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是人類近代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英國著名詩人拜倫為希臘獨立戰(zhàn)爭獻身，法國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羅瓦則將這場意義深遠的戰(zhàn)爭中的一幕畫成了名作《希俄島大屠殺》（詩人波德萊爾稱其為“向毀滅和無法治愈的苦痛致敬的可怕贊歌”），俄國詩人普希金創(chuàng)作出了現實主義悲劇名作《鮑里斯·戈多諾夫》（半個世紀后俄國音樂家穆索爾斯基將其譜成了同名歌劇杰作），法國小說家司湯達祭出了他的文學宣言《拉辛與莎士比亞》，德國詩人海涅的《哈爾茨山游記》和《北海集》相繼問世……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在德國音樂家貝多芬晚期“十年磨一劍”的巨作面前顯得黯然失色，那就是因末樂章的合唱《歡樂頌》而舉世聞名的《第九交響曲》。這部曠世杰作在1824年5月7日的首演，不僅是人類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也是人類藝術史乃至整個近代史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之一。這部首次融入人聲獨唱與合唱形式的交響樂巔峰之作在其后的兩百年間——從歐洲1848年革命到維也納黃金時代的落幕，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到兩德統(tǒng)一與柏林墻的倒塌，從“9·11恐怖襲擊事件”到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一再地被用來紀念人類的自由受到威脅、被期盼或被頌揚的時刻，并逐漸在歷史的長河中演變?yōu)槿澜绻餐ǖ恼Z言，或曰全人類的同一首歌。
首演之夜
眾所周知，音樂在維也納人的生活中一直占據著重要地位，海頓、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布魯克納、勃拉姆斯、勛伯格等一連串音樂家的名字與這座偉大的城市緊密相連。整整兩百年前的1824年，就像在歐洲的許多其他城市一樣，32歲的羅西尼是當時維也納受熱捧的音樂偶像，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其美妙迷人的歌劇和聲樂創(chuàng)作的純粹美感。盡管不如羅西尼的作品那么受歡迎，54歲的貝多芬仍是那個時代最令人尊敬的在世作曲家。相對于羅西尼音樂的光彩照人，貝多芬的音樂則是耐人尋味的，甚至有些先鋒派的味道，像是一門瞄準未來的大口徑火炮。盡管如此，一場貝多芬新創(chuàng)作的大型管弦樂作品的首演音樂會，仍是激動人心的。尤其是考慮到貝多芬已有十年未曾舉辦過這樣的音樂會，自幾個星期前消息宣布以來，當地音樂家和音樂愛好者就一直期待著這個首演之夜。
“維也納的最新消息是，貝多芬即將舉行一場音樂會，他將在音樂會上演出他的新交響曲、新彌撒曲中的三個樂章和一首新序曲”，1824年3月31日，27歲的舒伯特曾這樣寫信給一位缺席的朋友。要知道，這部新交響曲比以往任何一部同類作品都要長得多，并且前所未有地包含了合唱和獨唱聲部，這些嶄新的東西將人們的好奇心提升到了一個不同尋常的高度。就在舒伯特寫下這封信的大約一個月前，貝多芬用十年時間完成了這部規(guī)模巨大的作品。同年3月10日，他給位于美因茨的B.朔特音樂出版社寫信，表示他要獻上“一部新的大型交響曲，它的結尾是帶有人聲獨唱與合唱的末樂章（我的帶合唱的鋼琴幻想曲風格，但內容豐富得多），唱詞取自席勒流芳百世的詩歌《歡樂頌》”。
