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先醒來的人——近代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葉克飛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9月
近代中國第一批留學生，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黃寬：留英第一人
1857年的一天，臺灣海峽的海面上有一艘輪船忽遇風暴?？耧L巨浪中，桅桿折斷，被卷入空中。一位29歲的中國青年坐在船中，在浪峰中顛簸。那一刻，他以為自己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在此前的10年時間里，這位青年先是赴美，其后赴英，寒窗苦讀。起初只是為自己尋一條出路，后來則志在報國。修得醫(yī)學學士、病理學博士和解剖學博士學位的他，在畢業(yè)后毅然選擇回國。在狂風中，這位年輕的基督徒誠心祈禱，望上帝庇護他重返家鄉(xiāng)，行醫(yī)救世，輪船也幸而在狂風中脫險，抵達香港。后來，他寫了一封信給長期資助他讀書的愛丁堡醫(yī)療救濟會，信中寫道：“經(jīng)過166天的漫長航程，我終于回到了祖國。1月3日，在距離臺灣海峽約300英里的地方，我們遇上了一場非常猛烈的大風，風吹走了船的前桅中的中桅、整條船的主桅和后桅中的中桅。十分感激仁慈上天的保佑，我死里逃生，在船遇險12天后安然無恙地回到了故土。”
只是，他未曾想到，等待他的是文化的碰撞與疏離。在英國求學的7年里，他從未有機會講自己的母語，以至于回國后要重新學習漢語口語。他面對的這個社會，則仍舊落后閉塞，對西方文化抱有莫名的敵意。而且，他也不是完全的“黃皮白心”，內(nèi)心中傳統(tǒng)情懷與西方思維的碰撞無刻不在。
他是孤獨的。或許，先驅(qū)總是孤獨的。
他是黃寬，廣東香山縣東岸鄉(xiāng)人。18歲那年他與容閎一起赴美留學，兩年后赴英留學，成為“中國留英第一人”，也是中國第一位醫(yī)學博士。
免收學費的馬禮遜學堂
舊時的香山縣東岸鄉(xiāng)，如今是珠海唐家灣鎮(zhèn)的東岸村，毗鄰海畔，不過已不復漁村舊觀。
當年的香山，包括如今的中山市、珠海市與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地處珠江出?？?，來往商船極多，中西方文化在這里碰撞。此地農(nóng)村也因此而開明，近代史上如孫中山、鄭觀應和容閎等名人，都出自香山，中國現(xiàn)代百貨業(yè)的先驅(qū)——上海四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新新與大新）也都由香山人創(chuàng)辦。
翻閱舊時筆記，我常感慨沿海地區(qū)多先驅(qū)。他們?nèi)巳四懘螅啄瓯愀已阅苎裕晟俪鲅笾e更是屢見不鮮。這“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想來與見識較廣有關(guān)，黃寬亦是一例。
這個幼年父母雙亡、由祖母撫養(yǎng)的少年，聰穎好學，卻一度因貧困而輟學。1840年，11歲的他前往澳門，進入免費的教會學校——馬禮遜學堂學習。
馬禮遜學堂是西方人在中國創(chuàng)辦的第一所教會學校，為紀念去世的馬禮遜而建。馬禮遜是從西方來到中國的第一位新教傳教士，他出身雇農(nóng)家庭，年輕時便有前往中國傳教的心愿，并自學中文。鑒于清政府閉關(guān)鎖國，他選擇學習醫(yī)學，以此作為進入中國的途徑。他在中國居住了25年，編輯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英漢漢英字典——《華英字典》，他也是將《圣經(jīng)》譯成中文的第一人，還在澳門開辦了第一家中西醫(yī)合作的診所。
1818年，他在馬六甲創(chuàng)辦英華書院，這是近代傳教士開辦的第一所中文學校，為中國培養(yǎng)教牧人才，只是校址不在中國本土。1825年，該校開始招收女生。1843年，該校遷至香港，開辦至今。2003年，該校遷入香港深水埗區(qū)的千禧校舍，所在街道亦命名為英華街。這所學校出過不少知名校友，如曾在歌壇如日中天的許冠杰，曾任香港特區(qū)政府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等。
