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人海之間》：漂泊在印度洋上的中國故事

《人海之間：海洋亞洲中的中國與世界》，楊斌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北京貝貝特，2023年9月版，328頁，59.00元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楊斌的新著《人海之間：海洋亞洲中的中國與世界》通過呈現(xiàn)兩千年來亞洲海域上人員、物產(chǎn)的流動，為今天的讀者重新認識古代中國與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提供了詳實、生動的細節(jié)。

本書的寫作旨趣與作者此前出版的著作《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有諸多相似之處，關注的都是十六世紀歐洲人到來之前亞洲海域上的跨區(qū)域交流。正如德國漢學家蕭婷（Angela Schottenhammer）教授在《橫跨印度洋的早期全球互聯(lián)互通》（Early Global Interconnectiv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一書中指出的，“最遲到公元1000年，非洲、中東、南亞、東南亞和遠東就已經(jīng)通過一個長距離的海上交流系統(tǒng)聯(lián)系在一起，這個系統(tǒng)是如此有序和復雜，以至于可以被稱為最早的‘全球性’經(jīng)濟體系”（Angela Schottenhammer ed., Early Global Interconnectiv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Vol. 2, Camde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2）。本書的目標是將古代中國置于從印度洋到南海這一跨大洋的區(qū)域內(nèi)，根據(jù)不同的主題、因素對來自各個國家、地區(qū)的人、物、事進行考察，從而揭示古代中國與世界的聯(lián)系和互動。

前往印度洋的中國商船

根據(jù)對《漢書》中記載史料的推測，早在西漢末年就已有使者抵達印度洋沿岸。兩晉之后，大批僧人前往印度洋求法。唐代，除僧人外，還有官方的使節(jié)、商人與印度洋國家展開交往。到了宋代以后，中國對海洋世界由“被動接受”進入“主動進發(fā)”的時代，大量海船絡繹不絕地駛向印度洋。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歷史與考古學者在福建泉州灣挖掘出了一艘沉沒于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的宋代海船，并在船艙內(nèi)發(fā)現(xiàn)了大量香料等海外貨物。根據(jù)對泉州一號的考古報告，作者指出，首先，諸如乳香、龍涎香等香料的產(chǎn)地均在印度洋；其次，船上的兩千多枚海貝根據(jù)其外形也可以判斷為印度洋馬爾代夫群島的產(chǎn)物；第三，根據(jù)附著在船體的海洋生物來看，其生長地不僅分布于南海和東南亞海域，也包括了印度洋。以上證據(jù)都表明，泉州一號這艘宋代古船在沉沒前很可能剛剛從印度洋返航。對另一艘南宋沉船“南海I號”的考古發(fā)現(xiàn)同樣證實了這一點。

實際上，早在泉州一號所處的宋代之前，中國與印度洋世界的商業(yè)往來已十分繁榮。書中提及了另一艘被發(fā)現(xiàn)的沉船——黑石號。這是一艘從印度洋駛往中國進行貿(mào)易的阿拉伯海船。黑石號于1998年被發(fā)現(xiàn)于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附近海域。根據(jù)船上瓷器“寶歷二年”的落款來看，該船沉沒的時間應該在寶歷二年（826年）之后的幾年間，即中晚唐時期。該船最大的特點在于，該船船板的固定不使用鐵釘，而是通過繩索綁緊，船體內(nèi)外木板的縫隙通過涂抹填充物來達到防水效果。

在宋代以前的文獻記載中，這種阿拉伯式的無釘之船在南方港口就已較為常見，表明當時與印度洋世界的交流主要依靠的是來華的外國商船。而到了南宋時期，中國制造的海舶開始馳騁于從東海、南海到印度洋的廣闊的海域，取代了此前的阿拉伯海船，占據(jù)著亞洲海域遠洋貿(mào)易的統(tǒng)治地位（32頁）。這意味著，中國人對印度洋地區(qū)的探索至少比歐洲人早了兩個世紀。當十五世紀末葡萄牙人的帆船駛?cè)胗《妊髸r，中國海船已經(jīng)在這片海域消失了五十年。

十四世紀初，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記錄下了印度洋上絡繹不絕的中國商船。幾乎同一時期，元朝商人汪大淵從泉州出發(fā)，一路向西遠航，兩次到達印度洋沿岸。當汪大淵于1331年抵達印度東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八丹時，見到了一座由中國人建造的土塔。塔上書有漢字“咸淳三年八月畢工”，即該塔于1267年建成，這說明當時已有中國人旅居此處。即便到了十九世紀，英國人還親眼見到了這座塔的殘跡，只不過中國人從當?shù)仉x開已久。

關于西洋的知識

印度洋在我國古代被稱為“西洋”。十五世紀上半葉鄭和七下西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探索印度洋世界的最高峰和最后的謝幕。在此之后，幾乎沒有中國人再前往過這片區(qū)域。

為進一步探討古代中國對海洋的認知，作者選取了在印度洋上的島國——馬爾代夫作為案例。這個由上千座島嶼組成的國家剛好處在中國、印度和阿拉伯三大區(qū)域的交會處，是印度洋上重要的貿(mào)易樞紐。伊本·白圖泰曾在1430年代兩次到過馬爾代夫，停留時間長達一年半。這位出生于摩洛哥的旅行家一生到過北非、東歐、南亞、中亞、東南亞和中國，將全世界各地的見聞帶回了阿拉伯世界。汪大淵抵達馬爾代夫的時間比伊本·白圖泰還早了十余年。汪大淵在《島夷志略》中詳細記錄下了他所看到的東南亞和印度洋世界。這本書對七十年后鄭和下西洋也起到了參考作用。不過，讓人遺憾的是，鄭和的航海記錄并未被完整地保留下來，只有零星的抄錄。