為舉辦這場史無前例的音樂會，貝多芬要求有一個規(guī)模龐大的弦樂組，同時許多單個的管樂聲部都要求采用雙管編制，再加上一個定音鼓手和三名打擊樂手——總計將增加85-100名演奏者。要知道，康特納托爾劇院管弦樂團雖被評價為維也納最好的職業(yè)樂隊，卻只有45名演奏者，這與貝多芬這部大型交響曲的編制要求相去甚遠。于是，一些維也納頂尖的專業(yè)音樂家加入了這個樂隊，城里能找到的最優(yōu)秀的業(yè)余器樂演奏者也被招募進來充實隊伍。除此之外，還需要一個數量龐大的合唱團，它的人數大致在80-120人之間。不難想見，這部高度創(chuàng)新的大型交響曲所提出的許多技術難題，對于參加首演音樂會的這支半專業(yè)半業(yè)余的樂團，幾乎是無法克服的。誰都不會想到，這場注定糟糕的首演將成為一個意義重大的歷史性事件。
盡管有著各種各樣的困難，首演音樂會還是如期舉行了。雖然貝多芬邀請的奧地利皇室成員無一人到場，但劇院的其他地方卻擠滿了觀眾，其中包括許多貝多芬的貴族贊助人、數量可觀的來自中產階級的有修養(yǎng)的崇拜者，以及許多音樂家，這些音樂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下層階級的成員，而且根本不追求更高的社會地位。望著座無虛席的劇院，已是暮年的貝多芬的內心充滿著欣慰之情（當時貝多芬的經濟狀況非常拮據，他希望從這場音樂會中賺取一筆不菲的收入）。更令他欣慰的是，出席首演的觀眾對這部新作品報以極大的熱情。當《第九交響曲》的最后一個音符消散在康特納托爾劇院的空氣中，那個至今依然感動著無數愛樂者的畫面隨之而來：現場爆發(fā)出極為熱烈的掌聲，但背對著觀眾且已經完全失聰的貝多芬還在埋頭翻閱他的手稿，并沒有意識到整座劇院已陷入了沸騰（先后鼓掌多達五次，甚至驚動了警察），直到女低音歌唱家昂格爾小姐拉了拉他的袖子，讓他轉過身來，他才看到所有的觀眾都在拍手，揮舞著帽子和手帕。他感激地鞠了一躬。
筆者收藏的部分貝九首版唱片
“他肯定讓那些老家伙有了搖頭否定的東西”，貝多芬從前的學生、著名鋼琴教育家卡爾·車爾尼向他的朋友寫信評論道，他認為這部“新交響曲流露了如此新鮮、活潑而且非常年輕的精神；它具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創(chuàng)新與美感，正如一向從這個智者的頭腦中產生的一樣”。不過，車爾尼具有一個天然的優(yōu)勢——他可以通過在鍵盤上彈奏總譜來熟悉和回味這部巨大的作品。至于第一批現場觀眾的熱情，與其說是源自對這部龐大的新作品所要傳達的內容的任何實質性理解，不如說是由于音樂純粹的物理力量與對年邁作曲家的普遍敬重。和人類歷史上所有最偉大的作品一樣，《第九交響曲》以其迅速增長的精神能量和影響力，與其創(chuàng)作者的生命相分離，進而開啟了屬于自己的輝煌旅程。
匠人與藝術家
兩百年后的今天，回望《第九交響曲》首演的1824年乃至貝多芬創(chuàng)作這部杰作時所身處的那個時代，我們很容易辨識出其背后于19世紀上半葉風起云涌的浪漫主義運動。這一影響深遠的運動源于歐洲對自由和獨立的向往，它將反教條的啟蒙思想與對情感和本能的強調相結合。在整個音樂史上，貝多芬正是由古典主義向浪漫主義過渡的最偉大代表。在這方面，德國作家、音樂家E.T.A.霍夫曼的評價很有代表性，他在1810年的一篇文章中將貝多芬描述為“一個純粹的浪漫主義者”，他的音樂“觸發(fā)了擔憂、敬畏、恐懼、痛苦的杠桿，喚醒了那無限的渴望，而這正是浪漫主義的精髓”。這一切都源自一個人對自我內在的關注和挖掘，對個體獨立意識的體認與推崇，這正是浪漫主義的核心要義。
