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嘯山莊》：與激情相關(guān)的惡的問題

【編者按】

文學并不清白。法國當代著名思想家巴塔耶認為，只有承認自己與惡的認識“同流合污”，文學才能進行全面而深刻的交流。在《文學與惡》一書中，巴塔耶分析了八位作家及其作品，包括艾米莉·勃朗特、波德萊爾、米什萊、威廉·布萊克、薩德、普魯斯特、卡夫卡和熱內(nèi)，探討了暴力、色情、童年、神話和僭越等主題。本文摘自討論艾米莉·勃朗特的部分。

在所有女性中，艾米莉·勃朗特似乎是被優(yōu)先詛咒的對象。她短暫的一生并不幸福。她道德的純潔性一塵不染，但卻深刻體驗過惡的深淵。盡管很少有人比她更嚴苛、更勇敢、更正直，她還是深切認識了惡。

這是文學、想象和夢想的任務。在三十歲時結(jié)束的一生，使她遠離了一切可能的事物。她出生于1818 年，幾乎沒有離開過約克郡的教士住宅，在鄉(xiāng)下，在荒原，粗獷嚴酷的景色與愛爾蘭牧師的調(diào)性不謀而合，這些只給了她嚴苛的教育，而缺乏母性的撫慰。她的母親很早就去世了，她的兩個姐姐也一樣嚴苛。唯一的兄弟誤入歧途，陷入了浪漫主義的不幸之中。我們知道，勃朗特三姐妹既生活在教士住宅的莊嚴肅穆中，又生活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激蕩騷動中。她們每天都親密無間地生活在一起，但艾米莉從未停止過保持道德上的孤獨，她想象的幻影在這種孤獨中自由馳騁。她性格孤僻，但從表面上來看，她曾溫柔、善良、積極、執(zhí)著。她生活在一種沉默之中，只有文學從外部打破了這一寂靜。臨終的那天早晨，肺病短暫發(fā)作后的她像往常一樣起床，下樓到家人中間，一言不發(fā)，她沒有回到床上，就咽下了正午前最后一口氣。她甚至沒想過去看醫(yī)生。

她留下了少數(shù)詩作，以及文學史上最美的書之一，《呼嘯山莊》。

或許也是最美的、最深刻暴烈的愛情故事……

因為命運顯然希望艾米莉·勃朗特即使在美的情況下，也要對愛完全不解，同時也希望她對激情有一種焦慮的認識：這種認識不僅將愛與明亮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且將愛與暴力和死亡聯(lián)系在一起——因為死亡顯然是愛的真相。正如愛也是死亡的真相一樣。

直到死亡，色情也是對生命的贊許

如果我想談論艾米莉·勃朗特的話，我必須首先做一個初始的聲明。

我認為，直到死亡，色情也是對生命的贊許。性包含了死亡的意味，這不僅是指新生的延續(xù)和取代死者意義上的死亡，還因為它涉及繁衍生命的存在。繁衍就是消失，最簡單的無性生命在不斷繁衍的同時也在不斷衰弱。它們并沒有死亡，如果我們所說的死亡是指從生命到腐爛的過程的話；但是，這一曾在者，通過繁衍，不再是它曾是的樣子了（因為它變成了復制品）。個體的死亡只是生命不斷增殖的一個面向。有性繁殖本身只是無性繁殖承諾的生命不朽的一個最復雜的面向。是不朽，但同時也是個體的死亡。不沉溺于運動中，就沒有動物可以進入有性繁殖，而這一運動最終的形式就是死亡。無論如何，性傾瀉的基礎是對自我孤立的否定，自我只有通過在緊擁中消除存在的孤獨感，超出自我、超越自我，才能體驗到暈眩。無論是純粹的色情（愛—激情交加的），還是肉體的感官享受，只要是在存在的毀滅和死亡得以彰顯的情況下，其強度就是最大的。我們所說的惡習，就源于這種對死亡的深度參與。脫離肉身的愛的酷刑更能象征著愛背后的真相，尤其是他們的死亡使他們靠近的同時，又鞭打著他們。

沒有什么凡人的愛情能夠比擬《呼嘯山莊》的主人公凱瑟琳·歐肖和希斯克利夫的結(jié)合。沒有人比艾米莉·勃朗特更有力地表達了這一真相。這并不是因為她以明晰的形式思考了它，而我卻沉重地把它表達了出來。而是因為她感受到了這一點，并以致命的，且在某種意義上神性的方式表達了這點。

