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下這個題目，我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不安，因為當代元史學界，成就顯著者可謂指不勝屈，本文僅提蔡美彪、周清澍、楊訥三人為個中“三賢”，連名聞遐邇的“二周二陳”（二周指周清澍、周良霄，二陳指陳得芝、陳高華，均以年齒為序）都沒說全，何況其他犖犖大者乎？后來又想在標題中限定范圍，以他們?nèi)斯餐臉I(yè)余興趣愛好即以“皮黃”（京劇的舊稱，西皮二黃），庶幾名實相侔乎？況且本文所言不登大雅之堂為中心，或為高貴者不齒。當然，筆者不敢輕信耳食之言，以訛傳訛而有傷前賢令名，請讀者不吝有以教之。
（一）蔡美彪
蔡、周、楊三人均受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以年齒先后排序是蔡美彪（1928-2021）、周清澍（1931，至今仍健在）、楊訥（1935-2020）。蔡美彪是天津人，祖籍杭州。蔡的父親在天津就業(yè)，家眷同往，故蔡美彪發(fā)蒙受教于津沽。在中國近代史上，天津是著名的開放口岸城市，西化痕跡很深。蔡父為了讓其子用功讀書，特辟一小屋。蔡美彪后來將自己早年的文字結(jié)集，名為《容膝室文存》，說的就是這段實情。
1942年，蔡美彪在天津參加了鴻儒碩學組建的國學?？浦v習班，受到前賢耳提面命，非常有助于他三年之后考取天津最好的高等學府南開大學。南開的四年生涯使他夯實了基礎，并結(jié)識了同窗好友，包括后來成為他終身伴侶的胡文彥女士。
1949年，政權(quán)鼎革之際，蔡美彪通過嚴格的甄拔，考取了北京大學史學系，成為一名研究生。他永遠記得北大校務委員會主任湯用彤先生找他談的一席話：你是南開過來的，基礎不錯；北大有不少名教授，你一定想多聽他們的課。我跟你談話，就是勸告你：別只顧聽他們的課！你要跟他們學，就讀他們的文章和著作，自己做研究，有需要時再請教他們，不要忙于聽課，把時間都浪費了。
這真是識途老馬對后輩的剴切忠告，也只有蔡美彪這樣有成就的學生才有資格追敘湯用彤指點迷津度人的金針。
研究生期間，蔡美彪在東語系選修了蒙文和阿拉伯文，在西語系選修了法文，時間大多花在學語言上。本系則選修了向達的《中西交通史》，旁聽了金毓黻的《東北史》。蔡美彪系統(tǒng)的學術成果首先見諸1955年出版的《元代白話碑集錄》，并由此引起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的重視，將他調(diào)入語言所。兩人合作，從數(shù)萬張拓片中發(fā)現(xiàn)了一批八思巴文字的材料，悉心比對研究合作，編纂了《八思巴文字與元代漢語》，名動中外。所以蔡美彪從不諱言自己從語言學科得到的教益，直到生命的最后幾年，他還不忘修訂自己的八思巴字研究專著。
蔡美彪是個數(shù)十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吃冷豬肉的學者。他雖然成名早，但從不自滿，入學北大時，“中研院”播遷臺灣，他得以親近留在大陸的一流學者左右。五十年代初，史學界組織力量標點?？薄顿Y治通鑒》。參與其事的史學家有范文瀾、吳晗、齊思和、鄧廣銘、王崇武等等。蔡美彪尚未達而立之年，理所當然地成了前輩學者的信傳使。這“供驅(qū)使”的幾年經(jīng)歷，他學到的東西實在是遠超課堂上的聽課。
除了讀書、思考與研究史學疑難，寫文章將自己的心得奉獻于天下，蔡美彪似乎沒有更多的興趣愛好。但是他喜歡“聽戲”，聽“皮黃”。這大概是因為在天津長大的緣故。天津有雄厚的京劇戲迷，懂戲，水平很高，口味很“刁”；“角兒”不賣力，演得“瘟”，會吃“倒彩”；但過分賣力，炫技，“灑狗血”，也會“得倒好”。所以即使是已經(jīng)成名的“角兒”也不敢對天津這個大碼頭掉以輕心。蔡美彪在北大研究生畢業(yè)后，相繼進入語言所與近代史所工作，他的業(yè)余享受是上戲館“聽戲”，當然他從不逾度過分，總是適可而止。更多是在家里聽唱片與錄音帶，他稱之為“換換腦筋”的積極休息。后來與京地的票友們熟悉了，受他們慫恿，他也用票友會的“場面”（伴奏樂隊）錄制一些自己的唱腔選段。模仿舊時唱片商的報幕，“現(xiàn)在請聽蔡美彪老板演唱的《空城計》”，或《洪洋洞》《勸千歲》，可見他們假戲真做的認真勁兒。
