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和世界

俄羅斯墨洛溫時期以徹底擺脫韃靼桎梏（1480）為始，隨后就是留里克末代王朝和羅曼諾夫初代王朝，直至彼得大帝時期（1689-1725）。

——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西方的沒落》是一本世界歷史形態(tài)學散論，此書的著名作者斯賓格勒就是這樣來形容這本書的，這位德國歷史學家提出了一個假設，照此假設，15世紀至16世紀的俄國史和墨洛溫王朝時期的法國史（5世紀至8世紀）相契合。換句話說，俄國史比西方歷史“落后了”大約八到九個世紀。斯賓格勒堅持認為：“我建議每個人都去讀一讀圖爾的額我略（591年前）寫的《法蘭克民族史》，再讀一讀老卡拉姆津的相應章節(jié)，特別是涉及伊凡雷帝、鮑里斯 · 戈杜諾夫和舒伊斯基的文字。實在找不到比這更相似的地方了?！薄段鞣降臎]落》一書的作者這兒指的是法蘭克國王發(fā)動的無休無止的內戰(zhàn)和抵御外侮的戰(zhàn)爭，他認為這些和莫斯科諸王公與世襲王公之間的戰(zhàn)斗以及動亂時代相似。我們可以在克洛維（481-511）統(tǒng)治時期和伊凡三世統(tǒng)治時期中找到共同點，但這解釋不了很多事情，絲毫說明不了問題。

俄羅斯落后的觀點并不屬于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所獨有：他只是清晰有力地表達了出來而已。15世紀，游歷者和外交使節(jié)、手工匠人和雇傭兵絡繹來到莫斯科大公國，有太多的證據表明莫斯科大公國“落后于”西方。這個正在飛速發(fā)展的國家的居民自己也認可這種印象，只是他們對“落后”的解釋是“差異”“不同”。這種情感從來就沒從俄羅斯的意識中離開過。俄羅斯人依附于基督教世界（東正教分支），同時又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卻又自立于外。必須在某些領域追趕西方，尤其是武器領域，經常被認為他們有意在模仿“拉丁人”，而拉丁人又是教會的敵人，是“真信仰”的敵人。相吸相斥，相愛相虐，這種矛盾的情感就是莫斯科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但這些情感又決定了世界對莫斯科的態(tài)度。莫斯科讓人著迷，卻又讓人生畏。在伊凡三世及其后繼者統(tǒng)治時期，大量外國人充斥著羅斯的大街小巷。羅斯人給外國人劃定了一個特別的區(qū)域：德意志區(qū)。

在丹尼爾的時代（13-14世紀），莫斯科公國不過是俄羅斯中部無邊森林中的一座木造小城

15世紀，歐洲脫離了中世紀。歐洲文明得到確立，與莫斯科文明相距甚遠。外國人自然而然會將自己的所見和自己所了解的東西進行比較，從而產生震驚、畏懼、反感，使這差異變得更為明顯。同樣，他們自然會覺得自己的模板最好，外國的模板很糟糕。西吉斯蒙德·馮·赫伯斯坦給我們留下了有關伊凡三世時期莫斯科大公國眾生相的名著，從他開始，外國游歷者都開始注意到大公（后來是沙皇）擁有的專制權力、順服的民眾以及殘忍的習俗。這些觀察的公正性還是毋庸置疑的，但請別忘了15世紀和16世紀（而且和先前幾個世紀一樣）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時代。與伊凡三世同時代的法國國王路易十一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其殘忍程度超過了羅斯君主。英國國王亨利八世與瓦西里三世同時代，也是個暴君，與封建領主不共戴天。瓦西里三世時期，西班牙由天主教雙王費爾南多和伊莎貝爾統(tǒng)治：他們所設立的宗教裁判所正是強化專制權力的一個強有力的工具。最后還有，伊凡三世的未婚妻來自意大利，當時意大利的切薩雷 · 波吉亞就以殘暴出名，他的所作所為絕無原則可言。