童年，理性和惡

《呼嘯山莊》中致命的激情是如此強烈，以至于我認為，如果不能詳盡地探討它所提出的問題，那么討論就是毫無意義的。

我曾將惡習（過去是——現(xiàn)在仍然是——被普遍認為的惡的重要形式）與最純粹的愛的酷刑相比較。這種悖論的比較會引起苦思冥想的困惑，我將盡力為它辯解。

事實上，除了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戀情將感官享受擱置一旁之外，《呼嘯山莊》還提出了與激情相關(guān)的惡的問題。仿佛惡是展露激情最有力的手段。

拋開惡習的施虐性形式不談，勃朗特書中所體現(xiàn)的惡，也許是以其最完美的形式展現(xiàn)的。

我們不能將那些以物質(zhì)利益為目的的行為視為惡的表達。這種利益，或許是利己主義的，但如果我們從中期待的是除惡本身之外的其他東西——一種好處，那么它就無足輕重。

另一方面，在施虐狂行為中，享受才是屏息凝神的毀滅，最痛苦的毀滅是人的死亡。施虐狂才是惡：如果一個人為了物質(zhì)利益而殺人，這不是真正的惡，純粹的惡，是兇手在預期的利益之外，仍享受著施暴的快感。為了更好地表現(xiàn)善與惡的圖示，我將回到《呼嘯山莊》的基本情況，回到童年，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愛情，從完整性的角度看，正是從童年開始的。這是兩個無人照管的孩子在荒郊野外追逐中度過的野性生活，他們沒有受到任何約束或傳統(tǒng)的阻礙（除了反對感官游戲的限制；但在他們的天真無邪中，兩個孩子堅不可摧的愛在于另一層面）。也許，這種愛甚至可以歸結(jié)為拒絕放棄野性童年的自由，不受社交規(guī)則和傳統(tǒng)禮儀的影響。這種野性生活（世界之外）的條件是基本的。艾米莉·勃朗特使它變得可感——而這點正是詩性的條件，一種沒有預謀的詩性，兩個孩子都拒絕自我封閉。社會與天真爛漫的自由游戲相對立之處在于前者以利益算計為基礎的理性。社會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規(guī)定自己，使自己能夠延續(xù)。童年的沖動活動將孩子們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形成一種共謀的感覺，如果將這種沖動的主權(quán)性強行施加于自身，社會將無法生存。社會約束會要求野性的青年放棄他們天真的主權(quán)，并要求他們屈從于成年人的理性慣習：這種理性的、精打細算的方式最終是為了集體利益。

這種對立在艾米莉·勃朗特的書中非常明顯。正如雅克·布隆代爾所說，在這個故事中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在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生活中，情感固定在了童年時代”。但是，如果幸運的話，孩子們是能夠暫時忘卻成人世界的，盡管這一世界對他們來說就在預期之內(nèi)。災難突如其來。希斯克利夫這個被撿來的孩子，被迫逃離其在荒野上與凱瑟琳肆意奔跑的美妙王國。她生性粗野，卻有意否認童年的野性：她放任自己被一位年輕、富有、敏感的紳士引誘，過上富足的生活。事實上，凱瑟琳與埃德加·林頓婚姻的價值是有兩面性的。這并不是真正的喪權(quán)。林頓和凱瑟琳住在呼嘯山莊附近的畫眉田莊，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心中，那里的世界并不是一個穩(wěn)固的世界。林頓慷慨大方，他沒有放棄童年的天性驕傲，而是保留了這一成分。他的主權(quán)性超越了他從中受益的物質(zhì)條件，但如果不是因為與穩(wěn)固的理性世界達成了深刻的一致，他也無法從中受益。希斯克利夫衣錦還鄉(xiāng)，他有理由認為凱瑟琳背叛了童年的絕對主權(quán)王國，而她的身體和靈魂都和他一起屬于這個王國。

我愚笨地去理解這個故事，這個故事里，希斯克利夫肆無忌憚的暴力在敘述者的平靜樸實中得到了彰顯……

這本書的主題是一個被命運驅(qū)趕出他王國的受詛咒之人的反抗，他被重新收復這一失去的王國的強烈欲望所牽制。

我不想細說這一系列情節(jié)是何等令人著迷。我只想指出，沒有任何律法或力量、慣習或憐憫能讓希斯克利夫暫時收斂憤怒：除了死亡本身，因為他無悔、激情地造成了凱瑟琳的疾病和死亡，而他卻將她視為己有。