他“聽戲”也不忘學術啟發(fā)。四五十年代，春秋戰(zhàn)國的戲不少，昆曲、弋腔中有費無忌一角。梅蘭芳念成“費（fei）無忌”，程硯秋念“費（bi）無忌”。他查字書后知，程硯秋念得對，這是我聽他親口所告。粉碎四人幫后，京劇舞臺空前繁榮，程派旦角方面有趙榮琛、李世濟的不同唱法，各有擁躉，互不相讓。我曾經(jīng)問蔡公如何看趙、李兩人的優(yōu)劣短長，他并不正面回答，而是說起有次他去看趙榮琛演出，邂逅趙樸初。樸老“也來看他老弟的戲”。太湖縣是安徽省的文化名城，趙樸初、趙榮琛是堂兄弟，而趙氏是當?shù)馗x傳家的名門望族，蔡美彪以此說明趙榮琛是有家學淵源的，而唱戲也是在檢驗演員的文化素養(yǎng)，沒有對劇情的深刻理解，唱不好程派戲的韻味。我聞此言而茅塞頓開，再也不敢輕易區(qū)分趙榮琛、李世濟兩種程腔的軒輊了。
蔡美彪處世樂觀幽默，他是帶著微笑看待生活中一切矛盾的智者，因為這種態(tài)度助成了他團結(jié)同道、解決困難的能力。從《中國歷史大辭典》的十四個分卷而言，蔡美彪主編的《遼夏金元史》起步并不比其他分卷早，頭緒也更復雜，但諸人一心，眾志成城，結(jié)果名列全書第三個分卷昭告出版。動作敏捷利索，質(zhì)量整齊一致，堪為其他分卷的表率。上海辭書出版社主持《大辭典》常務工作的副總編輯王芝芬多次稱贊《遼夏金元史卷》作者隊伍實力最強，與出版社的上下銜接做得最好，這也是對蔡公這位主編的揄揚。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范文瀾先生病逝，遺下未終卷的《中國通史》有待續(xù)修。蔡美彪受命繼起。1972年，在他主持下，完成了該書第五冊的初稿。打印后分寄各高校和科研機構(gòu)聽取意見。蔡美彪與周清澍聯(lián)袂南下。蔡公祖籍杭州，久有尋訪先人祖居地之愿。兩人到杭州后分頭行動，周清澍去杭州大學徐規(guī)先生處，聽取宋史專家對《通史》第五冊的意見。兩人相約當晚在清澍岳家見面。清澍岳家屠氏老太太世居杭州，民國年間，屠氏在浙省接受了師范教育，也是個有文化的女中人物。屠老太太見蔡美彪一米八十的身高，相貌堂堂，出言不俗，真是非常喜歡，奉若上賓。蔡公因在北方長大，已不善杭地鄉(xiāng)談，但對浙地人情風俗則了如指掌，所以話題很多。屠氏老太太又善烹飪，一手杭州風味的菜肴如知味觀的叫花雞、西湖醋魚等，色香味俱全，令蔡公食指大動，大快朵頤。多年后，老太太年事已高，已說不清蔡公的名字，卻常以《琵琶記》中趙五娘之夫蔡伯喈代稱之，常在周清澍面前叨念：“蔡伯喈人可好，長得又俊?！倍坦捕啻蜗蛑芮邃约埃骸霸谀阍滥讣业哪穷D飯終生難忘！”
周清澍被借調(diào)在近代史所協(xié)助蔡公續(xù)修《中國通史》。當年通訊依仗郵局投遞書信，周夫人在信封上寫了近代史所地址及收件人姓名蔡美彪（轉(zhuǎn)交）后，落款未寫全名，徑書“屠寄”二字。蔡公收信后很得意地告訴同人：“屠寄給我寫信了！”原來“屠寄”實有其人。他是清代著名的史學家，所著《蒙兀兒史記》流傳至今，為治本段歷史者的必讀書。蔡公靈機觸發(fā)，一語雙關，作了這一雅訓。
1983年，我隨上海辭書出版社史地室主任談宗英去南京大學審稿。所審的就是《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之稿，主編正是蔡美彪，副主編有周清澍、楊訥等。我們到了后，先集中看了各種類型的稿子，第二天交換意見。蔡先生說了簡短的開場白，“咱們不說客氣話指示什么的，就請你們發(fā)表‘談話’吧。老談的話，所以就叫‘談話’”，很得體地又風趣地將話題引到了稿子上面。中午在飯桌上，又談起六十年代初興起的大修村史、隊史、社史以及廠礦企業(yè)史，高校也參與其事。蔡美彪饒有興味地說，老戴（指人民大學的戴逸）“就帶著一幫人去修頤和園史”，說著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眾所周知，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圓明園被入侵的英法聯(lián)軍燒毀，清廷方重回北京，并在慈禧太后主持下，再建頤和園?？梢哉f，頤和園的歷史就是晚清的歷史，與晚清政治、經(jīng)濟、外交、文化史息息相關。眾人聞蔡公所言，無不佩服戴逸他們高明巧妙的斗爭藝術，可謂借尸而還魂。
1988年，元史的第三屆年會在四川金堂縣召開。當?shù)厝耸亢芟霐U大金堂的影響以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他們口口聲聲恭維代表們?yōu)楸本﹣淼摹爸醒胧组L”。蔡公聞言后笑曰：“我們這里沒有‘中央首長’。”但他又瞥見楊訥也在一旁，便立即補充了一句：“要說有，也只有楊公一人?！币驗闂钤G那時還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副館長的任上，蔡公的滑稽多智與思維敏捷可見一斑。