莫斯科國雖讓外國游歷者驚訝莫名，卻并不比那個時代本身更殘暴，西方的中央集權進程、逐漸肅清封建領主的做法和莫斯科吞并世襲公國的做法并無二致。莫斯科大公國有一個頗為突出的特點，就是國家對個體的摧毀，其表現形式就是君權神授。莫斯科君權的神圣本質，也就是教義（這才是重點）賦予了君主新的合法性。還在宣揚君主的“神”性之前，他就已經從父親和祖父那兒繼承了權力。從此以后，君主的至高權力就會不受任何塵世法律的束縛?！吧袷凇敝畽鄬⒛箍凭鞯娜w臣民都變成了絕對臣服于他的二等人。

Kholop（奴隸、奴才）這個詞指的是依附于土地及地主的農民，或買來的奴隸。該詞還有更寬泛的含義，指聽話順從的仆人。從15世紀末起，所有呈給大公及之后沙皇的陳情書一律都得署上：奴才……后面才寫名字。所有人，甚至世襲領主以及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的兄弟都得稱自己是君主的“奴才”。如果君主的親兄弟說自己是他的“奴才”，那別人就很容易認為這人是他的另一個臣民。

約·赫伊津哈在分析“中世紀的衰落”（14世紀至15世紀的西方生活）時，給出了三個主要因素：勇氣，榮譽，愛。這樣的個人品質在莫斯科的生活中是無立足之地的。在服侍君王的時候是不得展現勇氣的；在所有人都是君主“奴隸”的社會里，榮譽這樣的概念就有了特殊的含義；至于12世紀普羅旺斯的宮廷抒情詩人發(fā)明的綺靡之愛，至于但丁、彼特拉克以及其他許多詩人所謳歌的熱烈的肉體之愛，根本就不是羅斯生活的要素，直到16世紀，文學修士的筆下才出現了文學；我們知道，若是沒有文學的推波助瀾，愛就不會存在。

羅斯生活的主要特征是：忍耐，順服，虔誠。它們構成了不同的文化，也構成了和西方并不相似的那些刻板成見?！抖砹_斯神學之路》一書的作者格·弗洛洛夫斯基指出：“俄羅斯思想史呈現出大量神秘的、難以令人理解的面向，特別是那漫長的、無止境的沉默。那么究竟該如何來闡釋俄羅斯思想這晚熟而又緩慢的覺醒過程呢？”歷史學家格·費多托夫和弗洛洛夫斯基一樣，也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移民國外的，他對此也表現出了同樣的困惑：“在13世紀骯臟、貧窮的巴黎，經院哲學家吵得不可開交，而在富麗堂皇的基輔，圣堂里的馬賽克光芒四射，卻只有修士、編年史和圣徒言論集……”對外國人眼中俄羅斯“落后”的原因，或者俄羅斯人對其“獨特性”的解讀，可謂眾說紛紜。19世紀上半葉，彼·恰達耶夫說那是“知識界萬馬齊喑”所致，因為西方人受到過羅馬的教誨，基督教具有古希臘和拉丁的形式，其古典哲學思想和傳統(tǒng)極為豐富，而俄羅斯人接受的是拜占庭的基督教，儀軌的華麗修辭常常掩蓋了思想。哲學家斯·列維茨基也持相同的觀點，他指出9世紀西里爾與美多德創(chuàng)造的字母在這當中起了作用，將《圣經》和福音書翻譯成教會語言（即教會斯拉夫語，為馬其頓方言，源自古保加利亞）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所以，俄羅斯人并不需要翻譯，教會斯拉夫語和古羅斯語頗為相近。在西方，《圣經》是希臘語譯本，還有拉丁語譯本，修士和古羅斯的博學之士不同，必須掌握維吉爾所用的語言。

