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文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者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英國愛丁堡大學東亞研究系黃雪蕾教授與三位年輕學人討論其新著《中國氣味：嗅覺的近代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劍橋大學出版社，2023）。本文為評論文章之三。
劉姥姥醉臥怡紅院（戴敦邦 繪）。這位底層百姓喝醉后誤闖寶玉臥室，將屋里熏染得滿是“酒屁臭氣”。
黃雪蕾教授的新書《中國氣味：嗅覺的近代史》（Scents of China: A Modern History of Smell）以清朝中期到毛澤東時代的嗅覺文化為線索，追溯中國現代性的演變和發(fā)展，是推動文學與文化研究“感官轉向”（sensory turn）的一部力作。嗅覺被視為原始的低級感官，在視覺主導的文化場域中，常常是被忽略的對象。這部著作爬梳中國近代史中與嗅覺相關的史料和文學，吸納生物科學的視野、物質轉向的觀點和生態(tài)批評的精髓，自然在學科的交叉處填充了空白。而從氣味中生發(fā)的思考，游走于革命、進步、文明、性別、身體等話語之間，更觸動對于中國現代性研究的結構性反思。
作者在導言部分總結文字學、社會學和腦科學的論述，歸納出氣味的四大特征，即“含混性”、“歧視性”、“靈活性”和“交流性”。從本質上看，氣味是嗅覺神經對于分子顆粒的感知，是人和環(huán)境交流互動的結果。因此，對于氣味的辨識不存在唯一的客觀真理，而是摻雜了喜惡、情感、文化等多元因素的混合體驗。黃雪蕾教授借用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的理論，將氣味視為位于“自我”和“他者”之間的“陌生人”（the stranger），旨在開辟一個含混模糊的交流地帶，超越人們理解氣味時最常訴諸的“香/臭”對立思維。如何對待他者，是二戰(zhàn)后知識分子反思屠猶問題的重要思考。鮑曼的“陌生人”概念，主張打破敵我對立，建立一種“既非此/也非彼”（neither/nor）的包容關系。這一思路也完美詮釋了氣味研究的價值。嗅覺無法被化約至非此即彼的真理，總是呈現為一種獨特的相遇。這種相遇小到個體對周圍環(huán)境的感知，大到東西方文明理念的沖突。對于中國現代性研究來說，氣味整合起自我、身份、環(huán)境和階級等繁雜的名目，可以深度還原歷史現場的復雜面向。借用作者的話，每一次與氣味的相遇，都是一次“斗爭、溝通和隱藏的挑戰(zhàn)?！痹V諸二元對立，固然是理解氣味最簡單的方式。但如果我們用心體察與氣味相遇的故事，分析人類與環(huán)境相互感染的過程，也能在其中發(fā)現超越線性進步神話的契機，以及化解二元思維定式的啟悟。
第一章《馥郁紅樓》（Aromas of the Red Chamber）將紅學研究放置到全球氣味發(fā)展史中，以一種別樣的視角揭示出晚清醞釀的變局和現代性沖動。近年來隨著物質研究興起，《紅樓夢》中的“香文化”愈發(fā)得到關注。作者鉤沉中國古代的香文化傳統(tǒng)，通過分析與香氣有關的細節(jié)、物件和儀式，探討香味如何開辟私密的情感空間，昭示女性角色的性格命運。香文化是賈府貴族地位的體現，也是底層無法觸及的上流生活，這變相說明了香味所帶有的階級屬性。然而，這種不接“地氣”的貴族生活，在清朝由盛轉衰的折點上，終究無法延續(xù)。一個具有象征性的情節(jié)，便是劉姥姥醉臥怡紅院。這位底層百姓喝醉后誤闖寶玉臥室，將屋里熏染的滿是“酒屁臭氣”。貴族公子的優(yōu)雅生活，終究要遭受粗俗現實的沖擊。曹雪芹未必有預見革命的能力，但在全球氣味現代性的版圖上，在商品經濟發(fā)展、人口接觸密集的趨勢下，他似乎已經嗅到了變革的氣息。需要指出的是，劉姥姥身上的臭味，在香氣馥郁的大觀園中，固然是格格不入的“他者”。但作者也提醒我們，所謂高雅的芳香，不也是經由文化編碼才被人們接納的“陌生”氣味？香氣和臭氣都是微觀世界的分子顆粒，也依靠文化熏陶來調教人的嗅覺感知。重讀劉姥姥進大觀園，我們隨著貴族小姐打趣闖入者時，是否也能反躬自省，認識到戲謔背后的“客觀事實”？