在音樂領域，貝多芬是最早擁有藝術家自覺的天才之一。從他開始，逐漸有了匠人與藝術家的分野。他幾乎完美契合了今人對藝術天才公式化的想象：不幸的人生加上超卓的天賦，輔以桀驁不馴，甚至暴躁、嚴苛、不近人情的性格，再加上對緊箍咒般的條條框框的蔑視，以及銳意革新的創(chuàng)造偉力。貝多芬的這份天才，源于對自身藝術使命的體認，尤其是他在1802年寫下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遺書之后，天才的創(chuàng)造力源源不斷地噴薄而出。在隨后的二十多年時間里，他在交響曲、協(xié)奏曲、奏鳴曲、四重奏等各個領域狂飆突進，不斷創(chuàng)作出有史以來最非凡的作品。而貝多芬之前的音樂家，即使像莫扎特這樣對自己音樂技巧的獨創(chuàng)性有著清晰的認知，依然受制于專曲專用的創(chuàng)作模式。他們就像設計師，為具體的雇主：主教、貴族、皇帝、資產者，設計出適合他們味蕾的音樂冰淇淋。
誠然，貝多芬也創(chuàng)作了為數眾多的定制音樂，但他開始以藝術家的高度自覺將產品與作品區(qū)分開來，前者以為維也納會議所寫的《威靈頓的勝利》《光榮時刻》為個中典型，它們更多地流于感官刺激，常被后世聽眾所忽略；后者則是他那些足以扛起整個音樂史重量的偉大作品——包括9部交響曲、32首鋼琴奏鳴曲、16首弦樂四重奏、5首鋼琴協(xié)奏曲，以及唯一的歌劇《費德里奧》，還有晚年的《莊嚴彌撒》，所有這些作品以其無與倫比的樂思、艱深的技巧和難以窮盡的內涵，極大地影響了后世音樂的發(fā)展。貝多芬將音樂作為一種志業(yè)，把他的生命和激情以音樂的形式饋贈給后世，其中盡管有著愈加發(fā)達的音樂出版業(yè)的助推，但我們仍不得不說這種姿態(tài)，乃是藝術家貝多芬開浪漫主義先河的一大創(chuàng)舉。
《第九交響曲：貝多芬與1824年的世界》
有了這種指向藝術家自覺的浪漫主義視角，我們再來看他的《第九交響曲》，或許更能體會作為一位音樂家不斷求新求變并追求自我超越的勇氣與智慧。如果說第一樂章還是相對熟悉的貝氏風格，二三樂章的位置互換卻是對之前所有交響曲范式的重大改變，因為慢板樂章通常處于諧謔曲之前。位序第三的慢樂章經常被后世音樂家用于對貝多芬的晚年心境進行參悟，但對于大眾聽者而言，它的緩慢行進會讓人覺得有些沉悶與拖沓。然而，這一創(chuàng)造性的變化其實暗含著貝多芬的精心設計：他是在刻意制造一種鋪墊，以便臺下觀眾聽到第四樂章突然爆發(fā)的“災難和弦”時，會帶來一種強烈的戲劇性對比效果。
而當末樂章中席勒的詩篇《歡樂頌》經由合唱的形式排山倒海般傾瀉而出時，貝多芬不僅顛覆了所有交響曲的既定秩序，也賦予了這首作品一種空前絕后的革命性力量。“四海之內皆兄弟”，席勒的詩篇是滿懷美好愿望的烏托邦，貝多芬將其變?yōu)橐环N勢在必行的政治勢力，劍指所有國家的根基。從首演之夜的兩百年間，《第九交響曲》一直是打著各種紅旗的社會改革者的集結號，馬克思將其描述為“世間歡樂的莊嚴彌撒”，斯大林曾下令在蘇聯(lián)的每一個村莊演奏它，日本每年圣誕節(jié)前后都會舉辦破紀錄的“第九交響曲”音樂會（一張CD的容量標準乃是日本索尼公司以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演奏時長作為上限），而凱爾·斯塔莫最近對英國Classic FM表示，這部交響曲最能概括他領導下的英國工黨：“它有一種使命感，而且又非常樂觀。這是非常典型的工黨氣質。要讓每個人，像貝多芬那樣讓每個人為了它而登上這個舞臺……這是一種向更好的地方前進的感覺?！?/p>
貝九的歷史性時刻