古羅斯文學最優(yōu)秀的專家德米特里·利哈喬夫沒有去探討其中的成因，而是研究起了羅斯文化的特性。他先從一個頗有爭議的論斷開始：羅斯文學或許“比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文學都要古老”，因為它“起初可以追溯到10世紀下半葉”。然后他又說：“……古羅斯文學影響不大，聲音微弱。既沒有出現莎士比亞，也沒有出現但丁。他們是在合唱，很少會有，或根本就沒有獨唱，合唱君臨一切”；“相比現代作家的獨創(chuàng)性，古羅斯文學和民間文學更接近”；“羅斯文學不是作家文學：它就像是大眾的創(chuàng)造，是超越個體的藝術”。院士德米特里·利哈喬夫總結道：“古羅斯作家不是各自構造樓房的建筑師。他們是城市的建設者。他們是整齊劃一、氣勢恢宏的建造者。”德米特里·利哈喬夫所說的“超越個體”可以稱之為“集體性”，這種集體性賦予了古羅斯文化整體的特性，甚至出現在最為璀璨的表現形式上：建筑和圣像畫。

東正教在此種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塑造了俄羅斯人的世界觀及其行為方式。行為和精神的塑造過程當中也不能不考慮物質因素：舊土地用罄，需時常遷移至新的領土的農業(yè)模式——這種行為同樣也是為了逃離危險。之所以對故土缺乏依戀，是因為每五到十年，莫斯科的森林就會發(fā)生火災；有編年史家驚訝地發(fā)現錢袋子伊凡統(tǒng)治時期，十五年時間共發(fā)生了四次大火災，伊凡三世統(tǒng)治時期，大公國的都城也這樣經常被燒為灰燼。每次，城市都還是用木頭重建；盡管木頭這種材料最容易獲得，但用石頭建城就不會淪為灰燼，只是莫斯科人不常用這種材料。

莫斯科君主的專制權力同樣也是文化和精神與物質生活的基本要素。俄羅斯的歷史學家和公法專家經研究，認為這種狀況起源于15世紀左右。沃洛茨克的約瑟夫、斐洛泰及其門徒和繼承者則從遙遠的過去尋找解釋，因為紅太陽弗拉基米爾和單打獨斗者弗拉基米爾二世繼承了拜占庭的傳統(tǒng)，其專制君主的譜系與羅馬皇帝奧古斯都一脈相承。19世紀的研究者則給出了合理的解釋，認為其發(fā)展進程受到了東北地緣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有些人強調蒙古桎梏的作用，導致大家需要一個強勢君主來保護民眾；另一些人則認為蒙古模式對莫斯科君主造成了沖擊?！赌箍凭龣唷罚?889）一書的作者米·加科諾夫至今仍然是該主題最好的研究者，他寫道：“莫斯科版本中最易出現絕對君主溫床的正是沒時間考慮任何權利和自由的灰蒙蒙的民眾，他們整天最擔心的就是一日三餐和面對強權時如何自保。這種絕對主義在俄羅斯的土地上一步一步地發(fā)展起來，如果不是伊凡三世時期希臘人和意大利人的到來，它不可能這么快就在沙皇的專制體制中找到其最終的表現形式?！碧K聯歷史學家認為階級斗爭法則和不可避免的進步趨勢使中央集權國家和強權最終得以形成。

教士謝爾蓋·拉多涅日斯基在庫里科沃戰(zhàn)役（1380年9月8日，又稱頓河之戰(zhàn)）前祝福大公德米特里·頓斯科伊

伊凡三世很清楚專制權力的必要性（他的孫子伊凡雷帝對此也進行過大量思考），認為這才是國家秩序的保障。伊凡三世在寫給嫁給立陶宛大公的女兒的一封信中是這么解釋的：“立陶宛君主林立的時期國家一片混亂；你也知道我父親統(tǒng)治時期我們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動蕩，他去世后，我和我的兄弟之間產生了這么多的問題，而你應該對這些事情還有記憶?！币练踩缹ε畠赫f的是他父親瓦西里二世的“大混亂時期”，那時候叔伯子侄常年互相攻伐；他也提到了自己和幾個兄弟的戰(zhàn)斗。莫斯科大公還講到他的女婿，也就是在立陶宛和波蘭都當上國王的亞歷山大所遭遇的困難。伊凡三世對女兒講了自己的看法，因為1503年，他女兒寫了一封公開信，公開支持自己的丈夫，對父親背信棄義的政策大張撻伐。

