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筆下的江湖世界中，“射雕三部曲”和“碧血劍-鹿鼎記”均是前后情節(jié)銜接性很強的故事體系。但在這兩部分內(nèi)容里，各有一段消失的歷史。
《倚天屠龍記》中，開篇故事距離襄陽保衛(wèi)戰(zhàn)不過數(shù)年，郭襄張君寶只是十幾歲的少年，誰知作者一句“花開花落，花落花開”，張君寶的青春期便戛然而止，時間已跳到宋亡五十余年以后，他即將度過九十歲生日。
碧血劍的故事結(jié)束時，正值甲申之變、大明江山鼎革之際。而阿九、馮難敵、歸辛樹、何鐵手這些“碧血”人物在《鹿鼎記》中再次登場時，已是二十多年后的清朝康熙年間，朱顏辭鏡、英雄老邁，自然是故國與往事均不堪回首。
《倚天屠龍記》中消失的七十多年和“碧血劍——鹿鼎記”之間消失的二十多年頗為相似，均是漢家王朝傾覆、北方馬背民族受圖定鼎的重要時間段。
《碧血劍》海報
蒙元滅宋與明亡清興對于江湖而言，同樣都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
這是最壞的時代。
在金庸的設(shè)定里，蒙元和滿清的鐵騎燒殺搶掠、格外殘暴，所經(jīng)之處，生靈涂炭。武林中人，以行俠仗義、鋤奸除害為己任，江湖和民間的關(guān)系，在于前者在官府所不能及的地帶里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并對“不義”進行矯正；而后者則對此類事跡進行傳頌，使俠義之名口碑載路。但馬背民族的鐵騎南下，挾所謂“歷史必然性”之威席卷天下，江湖群豪再也無力向民間提供安全保障和維系正義。
金庸筆下的江湖和廟堂同樣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俠客的價值觀念是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延伸。這種價值觀混以江湖豪杰粗獷但熾熱的民族情緒，使得胡漢恩仇、華夷之辨成為武林中的頭等大事。可隨著天下易主，神州陸沉，銅駝荊棘，舊時江山已盡為禾黍。此類民族情感和正朔觀念，陽光下已無寸土容身，要么只能在反抗者的內(nèi)心世界悲壯燃燒，要么則只能隱藏在江湖邊緣處的犄角旮旯里，默默等待世界度過漫長的歷史周期。
這是最無力的時代。
臨難一死的不僅僅是袖手談心性的腐儒。哪怕你武功通天、智計無雙，也無法扭轉(zhuǎn)已成定局的歷史大勢。堂吉訶德永遠無法戰(zhàn)勝風車，郭靖黃蓉以身殉城是他們注定的結(jié)局。
小說在這里留白，歷史從這里失蹤，金庸江湖進入至暗的凜冬。
就如最冷的冬天動物仍有不同的活動，在這段消失的歷史里，我們?nèi)匀荒軌蛲高^前后的文本窺知江湖群豪不同的行動選擇。選擇有三種：歸順、躲避、反抗。
一、貨賣帝王家：現(xiàn)存的就是正當?shù)?/strong>
第一種選擇是歸順朝廷。
馬背上的新王朝在武林中一直不乏合作者。即使在《倚天屠龍記》的時代元朝已進入末期，朝廷一方也是高手如云，既有玄冥二老這樣武功深不可測的絕頂高手，也有“阿大”這樣名門正派的耆宿長老。
《倚天屠龍記》中趙敏帶著玄冥二老
《鹿鼎記》時代朝廷高手的質(zhì)量雖遠遜于當初的蒙元，但說起來數(shù)量也不算少。吳三桂麾下有金頂門的死士，康親王也招攬了不少抱定“學成文武藝、貨賣帝王家”的武林人物，鰲拜的爪牙、康熙的暗探更是遍布江湖。
更為深層的變化在于，曾在蒙元時代以反抗者自居的名門大派已經(jīng)在形式上認同了朝廷的合法性。貴為天下第一名門正派掌門人的少林方丈公開接受皇帝的敕封，少林群雄也在清涼寺等一系列事件中為朝廷出了大力。這意味著反抗陣營中曾經(jīng)的中流砥柱，已在潛移默化地認可了現(xiàn)實的權(quán)力。