在整個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演出歷史上，如果要舉一位影響力最大的人物，那非德國指揮家富特文格勒莫屬，目前他一人留下完整錄音的“貝九”版本就多達12個。其中，最富有傳奇色彩的是其1942年留下的那版“黑色貝九”。時年4月19日，希特勒53歲前夜的慶典音樂會上，富特文格勒被欽點指揮“貝九”。雖然他想方設法拒絕為納粹演出，但當時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以其家人的性命安危相要挾，富氏才迫不得已登臺指揮。這場音樂會上，富特文格勒帶著高度復雜的情緒演繹這部交響樂歷史上的扛鼎之作，整場演出就像一首悲憤濃烈的詩篇，所有樂器音色的情緒潛力被挖掘到極致，沒有一個單音不是在聲嘶力竭地怒吼，尤其是第四樂章的強弱反差極其強烈，快板的速度快到幾乎讓人喘不過氣，這種炸裂般的刺眼光芒幾乎感染了現場的每一位聽眾。
不過，最意味深長的一幕發(fā)生在演出結束之后，當富特文格勒轉身向現場觀眾致意時，戈培爾上前主動與其握手。隨后，富氏以一個幾乎不被察覺的微微鞠躬，將左手中的手帕換到了剛才與戈培爾握手的右手上，使勁地抹了一抹，這個無聲抗爭的微小細節(jié)為這版“黑色貝九”賦予了一抹反抗極權統(tǒng)治的亮色。更令人驚異的是，雖然音樂會現場沒有安排錄音，只是通過廣播向大眾播放音樂會實況，卻有一位聽眾用自己非專業(yè)的設備將當時的廣播轉錄下來。這份珍貴的錄音直到2004年，才被Turnabout廠牌發(fā)現并出版。盡管這個錄音的音質非常不理想，但轉錄產生的模糊感和時空距離感，加上帶有復雜情緒的背景故事，更加深了這版“黑色貝九”的傳奇色彩。
“貝九”演出史上的另一個歷史性時刻屬于中國和中國人民。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成立僅三年的中央樂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的前身）接到演出“貝九”的重大任務。當時，接棒“貝九”的是剛從蘇聯(lián)深造回國的年僅36歲的指揮家嚴良堃。作為交響藝術的珠穆朗瑪峰，每一次演繹“貝九”都是一次攀登高峰，每一次演出都是音樂的盛事，正如嚴良堃的名言：“‘貝九’不能說演就演，要像過節(jié)一樣演‘貝九’?！备右饬x非凡的是，1959年7月5日上演的這版“貝九”是完全由中國人演奏、演唱、指揮下呈現在舞臺上的首個完整四樂章版本（1927年，梅百器指揮上海工部局樂隊第一次將“貝九”搬上了中國舞臺，但當時只演出了三個樂章，沒有合唱，并且樂手基本都是外國人），也是人類歷史上首次用中文高唱《歡樂頌》，在國內外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要知道，以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技術水準，首演完整版“貝九”的難度可想而知。但從指揮到樂手再到合唱團成員，所有人都齊心協(xié)力，勇攀高峰，不可思議地完成了這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任務。嚴良堃后來回憶說：“當時，樂隊成員的個人技術水平還很有限，又剛剛下鄉(xiāng)勞動鍛煉回來，很多地方一開始演奏起來十分吃力，合唱部分唱得也不到位。但是，那時人們的熱情和干勁非常高，大家集體攻關，互相幫助，一起分析技術問題，不光分聲部練，還跨聲部組成弦樂四重奏、管樂五重奏來練習，結果演出時大家唱得漂亮極了?！彪m然這版“貝九”第四樂章的那段賦格演奏得不夠清晰準確，但其合唱部分非常整齊統(tǒng)一，讓人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人們那種無與倫比的真摯、熱忱與認真。