這兩個國家長期以來就在為奪取東歐霸權而征戰(zhàn)不休，而它們完全相反的政治結構就成了莫斯科和波蘭-立陶宛聯盟之間戰(zhàn)爭無止境的源頭。同時，兩國的命運也能讓人清晰地了解專制體制和共和君主制之間的優(yōu)劣。

伊凡三世和他的兒子瓦西里三世征伐不斷，最終將全羅斯所有有人煙的土地都吞并到了莫斯科大公國的疆域內。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但“大羅斯人”一詞的定義出現了問題，引發(fā)了對“大羅斯”國形成的確切時間及其種族構成的爭論，而且爭論從未停止過。19世紀基本屬于理論范疇的國族問題又重新引起了歷史學家的關注，到20世紀最后幾十年，國族問題又具有了強烈而且現實的政治意義。

基輔羅斯斯拉夫人的起源并沒有引發(fā)爭論，盡管留里克王朝的國家創(chuàng)建者諾曼人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如何始終眾說紛紜。莫斯科羅斯的種族構成卻引發(fā)了極其激烈的論爭。

尤里·多爾戈魯基和他的兒子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向東北方遷移，在已有人定居的土地上殖民。后來的蘇茲達爾、弗拉基米爾、莫斯科諸公國當時都被芬蘭的部族占據：梅里亞人、威瑟人、穆羅米亞人等。他們都被新來者同化，皈依了基督教，喪失了自己的語言，接受了殖民者的語言。米·伯克洛夫斯基不關注國族問題，認為“大羅斯人”是種族大雜燴，芬蘭人占了五分之四，剩下的都是斯拉夫人。 伯克洛夫斯基此處指的是12世紀殖民進程第一階段的情況。14世紀，金帳汗國開始衰落，在投入大公麾下服役的韃靼人中間，莫斯科人占了大部。

大羅斯種族的形成是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遠離同時進行的，而后者又同化了相鄰的非斯拉夫部族。列夫·古米廖夫說得很簡潔，14世紀，古羅斯的種族分成了好幾個部分：“東北羅斯人和梅里亞人、穆羅米亞人、威瑟人以及大草原上的突厥人相混居，從而誕生了俄羅斯人，而西南羅斯人則和立陶宛人、波洛韋茨人相融合，形成了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和大部分歷史學家一樣，列夫·古米廖夫也接受了“羅斯”和“大羅斯”的說法。“大羅斯”（Velika?a Rus）的概念和14世紀出現的“小羅斯”（Mala?a Rus）相對立，后者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希臘神職人員引入的，這其實是和羅斯教會分成兩個都主教有關，一個的中心在維亞濟馬河畔弗拉基米爾（基輔都主教就駐錫于此），另一個的中心在加利奇。“小羅斯”和“白羅斯”（Biela?a Rus）（后者這一稱號顯然出現于14世紀，但歷史學家對其起源并未達成定論）的概念因此并無種族意涵。三個羅斯（大羅斯、小羅斯、白羅斯）都是斯拉夫人，其核心基礎都是由涅斯托爾的《往年紀事》中提及的那些部族所構成?；o羅斯衰落（烏克蘭歷史學家認為基輔國就是烏克蘭國）、韃靼入侵，以及立陶宛多次攻占之后，大羅斯、小羅斯（以后稱為烏克蘭）和白羅斯（白俄羅斯）的歷史便走向殊途。

這樣的劃分自有其政治原因：在東北羅斯諸公國逐漸被莫斯科吞噬之際，小羅斯和白羅斯的民眾則被并入了立陶宛-羅斯大公國之中，之后又被并入波蘭-立陶宛王國內。小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失去了歷史上的話語權。大羅斯人則相反，他們接受莫斯科大公國的統(tǒng)治，進入了歷史。莫斯科諸王公將東北羅斯統(tǒng)一起來（15世紀統(tǒng)一加速），這件事又賦予莫斯科公國一個新的特質：使之成為大羅斯民族國家。莫斯科大公便成了“大羅斯”君主。那個時代誕生的這一意識形態(tài)使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權力。

