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的“焚書故事”

梁元帝江陵焚書一事，常被視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學者多著重分析梁元帝燒書之數(shù)量及其影響，或寄予深厚的現(xiàn)實感慨，但對于相關(guān)文獻中的具體細節(jié)往往直接信從而不加考辨。下文簡要論之，以拋磚引玉。

被認為是梁元帝焚書的隱秘細節(jié)最早見于庾信《哀江南賦》之“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句，（《周書》卷41《庾信傳》，中華書局，1971年，第741頁）《南史·梁本紀下》曾有梁元帝在江陵不守之時焚古今圖書并拔劍擊闔之記載，（《南史》卷8《梁本紀下》，中華書局，1975年，第245頁）似可與庾信此二句相對應。又《周書·庾信傳》載其“雖位望通顯，常有鄉(xiāng)關(guān)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周書》卷41《庾信傳》，第734頁）庾信曾仕梁，又對鄉(xiāng)關(guān)多懷故情，其賦想必頗有依據(jù)，但這兩句畢竟具體指向未明，似也可作別解，（如龍文在此句中未必指寶劍，后世理解或因《南史》記載而產(chǎn)生誤解。庾信《夜聽搗衣》詩中還有“龍文鏤剪刀，鳳翼纏篸管”句，見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點校：《庾子山集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262頁）《南史》亦有后來附會之可能，如此則不足作為梁元帝確行過焚書事的主要證據(jù)。周文帝之子滕王逌為《庾信集》所作序中曾回憶庾信“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點校：《庾子山集注》，第66頁）言庾信文集毀于江陵戰(zhàn)火中，庾信在答謝滕王贈序之文中寫道“江陵百六，幾從士壟。至如殘編落簡，并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點校：《庾子山集注》，第555頁）但二人都未明言梁元帝是否是江陵戰(zhàn)火毀書的始作俑者。庾信彼時滯留北方，雖知文集在戰(zhàn)亂中之散亡，但卻不知其具體過程。

梁元帝親行焚書事的強有力證據(jù)見于顏之推《觀我生賦》“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溥天之下，斯文盡喪”一句，其自注曰“北于墳籍少于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余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兵敗悉焚之，海內(nèi)無復書府”，（《北齊書》卷45《顏之推傳》，中華書局，1972年，第622頁）感嘆梁元帝聚書十余萬之功和因兵敗而焚書對文明造成的毀滅之過，是為梁元帝曾實施焚書的最可信描述，顏之推曾在元帝時“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北齊書》卷45《顏之推傳》，第617頁）為其身邊之人，曾在《顏氏家訓》中提到過與元帝交往的細節(jié)，（如《顏氏家訓·勉學篇》載：“梁元帝嘗為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見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中華書局，1993年，第197頁）也親眼見證了江陵被攻破，其自注當有所據(jù)。因此，梁元帝應確實曾行過焚書事，但具體細節(jié)則語焉不詳。

南朝畫像磚

關(guān)于梁元帝焚書細節(jié)的補充首見于《隋書·牛弘傳》，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并言古今書厄，以期搜索異本，恢復文化，其中有“蕭繹據(jù)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余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于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一句，（《隋書》卷49《牛弘傳》，中華書局，1973年，第1299頁）提及梁元帝在平侯景之后獲得了文德殿之書和公私典籍，并點出梁元帝焚書是在周軍破城之際，地點是外城，雖然得到搶救，但保存下來的最多也就一兩成?！端鍟そ?jīng)籍志》小序言：“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jīng)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余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保ā端鍟肪?2《經(jīng)籍志一》，第907頁）大體承襲牛弘之說，但未言尚有保存下來的書籍。牛弘上書距元帝焚書事不到三十年，也曾與顏之推共同仕隋，由梁經(jīng)歷北齊、北周而最終入隋的文士不在少數(shù)，因而牛弘對梁元帝焚書事有所了解亦在情理之中。

唐人張彥遠著《法書要錄》中有《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稱“周將于謹、普六茹忠等捃拾遺逸，凡四千卷，將歸長安”，（張彥遠纂輯，劉石校理：《法書要錄校理》，中華書局，2021年，第205頁）言于謹、普六茹忠搶救下四千卷書籍回到長安，這是關(guān)于梁室藏書搶救者和救得具體卷數(shù)的重要材料。然《周書·于謹傳》載其克江陵并殺死元帝后，“虜其男女十余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轝輦法物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詧為梁主，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邑二千戶”，（《周書》卷15《于謹傳》，第248頁）只提到他對珍寶、人口的搜刮，及之后皆獻給宇文泰的無私之舉，但未提及梁元帝焚書或于謹參與搶救書籍一事。普六茹忠即為楊忠，其于“魏恭帝初，賜姓普六如氏”，（《周書》卷19《楊忠傳》，第317頁）在克江陵之后繼續(xù)鎮(zhèn)守鑲城并負責討伐沔曲諸蠻，其本傳未提及梁元帝焚書及搶救圖書事，甚至他本人也未在戰(zhàn)后直接回到長安，因而《法書要錄》中的記載大概是為附會牛弘之說，因而采擇參與伐梁戰(zhàn)事的兩位主要將領(lǐng)姓名，將其視為梁室藏書歸于北周的功臣。