托馬斯·F.凱利著作《首演》
1989年11月，柏林墻被拆除，兩德正式宣告統(tǒng)一。為紀念這一歷史性的時刻，一場集結了德累斯頓、列寧格勒、倫敦交響、紐約愛樂等世界九大名團的超級音樂會在柏林墻兩側舉行。此時，指揮家巨擘卡拉揚已過世，大西洋彼岸的另一位超級指揮伯恩斯坦受邀執(zhí)棒。作為“柏林墻危機”的見證者，伯恩斯坦被德國人民為爭取自由而努力抗爭的精神所打動。他將末樂章中的《歡樂頌》改為席勒的另一首著名詩篇《自由頌》?！拔铱隙?，貝多芬會同意咱們這么做的?！辈魉固谷缡钦f。這一極具歷史意義的演出被后人稱為“貝九兩德統(tǒng)一版”而享有盛名，當時有超過20個國家多達一億人通過電視轉播收看了這場音樂會。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貝九”的演出時長接近80分鐘，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慢的版本。從一開始，伯恩斯坦將速度拉到慢的極限，突出其戲劇性，因此當第一樂章的高潮來臨時，其震撼力不可比擬。然而，諧謔曲的第二樂章又可能是所有版本中最快的，與第三樂章的深沉形成鮮明的對比，而所有這些快與慢所積蓄的力量在第四樂章中迎來爆發(fā)，尤其是配上《自由頌》的唱詞（女聲合唱部分加上了童聲合唱），待最后一個音緩緩落下，一股強烈的史詩感油然而生。在此，“貝九”就是人類最高理想的烏托邦，億萬人的同一首歌！據說，伯恩斯坦在兩場音樂會結束后匆匆趕往勃蘭登堡門，并請求一位正忙著從柏林墻往下鑿磚的人也給他一塊。這位先生和他的家人還陶醉于剛才電視轉播的音樂會中，一看是伯恩斯坦，激動地立馬將手中的磚塊遞過去，一邊不知所措地說：“是他本人！”
2020年是貝多芬誕辰250周年的重要年份，正當全世界都在為紀念“樂圣”籌備各種各樣的音樂慶典活動時，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突然降臨。世界各地的死亡人數不斷上升，幾乎所有的音樂會都被全部取消。在一片驚恐、哀悼乃至絕望的情緒氛圍中，世界各地的人們紛紛用音樂來療愈和解壓，來抗擊洶涌蔓延的病毒。德國多地音樂家呼吁，希望所有人都到陽臺或窗前演奏《歡樂頌》，希望大家積極拍攝自己看到的“陽臺音樂會”，并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在這個困難的時期保持團結互助的精神，共渡難關。荷蘭鹿特丹愛樂樂團在官方YouTube平臺上線了一個特別的視頻，18位居家隔離的演奏家分別錄制各自聲部的演奏片段，最終剪輯成《歡樂頌》的片段。隨后，德國班貝格交響樂團和美國科羅拉多交響樂團接力演繹《歡樂頌》。所有這些視頻都在社交媒體上獲得了極大的關注。
中國和日本也在積極行動，兩國聯(lián)合推出了包括《北風吹》《早春賦》《歡樂頌》三首作品凝聚而成的MV，尾聲高潮處氣勢恢宏的《歡樂頌》傳遞出全人類一定能夠齊心協(xié)力戰(zhàn)勝疫情的勇氣、決心和信心，預示人們終將回歸歡樂祥和的和諧世界的那一天。就這樣，在疫情肆虐的艱難歲月中，“貝九”再一次以其巨大的影響力和精神感染力，經由《歡樂頌》優(yōu)美激昂的旋律和激情澎湃的唱詞，將全世界各地的人們團結起來，超越地域，超越國界，超越種族，超越時代，久久回蕩在世界各地人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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