第二章《臭穢晚清》（China Stinks）梳理19世紀末西方旅行文學中關于中國臭味的描寫，揭示出殖民話語如何在嗅覺層面建構出一個東方的“他者”形象。中國城市的臭水溝、底層勞工的體味、咸魚和大蒜的氣味，被追求潔凈和衛(wèi)生的洋人視為現代性的反面教材。這些言論出現在晚清國力式微、西方帝國主義擴張時期，無疑參與了殖民主義的話語建構。作者列舉描寫臭味常見的修辭手法，在拆解殖民知識體系的同時，點破這些言論背后的心理機制。如果說16世紀的歐洲旅客懷著對東方古國的憧憬，曾經記錄下街道的芳香。19世紀的殖民者面對日漸傾頹的清帝國，以優(yōu)越的姿態(tài)審視四周，難免要評判那些骯臟的角落。這背后有西方外來者挑戰(zhàn)本土華夷秩序的意識，也涉及到他們試圖通過批判中國，與自身的前現代性過往進行決裂。作者指出，外國人抨擊中國的臭味，首先要給這些“陌生”的氣味定性，將其歸類為確定的“他者”。因此，“臭”不僅是一種嗅覺感知，還來自觀念層面的建構。這一建構過程為了強調中國與西方的差異，往往訴諸于種族主義偏見和文化霸權思維，呈現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觀念的生成過程。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前兩章從紅樓夢里的香談到晚清市井的臭，于對照之中經營反諷。在此結構的映照下，殖民者建構中國污臭形象的片面和偏頗，不言自明。
第三章《祛臭工程》（Deodorizing China）考察上海歷史上的污水管理項目，追蹤現代氣味革命在中國的發(fā)展歷程。作為中國第一批開啟現代化的城市，上海的污水治理經驗具有代表性。作者把上海的祛臭工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由19世紀登陸上海的殖民勢力主導，他們反感四周的難聞氣味，試圖通過制定管理條例，系統(tǒng)性地解決臭氣問題。從填堵臭水池到修建排水溝，外國機構不遺余力地攻克城市中的臭源。然而，這些舉措由于忽視生態(tài)治理的復雜性和地方管理的特殊性，經常和當地居民發(fā)生沖突。這種簡單粗暴的處理方案，還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工業(yè)發(fā)展對于環(huán)境的破壞，才是臭味真正的源頭。第二階段聚焦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由地方士紳和國民政府發(fā)起的城市改造。當老城的外墻被拆除、護城河被填充，儒家觀念里的傳統(tǒng)社會秩序也被打破。上海的經濟中心開始向外灘和南京路輻射，城市風貌由此被改寫。可是，污水治理并沒有從根本上消滅臭源，只是將垃圾轉移到更加偏遠和貧困的地區(qū)。這一問題關乎“生態(tài)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底層的、邊緣的人群常常是環(huán)境污染的受害者，他們沒有發(fā)言渠道和反抗能力，只能默默承擔“緩慢的暴力”（slow violence）[1]。第三階段關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污水治理。1952年發(fā)起的“愛國衛(wèi)生運動”，組織群眾開展反細菌戰(zhàn)、提升公共環(huán)境，臭水溝是重點的改造對象。這一階段的環(huán)境改造與民族主義和政治活動緊密結合，呈現出規(guī)劃、宣傳、執(zhí)行三位一體的組織方法。氣味是公眾認知領域的“陌生人”，因此成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角力場。
