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可思（Robert Bickers）（章靜 繪）
畢可思（Robert Bickers），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歷史學教授、香港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畢業(yè)于英國倫敦大學，研究中國近代史、英國殖民史多年，著有《英國人在中國：社群文化及殖民主義，1900-1949》（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帝國造就了我：一個英國人在舊上海的往事》（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帝國的切口：近代中國口岸的沖突與交流 : 1832-1914》（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滾出中國：十九、二十世紀的國恥，如何締造了民族主義的中國》（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和《太古傳：商業(yè)帝國200年》（China Bound: John Swire & Sons and Its World, 1816-1980）等。應《上海書評》之邀，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志云在日本對正在京都大學訪問的畢可思先生做了一次訪談，回顧了他的學術歷程，尤其是中國海關史的研究與面向公眾的歷史寫作，并探討了當下英國的中國研究現(xiàn)狀。
《帝國的切口：近代中國口岸的沖突與交流 : 1832-1914》，[英]畢可思著，[新加坡]鐘逸明譯，貴州人民出版社｜后浪，2024年5月，472頁，108.00元
《太古傳：商業(yè)帝國200年》，[英]羅伯特·畢可思著，鄭植、蘇喜枝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592頁，128元
《帝國造就了我：一個英國人在舊上海的往事》，[英]畢可思著，金建譯，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2012年8月，358頁，48.00元
Britain in China：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49，[英]畢可思著，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1999年7月，276頁，USD 35.00
Out of China: How the Chinese Ended the Era of Western Domination，[英]畢可思著，哈佛大學出版社，2017年8月，416頁，USD 35.00
能簡要介紹一下您的學歷背景嗎？
畢可思：1983年開始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攻讀中文學士學位，第一年肄業(yè)離校；1985-1988年在倫敦大學學院（UCL）攻讀中世紀與近代史；1988-1992年在倫敦大學繼續(xù)攻讀博士學位，中間沒有碩士階段，并于1992年12月獲得博士學位。我博士論文的題目是“1928-1931年英國對中國和中國人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Changing British attitudes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1928-1931”），后來就演變?yōu)椤队嗽谥袊荷缛何幕爸趁裰髁x，1900-1949》（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這本書。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學士學位主要是訓練國語和文言文，以及一小部分的中國史。我當時十八歲，十五歲以后就沒在學校修習過任何語文課程，也沒有足夠的條件進行系統(tǒng)學習。在申請學士學位時，我曾說服面試官：我熱衷于了解中國，而我也確實如此。我歷史學得很好，也寫得一手漂亮字，雖然有老師說“很遺憾我寫的是錯別字”。但熱情是一回事，掛科又是另一回事。我以前從未考試掛科過，所以當時很震驚并下定學習語文的決心。
從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退學后，我很快又拿到了倫敦大學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并于次年9月入學。拿到錄取通知書后，我于1984年以語文進修生的身份去了臺灣地區(qū)。我當時只是個窮學生，所以上不起臺灣師范大學的語文課程。所以我在國語日報語文中心就讀。1986年獲得政府獎學金后，我才去臺師大國語教學中心學習了三個月的中文。那時我年紀又小、身上又沒錢，只能四處漂泊，不得不依靠教英語口語為生。