《南史·梁本紀下》則載：

乃聚圖書十余萬卷盡燒之。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內(nèi)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以公主。既而又召王襃謀之，答仁請入不得，嘔血而去。遂使皇太子、王襃出質(zhì)請降。有頃，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南史》卷8《梁本紀下》，第245頁）

《南史》補充了元帝出城投降時揮劍擊門并表達懊悔的具體細節(jié)，此皆目下諸書無載。

按《南史》撰者李延壽曾讀過元帝自撰之《金樓子》，《南史·元徐妃傳》曰：“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南史》卷12《元徐妃傳》，第342頁）《南史·周弘正傳》更是直引《金樓子》：“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于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義理清轉(zhuǎn)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保ā赌鲜贰肪?4《周弘正傳》，第899頁）也在《元帝紀》末將《金樓子》十卷收入元帝著作書目之中。（《南史》卷8《梁本紀下》，第246頁）《金樓子·聚書篇》末言：“吾今年四十六歲，自聚書以來，得書八萬卷?！保ㄊ捓[撰，陳清平、熊清元疏證校注：《金樓子疏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6頁）《南史》所謂焚書十余萬卷的數(shù)字當是將克平侯景后所得書與《金樓子》中其自言的聚書數(shù)目相加而得。

然而，關(guān)于焚書細節(jié)最完整全面的描繪見于《資治通鑒·梁紀二十一》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條：

帝入東閤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資治通鑒》卷165《梁紀二十一》，中華書局，1956年，第5121頁）

歷代論及江陵焚書事者，往往對此加以引用，對比前出諸說，《通鑒》記載焚書地點在東閣竹殿，焚書數(shù)量為十四萬，具體操作其事的是舍人高善寶，梁元帝甚至有與書同焚的打算，只是為左右制止，而在此之后他拔劍斬殿內(nèi)柱，使得寶劍中斷，在此時他嘆道：“文武之道，今夜盡矣！”《通鑒》對焚書場景的細節(jié)刻畫豐富而生動，前后連貫，因而為后人所信從，然觀其文字，除本事與正史略合，其他細節(jié)未見于正史，《通鑒考異》寫道：“隋經(jīng)籍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余萬卷。按周僧辯所送建康書已八萬卷，并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從典略?！保ā顿Y治通鑒》卷165《梁紀二十一》，第5121頁）可見其關(guān)于十四萬卷的記載是選擇了《典略》的說法。

其實本段全部內(nèi)容也都是來自于丘悅所作《三國典略》，按《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九引《三國典略》曰：

周師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濟，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欲自投火與之俱滅。宮人引衣，遂及火滅盡。并以寶劍斫柱令折，嘆曰：“文武之道，今夜窮矣?！保ā短接[》卷619《學部一三·焚書》，中華書局，1960年，第2781頁）

可見《通鑒》只是對《三國典略》文字進行了一定改動，但具體細節(jié)全部承襲。

《三國典略》為活動于武則天及唐中宗、睿宗朝的文人丘悅所作，《舊唐書·文苑傳》載其事跡較為簡略：“丘悅者，河南陸渾人也。亦有學業(yè)。景龍中，為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簽裴耀卿俱為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典略三十卷，行于時?！保ā杜f唐書》卷190中《丘悅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5015頁）可見其書頗為流行，玄宗朝成書的類書《初學記》已對其進行引用，其記載為《通鑒》所承襲也可以理解。丘悅為正六品上之相王府掾前，嘗為汾州司戶參軍、弘文館直學士等，《崇文總目》編年類載：“《三國典略》三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丘悅撰。以關(guān)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起西魏終后周，而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遺，自二十一以下卷闕?！保ㄍ鯃虺嫉茸?，錢東垣等輯釋：《崇文總目》，收入《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宋代卷第一冊，中華書局，2006年，第38頁）根據(jù)現(xiàn)存《三國典略》佚文來看，《崇文總目》概括較為精確。其以北朝為正統(tǒng)甚明，因而言蕭繹為“梁王”而非“帝”，《通鑒》則在稱謂上進行了改動?！缎绿茣T半千傳》云：“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勮、石抱忠同為弘文館直學士?！保ㄐ绿茣肪?12《員半千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4162頁）事在武則天證圣元年，丘悅曾為弘文館學士，當方便接觸各類典籍，或許從某書中曾見到過關(guān)于梁元帝焚書場景的記述也未可知。

然而《三國典略》提到的舍人高善寶則頗值得懷疑，其人《梁書》無載，見于《南史·朱異傳》：

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于上，上召問之，思玉紿稱反賊，請初閑陳事。上將屛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異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鄙茖氃唬骸八加褚褜⑴R賀入北，詎可輕信?！毖晕醋?，思玉果出賊啟，異大慚。（《南史》卷62《朱異傳》，第1517-1518頁）