1834年8月1日，馬禮遜因病猝然離世。他去世后不久，其生前好友便計劃創(chuàng)辦馬禮遜教育會，并著手開辦學堂，最初是附設(shè)于郭士立夫人所屬女校，1839年11月獨立成校。學堂對貧困學生免收學費，還提供食宿、衣服與圖書。黃寬得知后，立刻央求鄉(xiāng)親帶他前往入學。
在我所查到的史料中，有一個細節(jié)出現(xiàn)了嚴重分歧：黃寬究竟是第幾批入學的學生？有文獻引馬禮遜教育會的記載，指1840年入學的黃寬是學堂招收的第二批學生之一。另一種說法則指他位列學校第一批所招的6名學生中，而且6人名字均可考，除黃寬外，還有容閎、黃勝、李剛、周文和唐杰。據(jù)說，其中一人本是乞丐。我還讀過一些資料，稱黃寬入學時間為1841年，此說法可確定為謬誤。
日后被稱作“中國留學生之父”的容閎可算是馬禮遜學堂的“熟人”。早在1835年，時年7歲的他便已進入附設(shè)于女校的馬禮遜學堂學習，并成為學堂獨立成校后的首批學生之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杰即唐廷樞，香山縣唐家村（今珠海唐家灣鎮(zhèn)）人，后來洋務(wù)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輪船招商局總辦，也曾主持開平煤礦。
如此看來，馬禮遜學堂的這批學生，成才率委實驚人。
獨自赴英
1841年（也有1842年一說），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黃寬等人也隨之赴港讀書。他們在這所學堂里讀了6年，如果世事就這樣波瀾不驚，也許黃寬會成為一個神職人員，在廣東的某個縣市扎根傳教。但有一天，校長布朗走進教室，說因夫人體弱多病，他們打算回美國療養(yǎng)，愿攜幾名學生赴美接受教育，有意者請起立。容閎在《西學東漸記》里寫道：“當勃先生（即布朗）布告游美方針，予首先起立，次黃勝，次黃寬?！?/P>
那時的中國，信息閉塞，民眾愚昧，說起洋人，常有各種荒唐無稽的流言，說起外國，常以為那是吃人魔窟。即使廣東開風氣之先，即使黃寬在洋學堂里讀了幾年書，對這個世界有些了解，這一站也需要莫大的勇氣。之后的他，將遠渡重洋，將面對一個完全陌生與未知的世界。
那年，黃寬18歲，等待他的是一段近百日的航行。1847年1月4日，布朗夫婦帶著容閎、黃寬和黃勝三人從香港出發(fā)，乘坐美國商人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亨特利思號”輪船，于同年4月12日抵達紐約。
在我所能見到的所有文獻資料中，都沒有對他們初登上美利堅大地時的情境描寫。那一刻，三個中國少年不知有沒有回想起當初在馬禮遜學堂時曾做過的一道作文題？
那也是布朗出的題目：《意想之紐約游》。他讓學生們用自己的想象去贊美紐約，其實，他知道，對于那幾個窮苦家庭出身的孩子來說，他們贊美的不是紐約，而是夢中的天堂。
黃寬等三人的留學費用，由布朗的多位朋友資助，包括香港報紙The China Mail的創(chuàng)辦人、主筆肖德魯特，美國商人李啟，蘇格蘭人康白爾等。他們赴美的船費亦被“亨特利思號”輪船所屬的阿立芬特兄弟公司免去。更值得一提的是，三人的家庭還得到了一筆安家費。
歷史中總有一些細節(jié)讓我感慨不已，這三筆安家費便是其一。在馬禮遜學堂讀書的孩子都是窮苦人家出身，黃寬便早已輟學。鐘叔河的《容閎與〈西學東漸記〉》中寫道：“即使在澳門這樣的地方，比較有身家的人也是不愿意把子弟送到‘西塾’讀書的，因為讀這樣的書不能考秀才、舉人，不能仕宦顯達。但是，外國人有錢，辦洋務(wù)可以賺錢，這就對某些家庭有些吸引力?！倍鴮τ邳S寬乃至容閎來說，他們連“辦洋務(wù)”這樣的愿景都不敢想，只是想讀書，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哪怕只是學一口洋話，在洋人家里做一個仆人，亦算一條出路。據(jù)史料記載，黃寬那年邁的祖母并沒有過多阻礙黃寬的出洋。因為對于這樣一個家庭來說，出洋意味著一個孩子的出路，安家費意味著一個老人的生存。