我將深入探討艾米莉·勃朗特的想象和夢想產(chǎn)生的反抗的道德意義。

這種反抗是惡對善的反抗。

從形式上說它是非理性的。

這一希斯克利夫惡魔般的意志拒絕放棄的童年王國到底是什么呢？只能是不可能性，和死亡。面對著這個由理性主宰、以生存意志為基礎的現(xiàn)實世界，有兩種反抗的可能性。最常見的一種，也就是目前的一種，是質(zhì)疑其理性。不難看出，這個現(xiàn)實世界的原則并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含有任意性的理性，而任意性又源于過去的暴力或稚氣的運動。這種反抗揭露了善與惡的斗爭，由暴力或徒勞的運動所代表。希斯克利夫?qū)λ磳Φ氖澜邕M行評判：他無法把這一世界認同為善，因為他是在與之斗爭。如果說他憤怒地與之斗爭，那也是出于清醒：他知道自己代表的是善與理性。他憎恨人性和善良，這激發(fā)了他的嘲諷。在故事之外——在故事的魅力之外——他的性格甚至顯得不自然、矯揉造作。但他是夢想的產(chǎn)物，不是作者邏輯的產(chǎn)物。小說中沒有任何一個人物能比希斯克利夫更真實、更直率地使人信服，他還體現(xiàn)了一個最基本的真相，那就是兒童反抗善的世界，反抗成人的世界，并且由于毫無保留的反抗，他注定要獻身于惡。

在這場反抗中，沒有什么律法是希斯克利夫不喜歡僭越的。他發(fā)現(xiàn)凱瑟琳的小姑子對他傾心，為了盡可能地傷害凱瑟琳的丈夫，他立刻就娶了伊莎貝拉。他帶走了她，一和她結(jié)婚，他就嘲弄她；然后他又粗暴待她，使她陷入絕望。雅克·布隆代爾將薩德和艾米莉·布朗特的這兩句話對比，不無道理。薩德借《瑞斯汀娜》（Justine）的一名行刑者之口說：“毀滅是多么令人陶醉的行為。我想不出還有什么能比這更讓人心癢難耐；當你沉溺于這神性的恥辱時，沒有什么能比這更讓人著迷?！卑桌颉げ侍貏t借希斯克利夫之口說：“如果我出生在一個法律不那么嚴苛、風俗不那么講究的國家，我愿慢慢地活剖這兩個人，作為打發(fā)夜晚時光的消遣?！?/p>

艾米莉·勃朗特與僭越

對于一個道德的、缺乏經(jīng)驗的年輕少女來說，發(fā)明一個如此完全地獻身于惡的人物本身就是一個悖論。但最重要的是，這就是發(fā)明希斯克利夫令人不安的原因。

凱瑟琳·歐肖有絕對的道德感。事實上，她是如此有道德，以至于在死前都無法與她從小就深愛的男人分開。明知他內(nèi)心深處充斥著惡，她還是愛他，甚至說出了如此堅決的一句話：“我就是希斯克利夫?！?/p>

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惡不僅是惡人的夢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善的夢想。死亡是這一荒謬失常的夢想所自找的懲罰，但沒有什么能阻止它繼續(xù)被夢想。不幸的凱瑟琳·歐肖就是如此，在同樣的意義上，必須說它對于艾米莉·勃朗特來說也是如此。艾米莉·勃朗特死前經(jīng)歷了她所描述的狀態(tài)，我們怎么能不懷疑她在某種程度上認同凱瑟琳·歐肖呢？《呼嘯山莊》中有一種類似于希臘悲劇的行動，因為這部小說的主題是對律法的悲劇性僭越。悲劇的作者同意他所描述的要僭越的律法，但他的情感是建立在同情之上的，通過同情，他傳達了他對僭越律法者的情感。在這兩種情況下，贖罪也被卷入僭越行為之中。希斯克利夫臨死前經(jīng)歷了一種奇特的至福，但這種至福令人畏懼，是悲劇性的。凱瑟琳愛上了希斯克利夫，即使不在肉體上，在精神上她也為違背忠貞的律法而死；凱瑟琳的死是希斯克利夫為他的暴力所承受的“永久的折磨”。

《呼嘯山莊》中的律法與希臘悲劇中的律法一樣，本身并沒有被廢止，但它所禁止的并不是人類無事可做的領域。被禁止的領域是悲劇領域，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神圣的領域。誠然，人們把它排除在外，但這是為了使它更為崇高。禁忌使得它禁止接觸的東西神化。它使接觸的途徑從屬于贖罪——死亡，但禁忌既是一種勸誘，也是一種障礙?！逗魢[山莊》和希臘悲劇——甚至所有宗教——教導我們的是，其實它是一場神性的迷醉運動，算計的理性世界無法承受。這一運動是善的反面。善建立于對共同利益的擔憂之上，它以一種基本的方式，涉及對未來的考慮。童年的“沖動活動”類似于神性的迷醉，它完全處在當下。在兒童教育中，對當下瞬間的偏愛定義了普遍的惡。成年人禁止必須走向“成熟”的人走入童年的神性王國。但是，為了未來而譴責當下，即便它不可避免的，哪怕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也是一種謬誤。不僅要禁止人們輕易地、危險地進入瞬間的領域（童年的王國），還有必要重新找回它，而這就要求暫時僭越禁忌。