很有趣，因為像您這般歲數(shù)研究中國史的西方學者，通常沒有經(jīng)歷過臺灣地區(qū)的“戒嚴時期”（1949-1987），而您青年時期就在臺灣待過很長一段時間了。我知道您對香港感情很深，為什么不選擇香港呢？
畢可思：我在香港學不到普通話。1984年我去了臺灣，后一年離開。當時臺灣仍處于“戒嚴時期”，我去的那一年“江南命案”爆發(fā)，1985年殺害江南（劉宜良）的兇手在臺灣受審。當時還是國民黨統(tǒng)治，我又是窮學生，經(jīng)常被三民主義青年會拉著去吃免費餐。我還記得，我作為外國窮學生的代表參加了一次會議，親眼目睹這些年輕人高喊“三民主義萬歲”。
我知道您從事中國海關史研究的契機是1999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館長馬振犢先生邀請劍橋的方德萬（ Hans van de Ven）教授去看了一堆資料，方德萬意識到這是中國舊海關的檔案，然后他邀請您和朱莉（Julia Strauss）一起來研究。當然，在此次發(fā)現(xiàn)之前，您已經(jīng)接觸過舊海關。你認為這一史料的重大發(fā)現(xiàn)在多大程度上幫助到您推進自己的研究，以及對學生的指導？
畢可思： 發(fā)現(xiàn)二檔館的舊海關資料讓我有幸接觸到大量新的檔案，我可以很輕松地閱讀這些史料，且這些史料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就沒有人看過。中國舊海關是我早期使用的第二個大型檔案庫，另一個是工部局檔案（SMC records）。
發(fā)現(xiàn)中國舊海關檔案的重要性可以分為好幾個維度。我首先考慮的是，當我決定攻讀博士學位時，把重心放在中國和英國，而不是意大利和英國（按：畢可思對英國人如何詮釋文藝復興很感興趣）。拋開能力和語言不談，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如果我研究早期近代英國史，我就會對中國和英國感興趣，而不是意大利和英國。我確實對十六、十七世紀的英國歷史非常感興趣，我的老師們都是杰出偉大的人物，我卻沒有什么可以為我所利用的史料。好的是，英國歷史上還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不好的是，更難做到與眾不同。當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時，在英國從事近代中國史研究的人寥寥無幾，這就意味著前人研究屈指可數(shù)，我可以在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其他研究領域可就不是如此了。第一，上海市檔案館開放了工部局檔案；第二，我有幸接觸到中國舊海關檔案，這意味著我既能處理宏大課題，又能應付富有細節(jié)的小問題。這也意味著我可以幫助到學生，比如我們設計了一個項目，讓凱瑟琳來做；或是伊莎貝拉立馬就有上海工部局的項目可以做。因此，中國舊海關檔案確實塑造了我。當然也影響了我的工作方式，因為我有機會、有條件去南京。二檔館為我復印了成百上千份資料，我做了數(shù)以萬計的記錄。我也曾派你、李嘉鈴去了一年。這讓我杜絕了其他工作的可能性。
您的研究路徑不同于傳統(tǒng)的帝國史和殖民史學家，能否具體談談？
畢可思：我尤其受到英帝國史領域新興研究成果的啟發(fā)，特別是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麥肯齊（John Mackenzie）的著作，以及他編輯的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series）叢書。
我對社會文化史、服飾風格方面的帝國史研究等更感興趣。我還參加了倫敦大學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所舉辦的帝國與英聯(lián)邦研討會。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就開始參加這一研討會，參會的都是些帝國史的老派學者，像安德魯·波特（Andrew Porter）和彼得·馬歇爾（Peter J. Marshal），他們在研究英屬印度的問題上頗有建樹。但也有一些年輕學者，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受到了麥肯齊的研究成果影響。因此，當時讓我印象深刻并成為我日后賣點的是，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英帝國史的學者并不涉及中國，他們幾乎將中國排除在外；中國的歷史研究者也不涉及英帝國，中國人開始研究英國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因此，我的獨特之處就在于，我把中英兩種文獻放在一起討論。所有關于中英關系史的著作，研究了戰(zhàn)間期，利用了英國新公開的檔案，但眾多新的研究成果都忽略了一個事實，即英國最大的問題是遠在中國的開拓者（settlers），他們的勢力、權力和自治權。
