。思來想去，科院掛個名頭，不必搬家，也不必上班，在家里搞研究，確實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其實，遇夫進京之事反反復復，一時要去，一時無房，傳話的聲音各異，權(quán)威的直通信息皆無，本身就是非常蹊蹺的。這還要從遇夫先生的學術(shù)地位、他跟領(lǐng)袖的特殊關(guān)系（他曾是毛的老師，跟毛多有通信甚至抱怨過在北京出書遇到的阻力）、以及他跟郭沫若的關(guān)系來找原因。遇夫先生的專長是古文字學，也就是所謂“小學”，用現(xiàn)在的話說叫“識字達人”，在這方面他有“神州第一人”之譽，而郭沫若雖然是一個作家、詩人，但在學術(shù)上立足的本錢，也是“認字”，從研究甲骨文開始，奇峰突起。

遇夫先生對郭沫若其人來說，讀《楊樹達日記》，可以看出：無一處肯定、無一絲好感、無一點相助！《日記》中提到郭的地方有30多處，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一是指出他的錯誤，二是品評他的為人，三是溝通協(xié)商自己的出書并慪氣。首先在辨誤方面比比皆是：“郭說鄭僭稱王，說不足信”（49.12.31）；“‘和’即田和，而郭沫若以為陳乞，大誤”（49.3.1）；“如此，郭沫若所題‘大’‘小’適得其反”（53.1.7）；“郭認識能力固遠過陳夢家，而學問荒疏”（53.6.23）。關(guān)于出書的糾結(jié)，在于1952年他剛剛寫就的《積微居甲文說》，送中國社會科學院請求審查出版，但不知何故，一年沒有音信。老先生去信詢問，那邊找人再審，回話了，“編局書告，《甲文說》只選十篇，渾蛋，渾蛋！”（53.3.24），用湖南話說就是遇夫先生一個人在家發(fā)了“甲脾氣”?！都孜恼f》他寫了70篇，那邊回話說只有10篇可用，豈不是把他在甲骨文以及古文字研究中的地位徹底否定了嗎？這羞辱堪比當眾打臉。

遇夫先生思來想去，覺得還是不兜圈子，直接找社科院的領(lǐng)導郭沫若要說法：“連日為《甲文說》事頗懊喪，以余勝意頗多，而淺薄者不能認識，不知以后應如何辦也。夜中思此，決定再精簡好直寄郭沫若，請其審查決定”（53.3.28）。盡管如此，3月31日他還是“草與毛公書”，估計也要一吐胸中的塊壘吧，免不了又告了一個“御狀”。到6月中旬，郭有信來，指明刪去某篇某篇他認為有誤的，理由是“大率孤文單證，且亦無關(guān)宏旨。汰之無損于意例，存之不易以征信?！保ā斗e微居友朋書扎》110頁）語氣有點居高臨下的意思，遇夫先生雖然心里不服，但既然說了請他審定，也不能完全不從，只得違心地刪去幾篇，并沒有完全照辦。最后先生把被迫淘汰的十余篇編為一冊《甲文馀說》，“郭沫若謂，當汰去出版。既由彼掌握，無法抗之，余當別印行之”（53.9.23）。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在這種復雜的關(guān)系中，北京的去留絕不是一件容易抉擇的事。遇夫先生正式下定決心，是在1954年的3月了。3月1日，“晚行，觸火缽，以右肱著書案，幸未僵仆；神經(jīng)震動，尚未覺也?！边@一天，他在家里腳觸到火盆，幸虧右手臂撐住書案，沒摔到地上，但是受一驚嚇，連續(xù)幾日臥床不起。后醫(yī)生來量血壓，176/134，連寫字都是由夫人張家祓代筆。至此，遇夫先生完全杜絕了赴京的念頭，“京行決止”。

3月15日，“移居至善村”新屋，家安頓下來，心也安頓下來了。有師院的同事助教來幫忙搬家，連續(xù)幾日有文史館的同事和學院的同事來祝賀和“留午飯”，想必已進70的遇夫先生已經(jīng)完全接受了留在湖南、終老湖南師范學院的命運！

真正讓遇夫老心里完全想通、為自己回絕赴京之邀而慶幸的，我覺得是他得知另外一個受邀的廣州好友陳寅恪的決定。3月28日，他收到已去武大的教授姚薇元的信，說到了陳寅恪的類似情況：“云寅恪以多病，辭不北行，舉陳垣自代；且謂寅老不滿意于科院，……至此老成凋謝之際，乃臨時抱佛腳，已有接氣不上之象云云?！?/p>

陳寅恪先生不久又給楊樹達先生來一信，信中“以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兩位老學人的出發(fā)點和抉擇，何其相似乃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