當然，不同的武林人物投靠朝廷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些熱衷名利，有些或有不得已的苦衷，甚至連本來的名字都羞于提起。但這些形形色色的合作背后，除了利益關(guān)系之外，他們并非沒有把自己行為合理化的道德說辭。這種說辭借《書劍恩仇錄》中乾隆的話來說就是“帝皇受命于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有了這個大前提，武林中人“為朝廷出力……將來光宗耀祖、封妻蔭子才不辜負了一副好身手”。
這一說辭包含的邏輯是：一個王朝能夠定鼎中原，說明乃是天命所歸；恰恰因其天命所歸，才能最終定鼎中原。將所謂的“天命所歸”展開來說，即該王朝的權(quán)力來源和統(tǒng)治都是神圣的、是合道德的。也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說，江湖人士追隨朝廷，自然是順天應命的選擇。
繞來繞去，這無非告訴你，現(xiàn)實的就是正當?shù)?，實存的就是“應該”的。?quán)力皆是合理的，所有的質(zhì)疑的聲音皆是悖逆綱常的。
在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歷史哲學面前，金庸江湖人物的評價，會發(fā)生詭異的變化：郭靖、黃蓉是阻擋歷史車輪的螳螂俠侶；張無忌、陳近南無非草莽逆賊；玄冥二老熱衷名利、風際中賣主求榮反而成了正當神圣的合法之舉。
如果凡是屬于權(quán)力的，就一定是正當?shù)?，吳之榮揭發(fā)檢舉違法書籍，又有什么錯？民間關(guān)于評書曲藝中“竇爾敦和黃天霸誰是反派”的爭論，在“帝皇受命于天”這一神圣卻詭異的敘事里，有了一錘定音的結(jié)論。
二、出海遁地的不合作者
金庸江湖的第二種選擇是始終不合作。他們或遠走高飛、或隱逸山野。
袁承志在無力改變歷史大勢，心灰意冷之際，便遠走南洋，揚威海外。唐傳奇里的虬髯客、《水滸后傳》里的混江龍李俊都有在海外建立基業(yè)的事跡。為什么一定要選在遙遠的異域，大概因為后來者戲說前代歷史，雖免不了逆轉(zhuǎn)些戰(zhàn)場上真實的勝負、杜撰些直搗黃龍的橋段，但多半不會對大的歷史事實進行顛覆式的編造。正史就記錄在那里，虬髯客不可能取代唐太宗，梁山好漢坐不了龍庭，袁承志也改變不了天下蒼生甲申年里注定的命運。
茫茫海外，遙遠的異域，卻是利維坦的現(xiàn)實觸手所不能及之處。那里的歷史飄然于正史之外，是歷史哲學“決定”不到的地方。這么看來，袁承志的結(jié)局，已是無奈中的萬幸，是對歷史必然性的一種浪漫逃離。在沒有正史的地方，袁承志和他的小伙伴們有足夠的時空來自由書寫成年人的童話。
四師傅南希仁在臨別之際曾贈郭靖一句金玉良言：“打不過，逃！”當時代大勢無法逆轉(zhuǎn)，遠走高飛成為對時代唯一的嘲諷方式。
如果在風景名勝區(qū)有一座地下豪宅，就不必遠走海外，遁于地下也是不錯的選擇?！敖K南山下，活死人墓”是金庸對絕跡江湖的神雕俠侶下落的唯一交代。無力改變現(xiàn)實，心中之火與無用之軀深藏地下，以待來日。無獨有偶，《鹿鼎記》時代康熙翻閱的那本黃宗羲新著之書，也是以地火明夷來命名。
可多數(shù)人沒有遠走海外下南洋的船票路費，也沒有楊過小龍女那樣機關(guān)重重的地下豪宅。天下之大，無處避秦，除了自己的靈臺方寸之地，又能躲到哪里去？然而，躲進自己內(nèi)心的城堡，并非沒有風險。
以賽亞·伯林講述過古希臘羅馬時期斯多葛學派的哲人面對無法抵擋的專制權(quán)力，無奈退居內(nèi)在精神世界的故事。伯林認為，對這些堅持自由的哲人而言，當自己的自由受到外在的阻礙，他們唯有不斷縮小對“自由”的認知疆界，才能做到仍然自由。也就是說，他們告訴自己得不到的東西恰恰是自己無所欲求的。被剝奪的自由恰恰不是真實的自由。如此一來，即便身陷囹圄之中，他們也會說身體的自由不是自己真正欲求的自由，唯有內(nèi)心層面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而那也是任何強權(quán)所不能剝奪的。伯林稱這種高尚隱士的哲學為酸葡萄學說：所有得不到的，就說那是我不需要的。