但這些在地者并不是英屬殖民地的官員，他們不具有官方賦予的權力，這才是有趣的點。
畢可思：這恰恰就是問題所在，這些在地者沒有官員那樣的外交權力。但在上海的英國人比在香港的英國人擁有更多的自治權。舉個例子，我在《一位年輕的上海英僑之死》（“Death of a Young Shanghailander: The Thorburn Cas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British Treaty Ports in China in 1931”）一文中的論點，都是在論述一個事實：你永遠無法理解英國人在中國的處境有多艱難，除非你理解英國官員和中國官員都在與在地者打交道。但這也意味著在我在英帝國史和中國近代史這兩方面都是局外人。
您有五本非常重要的專著：《英國人在中國》《帝國造就了我》《瓜分中國》（又譯作《帝國的切口》）《滾出中國》和《綁定中國》（又譯作《太古傳》），其中四本書都有“ 中國”這個詞。在您開始寫《英國人在中國》以前，是否有一個宏觀構(gòu)想，試圖重新建構(gòu)我們對在中國的英國人的理解？當然，您提到過，英帝國史學家從不談論中國，而中國的歷史研究者也不了解英帝國。但您是否有一個清晰的圖景，還是您只是有了更多有趣的想法，然后再去追蹤不同的線索？
畢可思：剛剛提到，《英國人在中國》最開始是我的博士論文《1928-1931年英國對中國和中國人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隨著我閱讀、思考和寫作的深入，我對自己要研究的問題就越發(fā)清晰，后來我就把它叫做《英國人在中國》（Britain in China），這是我理解自己研究內(nèi)容的最佳方式。
我在想我該如何呈現(xiàn)我的論點？我應該如何想出一種方法來定義我所討論的內(nèi)容？我將其稱之為《英國人在中國》，就像人們有時候為了概括自己的想法會提出一些術語和短語，但回過頭來看不太行不通。所以《英國人在中國》這本書看著有些亂，但事實上許多人是喜歡這本書的。
我覺得最為重要的是，讓人們理解在華英人的不同性質(zhì)。
畢可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剛找我要了《英國人在中國》的版權，這本書還沒有中文譯本。目前這個問題還在討論之中，他們還希望重新翻譯《帝國造就了我》。我對自己想做的事沒有什么藍圖或計劃，但我確確實實在《帝國造就了我》獲得了成功?！兜蹏炀土宋摇帆@了獎；主流報紙、大型期刊上都有對這本書的不少評論，雖然不全是贊揚與褒獎，但都提升了該書的銷量；《帝國造就了我》也被某一兩種刊物評為年度好書。
它賣得不錯，以至于企鵝出版社很樂意委托我再寫兩本書。我的賣點是“中國”，這不僅給了我權威性，事實上略微限制了我。所以，如果我說我實際上想寫關于波音747的歷史，我的經(jīng)紀人會說，這很好，是一個不錯的計劃；但您如果寫的是一部關于上海歷史的書，會更容易拿到合同和更加優(yōu)渥的條款。
在英國出版市場中，有四位寫中國的歷史學者有經(jīng)紀人，他們分別是馮客（ Frank Dik?tter）、我、拉納·米特（Rana Mitter）、藍詩玲（Julia Lovell ）。
但研究中國舊海關的歐洲學者不多。尤其是二檔館的海關史料對《瓜分中國》《滾出中國》有很大貢獻。
畢可思：舊海關貫穿了《瓜分中國》的整本書，在《滾出中國》中分量稍微小些。我認為舊海關是十九世紀近代中國形成過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瓜分中國》對我來說是不同的，因為需要廣泛閱讀與十九世紀相關的史料，我此前沒做過這方面的研究，我更偏向研究二十世紀的內(nèi)容。所以我寫《滾出中國》相對容易些，因為它涉及的是我深耕過的領域，一開始就更好上手些。
但這也帶來了很多困難，因為我已經(jīng)了解這些內(nèi)容。而這些書由我的經(jīng)紀人負責售賣——我的作家經(jīng)紀人，他將這些書提供給出版商，并在市場上推廣。他們有特定的、非學術性的推廣方式，這些書會被送去最好的水石書店（Waterstones）、福伊爾書店（Foyles）等。作家經(jīng)紀人得以特定的方式推廣圖書，這就決定了我一開始寫書的風格。
我提交《滾出中國》的寫作計劃時，題目與現(xiàn)在完全不同，企鵝出版社的編輯說行不通，讀者不喜歡這樣的題目。事實上，是他們想出了《滾出中國》（Out of China）這個標題，而不是我本人的靈光乍現(xiàn)。事實上我在幾個月后才知道他們從哪里得到的靈感，是凱倫·布里克森（Karen Blixen）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但《瓜分中國》（The Scramble for China）這個標題是我自己取的。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新穎的想法，它完美概括了我所想要表達的內(nèi)容，這個主題貫穿了全書。
在西方世界，歷史研究者擁有經(jīng)紀人很常見嗎？