那時的美國還沒有高中，只有預科學校，黃寬等三人就讀的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便是預科學校中最著名的一所。按照最初協(xié)議，他們只有2年留學時間，所以起初并沒有考大學的想法，只是想利用這2年時間多學些知識。
比學校里的知識更有意義的是他們身處的那個時代。年輕的心遇上了年輕的美國，黃寬學到了銳意進取，養(yǎng)成了務(wù)實風格。而且，校長海門出身耶魯大學，在教育上頗有心得，崇尚獨立自由，反對學生做“會走路的百科全書”或“有靈性的鸚鵡”，更強調(diào)“優(yōu)美的品格”。
想來，容閎與黃寬的報國夢與責任感，都是在那時被激發(fā)的吧？如果我們拋開那些所謂的“宏大敘事”和“為尊者諱”，就會清楚看到：這兩個為了日后生計而遠赴重洋的孩子，起初不可能懷有什么宏大志愿，那不合常理，只剩虛假。唯有新的環(huán)境、新的價值觀的沖擊，才能激發(fā)潛藏于他們內(nèi)心的某種情懷與責任感。
他們面對的困難并不僅僅是陌生的環(huán)境和語言，還有生活與氣候。布朗夫婦及布朗的母親是他們最大的后盾，他們剛開始時住在布朗家中，后因房子逼仄而租房居住，但仍在布朗家吃飯，其他生活開銷則仍需三人努力打工賺取。而對于這三個此前從未離開過廣東香山的少年來說，馬薩諸塞州的氣候更是可怕。香山夏長冬短，酷熱天氣極多；湯馬薩諸塞州卻相反，冬天酷寒，積雪往往深達數(shù)尺。年紀最長的黃勝于次年便染病，被迫棄學返回香港。
被迫棄學的黃勝日后也有所成就，后來在香港創(chuàng)辦《循環(huán)日報》，并成為香港立法局歷史上第二位華人議員（詳見后文）。有趣的是，曾有學者認為同姓的黃寬和黃勝是兄弟二人，實則大謬。陳漢才在《容閎評傳》中考證，黃勝是珠海南縣人，與黃寬的家鄉(xiāng)珠海唐家灣頗有距離。
1849年，黃寬與容閎順利畢業(yè)。回國還是繼續(xù)深造？布朗又一次站到他們面前，問他們是否愿意繼續(xù)留學讀書。已經(jīng)放眼看到世界的二人當然回答愿意，布朗便致函向香港教會的那幾位資助人求助。資助人表示，若二人肯去英國愛丁堡大學讀書，便可獲得資助，前提是畢業(yè)后要為教會服務(wù)。
容閎不愿為教會工作，選擇留在美國另尋出路。黃寬則選擇答應，并簽下畢業(yè)后愿從事傳教的志愿書。1850年，他只身上路，前往英國。
告別母語的7年
赴英的黃寬，考入了極具盛名的愛丁堡大學醫(yī)學院。
據(jù)載，黃寬性格內(nèi)向，心思縝密，動手能力強，喜歡自然學科，這樣的性格自是適合學醫(yī)。加之他吃過苦，又得孟松學校的價值觀熏染，也有濟世救人的動力。
但內(nèi)向性格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巖井俊二有一部讓我印象極深的電影，名為《四月物語》，講述一個性格內(nèi)向的女孩子初入大學，在陌生環(huán)境中所遇到的的種種。13歲那年，我也曾有過一段獨自進入陌生環(huán)境的經(jīng)歷，住校、語言不通……種種不便接踵而來。黃寬面對的也是這樣的窘境，而且艱難萬倍。
因為，那是一個20歲的中國青年獨自走入英國北部古城；因為，那是一個信息閉塞、外國人看中國人同樣感到“稀奇古怪”的時代；因為，他身邊沒有了容閎這樣的伙伴，甚至再也找不到一個中國人，以致7年不吐鄉(xiāng)音，回國后居然要重新學習漢語口語……
初到英國的黃寬，當然是記得鄉(xiāng)音的。前兩年看過一篇報道，提及一樁趣事，當時，有就讀于愛丁堡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在校內(nèi)見到了關(guān)于黃寬的牌匾，上面所書的名字是“Huang Kuang”，但去圖書館查找關(guān)于黃寬的校史資料時卻一無所獲。后來才知道，黃寬的名字在當年被拼為“Wong Fun”，家鄉(xiāng)所在地則拼為“Heong San”（即香山）——他說的是粵語，所以譯音也來自粵語。
在關(guān)于黃寬的資料中，我曾讀到這樣一句話，“來到一個開放的社會，卻走進了一個封閉的環(huán)境”，深感觸動。對于一個青年來說，這樣的經(jīng)歷自然會對人生產(chǎn)生莫大的影響。開放激起了他的求知欲望，封閉卻讓他將心鎖起，他變得越發(fā)沉默寡言、內(nèi)向孤僻。
愛丁堡的天氣也極冷，加之環(huán)境的封閉引發(fā)的鄉(xiāng)愁，這位首個旅歐的中國留學生，選擇了埋頭學習，苦讀之余還要打工賺取生活費用。