第四章《再造芬芳》（Re-perfuming China）梳理香水、化妝品和清潔用品行業(yè)的工業(yè)發(fā)展史，深入挖掘香味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關聯(lián)。與政府主導的“祛臭工程”不同，民間對于香氣的接納，主要依靠市場營銷和消費文化的推動。19世紀末外國藥房通過設立零售店、推出新產品，快速搶占中國市場。這背后有資本主義擴張版圖的野心，更涉及消費社會對現代人身體觀念的塑造。作者詳細分析了化妝品商家打入中國市場時進行的本土化嘗試，以及在廣告宣傳中滲透的消費主義理念，指出商業(yè)營銷的最終目的，是把人的身體包裝成商品。與此同時，本土化妝品工業(yè)也在夾縫中尋求商機，借用民族主義宣揚國貨是他們反擊外商的有力武器。在資本的推動下，氣味革命正式在中國扎根。統(tǒng)計數字表明，1891年到1928年間，進口香水的總額翻了106倍。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在小說《子夜》開頭，從鄉(xiāng)下來到上海的老太爺會在香氣“兜頭蓋臉”的轟炸下應激死亡。城市空氣中彌漫的人造香氣，意味著祛臭工程的落實，也宣告著消費時代的降臨。古典的香氣文化和天然的香味材料，逐漸被統(tǒng)籌規(guī)范為工業(yè)流水線上的產品。全球化的到來，看似帶來了更清潔、更科學、更有滋有味的生活模式。但從香氣原材料的生產加工到香水和化妝品的廣告宣傳，種種跡象表明，現代人的身體觀念和心靈空間，正變得同質而單一。
第五章《情欲氣息》（The Bouquet of Eros）透過五四作家對于氣味的迷戀，解析現代主體觀念的生成。傳統(tǒng)白話文學中并不缺乏用香氣營造情色氛圍的書寫，但這些描寫主要用來烘托氣氛，沒能深入刻畫人物的內心活動。五四一代挑戰(zhàn)傳統(tǒng)文化和封建思想，鼓勵個性解放和性別平等，小說中的香氣也沾染上欲望的色彩。與“科學”和“啟蒙”的口號對應，此時的香味書寫既呈現出科學主義的細致考察，又散發(fā)出原始情欲的張揚氣息，全方位地展現“人”的覺醒。創(chuàng)造社眾將的文學實踐最能反映這一變化：張資平、郭沫若、郁達夫等作家深入人物的潛意識，在氣味營造的氛圍中呈現男女主人公欲望的萌動。情欲氣味是誘惑也是困擾，魯迅的《肥皂》和茅盾的《創(chuàng)造》由此形成對照。兩個故事的主人公雖然身份和觀念不同，但在情欲氣息的誘惑面前，雙雙陷入了矛盾的境地。四銘嘴上稱贊街邊討飯的孝女，內心深處卻想用肥皂給她“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君實表面鼓勵女伴培養(yǎng)獨立人格，實則沉溺于改造對方的控制欲。當女伴擁有自主想法、準備離他而去時，他才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真正渴望的是對方身上“肉的熱香”。兩篇小說中的香氣書寫，揭示出五四時期男性對于女性解放的含混態(tài)度。性別政治的博弈不僅體現于支持或反對的立場差異，暗香浮動中，同樣涌動著斗爭的暗流。
第六章《政治氣味》（The Politics of Smell）考察氣味修辭，分析“香/臭”對立在政治話語場中扮演的角色。毛澤東對于氣味背后的道德和政治內涵有著深刻的理解?！肚邎@春·長沙》中的名句“糞土當年萬戶侯”，將革命斗爭的激情與豪邁、反抗壓迫的決絕與無悔，抒發(fā)的淋漓盡致。作者認為，此處的“糞土”不應該被簡單視為一種文學修辭。相反，這一意象在氣味與革命之間建立關聯(lián)，透露出敏銳的政治眼光。事實上，“政治嗅覺”一詞正出自毛澤東的手筆。作為原始官能，嗅覺可以直抵靈魂深處，激發(fā)革命潛能。革命運動由此圍繞氣味衍生出一系列話語：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牛屎”到批斗過程中使用的“糞、屎、屁”，粗俗表達的運用，無疑具有動員群眾、煽動情緒的效果。關于這一時期的話語如何傳播觀念、形塑價值，最終作用于革命實踐，一直是學界爭論不休的話題?？少F的是，作者并非通過簡單羅列資料來評判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而是引入科學視角，探討背后的生物學原理：提高政治嗅覺，依托的是物種進化中為尋找食物、躲避天敵而修煉的靈敏感官；“批臭、搞臭、斗臭”的話語背后，借用的是人類對于臭味的反感，以及由此產生的先入為主的判斷。歷史的是非眾說紛紜，雖然不必訴諸對錯，但勢必要引發(fā)反省。黃雪蕾教授在此提醒讀者，同樣是政治詞匯，“香風”和“香花”的意義截然不同，前者屬于“資產階級的香風臭屁”，后者是區(qū)別于“毒草”的“香花”。認識到氣味的含混性，可以幫助我們超越“敵/我”式的二元思維，洞察復雜多樣的社會生態(tài)。