畢可思：并不常見。在我交稿之前，他會先讀上一遍，這是經(jīng)紀人的工作，他們拿稿費的分成。經(jīng)紀人也可以幫我做其他事，比如處理國外版權或者和出版商的交涉等。如果你的目標是在大型商業(yè)出版社出版作品，經(jīng)紀人很大程度上相當于把關人。因此，企鵝出版社的編輯并不想直接與作者交談，至少最開始的時候并不愿意。他們不想處理各種書籍的出版計劃，而是通過經(jīng)紀人來收集計劃，經(jīng)紀人會幫忙修改，編輯也會幫忙修改，但編輯更喜歡修改經(jīng)紀人已經(jīng)修改過的部分。所以這是一個三階段（作者、經(jīng)紀人、編輯）過程。我有一個想法，或者經(jīng)紀人有這個想法，然后我坐下來和經(jīng)紀人談，經(jīng)紀人說行不通、做那個，或者我再想想其他法子。這就是商業(yè)出版的世界。
您編過六本書，可能實際上更多。我認為編一本書要比寫一本書艱巨得多。
畢可思：我編過八本論文集，每次編完我都發(fā)誓再也不干了，因為總會存在一些棘手的投稿人！有些論文來自會議，比如《新疆界》（New frontiers: Imperialism's new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1842–1953），《義和團、中國與世界》（The Boxers, China, and the World），《近代中國的通商口岸》（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 Law, land and power）。有些論文來自于項目課題的匯報會，所以《英國人在中國》是為英國校際中國研究中心項目準備的，而《近代中國的通商口岸》是為天津租界項目準備的。我還受到編輯羅杰·路易斯（Roger Louis）的委托，參與編寫《牛津英帝國史》（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中的一卷，名為《移民和僑民》（Settlers and Expatriates）。出版商并不喜歡論文集，但事實上這些論文集被廣泛使用和引用。
這非常有趣，因為不同的學術界對編輯專著的價值有著不同的理解。在美國，編輯著作非常重要；在中國，編輯著作就像一本會議論文集一樣，沒有價值。在英國，編輯著作可能比論文集重要一些，但沒有美國人那樣看重編著。
畢可思：許多編輯著作是相當隨意的。最好的、最有針對性、花費經(jīng)歷最多的是《牛津英帝國史》那一卷。當我被要求思考如何編寫這一卷時，得和叢書編輯威廉·羅杰·路易斯（Wm Roger Louis）坐在一起討論。我們要求學者寫的章節(jié)往往不是他們擅長的領域。比如，我們會讓一位研究肯尼亞的非洲民族主義歷史研究者來寫肯尼亞白人移民的文章。然后我再去說服這些人同意寫作，有些人就會明確拒絕。我們開了兩次會議，一次是研討會，一次是正式會議。這是一本真正清晰明確的好書，相當于人手一本詳盡的指南，讀者知道這本書應該涵蓋什么內(nèi)容、思考哪些問題、問題的處理途徑。除了學術論文之外，我們還出版了一些會議紀要。我已經(jīng)七八年沒有再出版過編著，因為再也沒有出版的欲望了。
讓我們來聊聊英國校際中國研究中心（BICC）。它成立于2005年，然后你們獲得了一筆長達五年的大額資助，還保證過有下一個五年資助，但當正巧碰到次貸危機，在第二個五年的時候，資助無法順利到位，大概是這樣吧？
畢可思：資助項目的實際名稱是“基于語言的地區(qū)研究”（Language Based Area Studies），它主要是為重要的戰(zhàn)略地區(qū)的新興研究和培訓提供資金，其中包括東歐、俄羅斯和東亞。英國校際中國研究中心是獲得資助的五個中心之一，由英國經(jīng)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ESRC）、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理事會（AHRC）、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蘇格蘭研究委員會（Scottish Research Council）和英格蘭高等教育資助委員會（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共同資助。
這些項目通常是基于一份報告，報告指出研究俄語、日語、阿拉伯語、漢語的人不夠多。問題的關鍵在于，學習這些語言的本科生并沒有繼續(xù)攻讀研究生學位，而是選擇商科或會計專業(yè)。人們對這些領域很感興趣，但畢業(yè)后成為政治學家、社會學家或歷史學家的人卻不具備這些語言技能，這就意味著我們沒有能力去培訓人員、提供建議和政策。也就是說，從根本上，英國人將他們的研究能力外包給了中國人或荷蘭人。有一段時間在英國高校中國委員會（倫敦）（The Universities' 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或是英國漢學協(xié)會（BACS），大家可以用荷蘭語而不是英語交談（可見在英國有多少荷蘭漢學家）。因此，這或許是全球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但從另一種角度講，你真的希望英國的大學里都是中國大陸的學者嗎？