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時代：以神的名義建立起世俗統(tǒng)治

古玉在推動中華文明化進程中具有積極的貢獻和作用，存在于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之間的玉器時代，是中國文明時代產生的一個重要標志。

近日，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考古前輩牟永抗先生（1933—2017）的學術著作《中國史前玉器》，在該書中牟永抗先生探討了史前玉器的分布區(qū)域、雕琢工藝、組配情況、成組玉禮器的出現及配伍、象征意義等，認為古玉是探索東方觀念形態(tài)的重要載體。

《中國史前玉器》牟永抗 著，方向明 整理

成組玉禮器的出現：以神的名義建立起自己的世俗統(tǒng)治

玉器的功能及其社會作用，是古玉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對于史前玉器來說更是這樣。嚴格地講玉石同類，而實際意義上的石器并非指石制品，而是專指石質生產工具。由于認識上的誤區(qū)，似乎只有生產工具才能促進社會生產推動社會前進。由于唐代以后玉器的主要功能是裝飾品，在漢代及其以前的古玉中，也有相當數量的裝飾品，因而在以往考古報告中，它只能列入生活用具之后屬于“其他還有……”的地位?？脊艑W著述中遺物的序列及評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的認識層次和水平，也從側面反映出原先對古玉學術評價的狀況。如果承認人類社會生活最基本的分類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大類，也就是通常所稱的物質文化（財富、文明）和精神文化（財富、文明），那么人和動物的本質區(qū)別，就是人類具有意識活動。因此，在怎樣的觀念形態(tài)指導下進行生產，不能不是人類社會生產的重要方面。所以，裝飾品、禮儀物品及各類用品上的裝飾紋樣，雖然都具有物質的形態(tài)，卻構成了精神信息的重要載體，成為有效的探索觀念形態(tài)的窗口。

良渚古城遺址

瑤山神人面紋單節(jié)玉琮

過去關于玉器是否起源于生產工具的討論，其實質無非希望玉器能和生產工具構成親緣，似乎這樣才能躋身文明起源研究的神圣殿堂成為大宗。

眾所周知，以禮和禮制為核心的禮儀制度是中華文明進程的一項重要標尺。中華禮儀之邦更是中國文明社會的堅固基石。在各項社會活動中，用以區(qū)分尊卑、貴賤、上下、親疏關系準則的禮制，最終表現為刑和禮的對抗性分離。“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乃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法則。近些年，許多研究者在討論中華文明起源這一反映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社會變革課題時，似乎不約而同地引用《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句話，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雖然祀或戎都可以獲得社會物質財富的奉獻、凝聚和掠奪，但畢竟不是直接的生產活動，前者更是屬于觀念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社會概念，距離生產工具范疇很遠，反映了新一代研究者在觀念上開始掙脫原有的窠臼。但是，祀與戎這兩種社會行為都出現在文明制度或國家概念產生之前，我們自然不會根據當時是否出現祀與戎來判斷其社會發(fā)展階段。正如以往涉及文明起源討論中，大家都承認城堡的出現是文明諸要素之一，但是城墻與溝壕、柵欄等防御性營建工程出現甚早，而且有一個逐步發(fā)展的過程，我們只能從量（表象）的變化中去識別和界定其發(fā)生質變的特征，才能把握住問題的所在。

王國維《觀堂集林》釋禮

按照王國維的解釋，甲骨文中的禮字，象二玉在器之形，盛玉以奉神人之器?？梢娫诠糯袊瑹o論是“事神以致?！钡亩Y，還是“器以藏禮”的禮，都和玉發(fā)生關聯(lián)。而禮和禮制又是一對既有本質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的概念，前者是事神致福的社會行為，后者規(guī)定人際之間的等級關系。正確地區(qū)別這兩種概念，并從中把握如何由事神以致福的禮，轉化為禮制的質變過程，當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大家都知道，事神致福的行為出現很早，人們將最好最優(yōu)良的材料和最新最精的技藝來制作事神之器是很自然的事情。例如史前的彩陶和白陶制作工藝精于一般日用陶器，它們可能是用作祭祀的禮器，但誰也不會以彩陶或白陶的占有來證明社會性質的變化。風胡子在答楚王時說“夫玉，亦神物”，道出了玉器的本質特征，使我們領悟到玉在禮和禮制轉化中的特殊價值。我們之所以用較多的筆墨來表述以消耗大量勞動為代價的琢玉工藝，就是為了證明玉是被古人神化了的物質這一事實。至于如何認識沈陽新樂或小珠山、郭家村等地發(fā)現的玉質生產工具，和龍崗寺發(fā)現僅僅部分運用琢玉工藝，不少部位仍然保留石器制法“生產工具”的關系，雖然我們在前面有若干文字表述，畢竟沒有明確的特異性指證作為證據。所以我們覺得可暫稱為玉質石器以示區(qū)別。而后者雖然其原料并非石質，工藝上也沒有全部采用琢玉工藝，其原因可能和這一地區(qū)運用琢玉工藝的時間較晚有關，不妨暫時稱為石質玉器，出現這兩種情況可能與我國史前文化的多源性和琢玉工藝發(fā)展的不平衡性有關。