1976年，“文革”結(jié)束，蔡美彪和所內(nèi)同事一起走上街頭，歡呼這場勝利。游行隊伍絡繹不絕，蔡美彪迎面遇到了京劇演員杜近芳、歌劇演員郭蘭英等，1954年時，他們?nèi)吮辉u上全國優(yōu)秀青年代表，光榮與會。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大家都兩鬢染霜，不敢言及當年。所幸三人都健在，只有互勉珍重，為國多多效力了。蔡美彪后來遷居，樓上乃學者資中筠女士。資女士善彈鋼琴，其夫婿為陳樂民。自陳先生去世后，她有時難以排遣憂民之思，便通過十指，彈奏一曲。資中筠每見蔡公，總不忘申說“打擾了，蔡先生！”而蔡公也每每以這琴聲是天籟之音，“予我以莫大的享受”報之。
然而，不能以為蔡美彪就是個“可以欺其方圓”的好好先生。他的原則性是很強的，他善于用風趣的語言表達他的不同意見，而使對方體面地有臺階可下，收回成見，有如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在天衣無縫的“一致同意”背后，已經(jīng)是有曲折，有讓步的交鋒了，這是一種忍讓的涵養(yǎng)。這里尤可見蔡美彪“抓大放小”的氣度。
1983年下半年，蔡美彪路過上海。那些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在社址陜西北路對面長期包租了幾套住房，以便接待來滬修訂稿子的作者住宿。因為那些年在市區(qū)借宿很不容易。只是所租下的幾套房子很簡陋，有的五人一大間，衛(wèi)生間在房外，是公用的。蔡公在1979年已被評為正教授，名望如日中天。但他毫不聲張，一人來到辭書社租的旅館住下。意外的是，半夜又有客人來到，安排和他同住。第二天我們上班到社才知道，對此大為不安，表示歉意，他卻說：“沒事，沒事，我能睡！”毫無架子又能吃苦，使我們大為感動。
這時，華東師大歷史系的桂遵義打來電話，桂遵義是吳澤的得力干將，以分編輯處主任的名義，協(xié)調(diào)《大辭典》南方片的幾個分卷的工作。蔡美彪和吳澤均是《大辭典》的副總編，吳澤是《史學史》卷的主編，蔡是《遼夏金元史》卷的主編，各不相屬。桂遵義說，“吳先生知道您到了上海，想擇時去旅館看望您”。蔡公立即說：“不敢當，不敢當！”雙方又各自謙讓了幾句，蔡美彪決斷地說：“要不我們就兩免了吧！”結(jié)束了這場客套。須知當時吳澤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負責博士點與博導資格評審。我曾親身見聞許多學者求見：“吳老，我向您匯報！”雖然這些來者爭取博士點設置的動機未可厚非，有的甚至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們的學術涵養(yǎng)更不容我等外行輕易置喙。只是蔡公不屑于結(jié)識學術以外的私人關系，品格令人佩服。
（二）周清澍
“三賢”中，周清澍年齡居次，生于1931年，小于蔡美彪三歲，長于楊訥四歲。今年（2023年）已享九十三歲高齡，仍健旺如昔，每天上網(wǎng)發(fā)短信，思維敏捷，談吐幽默。他在1950年被北京大學史學系錄取為本科生，五年后又留校讀研究生。他剛?cè)胱x北大本科時，蔡美彪已是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1953年，楊訥也被北大錄取，蔡、周、楊三人如同“接龍”般地在北大同系魚貫而入，當然，那時大家都不認識。
周清澍是湖南武岡人，他謙稱這是“小地方”。雖然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供他遠去京城念大學并不容易。他在家鄉(xiāng)已開始看各種地方戲，漢劇、祁劇等等雜陳，而接觸京劇是留在北大做助教，有了薪資之后的事，所以他認為自己在這方面的資歷很淺，遠不能和蔡、楊二人相比。
周清澍的叔父周調(diào)陽是開明士紳，多年執(zhí)教于長沙，一度任教育廳長和中學校長。三四十年代，教育救國、開啟民智的觀念已深入人心，而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印行的大批中小學教科書、普及讀物等向內(nèi)地發(fā)行的渠道也很暢通，又兼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的爆發(fā)，大批優(yōu)秀的中小學師資避難涌入兩湖地區(qū)，客觀上為內(nèi)地提供了教材、讀物與師資。周清澍記得他少年時，在家鄉(xiāng)已能和他哥哥一起讀到《小朋友》《中學生》等雜志，并能買到上海出品的京劇唱片，在那本《京劇大觀》的指引下，圍著家里的那臺留聲機，兩人反復聽唱片，直至連唱詞、念白、鑼鼓點都一點不拉地背誦出來，這大概能算他京劇緣的初基吧。