翻閱史料時，我常會感慨嶺南文化的超強適應性與包容力。彼時的海外勞工、留學生，來自南粵者眾，辛勤實干之外，也有安之若素的適應性。至于包容力，且看敢為天下先的風氣，對外來文化的接納，便可窺一斑。即使到了今天，實干、不空談仍是廣東人的特點。黃寬身上亦有著嶺南文化的基因，無論身處何地，他的刻苦實干都是克艱的利器。1855年，他以第三名的成績畢業(yè)，獲醫(yī)學學士學位。
近年來，媒體熱衷晚清民國名人舊事，但想當然的錯漏亦常見。比如某報報道，1855年8月4日，愛丁堡的一份報紙刊載愛丁堡大學畢業(yè)典禮的消息，消息里提到“54位紳士被授予醫(yī)學博士學位，他們來自世界上的每個角落，其中4位來自埃及，一位來自中國”。報道里還附有這54人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其中黃寬的論文題目是“關(guān)于胃的機能紊亂的研究”（On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tomach）。
我查過一些資料，確有此消息的存在，可翻譯卻出現(xiàn)謬誤。1855年，黃寬只是獲學士學位，而非博士學位，論文題目亦是學士論文題目而非博士論文。
同樣涉及黃寬的報道還有至今仍存的《蘇格蘭人報》，報上列出了獲學位者的名單，黃寬之名亦在其中。
時任愛丁堡大學校長的辛普森曾在畢業(yè)典禮的演講上盛贊黃寬：“在你們中間，黃寬是最值得稱贊的一個謙虛好學的學生。在學業(yè)競爭中他所獲得的眾多獎勵與榮譽，讓我們可以懷有這樣的期許，這位中國留學歐洲第一人，一定會成為他的同胞中西方醫(yī)學的最好代表。我堅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畢業(yè)生，對他今后的事業(yè)與幸福將懷著格外的興趣……”
此后的黃寬，又一邊在醫(yī)院實習，一邊繼續(xù)深造，于1857年獲博士學位。他拒絕了英國醫(yī)院伸來的橄欖枝，踏上了歸國之途。
敏感自尊伴其一生
有人曾說，上天給你一些，就會拿去一些。也有人說，性格里的任何特質(zhì)都是一把雙刃劍，有好處也有壞處。
黃寬的性格也是如此。幼時困苦、全靠自己努力把握住機會的他，用今天的話來說可算是典型的“鳳凰男”?！傍P凰男”總有堅韌好強的一面，但也因為奮斗過程中的種種艱難與障礙，有時會有極度敏感的一面。
從冰冷無觸感、亦缺少細節(jié)的文字史料來看，黃寬是一個謙遜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會有自卑的那一面，也不知道7年離群索居的英倫生活會給內(nèi)向的他帶來多少負面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同樣敏感。
當然，敏感也未必是壞事，自尊心強的人往往敏感，只要這自尊不會演變?yōu)樽员盎蜃源螅驮谌松暮侠矸秶畠?nèi)。比如他的第一次辭職，便因敏感自尊的性格，而在后人看來，這次辭職顯然是個正確的選擇。
那時，他按照當時與資助人簽訂的志愿書，在香港兼任傳教士，但不久便因不滿傳道會中英籍傳道士的歧視和排擠而辭職，并于次年至廣州從醫(yī)。
黃寬在廣州的第一站是合信氏在金利埠創(chuàng)設(shè)的惠愛醫(yī)館，它同樣是英國倫敦會所辦的教會醫(yī)院。
150多年后，惠愛醫(yī)館已舊跡難覓，但由其衍生的廣州市精神病醫(yī)院仍在運作。舊時的金利埠，曾經(jīng)是西關(guān)的繁華商業(yè)街，后來因紀念“沙基慘案”，改名六二三路。黃寬曾對惠愛醫(yī)館大力改革，據(jù)載，1859年，該醫(yī)館有病床80張，住院病人430 人，門診病人達26030人，他還親授門徒4人。
但好景不長，他在香港所遇到的問題，在廣州惠愛醫(yī)館同樣遇到。還是英籍醫(yī)生，還是英籍教徒，還是盲目自大的優(yōu)越感，還是所謂“高等文明”對孱弱中國的輕視，這讓黃寬無法忍受。因與管理層關(guān)系不睦，他選擇在1860年辭職，開始自開診所（為廣州首家西醫(yī)診所），并協(xié)助博濟醫(yī)院工作。而在黃寬辭職后，惠愛醫(yī)館也停辦，直到1898年2月，醫(yī)院才重辦，改名為“惠愛醫(yī)癲院”，即廣州市精神病醫(yī)院前身。