伊凡三世

莫斯科的三位君主占據了整個15世紀：1389年登基的瓦西里一世帶來了14世紀的遺產，瓦西里二世和死于1505年的伊凡三世又將這份遺產帶入了16世紀。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一個國家得到創(chuàng)建，它包括了東北羅斯的領土，改變了莫斯科在外界的地位。直到那時候，它一直受到對手的保護，免受外界的侵襲，它的那些對手即羅斯的其他公國，也是它攻占的目標。隨著特維爾、雅羅斯拉夫爾、下諾夫哥羅德、梁贊、斯摩棱斯克、諾夫哥羅德以及普斯科夫被莫斯科吞并，所有羅斯公國都成了莫斯科國的組成部分，而國家也就在其邊界地區(qū)和外國有了越來越多的接觸。新的危險、新的威脅出現了，于是又出現了新的需求，要將國家的疆界進一步擴大，以保障自身的安全。防御型帝國主義不會停歇，也不會讓任何人消停。

俄羅斯歷史學家發(fā)現這樣的政策具有絕對的必要性。其中最出名的無疑就是瓦西里·克柳切夫斯基，這位學者擁有很強的洞察力，文筆極好，擁有自由主義思想，在當今時代這么多俄羅斯歷史的大部頭著作中，他仍然具有極強的可讀性。對他來說，莫斯科諸君主的行為，其主要動機就是“保衛(wèi)國家免受外敵侵略才是最高利益所在”。克柳切夫斯基從這段歷史時期得出一個結論：“莫斯科國是在14世紀受外族桎梏時期構思而成的，在15世紀和16世紀國家的建構和擴大時期，為了生存下去，在西方、南方和東南方進行了慘烈的戰(zhàn)斗?！边@位歷史學家在盤旋于國家上方的威脅之中看到了一個正面的特點：“對外戰(zhàn)斗阻止了內部的沖突。內部的對手保持和平，共同對外，政治分歧和社會分歧在國家和宗教受到威脅的時候變得不再重要?！?/p>

外部威脅（國家的完整性、國族和宗教所受的威脅）是將民眾匯聚到統(tǒng)一化身者身邊的工具，是莫斯科內政外交的政策基礎。

16世紀初，莫斯科對世界的了解遠勝于世界對它的了解。直到15世紀中葉，西方才出現偶然踏足羅斯國土的外國人的簡短評論。1845年，由俄羅斯歷史學家弗·阿德隆編纂的類似的書目清單內只有三篇前來東方游歷的文本：一篇是弗拉芒人吉爾貝·德·拉努瓦的，另兩篇是兩個威尼斯人的，他們分別是約薩法特·巴爾巴羅和安布羅伊斯·孔塔里尼。不過，莫斯科并不是他們的首要目的地，他們只是經過時才會來看看：他們要去造訪的是諾夫哥羅德和波斯。所以說，對波蘭另一邊的那片土地，無論是其管理模式，還是習俗，抑或是地貌，西方時常會產生稀奇古怪的想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關于莫斯科國的首個主要信息來源是德國使節(jié)西吉斯蒙德·德·赫伯斯坦的敘述。據我們所知，1517年和1526年，他兩次來到莫斯科；他懂俄語，在其《莫斯科紀事》里不僅有個人的觀察，也有羅斯的歷史文本。赫伯斯坦是作為日耳曼皇帝馬克西米利安的使節(jié)來莫斯科的。他要面見的就是伊凡三世之子瓦西里三世大公。這是那個時代出現的第一份關于莫斯科大公國的詳盡的證詞，大部分都頗為可信，這一點完全合乎邏輯。瓦西里三世統(tǒng)治期為二十八年（1505-1533），他結束了莫斯科大公國的歷史，開啟了莫斯科沙皇國的歷史。

本文摘自俄裔法籍歷史學家米歇爾·埃萊爾的《俄羅斯帝國史》第一部分。

《俄羅斯帝國史：從留里克到尼古拉二世》，【法】米歇爾·埃萊爾/著 張竝/譯，譯林出版社，2023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