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鄧太后下詔“征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余人,又鄧氏近親子弟三十余人,并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jiān)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鄧太后對鄧氏子弟的愛護,集中在“近親子弟”身上,疏遠者不在此列。有意思的是,她對劉氏宗室子女的愛護,同樣有差別。
漢章帝育有八子,分別為清河王慶,和帝,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千乘王伉,平春王全,城陽王淑,廣宗王萬歲。到元初六年時,千乘、清河、濟北、河間四王均有后代在世。但是,鄧太后卻只征召濟北、河間二王的子女入京。
千乘王的情況比較特殊。千乘王伉及其子寵“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既然劉鴻在安帝崩后“始就國”,且此前的千乘王父子都葬在京師,則劉伉、劉寵、劉鴻三人似均未就國,一直住在洛陽,鄧太后自然不用征召他們。至于清河王這邊,次子祜已被立為安帝。至元初六年時,其二子虎威、常保早已亡故,但延平繼嗣為王,仍然在世。此外,清河王慶尚有數位女兒,其中不乏年幼者。那么,鄧太后為何不將清河王的后代征召至京呢?
這要從安帝即位之事說起。元興元年(105)冬十二月,和帝崩。和帝留有二子,長子勝,次子隆,均非鄧太后所生。鄧太后擇立少子劉隆,是為殤帝。鄧太后臨朝稱制。延平元年(106年),劉勝被封為平原王。鄧太后舍勝而立隆,一則“以皇子勝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廟”,再則“貪殤帝孩抱”,自己可以名正言順地控制朝政。后者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延平元年八月,殤帝夭折。臣僚們以為劉勝的疾病并不嚴重,于是紛紛屬意于他。不過,既然此前拋棄了劉勝,此時若再行立之,恐怕會引起他的怨恨,鄧太后不能再作此想。而且,她對劉隆能支撐多久,起初心里并無把握,故而預先作了準備。當殤帝即位之初,和帝的三位兄弟清河、濟北、河間三王各自回到封國,鄧太后把清河王的長子祜留在京師,“欲為儲副”。未幾殤帝崩,鄧太后與其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以十二歲的劉祜為和帝之嗣,是為安帝。
劉祜被立為帝,并不是偶然的。據說他居清河邸舍時,舍中曾有神異之象,且年少好學,為和帝所稱。這大概已使劉祜占據一定的優(yōu)勢。不過,最重要的因素則是“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聰]”,聰敏固然重要,年少更重要。這樣一來,鄧太后可以繼續(xù)控制朝政。
鄧太后是東漢有名的賢主,被時人稱為漢之“文母”。然而,太后臨朝畢竟是皇帝幼弱時的非常之舉,事屬權宜。永初三年(109年),劉祜十五歲。此年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意味著安帝可以親政視朝。郎中杜根、成翊世即上書請求太后歸政。這觸犯了忌諱,惹得鄧太后大怒,于是“收執(zhí)根等,令盛以縑囊,于殿上撲殺之”。杜根幸為人所救,得以逃生,成翊世則坐抵罪。
鄧太后為了能夠專權,對安帝也頗為籠絡。延平元年十月,清河王慶薨,鄧太后“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李賢注云:“旂有九旒,天子制也?!笨芍^備極哀榮。次年,鄧太后又“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xiāng)公主”,對劉慶的兒女們同樣照拂有加。及至永初三年,慶嗣子虎威薨,無子。鄧太后又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以奉其祀。此外,鄧太后以族孫鄧褒尚安帝之妹舞陰公主,以弟鄧弘為安帝授讀《尚書》,以安帝皇后閻氏戚屬為鄧弘之妻,這些都是鄧太后拉近與安帝距離的手段。
然而,鄧太后與安帝之間還是產生了嫌隙?!逗鬂h紀·孝安皇帝紀》云:“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之,后有不可意”,所謂“不可意”即不稱意,表明鄧太后對安帝已經心生不滿?!逗鬂h書·鄧騭列傳》說“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從安帝親政以后的所作所為看,確實多有“不德”之舉。不過,安帝與太后在歸政問題上出現(xiàn)矛盾,可能才是后、帝之間產生嫌隙的關鍵所在。安帝成年以來,對于親政的愿望自然也更為強烈。對于鄧太后的專權,他可能也心存不平。安帝身邊的親近之人,如乳母、妻子、外家等,或許還會在其中推波助瀾。如此以往,后、帝之間產生嫌隙是不可避免的。