答案是否定的，尤其是當你想要政策建議時。資金是用于培訓，尤其是培訓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那些擁有優(yōu)秀學科技能、受過很好訓練、非常優(yōu)秀的學者，但缺乏語言能力的人。所以這是為什么英國政府和組織把他們送到牛津大學學習兩年語言然后再來布里斯托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培養(yǎng)英國本土領域內(nèi)的中國專家的想法是在二十一世紀初開始的，但香港問題的談判從1992年持續(xù)到1997年。我覺得這種情況實際上為英國需要大量的中國專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畢可思：是的。每隔十年，英國政府和智庫就會跳出來說，我們沒有足夠多的人了解中國。他們?nèi)ツ暧痔崃艘槐椤?/p>
英國的年輕人不學習中文，意味著在以后的時間里，我們的教育和研究網(wǎng)絡無法支持英中交往。這是一個長期性問題。謝菲爾德大學、利茲大學和杜倫大學這三個關鍵性研究機構(gòu)，或許還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它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得到了大量冷戰(zhàn)資金，其中涉及中國、東歐和俄國的研究。因此，利茲大學才會有一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所以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人們認為漢學家們總是在研究孔子是沒有意義的；我們需要的是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科學家。于是乎，大量資金就投到了當代中國研究之中。這是一種周期性往復的擔憂、投資和再擔憂、再投資。所以，英國校際中國研究中心培養(yǎng)了二十二名研究生，二十二名博士生。
誰是英國校際中國研究中心的發(fā)起人呢？
畢可思：是牛津大學找到了我們。當時我們剛剛在布里斯托大學建立了東亞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希望我們能加入他們的計劃。因為這些計劃要求多元中心，必須至少有兩到三個合作伙伴。牛津還邀請了曼徹斯特大學，曼徹斯特當時也在新建成的中國學研究中心里投入了巨資。曼徹斯特大學和布里斯托大學都沒有中國學研究（China studies）的傳統(tǒng)，他們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合作伙伴”。盡管最后一切都不盡人意，但在整個英國，該計劃頗受好評。
實際上創(chuàng)建英國校際中國研究中心是一次公開的競爭，牛津大學的申請只是其中一份提案，還有其他的提案來自其他聯(lián)盟。但提案必須是跨機構(gòu)合作的，牛津決定與我們和曼徹斯特大學合作。劍橋不想?yún)⑴c其中，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也不是其中的一份子。提案最初由牛津牽頭，之后我又負責了一段時間。
所以布里斯托大學想要牽頭的原因是，這里剛剛成立了東亞研究中心，這是可以提出組織這種跨學院聯(lián)盟的基礎要素之一。
畢可思：我們在布里斯托大學投入了巨資。我們新設立了兩個高級講師職位，任命了一位講座教授，還有了基礎設施。中心為布里斯托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并可同時承擔兩名博士后的費用。我實際上是布里斯托大學英國校際中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我們提出申請時，中心主任還沒有被任命。與此同時，作為中心研究和研究項目的一部分，我們聘請了社會學家瑞雪·墨菲（Rachel Murphy）和歷史學家馬立楚（Maurizio Marinelli）。我們提供了許多博士獎學金，舉辦了會議，有很多資金可以使用。本來應該有第二個五年，但次貸危機破壞了這一計劃，英國經(jīng)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也退出了。最終唯一留下來的資助機構(gòu)是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它沒有提供獎學金，我為此與他們爭論了五年時間，因為他們參與到了項目之中，我還當過兩年年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委員會的中國顧問。
我最后想問的是關于您的大型資助項目。據(jù)我所知，您有三個項目。第一個是中國舊海關項目（CMCS）。第二個是天津租界（Tientsin concessions），第三個是香港史。對嗎？