從亂世進入承平年代，周清澍與北大的同學們都很珍惜這難得的機遇，學習刻苦，心無旁騖，教室、圖書館、宿舍，三點一線。直到1956年，周清澍留校成了亞洲史的研究生，兼職歷史系的助教，有了薪資，才去劇場第一次享受正規(guī)劇團演出的京劇《柳蔭記》。也因為是第一次，留下的印象就特別深刻。
《柳蔭記》是名家馬彥祥執(zhí)筆改編的，參考了元雜劇與明傳奇《祝英臺》《同窗記》，由京劇界“通天教主”王瑤卿設計唱腔，已經(jīng)嶄露頭角的梅派青衣杜近芳飾祝英臺，有文武小生盛譽的葉盛蘭演梁山伯。戲未上演，風聲已傳出，戲迷翹首以盼，票房火爆。
葉盛蘭生于1914年，《柳蔭記》剛上演時他才四十三歲，肖虎；杜近芳生于1932年，肖猴。葉杜二人相差十八歲。葉盛蘭是梨園世家子弟，膾炙人口的富連成科班創(chuàng)始人葉春善就是他父親。他的哥哥葉盛章（武丑）、弟弟葉盛長（老生）和他同科學藝，既是親兄弟又是師兄弟，枝繁葉茂，淵源有自。初入科時，執(zhí)教先生見葉盛蘭五官端正，嗓音清亮，便指定他工青衣。但教授不久之后，發(fā)覺盛蘭柔情不足，缺乏青衣旦角所需的女性嫵媚、嫣然動人的似水柔情。倒是頗有陽剛之氣，與翎子小生氣質(zhì)相近，遂果斷讓他改了行。這一決定真有慧眼識珠之英明，成就了一個超越姜妙香、俞振飛兩位前輩的棟梁之材的小生演員適時問世，葉盛蘭創(chuàng)造了小生為班主（即“挑班”）的佳話！
然而，《柳蔭記》中的梁山伯形象與以往葉盛蘭塑造的如《轅門射戟》的呂布、《臨江會》的周瑜、《叫關》的羅成完全不同，甚至很少有可借鑒之處。梁山伯是個情竇未開的書生，老實、本分，甚至有點木訥、迂腐。他當然想不到為了求學前來的盟弟祝英臺是個女扮男裝的嬌娃，因而更加恪守本分而毫無“非禮”行為。由此在戲中也多了些引人發(fā)笑的噱頭。這些特點，其他小生戲，如《西廂記》中的書生張君瑞、《金玉奴》中窮生莫稽都沒有，所以有待葉盛蘭開拓戲路，付出探索之處不少。
與葉盛蘭同臺飾演祝英臺的是梅蘭芳的弟子杜近芳。杜近芳拜師梅門時，葉盛蘭已是紅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小生?？梢哉f，葉盛蘭是看著杜近芳一步一步走紅的。只是杜近芳雖然后起，卻進步神速，兩人一臺戲，當場不讓父，至《柳蔭記》上演時，杜近芳的扮相、身段、唱功等綜合指標，已不輸于葉盛蘭了。兩人都有合作的對方越強，越入戲，自己就格外“鉚上”的勁頭，戲就演得精彩紛呈?？诙鄠鳎诒本┭杆僮呒t，演出幾乎完美，一時京城巷尾，人人爭說《柳蔭記》。
《柳蔭記》在北京舞臺上的成功，并沒有什么“福報”與好運，相反，給葉盛蘭帶來的幾乎是滅頂之災。今天回頭檢視，即使受到一再的鼓勵“鳴放”和“三不”的保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辮子），葉盛蘭在整個鳴放中所提的意見，涉及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既沒有反對黨的領導，也沒有否定走社會主義道路，其尖銳程度還不如1954年程硯秋將“戲改局”斥為“戲宰局”那樣犀利尖銳。然而，葉盛蘭卻被戴上“右派”帽 ！
當葉盛蘭岌岌可危，即將被打入“另冊”之時，中國京劇院院長梅蘭芳被驚動了。梅蘭芳在京劇界的威望無與倫比，他決定親自出面為葉盛蘭求情“說項”。他天真地以為，憑他的“薄面”，假戲真做地周瑜打黃蓋幾下，有了下臺階，事情就會過去了，葉盛蘭將免于右派的反動分子帽子，《柳蔭記》也可以繼續(xù)演下去。梅蘭芳在中國京劇團的“幫助”葉盛蘭的小組會上的發(fā)言，可謂是拳拳比心，語重心長。但是這不免一廂情愿。僅僅戴帽遠不算完事，緊挨著的是面對面的思想交鋒。先由葉盛蘭交代自己犯錯誤的總認識，不斷地自我貶低，污名化，唾面自干，以顯示自己服軟，認輸。到了發(fā)動群眾開展不講情面的“幫助”，往往指出葉盛蘭的驕傲自大，向黨要名譽，要地位，要金錢，一不滿足往往撂挑子，“摜烏紗帽”。在同事中搞分裂，拉一派打一派，培植個人威信，等等。這些發(fā)言的來源大抵都是道聽途說的不實之詞。伶人們雖然平均文化水平不高，長期生活于一個相對封閉的特殊群體之中，形成了抱團取暖、相濡以沫的習氣。如今卻要他們不講情面，甚至互相揭發(fā)，拋卻“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心理障礙，這實在是太難了。
《柳蔭記》的兩位主演杜近芳和葉盛蘭，往往下午還在開團內(nèi)的批判會，作不留情面的斗爭，晚上便要化妝上臺，臺上四目互相凝視之時，難道兩人不覺得戲文與現(xiàn)實相距太遙遠了么？