由此再看元初六年鄧太后召濟北、河間二王之子女入京,唯獨棄清河王慶的后代于不顧,恐怕就與后、帝之間已生嫌隙大有關系。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另一方面,如果聯(lián)系到元初年間宮廷內的廢立傳聞,則鄧太后征召濟北、河間二王之子女入京,似尚有更深一層的用意。
安帝元初年間,宮中曾一度傳聞安帝將被平原王劉得取代。《后漢書·孫程列傳》記載:“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圣常共譖太后兄執(zhí)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得),帝每忿懼?!编囂笈R朝時,李閏、王圣等人經常對安帝說,太后之兄鄧悝等人打算廢他而立平原王劉得。這引起了安帝的忿恨與恐懼?!逗鬂h書·鄧騭列傳》的說法略有不同:“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悝、弘、閶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眲t廢立之事乃由受罰之宮人揭發(fā)于太后崩殂之后。這兩處記載并不矛盾。大概太后生前,廢立之事就已在宮中私下流傳,被小黃門李閏等人探知。及太后崩,安帝當政,眾人已少有顧忌,受罰之宮人遂將此事公開。
宮中所傳鄧悝兄弟欲行廢立之事,當非實情,確可稱“譖”稱“誣”。鄧悝兄弟貴為外戚,權傾一時,但擅行廢立乃悖逆不道之舉,人臣豈敢輕易懷思。況且鄧氏一門長期處于權力高層,飽經人事興替,對于高處不勝寒的政治風險,自有深切的體會。觀其平日深自畏惕,言行謙讓恭謹,所謂“功成身退,讓國遜位”,諒亦不敢出此。不過,廢立非尋常小事。無端捏造廢立傳聞,關乎性命,似無人有此膽量。因此,李閏、王圣等人的說法,也不會是空穴來風。安帝成年以來,對于親政的愿望愈發(fā)強烈,由此引發(fā)與鄧太后之間的矛盾,導致鄧太后對安帝心生不滿。在此情況下,鄧太后打算廢安帝而立平原王得,也是合乎情理的。
鄧太后有廢立之思,不免要征求鄧氏兄弟的意見。因此,鄧悝等人雖不敢擅行廢立,但不代表他們不知情。這些情形被李閏等人探知,遂播弄于御前,引起安帝的忿恨與畏懼。最終,被推到前臺的是鄧悝兄弟,矛頭指向的卻是鄧太后。礙于鄧太后的身份,且此時已經崩殂,李閏、王圣等人只能將罪名歸到鄧悝兄弟的頭上。這樣的移花接木,乃是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
元初六年六月,處于廢立傳聞中心的平原王劉得亡故。恰在此年,鄧太后征召濟北、河間二王之子女至京。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明末清初的學者尤侗對此曾評論說:“(太后)既見安帝失德,后征濟北、河間以備不虞,此其先識遠矣”,洵為有見。太后征召濟北、河間王子入京,就是為了廢立作準備??少Y類比的是,順帝時皇后之父梁商被宦官誣陷,罪名正是“欲征諸王子,圖議廢立”,可見皇帝在位時忽然征召諸王子進京,往往被認為是廢立的前兆。因此,鄧太后征召濟北、河間二王子女入京,更深一層的用意,當是從中考察合適的帝位人選。既然如此,安帝本為清河王之子,則清河一系的延平不會在考慮之列,且劉慶的下一代只剩下女兒們,自然也不必征召。
這些王子征至京師后,宮內確實再度傳聞有廢立之事。此次卷入旋渦的,是河間王之子劉翼?!逗鬂h書·章帝八王列傳》云:“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征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平原懷王后焉。留在京師。歲余,太后崩。安帝乳母王圣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窺覦神器,懷大逆心?!泵髂┣宄醯耐醴蛑畬︵囂蠖嘤信u,說她“視天位如置棋,任其喜怒”,其表現(xiàn)之一便是“寵平原王翼,欲廢帝而立之”。王氏所說,于史書確有以下線索可尋,一則,鄧太后“奇翼美儀容”,說明她對劉翼特為留意;再則,劉翼被封為平原王,繼劉勝之嗣。劉勝系和帝長子,本當繼承帝位,卻被封為平原王,嗣子劉得又是傳聞要取代安帝之人。如此一來,平原王就成為最接近大統(tǒng)的位子;最后,及太后崩,王圣等人又稱劉翼等人圖謀不軌,覬覦帝位。這些跡象表明,在所征召的濟北、河間二王諸子中,劉翼確曾是鄧太后意中的帝位人選。