此書的時間框架雖然設定在清朝中葉到“文革”之間，但作者在論述過程中始終透露出對當下社會議題的關注。該著作的意義不局限于研究近代史中的氣味文化，抑或通過氣味梳理一條現代化路徑。黃雪蕾教授對于“陌生人”理論的巧妙運用，將二戰(zhàn)后的人文主義反思，延伸到“后人類主義”里對超越人類中心的思考。這體現出作者對于理論發(fā)展脈絡的清晰理解，以及對于環(huán)境人文研究走向的密切關注。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推動了東亞語境下的生態(tài)批評和物質轉向研究，對于突破“身體/自然”和“生態(tài)/文化”的對立思維，具有前瞻性的指導價值。在華語語系的文化版圖上，氣味可以給以語言為身份建構核心的群體想象，提供更多跨區(qū)域、跨文化、跨物種的“關聯(lián)”（relationality）。從閻連科的《北京，最后的紀念》到吳明益的《蝶道》，蝴蝶與氣味在文字中留下的蹤跡，透露出作家對于有靈的世界的感知。從班宇的《東北瘋食錄》到也斯的《人間滋味》，煙火人生的食色氣味、苦辣酸甜，在邊疆和飛地之間連通區(qū)域情感的共振。從陳楸帆《荒潮》中塑料燃燒的氣味到郝景芳《北京折疊》里發(fā)酵腐爛的垃圾，反烏托邦的科幻書寫通過嗅覺揭示社會的深層矛盾，是否也暗示著“向下超越”的契機？[2]回到本書的理論框架，鮑曼在《腐爛的香氣》（The Sweet Scent of Decomposition）里認為，面對鮑德里亞式的后現代社會，臭味可以刺穿資本邏輯所生成的“擬真”（simulation），引導人們去認知世界原初的混沌多元、擁抱存在本身的鮮活生動。死亡、腐爛、分解，物質循環(huán)的過程能夠調動嗅覺層面的感官沖動，探索人類社會解域和再結域的可能。
本書的另一貢獻，在于以氣味串聯(lián)起不同領域之間的對話，打通了學科和話語之間的壁壘。東方主義、階級沖突、消費社會、冷戰(zhàn)格局這些學界耳熟能詳的話題，并非作為“指導思想”空降在中國語境，而是在與氣味的聯(lián)動中，暴露出各自僵化的運行邏輯。作者通過扎實的史料研究，呈現出中國現代性發(fā)展過程中嘈雜的聲音、微妙的心境，以及醞釀的變機，將大歷史解構為微觀史、城市史、環(huán)境史、革命史和情感史，還原了歷史語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由此，作者把超越對立、感知多元的理論精髓，落實到對文獻和文本的分析上。最能體現這一意圖的，是導言部分選取的一則故事：1906年加拿大傳教士Andrew Thomson來到河南布道，在鄉(xiāng)村的臭水溝里開辟了一片玫瑰叢。這一怪誕的景觀，無疑象征著東西方文明的相遇。與此同時，黃雪蕾教授強調此處香臭混合的特殊氣味。這種難以想象、更難以描述的氣味，把讀者的思維帶進一片充滿含混與矛盾的認知領域，逼迫人們去面對陌生的氣息、承認思維的“困惑”（aporia）。有趣的是，此書總結部分也講述了四個與氣味相關的小故事。這些故事涵蓋科學、啟蒙、救亡這些現代性研究中的重要議題，再次印證了氣味研究的意義。最后一個故事出自北島回憶錄《城門開》，通過描寫記憶中北京的氣味，誘發(fā)讀者對于“多元”的思考。在北島心目中，北京冬天的味道是霉爛的白菜、熏人的煤煙，還有漫天的塵霾。這些氣味不算好聞，卻是鄉(xiāng)愁的寄托、記憶的線索。氣味是關聯(lián)私密體驗、在地經驗、情感記憶的載體，也形塑著有情的、充盈的、詩性的心靈空間。作者在結尾處有意無意地暗示，對二元對立的超越未必要付諸形而上學的理論建構，也不必屈從于權力規(guī)訓附加的價值判斷。回歸個體的感知，珍惜生活的瞬間，保留記憶的自由，那處于香臭、善惡、敵我之間的陌生地帶，便總有浮現的可能。
[1] Nixon, Rob.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關于“向下超越”蘊含的革命潛能，見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