反右后的1961年，周清澍在北京的全國政協(xié)禮堂觀看了梅蘭芳、姜妙香主演的梅派名劇《生死恨》。這出戲以南宋抗金為背景，述說民眾不甘為亡國奴的命運，奮起抗戰(zhàn)的故事，有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這出戲是1937年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梅蘭芳遷居上海之時創(chuàng)作上演的，此時梅派藝術已趨成熟，所有的念白、唱腔、身段都呈整體完美的化境。高擎抗日救國的大旗，昭示民族存亡的大義，梅蘭芳的戲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這是周清澍第一次看梅蘭芳的戲，當年的興奮令他至今銘記難忘。然而，更為遺憾的是沒隔幾個月的當年8月8日，梅蘭芳就遽然謝世。他去世后不三年，全國性的演現(xiàn)代戲的狂飆就降臨了。按梅先生的性格，他會接受現(xiàn)代戲么？接受了，又如何處理現(xiàn)代戲婦女的服飾、念白、唱腔呢？這些杞人之憂不能說一點沒有道理，但是后人解決問題的能力總比前人強，我們看到1964年大演現(xiàn)代戲中，北京京劇團的參演劇目《沙家浜》中，四小名旦之一的男旦演員張君秋就很好地解決了大小嗓、氣口、上口字等問題，所飾的阿慶嫂至今令人懷念稱道。而張君秋的成功經(jīng)驗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可以追溯二十世紀初，梅蘭芳上演時裝文明戲的經(jīng)歷。梅蘭芳曾演出了《一縷麻》《鄧霞姑》等多種時裝戲，能夠不囿于流俗，與時俱進，正是梅蘭芳成功的一大原因。但從1964年的京劇現(xiàn)代戲觀摩大會始，全國的戲劇舞臺都先后開始上演清一色的現(xiàn)代戲，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真的是“六根清凈，免爾爭競”地離開了戲曲舞臺。
周清澍1958年以全國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身份被聘為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政協(xié)委員。同組有位委員楊魯安是知名的書法家。相熟之后得知，蘭州京劇團的女花臉演員齊嘯云曾是楊的妻子，兩人已離異。齊嘯云生于1932年，祖籍杭州，生于長于天津。天津的皮黃戲迷數(shù)量多，眼界高，口味刁，往來南北的耆宿名角沒有一個敢小覷天津的。齊嘯云出于良家子弟，耳濡目染，迷上京劇，于少年時代考入天津的云吟國劇社學戲。她初學須生，后像翁偶虹先生一般，迷戀于大花臉藝術，毅然改行，以女子攻改攻“大面”，可謂奇觀。但她自有胸懷，進步不小，學會了很多戲。1953年，她自燕京大學外貿(mào)學系畢業(yè)，決心從藝，雖經(jīng)曲折，終于由票友下海，成為專業(yè)的女性大花臉演員。
完全出乎她意料的是，1964年以后，竟然淪落到無戲可唱的地步，連三流的配角都輪不上，誰讓她是女花臉呢？因為那一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性的京劇現(xiàn)代戲演出觀摩大會，從此以工農(nóng)兵為主體的現(xiàn)代戲全面占領了舞臺中心，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被一掃而光。試想一個女性演員，本工花臉，離開了髯口，離開了臉譜，沒有了蟒袍玉帶的鑼鼓點，她還出得了臺嗎？所以“文革”這十年，她不敢吊嗓，也不敢練身段走臺步，看不到出路在何方？只有改行了事！
八十年代，齊嘯云被以孫岳為首的中國京劇二團納入麾下，一兩年之內(nèi)，她演出了數(shù)十場傳統(tǒng)戲，如《姚期》《將相和》《珠簾寨》等等。她在舞臺上精氣神俱足，演技大進，有如脫胎換骨，變了個人似的。所以說舞臺是演員生命的延續(xù)，真是不謬的至理名言。
新世紀降臨之前，張學良與夫人趙四女士定居夏威夷。有一年，齊嘯云與友人路過檀香山，經(jīng)熱心的好事者聯(lián)絡，齊嘯云一行去張府清唱。張漢卿視作盛京舊地的“雅集堂會”，要求應邀來者一展歌喉，盡其所能。齊嘯云當然不敢怠慢。那天是曲盡其妙，盡歡而散。齊嘯云挾“十凈九裘”之勢，一口氣連唱多段裘味十足的二黃戲段，想來必有《探陰山》《鍘美案》《將相和》《草橋關》等膾炙人口的唱段。聽得張少帥神迷目眩，視為天籟之音！或有人疑張少帥久旱不雨而嗜痂成癖，不免夸張而失真。但齊嘯云那天嗓子在家，有超水平的發(fā)揮也是確鑿無疑的事實，因而得到張少帥的揄揚也很正?！，F(xiàn)在當事者均已物故，不知是否還有錄音磁帶存留乎？我是得聞于清澍先生轉(zhuǎn)述楊魯安之言，諒不至于過分乖離也，因附記于此而為“三賢”之一的“零拾”之尾。