暫時的僭越更加自由，恰恰是因為被禁止的東西是捉摸不定的。因此，艾米莉·勃朗特和凱瑟琳·歐肖都彰顯了僭越和贖罪，她們的行動與其說屬于道德的范疇，不如說更屬于超道德。《呼嘯山莊》的意義是對道德的挑戰(zhàn)，而其根源是超道德。在這里，無須借助一般性表達，雅克·布隆代爾便正確理解了這一聯(lián)系，他寫道：“艾米莉·勃朗特顯示了她自己……能夠完成這一擺脫一切倫理或社會偏見的解放。于是，多重生命像多束光線一樣展開，每一束光線，如果去思考小說中主要的對立面，都詮釋了對社會和道德的完全解放。這是一種與世界決裂的意愿，為了更好地擁抱生命的豐盈，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探索現(xiàn)實所棄絕之物。這是真正的覺醒，真正的展露，是意想不到的潛在性。對于每位藝術(shù)家來說，這種解放都是必要的，這不容置疑；但在那些倫理價值觀根深蒂固的人中，這種解放可能被感受得更為強烈?！?/p>

《呼嘯山莊》的終極意義正是這種僭越道德律和超道德的親密耦合。另外，雅克·布隆代爾仔細描述了宗教世界，即受活躍的衛(wèi)理公會記憶影響的新教，年輕的艾米莉·勃朗特就是在這樣的宗教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的。道德的緊張和嚴苛緊縛著這個世界。然而，艾米莉·勃朗特在態(tài)度上的嚴苛與希臘悲劇所基于的嚴苛有所不同。悲劇屬于基本宗教禁忌的層面，如謀殺或亂倫等，并不被理性所證明。艾米莉·勃朗特已經(jīng)擺脫了正統(tǒng)觀念；她遠離了基督教的簡樸和天真，但她仍然秉承著家族的宗教精神。特別是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善的嚴格忠誠，而理性奠定了善。希斯克利夫違犯的律法——并且不管是不是出于意愿，由于她愛著他，凱瑟琳·歐肖也與他一起違犯了這一律法——首先是理性的律法。至少可以說這是基督教創(chuàng)立的集體律法，基于原始宗教的禁忌、神圣和理性的共識。上帝，作為神圣的基礎，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在更古老的時代構(gòu)建神靈世界時任意的暴力運動。在這種情況下，一種滑動已然開始：從根本上說，原始禁忌排斥的是暴力（在實踐中，理性與禁忌具有相同的意義，原始禁忌本身與理性有著遙遠的一致性）。在基督教中，存在著一個模糊不清的領域，介于上帝與理性之間——這種模糊不清實際上滋養(yǎng)了不安，這也解釋了例如冉森主義的反方向努力。經(jīng)歷過漫長的基督教模糊狀態(tài)，艾米莉·勃朗特的態(tài)度綻放出一種堅定不移的道德力量，夢想著神圣的暴力，它不會被任何妥協(xié)削弱，或與有序的社會達成任何協(xié)定。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重新找到了通往童年王國的道路——其動力來自天真和無邪。這種道路是通過對贖罪的恐懼來實現(xiàn)的。

愛的純粹在其內(nèi)在的真相中被重新找回，正如我所說的，這是死亡的真相。

死亡和神性迷醉的瞬間都建立在與以理性算計為基礎的善的意圖相對立的基礎上。然而，盡管與之相對，死亡和瞬間都是最終的結(jié)局，是所有算計的出路。死亡是瞬間的標志，而在它是瞬間這一層面上，死亡放棄了對延續(xù)的算計的追求。個體生命的瞬間依賴于已逝生命的死亡。如果這些生命沒有消逝，新生命就無法有位置。繁衍和死亡為生命永存的新生提供了條件，它們塑造了永遠新的瞬間。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只能從悲劇的視角來看待生命的魅力，但也正因如此，悲劇是魅力的象征。也許這一切都被浪漫主義所預示，但在所有作品中，最具人性的莫過于較晚問世的《呼嘯山莊》。

《文學與惡》，[法]喬治·巴塔耶著，柏穎婷譯，陶聽蟬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