當然,鄧太后終究沒有廢安帝而另立他人。廢立乃動搖國本之舉,牽涉太廣,風險極大,“非常人所及”。能行此事者必為如霍光、董卓般強圉果毅之權臣,所廢之帝亦須即位日淺,根基未深者,且必待謀諸宰執(zhí)、咨諸群臣而后方可。鄧太后究為女主,施政近于仁義,與霍、董之為人,終不可同日而語。她雖曾操縱過帝位人選,但與中途廢立畢竟不同。其時安帝即位日久,法統(tǒng)已入人心,倘若鄧太后擅行廢立,恐會引起上下嘩然,甚至可能激成大變。這個后果,鄧太后不能不考慮在內。
而且,就在永寧元年(120年)的春季,河西的羌人與西域的車師后王先后興兵作亂,好不容易才恢復平靜的西北邊疆,再度掀起波瀾。這些外部的突發(fā)情況,同樣會對鄧太后的廢立之思有所牽絆。
羌人世居河西,東漢以來陸續(xù)歸降內遷。內遷的羌人被分散在諸多的郡縣之中,“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時常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久而久之,他們必然要與政府或豪強產生矛盾,爆發(fā)沖突。時值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朝廷派遣騎都尉王弘發(fā)金城等地的羌人征西域,結果羌人在途中多有叛亡,“諸郡各發(fā)兵徼遮,或覆其廬落。于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不久,滇零羌在北地郡自稱“天子”,并糾集武都、上郡等地羌人,“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抄三輔,斷隴道”,朝廷對此竟無辦法。直至元初二年(115年),負責征討羌人的中郎將任尚接受虞詡的建議,利用騎兵與羌人征戰(zhàn),此舉果然奏效。此后,鄧遵等人率領南匈奴的騎兵,繼續(xù)遵用此法,又派人刺殺羌人頭領,于是羌人或遁或降,終于在元初五年(118)基本被瓦解。
就在次年,鄧太后即征召濟北、河間二王子女進京,考察繼位人選,為廢立作準備。顯然,鄧太后選擇在這個時候重新考慮帝位的人選,其外部條件就是持續(xù)十余年的羌亂平定,西北的政治局勢得以穩(wěn)固。
就在鄧太后猶豫不決之際,西北地區(qū)的羌人再度興兵。永寧元年春三月,上郡的沈氐種羌寇略張掖,當煎種大蒙饑五等趁亂寇略金城,西北地區(qū)有再度陷入羌亂的風險。十余年的羌亂已經使得朝廷空虛,人民疲敝,現(xiàn)在羌人再度寇略郡縣,是否會重新兵連禍結?作為帝國的當政者,鄧太后不能不將這個可能性考慮在內。
西域此時也不平靜。經過班超三十余年的苦心經營,東漢政府終于在西域建立起有效的統(tǒng)治。然而,繼任西域都護任尚行事乖方,不能得到西域各國的支持。殤帝延平元年,西域各地起兵反對任尚,東漢政府改派段禧為都護,并且派兵前往平叛。次年即安帝永初元年,又派王弘率河西羌人增援,結果發(fā)生前述的大規(guī)模羌亂。此后,朝廷一方面忙于平定羌亂,無暇西顧,另一方面認為西域過于遙遠,難以有效控制,干脆棄之不顧。于是北匈奴趁機役使西域諸國,不斷騷擾漢帝國的西部邊疆。
為了遏止邊害,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行長史索班率領千余人屯兵伊吾,以招撫西域諸國。此舉得到部分呼應,車師前王與鄯善王主動來降。數月之后,永寧元年三月,“車師后王叛,殺部司馬”,一同遇害的還有索班。車師后王的此次行動,是在北匈奴的帶領下實施的。這是北匈奴對東漢政府著手西域事務,分化西域諸國的回擊。他們在殺害索班等人后,又東入敦煌等地,導致“河西大被其害”。假如北匈奴、車師再進一步,與羌人勢力相聯(lián)結,后果恐怕就難以逆料了。
這些突發(fā)情況不能不使鄧太后放緩廢立的腳步,必須對此再作慎重的考慮。西北地區(qū)的不靖,如果再伴隨著廟堂的動蕩,引起內憂外困的交臻,那時候就更加難以措置。于是我們看到,緊接著的下個月,即永寧元年的夏四月丙寅,皇子保被立為皇太子。
劉保被立為太子,意味著國本已經底定,和帝——安帝——太子保的統(tǒng)緒得以確立。兩天后的己巳日,劉翼被封為平原王。君臣名分由此確定。安帝的地位,暫時穩(wěn)固了。不過,鄧太后仍將劉翼留在京師近一年之久,似乎還留有余地,令人遐思。
當然,鄧太后最終并未廢安帝而另立他人。建光元年(121年)三月,鄧太后崩。安帝得以親理政務。距離鄧太后葬畢僅隔一日,安帝就追尊本生父母為孝德皇、孝德皇后,隨后一舉翦除鄧氏宗族的勢力,至五月丙申又“貶平原王翼為都鄉(xiāng)侯”。這一切無不與此前的廢立之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