（三）楊訥
三賢之中，楊訥最為年輕，浸潤京戲的程度最深，蔡、周、楊三人在元史研究領域中，各有所長，然而天不假年，最年輕的楊訥卻走得最早，雖然三人都已過了耄耋之年，未可輕言世壽不永。
楊訥是1953年負笈北上的。那年他在上海華東師大一附中高三畢業(yè)，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學歷史系錄取。他在上海舊居于虹口區(qū)的天潼路、河南路一帶，那里在二三十年代聚居了一大批從北京及各地來滬的京劇舊藝人，不僅生旦凈丑各色俱備，連吹拉彈唱的“場面”也樣樣都有。楊訥從少年時代起，就耳濡目染，增廣異聞，知道了舊京劇伶人許多趣事佚聞。這對他投身歷史系研究中國古代史，多少也有觸發(fā)效應。有如讀了一部鮮活的民國時代伶人生活的小說《秋海棠》那樣。
1955年以后的幾年中，楊訥在北京看了不少好戲。他曾經(jīng)不無得意地告訴我，因為京城菊壇名家薈萃，他和同學不惜違規(guī)而半夜散戲后逾墻返校。這使我想起裘盛戎、袁世海兩位花臉演員在富連成科班時，為看麒麟童的戲，甘冒違反科班規(guī)矩而受罰的經(jīng)歷，一部好戲吸引人的魅力居然如此相同。
楊訥對當年京城的旦角演員，最為欣賞乃至心儀的是言慧珠。言慧珠是老生名角言菊朋的女兒。有蒙古族的血統(tǒng)，身材高挑，天生麗質(zhì)，在扮相上較南方吳越漢族女子嬌小玲瓏，但弱不禁風的身姿頗有一種婀娜剛健的韻味。她聰穎好學，1943年在上海拜梅蘭芳為師，幾年之內(nèi)成為風靡京滬兩地的坤伶名旦，甚至一舉奪得“平（京）劇皇后”的桂冠，名震遐邇。楊訥毫不掩飾自己對她色藝雙絕的贊賞，并能歷數(shù)言氏從藝梅蘭芳，又能略脫窠臼而有所超越的地方。譬如言慧珠演《貴妃醉酒》，這是一出講究身段技巧、表演難度極高的刀馬旦戲，梅蘭芳青年時代下苦功夫?qū)W自前輩名伶路三寶。這出戲通過君王的薄幸，貴妃遭受的冷遇，反映了古代女子的屈辱與苦悶。經(jīng)過梅蘭芳等數(shù)代藝人的不懈琢磨，剔除了戲中的色情成分，使戲的反封建色彩更加鮮明，藝術感染力量也更為強烈，成為全球人類共享的珍品。言慧珠學自梅蘭芳，在這出戲中表演“嗅花”“銜杯”的高難度身段，使觀眾感慨言氏學梅已經(jīng)完成了從模仿到超越的嬗變。另如言慧珠學演的梅派名劇《西施》，尤其是那段去國懷鄉(xiāng)的“南梆子”，繼承了梅韻又有言氏自己的創(chuàng)造，成為了她挑起言家班大梁的標志性唱段，令人擊節(jié)贊嘆。
五十年代后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大慶臨近，中國京劇院四團的中青年演員排演了大型新編歷史劇《楊門女將》。后來又被拍成彩色戲劇電影，傳遍國內(nèi)外，獲得空前的成功。其中有楊秋玲（青衣、刀馬旦，飾穆桂英）、王晶華（老旦，飾佘太君）、馮志孝（老生，飾主戰(zhàn)派寇準）、孫岳（老生，飾宋真宗）、蕭盛萱（丑角，飾主降派王欽若）等等。整出戲主題鮮明，形象生動，搭配整齊，一氣呵成。演員之間各展所長，花團錦簇，滿臺生輝。紅花猶須綠葉扶持，尤其是楊秋玲的演出，獲得了“小梅蘭芳”的佳譽。楊訥也看了這部彩色戲曲片，為這些中青年京劇人才的長足進步而高興。他認為如今是盛世，將在文化事業(yè)上有所顯現(xiàn)，涌現(xiàn)出一批人才是必然的，就如唐代貞觀盛世那樣。但過早預言青年演員的藝術前途，對演員本人成長沒有好處。就如稱楊秋玲為“小梅蘭芳”那樣，她今后的道路還很長呢。如今回憶楊訥的這番話，很佩服他的冷靜與目光如炬。
1961年，京劇戲曲片《野豬林》上演。李少春（文武老生）的林沖，袁世海（架子花臉）的魯智深，杜近芳（青衣）的張貞娘。楊訥也看了這部電影，對李少春的表演尤為稱道。楊訥認為，李少春雖然從年齡輩分上稍晚于馬連良、譚富英，沒有創(chuàng)宗立派而標榜于世，但是他戲路寬廣，演誰像誰。以三國戲為例，他既能演瀟灑機智的諸葛亮，又能演忠厚木訥但大智若愚的魯肅；既能演戰(zhàn)無不勝講究仁義的戰(zhàn)神關公，又能演知恩圖報的老將黃忠。這些均是長靠武生的戲，而且他也擅長短打武生的戲，如《三岔口》《惡虎村》等。尤其不易的是他的猴戲《安天會》，惟妙惟肖地演出了齊天大圣的猴中王者之氣。所以楊訥認為在京劇老生行當中，對李少春的評價不如馬（連良）、麒（麟童）、譚（富英），是有失公允的。李少春善唱余（叔巖）派，功力僅有孟小冬（冬皇）略可蓋之，從全面的演技包含說、表、做工而言，李少春又高出“冬皇”不少。同在余門學戲，李少春理解余先生教授要害的敏捷與深刻，是師姐孟小冬都不得不佩服的。