韋小寶為激將他人，曾故意說反話，對佛法有過一番讓人啼笑皆非的錯解，倒似這番酸葡萄學說的另類延伸：“眾喇嘛持刀而來，我們不聞不見，不觀不識，是為大定；他們舉刀欲砍，我們當他刀即是空，空即是刀，是為大智；一刀刀將我們的光頭都砍將下來，大家嗚呼哀哉，是為大悲?！痹陧f氏歪解之下，刀是空腦袋也是空，保不住的腦袋自然不是好腦袋，要它做甚！
這種對外在得失的無所謂，以及對內(nèi)在精神重要性的過分強調(diào)，很容易使一個人喪失對善惡的直觀的感受和樸素判斷。他似乎看穿了一切，他會認為為虎作倀者如玄冥二老是傻瓜，也同樣認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郭靖是傻瓜。他笑功名富貴皆是浮云、非我所欲，他笑郭靖西西弗斯般的蠢笨和徒勞。只有他自己才看穿了萬事空無的真相。
師侄澄觀曾對韋小寶的歪論歡喜贊嘆。頭腦精明的少林方丈既接受了皇帝敕封的護國禪師，也暗自擔任了反清組織鋤奸盟河南省盟主。兩位高僧雖在腦筋是否靈光方面判若云泥，但行事邏輯或許只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
三、反抗者的烏托邦
留給江湖群豪的最后一種選擇是反抗。
但是當統(tǒng)治已成定局，這種反抗注定步履艱難。
反抗事業(yè)的宗旨是“奉正朔”“辨華夷”。當反抗的事業(yè)進行得越發(fā)艱難，就越發(fā)需要將“奉正朔”“辨華夷”塑造成一種激勵人心、整合江湖力量的意識形態(tài)，并將其放置到至高的位置。
于是“唐王、桂王之間當奉誰為正朔”這種陳芝麻爛谷子的爭論就會變得極其重要，重要到一言不合就與同儕隊友進行生死決斗。反清事業(yè)的八字還沒一撇，對正朔的理念分歧已經(jīng)使同一陣線里的兄弟自相殘殺。理念壓倒了同伴間的樸素情感。
在意識形態(tài)和民族情緒的雙重推動下，武林群雄更是將“華夷之辨”等同于“是非之辨”“黑白之辨”。這也是凝聚反抗力量最有力的觀念武器。就像《鹿鼎記》故事的結(jié)尾，天地會兄弟對韋小寶不論跡不論心，只讓他問問自己老子的出身。
《鹿鼎記》劇照
以“華夷之辨”為價值根基，反抗大業(yè)有了至高無上的神圣性。既然目的是神圣的，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的，手段變得不再重要。為了反元，明教可以燒毀無辜百姓的民房；只要漢人能當皇帝，就算不學無術(shù)的韋小寶稱帝也無所謂?！叭A夷之辨”的敘事具有壓倒一切的無比威嚴，任何拒絕反抗的人都可能被斥責為數(shù)典忘祖，都可能會被提醒“為人不可忘了自己祖宗”并被順帶問候祖宗十八代。
吊詭的是，與那些為虎作倀的朝廷歸順者比起來，這些反抗者往往是江湖中人品高尚的俠客。他們心懷俠義，抱著赴死之心以圖恢復。他們不認可現(xiàn)實權(quán)力的合法性，他們孜孜不倦地追求一個理想的廟堂和江湖。
然而，他們卻構(gòu)建了一個可怕的烏托邦。
這個烏托邦要求以華夷之不同來區(qū)分善惡、辨別是非，要求所有人整齊劃一地表態(tài)反抗，并以反抗為唯一目的，且這一目的的重要性壓倒一切。為了這一目的，所有個體都是可以被犧牲的，所有樸素的江湖道義原則都是可以被無視的。這個基于理想之上的烏托邦，恰恰遺忘了江湖中人真正的俠義理想：鋤奸扶弱，救助每個需要被幫助的個體，向往每個個體都得到公平正義的待遇。
金庸江湖的反抗者在絕望的歷史里悲壯反抗，這種悲壯反抗卻讓歷史更加絕望。
在黃宗羲顧炎武等大儒力勸韋小寶稱帝的那一刻，他們眼里政治的全部目的已然只是“反清”，全然忘記了恢復河山之后真正的善治——才是目的之后的目的。任何宏大敘事只是在為“歷史必然性”添磚加瓦，只有關(guān)照每一個平凡個體的命運，才是走出這段消失歷史的唯一曙光。
九難目睹死尸骷髏，曾感慨：“若要復國，不知又將殺傷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該是不該？”面對每個具體生命的悲慘遭遇，她不掩飾自己的悲憫與共情。但面對政治判斷中的道德困境，她又顯得猶猶豫豫，左右為難。然而，此刻這位婆婆媽媽的神尼卻遠比那些行事果斷的天地會群雄更接近江湖俠義的本來面目。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