此事發(fā)生在侯景即將進逼建康前，而高善寶實為服侍于梁武帝之側(cè)的舍人，雖江陵城破距此不過數(shù)年，但高善寶竟然不僅能成功從建康之難中存活，繼續(xù)投靠元帝，先后成為武帝和元帝的舍人，不僅親身參與了臺城保衛(wèi)戰(zhàn)，還作為江陵焚書的具體實施者出現(xiàn)，這確實過于巧合了。而這并不是高善寶唯一一次見載于《三國典略》，《太平御覽》卷三二〇《兵部五一》提到高善寶在侯景縱火于大司馬門時，以私金募人出門救火，似乎在臺城守衛(wèi)戰(zhàn)中立有不少功勛。（《太平御覽》卷320《兵部五一·拒守下》，第1473頁）然而《三國典略》載其身份為“后閣舍人”，此官職《梁書》無載，僅見于《南史》，實為南齊之官職，而無關(guān)于梁。

關(guān)于“文武之道”，其本指周文王、武王、周公所代表之周道，至孔子時發(fā)展為先王之道，即文武并用、古代圣王治國平天下之道。（韓星：《由文武之道到文武之政、文武之教——儒家治理之道的現(xiàn)代意義》，載《宗教與哲學》第五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南史·梁本紀下》載元帝：“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游手。常曰：‘我韜于文士，愧于武夫?！撜咭詾榈醚??！保ā赌鲜贰肪?《梁本紀下》，第243頁）可見梁元帝本人也是推崇并實踐文武并用、允文允武之道的，在《金樓子·立言篇上》中他先說：“周公沒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沒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運，余何敢讓焉?！保ㄊ捓[撰，陳清平、熊清元疏證校注：《金樓子疏證校注》，第611頁）顯然有繼承周、孔之當仁不讓意識，下文又感嘆“文武二途，并得儔匹”，（蕭繹撰，陳清平、熊清元疏證校注：《金樓子疏證校注》，第622頁）自周、孔、太史公以來文武之道的傳承，他是視之為個人使命的。由此其在事敗后作出焚書與毀劍之舉，并發(fā)出“文武之道，今夜窮矣”這樣與其行為相對應的頗具象征意義的感嘆，顯然合乎邏輯且更令人印象深刻。而李延壽曾讀過《金樓子》，對于梁元帝的志向也很熟悉，因而載入其“韜于文士，愧于武夫”之自況，丘悅《三國典略》則可能在《南史》基礎(chǔ)上進行了又一次渲染。

或許我們可以做出這樣一個推測：丘悅《三國典略》關(guān)于梁元帝焚書的描繪，可能是在《南史》所提供的包括“焚書”“拔劍”“感嘆”等記載的基礎(chǔ)上，對焚書的細節(jié)展開了想象和構(gòu)擬，如化《南史》之梁元帝拔劍擊闔改為更為激烈的“以寶劍斫柱令折”，或是直接因《哀江南賦》“龍文斫柱”句而生發(fā)出聯(lián)想，以及將《南史》中少見的載有名姓的舍人高善寶采納作為焚書的具體實施者。由于其構(gòu)擬具備生動豐富的過程、極具畫面感的場景和極具感染力的“文武之道，今夜窮矣”等語句，因而得以傳揚，并最終為《通鑒》所采納，成為江陵焚書情節(jié)的“權(quán)威版本”。

除此例之外，還可以看到《三國典略》對《南史》另一“焚書故事”的承襲，按《南史·侯景傳》：

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shù)百廚，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南史》卷80《侯景傳》，第1999-2000頁）

似乎早在臺城不守時，太子蕭綱已先行過焚書之事，將其全部藏書燒為灰燼，而《太平御覽》卷619引《三國典略》所載與《南史》幾乎完全相同，二者或出于同源，或是《典略》沿襲《南史》之記載。

張彥遠《法書要錄》則在對《三國典略》進行承襲的基礎(chǔ)上，又對《隋書》《南史》等材料中的記載進行了合并：

平侯景后，王僧辯搜括，并送江陵。承圣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遺跡，遣后合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并將斫柱，乃嘆曰：‘蕭世誠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秘寶，并為煨燼矣。周將于謹、普六茹忠等捃拾遺逸，凡四千卷，將歸長安。（張彥遠纂輯，劉石校理：《法書要錄校理》，第205頁）

其“蕭世誠遂至于此”之語取自《南史》，而“文武之道，今夜窮乎”等相關(guān)細節(jié)顯然又是承自《三國典略》，而周將于謹在江陵搶救下四千卷書等細節(jié)又是為了照應《隋書·牛弘傳》中尚有部分典籍得以幸存的論述，前文已具論。

綜上，關(guān)于江陵焚書的記載較早見于以顏之推為代表的曾親歷過江陵城破的文人留下的詩賦，而關(guān)于焚書的場景和具體細節(jié)，是在隋唐之時開始不斷被提起，并不斷層累而被描繪得更加具體。從梁簡文帝和元帝的相繼焚書來看，這些藏書被他們視為私有之財產(chǎn)，自然有權(quán)處置，因而并不會聯(lián)想到其與文化傳承之間的聯(lián)系，今人對他們行焚書事而導致文化破壞進行的批判，卻反倒是一種后見之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