所以李少春唱戲追求唱出角色的真摯感情為第一，并不追求創(chuàng)宗立派的掌聲。楊訥的這番見解，又使我想起1964年開始的大演現(xiàn)代戲中的一些往事。眾所周知，京劇現(xiàn)代戲《紅燈記》的李玉和一角唱腔等是李金泉、劉吉典與李少春共同設計、實踐演出的，李少春是李玉和A角演員，錢浩梁（即浩亮）是B角。李少春的演出被《新民晚報》戲曲版資深記者張之江評為“唱尤感人”。其中“刑場斗爭”一場，唱到“那時候全中國紅旗插遍，想到此笑顏開熱淚漣漣”時，李少春使了一個蕩氣回腸的低音拖腔，雙手有忍不住拭淚的動作，非常傳神感人。我在座中都忍不住要青衫為之濕。但后來“樣板戲”大流行，這一句低腔改成“想到此，信心增，斗志更堅”，并將身段也改為雙手執(zhí)拳，高舉過頂，以示頂天立地的不屈之狀，似乎英雄人物就不該有感傷落淚的那一刻似的。這種極端直線式的拔高，今日思來不免令人哂笑，但當年就是這樣的寧左勿右。
1966年，楊訥剛過而立之年，分配在學部屬下的歷史研究所工作。他思想活躍，但交游謹慎。約在1970年初，四大名旦程硯秋的三子程永江輾轉(zhuǎn)請托找到楊訥。程硯秋早于1958年逝世，程永江久居北京，朋友很多。未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不知何故，被公安機關懷疑為“五一六聯(lián)動分子”，上了黑名單，有批捕之虞。于是輾轉(zhuǎn)請托找到楊訥。楊訥搞清了其中的人事關系，借箸代籌，程永江依計而行，最后向某要員送出一套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終于得以幸免無事。商務印書館在二十世紀初實施的這個選題，使宋元明清以來留存于世的善本古籍化身千百，走出深藏秘扃，為廣大學子所利用。程硯秋大概也想不到這套書還有這樣的奇特效用，不知該喜還是該悲？
楊訥有次在程家午餐，他是幾十年如一日滴酒不沾。席間隨程永江下程家地窖取酒，只見地窖內(nèi)珍藏的各種世界各國名酒排列得整整齊齊，如禮賓隊一樣迎送如儀。程硯秋以豪飲在旦角界名聞遐邇，這些定是他的遺物為程三公子繼承。楊訥又想起趙榮琛的回憶，1946年梅（蘭芳）程（硯秋）滬上“對臺”，趙受程托，帶去天蟾舞臺院方先期結(jié)算的包銀十八根“大黃魚”（金條）存入中國銀行之事。楊訥因而感慨，“梅、程兩家的錢是花不完的”。
1986年，楊訥與周良霄來滬，向上海辭書出版社交已完成編纂的《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稿子。那時，正好葉少蘭在上海的天蟾舞臺巡回演出，我和楊訥談起葉少蘭的幾出戲在上海觀眾中的反響，引起編輯室同事程君的驚訝：“你們居然有此共同的雅興?！焙髞項钤G又告訴我，他藏有百余張粗紋的京劇老唱片，均是百代、蓓開等公司出品。進入九十年代后，隨著楊夫人鄭啟吟定居溫哥華，后來連兒子也在加拿大求學并在那里就業(yè)，他知道自己在北京逗留的日子不會很長，便著手處理一些不可能攜去加拿大的雜物。他有關京劇的書籍全部裝箱自北京寄送給我，大大有助于我相關京戲“游戲文章”的寫作。至于那些被他稱為“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粗紋京戲唱片，再一次向我提起，頗有舉以相贈的“托孤”之意。可是那時我尚居于新昌路舊宅，無處安置，不敢應承下來。今天憶及此事，頗有愧恧之情。近來上海電視臺有“京劇老唱片”的欄目，我當年思不及此，至少應請楊訥對這百余張老唱片錄下一份資料目錄，留此存照。現(xiàn)不知這百余張老唱片還存在于霄壤之間乎？
楊訥是1994年開始去加拿大探親的。從那年起，多年幾度往返于北京、溫哥華之間。后來為了進出境方便，申領了加拿大居民的綠卡，這樣也增加了他往返中加兩國的密度。不知道這對他的健康有無影響？他一向很愛護自己的身體，從不熬夜，也不抽煙喝酒。他長我十二歲，也肖豬，九十年代，他到我們社里來時已過花甲之年，但精神矍鑠，我的社內(nèi)同事在電梯中相遇，都說他顯得比我還年輕。當他修改增訂專著《元代白蓮教研究》后（已交本社于2004年出版），便開始新的研究。
這時他每次回國來北京、上海，均大量選購中國出品的世界名曲碟片。他已不再關注京劇唱片，但還是通過熟人買了程硯秋傳人趙榮琛、李世濟的密紋唱片快遞送給我。但每當我陪他去選購世界名曲碟片時，他見我無動于衷的樣子，不免有些奇怪。我便告訴他，我連播放碟片的機器都沒有，還買什么。他大不以為然地說：現(xiàn)在的條件要有播放機子很容易的事，唾手可得，而這些碟片是特殊條件下的產(chǎn)物，質(zhì)量不差，因無國際版稅壓力，定價很低，只及國外正品價的一半不到。中國正在加快復關的談判，“入世”是大勢所趨，待到一“入世”，重入WTO，必將加入世界出版的伯爾尼公約，這些碟片必然與國際正版產(chǎn)品價格同步，翻倍提價出售，現(xiàn)在買這些“二手貨”是打擦邊球，很快就會沒機會了。我聽了他的這番話方明白他的用意。