宋元時期，中國積累了豐富的海洋知識，正如林肯·佩恩（Lincoln Paine）指出的，“在宋元時期的四個世紀里，中國人對亞洲海洋知識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Lincoln Paine, The Sea and Civilization: A Maritime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3, p. 358）。然而，到了明末和清代，馬爾代夫連同其所處的印度洋世界開始變得逐漸模糊，直至被遺忘。盡管如此，海洋作為一種文化意象仍然深植于中國社會文化中。無論是根據(jù)西洋諸國傳聞加以想象而成書的明代小說《西洋記》，還是張愛玲小說中的“南洋”情結(jié)，都能看到數(shù)百年來中國人未曾停止對于海洋亞洲的遐想。

十七世紀初，法國人佛蘭索瓦·皮埃爾因遭遇海難流落到馬爾代夫并在當?shù)厣盍宋迥曛?。皮埃爾曾見到一只巨大的鳥飛抵馬爾代夫。雖然當?shù)貨]人見過這種鳥，但包括皮埃爾在內(nèi)的所有人都深信這是一只“來自中國的魚鷹”。在當時，雖然中國商人的身影已經(jīng)消失在印度洋世界，但關于中國的見聞和消息依舊廣為流傳，中國也并未從世界的視線中消失。隨著十五世紀末歐洲人進入亞洲海域，原來活躍在這里的阿拉伯、印度商船也逐漸被歐洲商船取代。歐洲人成為了貨物、信息、知識在大洋間的傳遞者。

皮埃爾本想前往亞洲，卻并未能實現(xiàn)這一愿望，還險些喪命。不過，同一時期的許多歐洲人成功抵達了中國。他們中，既有諸如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等把西方知識帶入中國的西方人，也有將中國的知識與見聞帶回歐洲者。隨著中國對印度洋世界探索的停止，關于西洋的本土與外來知識交織在一起，二者的內(nèi)容既有重合，又有相互平行的部分。正如書中所舉出的例子，“溜山”和“馬爾地襪”分別是馬爾代夫在中國和譯自西方的名稱，而在清嘉慶年間繪制的《大清萬年一統(tǒng)天下全圖》中，“溜山”和“馬爾地襪”被標注為兩個不同的國家。地圖的繪制者并未去過印度洋，無法驗證這些地名的真實程度，只能將兩個地名連同其背后的東方與西方兩種地理知識體系一同呈現(xiàn)在這張地圖上。

東西方的相遇

從唐代開始，龍涎香就被來華貿(mào)易的阿拉伯商船大量帶到中國。在南宋沉船泉州一號中也發(fā)現(xiàn)了大量龍涎香，可見龍涎香在當時是市場上的暢銷品。龍涎香是被沖刷到岸上的抹香鯨分泌物，馬爾代夫是其最主要的出產(chǎn)地。然而，明代實施海禁以后，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直接海上聯(lián)系被切斷，流入中國的龍涎香數(shù)量急劇下降。1542年，嘉靖皇帝注意到龍涎香可用于煉丹，由于內(nèi)庫中所藏龍涎香無多，遂派遣官員前往各處購買龍涎香。然而，十多年過去卻仍一無所獲。1555年，嘉靖帝又命令戶部派人前往“沿海番舶可通之地”，不惜以高價求購龍涎香（57頁）。最終，明朝官員從澳門的葡萄牙商人手中獲得了龍涎香，甚至要求所有外國海船“入澳之時”，“凡有龍涎香投進者方許交商貨買”。而據(jù)葡萄牙人的記載，明朝官員早先就曾向葡萄牙人提出采購龍涎香。然而，雙方的溝通受語言所限，明朝官員并不知曉龍涎香的葡語名。直到1555年，廣東官員從一名被釋放的葡萄牙囚犯那里見到了龍涎香實物，才得知其葡語名稱，從而建立起獲得龍涎香的渠道（參見：吳志良、楊允中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基金會，2005年，170頁）。

這則故事反映了東西方在剛剛相遇時所遭遇的溝通難題，也體現(xiàn)出彼時明朝獲得印度洋香料的困難程度。在明朝官員向葡萄牙人索要龍涎香的時候，距離葡萄牙人才第一次發(fā)現(xiàn)中國海岸線雖已過去四十多年，但對華貿(mào)易一直未能獲得明朝官方的許可。直到1553年葡萄牙人才獲準在澳門居住。1557年，明朝以提供龍涎香作為來華貿(mào)易的前提，相當于認可了葡萄牙商人的在華貿(mào)易權(quán)。因此，葡萄牙人于1557年定居澳門與龍涎香不無關系。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葡萄牙人依靠經(jīng)營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貿(mào)易獲得了巨大利益，也使得中國的產(chǎn)品仍在源源不斷地輸往世界各地。

通過本書，讀者得以從海洋亞洲的視角來認識和理解古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在十六世紀歐洲人到來之前，中國、阿拉伯和印度這三大區(qū)域的商人共同主導著亞洲海域的貿(mào)易。然而，自十六世紀以后，歐洲人開始建立海洋亞洲的新秩序。盡管明朝后期中國實行了海禁政策，大幅限制了官方的海外貿(mào)易，但許多中國商品如絲綢、瓷器和茶葉通過在暹羅、琉球、呂宋等地的海外華商繼續(xù)在國際市場上流通。雖然中國商船不再直接駛向印度洋，但是葡萄牙人的到來使得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對外貿(mào)易使得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此外，來華的歐洲人重新帶來了外部知識。自從發(fā)現(xiàn)西洋以后，兩千年來中國人對于海洋世界的遐思便綿延不斷。西洋，與西域一樣，共同構(gòu)成了中國人知識世界中的“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