至于黃寬的婚姻，盡管后世鮮有記載，但也可看出一些蛛絲馬跡。雖留洋多年，黃寬骨子里仍有傳統(tǒng)道德的約束，崇尚簡樸生活，煙酒不沾，也不愛交際。加之一心鉆研醫(yī)學，個人生活極為單調(diào)，外人看來多少有些枯燥。他的妻子則出身名門。岳父何福堂是香港早年極著名的傳教士，子女也都受過良好教育。如四子何啟也曾留學英國，是著名律師，香港西醫(yī)書院（香港大學醫(yī)學院前身）創(chuàng)始人，孫中山在西醫(yī)書院讀書時，便是他的學生。他還是著名社會活動家，曾策劃兩廣獨立，也曾策劃興中會的廣州起義，發(fā)表大量政論文章。何福堂還有一位女婿，也是留學史和近現(xiàn)代史上的風云人物——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外交家、法學家，辛亥革命時主持南北議和的伍廷芳。
這場婚姻以離婚告終，黃寬夫婦都未對外說明離婚原因。作為后人，我也無從揣測，更不能妄言，但雙方的性格差異也許是離婚的其中一個因素吧。妻子的名門背景和生活方式與黃寬的苦行僧式生活和敏感自尊之間，也許難免會有些異樣的碰撞。
離婚后的他，與姐姐同住，終身未再娶，并無子嗣。
他也曾步入官場，但因生性耿直，又不愛交際，與官場格格不入，未幾便離開。1862年，以行醫(yī)聞名、又有豐富海外經(jīng)歷的他被急于興辦洋務(wù)的李鴻章看中，延攬為醫(yī)官，并任顧問。同年，淮軍進抵上海，與太平天國軍隊交鋒。李鴻章坐鎮(zhèn)后方，黃寬作為李鴻章的私人醫(yī)官，一不能上前線，二不能下民間，所學無用武之地，頗感無聊。他又反感官場應酬，加之多年來深受西方政治觀的影響，與清廷官場形態(tài)難免有抵觸，不到半年便辭職。
也有資料記載，作為一個基督教徒，黃寬對清廷圍剿太平天國一事也有不滿。據(jù)說他在香港時還與后來成為太平天國干王的洪仁玕有交往，二人都曾受過西式教育，都信仰基督教，也都渴望救國，頗有共鳴。但我們很難以此判斷黃寬的視野與價值觀，作為一個遠離政治但又有救國之夢的醫(yī)務(wù)工作者，他自然會有局限性，無法超越自己所處的時代，自不免會將一腔熱血與一片同情心所托非人?；蛘哒f，他只是一個醫(yī)生。在關(guān)于容閎的史料中，也曾提到容閎曾面見洪仁玕，尋求救國之道。也許，對于那時的歸國留學生來說，打著信上帝教旗號的太平天國，真的是一個看起來比清政府更優(yōu)勝的選擇。
黃寬辭職后，當時的蘇松太道丁日昌極力挽留，但黃寬仍然拒絕，接著便返回廣州行醫(yī)。此后，各方勢力都曾嘗試延攬他，均遭拒絕。1863年，海關(guān)醫(yī)務(wù)處成立，全國共聘醫(yī)官17人，其中16人為外籍，擔任廣州海關(guān)醫(yī)務(wù)處醫(yī)官的黃寬則是唯一例外。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的海關(guān)大樓僅兩層。1914年，英國建筑師戴維德·迪克設(shè)計了四層高的新海關(guān)大樓，至今仍存。距離它不遠處，便是舊時的博濟醫(yī)院。
作品簡介
《先醒來的人——近代中國第一批留學生》，葉克飛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
在留學熱不斷升溫的幾天，“海歸”不再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了?？山裉斓娜藗冇钟袔讉€會知曉一百多年前近代中國第一批走出國門的留學生的留學生涯與歸國之后的經(jīng)歷呢？
中國近代史是中國走出中世紀的歷史，是自強與開放這兩大主旋律合奏的歷史。在有志之士不斷尋找救國良方的過程中，“師夷”成了不得不面對的現(xiàn)實。在國內(nèi)外形勢的推動下，中國派出了第一批海外留學生，這些人將成為推動中國進步的強勁動力。容閎，黃寬，詹天佑……這些中國第一批海歸精英，他們究竟是如何踏上留學旅程的，又是如何慷慨歸來報效國家的，而他們，又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怎么樣的印記？且聽本書娓娓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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