楊訥參加的元史學會是一個不大的學術群體，最盛時，所有的會員也不過一二百人。但是這支隊伍風氣很正，惟學術是舉，不妄議不該涉及的個人是非，很有從大處著眼向前看的氣度。自1983年首任會長韓儒林去世后，同仁們公舉蔡美彪繼任會長。蔡公時年五十五歲，春秋鼎盛，年富力強。他利用修訂范老遺著《中國通史》和修撰《大百科》《歷史大辭典》兩大工具書的機緣，團結(jié)了全國的相關力量，有力地促進了蒙元史學科的研究，局面大為改觀打開，工作進行得有聲有色。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唐史學會會長張國剛說：“元史界‘大佬’不少，在圈內(nèi)哪一個不是牛皮哄哄，不可一世的人物。但他們在一起時，就是服蔡美彪！”這說的是實情，毫不夸張，可見蔡公的凝聚力，也可見元史界同仁的服善與顧全大局。
1981年，南京大學韓儒林培養(yǎng)的姚大力、蕭功秦、王颋、高榮盛等四位研究生畢業(yè)，標志著新生力量開始介入蒙元史的研究領域。1985年的元史第二屆年會后，楊訥與王颋同車返滬。旁座者還有復旦大學的徐連達。徐氏于五十年代初在北大進修俄語時，與周清澍同過學，也可算元史的“遠親”了。一路上，王颋話很多，炫耀自己得自西方學界的新知的啟發(fā)，藉以證明蒙元史的難治，倍于中國古代史的任何一段。徐連達聽了王颋的“宏論”后，冷不丁地插了一句：“你們總覺得自己的東西是陽春白雪！”
關于元史難治的議論，王颋也向我表述過，我曾向楊訥請教，應該如何理解這個問題。楊訥當然知道元史涉及的四大汗國的地域遼闊、語言、習俗多樣復雜，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董理清楚的“積案”，從這個角度言，元史的研究確是一門帶有國際性的學問，掌握多種語言，能夠閱讀各國學者的專著，有利于開拓視野，觸類旁通，得到有益的啟示。例如波斯學者拉施都丁的《史集》、俄國學者巴托爾德的《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等，譯介為漢文后，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示。但是這些并不能取代對漢文基本史料如《元史》的沙里淘金的披覽——雖然它有不少舛誤，更不能取代對元代文人留下的文集的逐篇閱讀。況且元代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有很多西方人沒注意到的問題，當然在他們的書中就沒有留下研究思考的痕跡?！捌┤缥覀冏龅陌咨徑萄芯?，就不需要很多的外語?！彼囊幌捠刮颐┤D開，明白了很多道理。那天晚上的場景與他的言語、神態(tài)至今還在目前。
楊訥與周良霄還聯(lián)袂為元史學會編輯了高質(zhì)量的大型學術叢刊《元史論叢》，歷時幾近三十年。很多質(zhì)量較高的論文都是經(jīng)他們二位的審讀得以和讀者見面。有些作者把《元史論叢》比擬為當年東方學巨擘伯希和主編的《通報》，因為他們二人往往不僅從論文的取舍，還從如何修改、表述的角度提出切實可行的意見，這些也是一般學術刊物編輯所難以做到的。
自1996年元史第四屆珠海年會以后，陳高華取代蔡美彪成為了元史學會會長，楊訥等也被選為副會長。但是楊訥不久就主動提出“讓賢”，他認為新一代的學者姚大力、劉迎勝、李治安等已趨成熟，已有能力擔負起學會的領導責任。新陳代謝的機遇很是老練，他還援引清華國學院王國維、陳寅恪等四大導師之例說明，當年的年輕學者干出的成績一點不比今天的年長者遜色。事實證明了楊訥的預言，元史學會負責人的成功交接，注入了新的活力，姚大力、劉迎勝等創(chuàng)辦的《清華元史》使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屈指算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結(jié)識楊先生以來，已有近五十年的光陰。我一直受他的教誨，包括批評和指點，獲益之多可謂不勝枚舉，真是師恩難忘！我已寫過一二篇追思的文章，但總覺意猶未盡，不足以表萬一。如今天人永隔，再也不能作傾杯之談了，思之不禁泫然流涕，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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