鏤空神人紋玉冠狀器 良渚博物院藏

但是，玉的神化并不意味著文明時代的到來，在東亞大地上出現史前時期玉器之后，雖然玉器的數量由少到多，體形由小到大，由粒狀演變?yōu)槠瑺畹纫幌盗辛孔兊倪^程，當時并沒有引起社會制度的變化——質變或突變。

瑤山神人面紋單節(jié)玉琮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隨著商周青銅文明的確立，青銅禮器也就成為中華禮儀之邦中典章制度的主要體現者，青銅藝術品也就成為東亞地區(qū)進入文明時代的首項指示器。雖然在商代文明中存在大量精美的玉制品，也只好淪作青銅器的附庸。既然現在知道青銅禮器之前存在著玉禮器，那么這些玉禮器究竟僅僅是“事神之器”，還是具有“器以藏禮”和“唯器與名不可假人”那樣成為等級制度的物化，不能不成為史前玉器研究的焦點。單純事神之器和體現等級為核心的禮儀制度之器的根本區(qū)別，就是它們的持有者是否憑此獲得特殊的社會權力、地位和身份。史前晚期階段玉器在琢玉工藝進入塊狀大型制品，由穿綴件、組裝件、鑲嵌件三種組合形態(tài)，器表高精度鏡面拋光以及用繁密陰線徒手雕刻的人形化太陽神形象等等表象后面，發(fā)現玉器的整體功能已經發(fā)生了類似質的變化，這就是出現成組的玉禮器。

瑤山M10：15、16、19琮

這組玉禮器可分為三個部分：

一為事神之器大量增加，出現了一套以事神為功能的專用玉器，如琮、璧、冠狀器、獸形玦和勾云形佩等等。

二是源自武器或工具的禮儀化，最有代表性的豪華型安柄的玉鉞和錐形器。在良渚文化中發(fā)現的玉鉞上雕琢著十分完整的太陽神人形化的形象，并在其下側雕琢著一只飛鳥，十分形象地表現出以武器為代表的軍權和以信仰為中心的神權相結合。如果石家河文化中確實能復原出由人頭像、獸面像和鳴叫狀玉蟬組成的權杖，將具有更大的說服力。

反山M12 以琮為座的豪華權杖

三是上述占有者的服飾和佩飾。隨著前面兩項權力的出現，在原先作為“神物”或信仰的物質表現為內涵的飾物基礎上，涌現出一批特殊的專用飾件，如鳳形佩、龍形環(huán)、龍首鐲、半圓形器、三叉形器、雕琢精美的璜、各種形狀的鏤雕飾件和各種動物題材的綴件等等。

瑤山M10 頭部復雜玉頭飾出土狀況

在上述三大類中，以第二類武器的禮儀化是禮和禮制的根本區(qū)別點。武器的神化，使得琢玉工藝及其制品的占有者，可以憑借神的力量成為顯貴者階層，并以神的名義建立起自己的世俗統(tǒng)治。我們覺得可以將玉鉞作為禮制出現的重要標志，一柄由龠和鐓組裝起來的豪華型玉鉞，不能不是特殊社會權力的象征物，并且從此奠定了中華禮儀制度的基礎。

反山M12大玉鉞和神像

反山M12大玉鉞和神像

玉器時代：中國文明時代產生的一個重要標志 

縱覽我國史前玉器的自身發(fā)展和發(fā)現研究，兩方面都經歷了漫長而艱辛的歷史過程。在認識和探索的曲折長河中，目前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在總體上仍然只是前人基礎上的某些前進。以往的艱難和挫折，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有值得記取的經驗教訓，它們必將轉化成激勵勇士們繼續(xù)攀登的信心。

當我們將史前時期琢玉工藝的成果與同期其他質料的制品比較時，玉器的雕琢顯然名列前茅。如果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考古成果是將青銅藝術品恢復到其應有的歷史地位，那么經過半個世紀以后的今天，證明在青銅藝術品之前還存在著玉雕藝術品，而且兩者不論在總體功能或具體的表現手法上都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已經是眾多研究者取得的共識。由于青銅藝術品多數是容器性禮器，而以往史前的玉雕藝術品恰恰缺乏這類容器，不能不使人感覺到兩者之間似乎存在著某種缺環(huán)和空白。最先從良渚文化中得到確認的鑲嵌用玉，證明了在玉雕藝術品的群體中，存在著以鑲嵌為特征的容器。