畢可思：不太對，第一個是中國舊海關項目（CMCS），第二個是天津租界，第三個是布里斯托大學校史項目，不是研究型項目，第四個是香港史。我的研究項目總共獲得了近八百萬英鎊的資助。
我們還沒有討論到中國歷史照片項目（historical photos of China）。這一項目從2006年持續(xù)到2021年，雖然形式上已經(jīng)結(jié)束了，但實際上它還在繼續(xù)。這個項目源于中國舊海關項目，是在舊海關項目撥款的基礎上，利用舉辦展覽的機會，為公眾做一些事情。我們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辦過一次照片展覽，后來就演變?yōu)橹袊鴼v史照片項目。
所以最初的重點是海關收藏，但后來發(fā)展速度相當迅速。我們目前有兩萬四千張照片，目前在線的有兩萬四千一百七十張，本周末還會增加五百五十張。這些照片非常有趣，其中許多照片是在1941年到1944年間拍攝的，出自延安和晉察冀邊區(qū)。中國歷史照片項目在國際上享有盛譽，我認為這是中國舊海關項目最大的遺產(chǎn)。它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中國舊海關的范圍。
另一個是中國家族。中國家族是從海關職員數(shù)據(jù)庫中慢慢發(fā)展起來的，然后將這些數(shù)據(jù)庫和我的警察數(shù)據(jù)庫以及其他小型數(shù)據(jù)集合并成一個在線平臺，提供研究家族歷史的資源和指南。這個平臺獨一無二，且使用率很高。它仍在不斷發(fā)展壯大之中，我寫了專著和論文，規(guī)劃了圖像展覽、搭建數(shù)據(jù)庫平臺。所以我成果范圍很廣，但這兩個項目都起源于中國舊海關項目。
關于中國舊海關項目，我還有一些問題。首先，您實際制作了一部電影，是關于赫德（Robert Hart）的。然后您在赫德的墓地舉行過一次紀念儀式。您能透露更多有關這兩件事的信息嗎？
畢可思：首先，實際上這兩件事相互關聯(lián)。蔡維屏（Weipin Tsai）找到了我，她最近跳槽到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Royal Holloway），并探索了倫敦西部地區(qū)，發(fā)現(xiàn)原來赫德的墳墓在這里，而且（墓碑）馬上就要倒下，被運走了。
于是蔡維屏寫信給我：“畢可思，我有個好主意。我發(fā)現(xiàn)了赫德的墳墓。我和牧師聊過了，這個墳墓情況很糟。如果能找到錢，我們可以修繕它。畢可思你是擅長籌款的?！蔽艺f：“這很好，但沒人會資助那個的?！钡轮?，我就收到了一項目資助者的消息：“我們有額外資金，如果你想要，現(xiàn)在就跟我們說，并告知資金用處?！庇谑俏覍懶沤o蔡維屏：“我已經(jīng)拿到了修繕墳墓的錢，我們將拍一部電影，并舉辦（紀念）活動?！庇谑牵@部電影紀錄了修復赫德墳墓的過程，并介紹了赫德及其個人影響。該影片使用了大量中國歷史照片，這也是目的之一。參加的人有方德萬、我、蔡維屏和英國循道會（Methodism in Northern Ireland）的歷史學家，以及中國海關學會副會長（Vice President, China Customs Institute）李延。因此這一想法是為了記錄和介紹赫德，我們舉辦了一個聚會。吳松弟也在場，赫德的孫女和他的曾孫也到了，還有阿姚的后代以及海斯特·布萊頓（Hester Bredon，赫德的妻子）的后代。
我知道赫德在中國有一個妾室——阿姚，她的離去讓赫德很傷心。
畢可思：因為赫德決定要娶一個英國妻子，所以必須把阿姚送走。如果赫德把妻子帶回中國，但阿姚還在身邊，這始終是個問題，因此赫德是用錢把阿姚打發(fā)走了。我想她可能去了廣州或其他地方，與別人結(jié)了婚，三個孩子也離開了中國。他們先是被安置在倫敦東區(qū)的一個家庭，后來又到了布里斯托附近。然后，女孩去了日內(nèi)瓦附近的學校，兩個男孩一個在林區(qū)路（Woodland Road）（按：這也是畢可思任教、本文作者張志云求學的布里斯托大學所在之處）附近的學校上學，一個在布里斯托的藝術學院（art college）上學。女孩夭折后，兩個男孩去了加拿大，其中一個男孩在加拿大去世了，他的遺孀和兒子回到了倫敦南部。另一個男孩的家人，我已經(jīng)找到了，但他們都留在了加拿大。
他們都在布里斯托，這只是個巧合嗎？
畢可思：是的，但這是一個美麗的巧合。我想說，赫德意識到孩子們受到了不好的待遇，因為他們被安置在一個窮困家庭里。因此他決定要培養(yǎng)這兩個男孩，把他們送到克利夫頓公學（Clifton College）上學。但他們被安置在一個牧師家里，這位牧師告訴他們，他們不能進克利夫頓學院，因為他們早期教育有缺陷，所以他們?nèi)チ瞬祭锼雇形姆▽W校（Bristol Grammar School）。一個男孩后來去了加拿大，在那里去世了，他生活得非常艱難。另一個被培養(yǎng)成了一名建筑師或繪圖員，我有他的圖紙的一些復制品，但他在加拿大死于疾病、英年早逝?？傊谖覀兣e辦的活動中，我們邀請了他們的后代參加，在電影里他們相互交談，十分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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