目前雖然只能在眾多的這類容器中，剝剔或辨認出杯、盤等少數器型，但卻雄辯地說明由鑲嵌的玉件使容器外表呈現凹凸起伏，并以此組成浮雕式裝飾圖案的制品，正是青銅容器的直接前身。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良渚文化分節(jié)式玉琮的仰視展開圖，是一幅與含山凌家灘87M4出土玉牌飾上的紋樣十分相似的畫面。這類畫面又可以在青海貴南齊家文化的銅鏡及殷墟婦好墓等發(fā)掘中所見的多件銅鏡的花紋中重現。這種圓形片狀銅制品的本來功能，真的只是日常生活用的鏡子，還是具有類似陽燧那樣成為巫術或某種信仰行為的法器？古人心目中從特定的巖石（銅礦石）經高溫熔煉出來，凝固后經過打磨會呈現金燦燦光芒的物質性狀，在功能上和玉（具有光澤的巖石） 聯(lián)系在一起，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在此基礎上我們再從全球的視野來遴選史前時期的工藝美術品，那么玉器將無愧于東方史前藝術瑰寶的稱號。因此，透過玉器這項東方世界特有的物質文化，在這些偉大而又沒有實用價值的藝術品背后，探索和發(fā)現古代東方的神秘觀念形態(tài)、社會模式和文明歷程，將是我們任重而道遠的光榮任務。

良渚分節(jié)式玉琮仰視展開圖

成組玉禮器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提高和社會內部結構產生一系列變革的結果。此時，大型墓葬的隨葬品，已由陶器為主轉化為以玉器為主，它們是農業(yè)和手工業(yè)分離以后的產品。微雕的人形化太陽神和繁密裝飾，連同使器表呈現玻璃那樣鏡面效果的高精度拋光，都比剖割玉材消耗更多的勞動量。在這些多工序、高技能的專業(yè)化勞動中，折射出腦力勞動的程度日益加強，并可能出現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工的趨勢。很可能包括采覓玉礦在內的琢玉工藝已具有壟斷性，并使他們獲得特殊的社會地位，成為與一般氏族成員不一樣的顯貴者階層。他們死后擁有棺、槨俱備的雙重葬具，可以埋在具有祭壇功能的高臺土?；蚺_階式的積石冢之內，有時還出現人祭或人殉。這些高臺土冢或壇、廟、冢，應是后世廟堂建筑的前身，它的出現，反映了動員大批勞動者進行自身物質生活之外的大規(guī)模營建工程的社會權力的存在。這種社會權力自然掌握在死后能埋在那里的顯貴者們手中。

良渚古城及外圍水利系統(tǒng)結構圖

紅山文化的壇、廟、冢，石家河文化大型中心聚落及其防御性建筑，良渚文化遺址內面積近三十萬平方米的超巨型具有信仰或祭壇職能中心址等等，都萌發(fā)著類似以后城市和鄉(xiāng)村那樣社會財富不平衡流向的城鄉(xiāng)分化。種種跡象表明良渚文化中可能已經出現文字。綜合上述情況，我們認為當時已經形成雖然還不成熟，但已具備雛形的類似國家的政體，我們稱之為玉器時代。

蘇州澄湖J127：1 良渚文化貫耳壺上的良渚文字

關于玉器時代，早在五十年代就有學者提出。隨著史前玉器的發(fā)現，愈來愈多的研究者對歷史上的用玉文化及其對中華文明出現所起的作用取得了廣泛的共識。對于在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之間，存在著一個玉器時代，似乎旅居海外的中國學者表現出更高的熱情和積極性，不少知名度很高的學者，都曾對此發(fā)表過很有見地的論述?？赡苌钤诓煌幕尘暗牡胤?，才能比較清晰地觀察到東西方文化之間的區(qū)別。請允許在這里節(jié)錄五年前與汝祚先生共同撰寫的一段話“玉器時代是東亞地區(qū)相對的穩(wěn)定和封閉的地理條件和以集權專制主義、種姓奴隸、農村血緣公社為特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特定產物。只有將東方文明社會安置在玉器時代的前提下，才能將它的特殊性表達得更為完整。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玉器時代的提出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研究的繼續(xù)和突破，或可認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考古學研究?！竦纳窕挽`物概念是玉器時代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被神化了的玉，一開始就將人世間的統(tǒng)治和權力籠罩在神秘的袍套里，相信神的力量、信奉超越自身、超越現實的精神力量，在文明起源時代就在民族心理上、意識上印下了胎記。中華民族形成愛玉的民族心理，也植根于此”，作為本文的結束。

2003年12月，牟永抗先生在日本“環(huán)日本海の玉文化始源”會議上演講

（作者簡介：牟永抗，浙江黃巖人，考古專家。對于浙江省史前時期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的建立、中國史前玉器及其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