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以王羲之的名義》：經(jīng)典書法作品的多學科觀察與藝術社會史重構

《以王羲之的名義：〈集王圣教序碑〉的經(jīng)典化之路》，羅豐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9月出版，387頁，128.00元

對經(jīng)典藝術作品的追尋探索一直是藝術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同時也是頗具挑戰(zhàn)力的工作。因為這些經(jīng)典作品往往在歷史長河中被歸入傳統(tǒng)而受到后代的瞻仰，也因為新的審美觀念的不斷出現(xiàn)從而被賦予多重意義，甚至被神化或矮化，以至于在漫長的藝術歷史中呈現(xiàn)出“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多樣面貌。

現(xiàn)代意義上的藝術史寫作一般被認為是一種舶來品，考古學家寫美術史著作在西方早有先例，代表性的有溫克爾曼的《古代藝術史》、塞頓·勞埃德的《古代近東的藝術》、蘭蒂耶與于貝爾合著的《法國藝術起源》等。這些著作的廣為流傳也得益于這些學者所具有的考古學與藝術史學的雙重視野。最具代表性的溫克爾曼，被評為“美術史之父”和“考古學之父”。比利時根特大學的考古學教授西格費里德·萊特曾說：“如果能夠用藝術多少闡述古代文明歷史的話，藝術品當然不排除在考古學范疇之外?！保ā吨R生成的圖像史》，尹吉男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2年6月，192頁）以此而論，藝術史與考古學確實有諸多相通之處。對《集王圣教序碑》這件既是歷史文物又是藝術品的研究對象來說，文物考古學與藝術史的雙重視角就顯得尤為必要了。因為，“藝術史的研究仰賴考古，考古研究也需要藝術史的眼光”（《萬變：李零考古藝術史文集》，李零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6年10月，第3頁）?？脊艑W家羅豐教授的《以王羲之的名義：〈集王圣教序碑〉的經(jīng)典化之路》正是以此為基本點，從多個層面為我們還原了這件文物藝術品在歷史長河中的前世今生及其蛻變化蝶的歷史進程。

文物學與藝術學雙重視角下的藝術社會史重構

王羲之書法是藝術史上的一座豐碑，其在后代的傳承變化一直是學界討論的重要議題，《集王圣教序碑》作為二王書法的代表性作品，其產(chǎn)生的書法史背景、制作的社會文化境況，以及成碑以后的影響和被學習的情況等，都是書法史研究特別關注的問題。藝術社會史認為，“各種互相交纏的、在微觀歷史中可見的利益，持續(xù)地激發(fā)出新的立場、解釋和價值判斷……含義的潛能更多是在結構中生成的，而結構則產(chǎn)生于社會性的交流行為。藝術作品應該按各自的歷史語境理解為，由明確的社會團體發(fā)出的政治訴求和社會立場表達”（《藝術史導論》，[德]漢斯·貝爾廷等著，賀詢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8月，261頁）?！兑酝豸酥拿x》立足藝術社會史的視角，循著社會性的交流行為和立場表達深入探討了以上問題。

隨著西域出土晉代墨跡和簡牘等文物書法資料的刊布研究，學界對王羲之書法的風格面貌有了較為明確清晰的認識。敦煌文書、唐代墓志以及相關文獻文物資料，為王羲之書法在唐朝的傳播研究奠定了基礎。著者獨辟蹊徑，從“內(nèi)府的收藏與摹拓”“民間的臨習”“王羲之書帖在東瀛”三個部分，分析了王書在唐代上層官府、民間社會以及域外的傳播情況，認為懷仁和尚集字所依托的王羲之書跡應該在內(nèi)府收藏的范圍之內(nèi)，并舉出唐代王書的偽造傳播案例，認為官方拓書人是推動王書傳播的重要力量，高手復制和作偽是王羲之書法傳播的重要途經(jīng)。著者還討論了《蘭亭序》《十七帖》《尚想黃綺帖》在敦煌吐魯番文書中臨習的水平以及具體的臨習辦法。此外，通過梳理文獻記載的遣唐使收集的王羲之書帖，以及日本正倉院出入帳記錄的王書字帖被臨習觀摩情況，認為日本人對王羲之書法的臨摹學習非常普遍，能達到惟妙惟肖甚至亂真的程度?？梢哉f，《以王羲之的名義》立足書法技藝傳承以及文物復制傳播的視角，通過以上三個層面的探討，較為全面地呈現(xiàn)了王羲之書法在唐朝社會的基本境況，鋪墊出《集王圣教序碑》誕生的書學社會史背景。

關于《集王圣教序碑》碑文的誕生緣由和過程，學界鮮有深入論述?！兑酝豸酥拿x》在梳理史料的基礎上分析了太宗與玄奘對待佛教的不同理念、唐初的佛教政策、弘福寺的設立與更名，以及太宗對宗教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等議題，闡釋了《圣教序》與《述圣記》產(chǎn)生的原委經(jīng)過，認為將兩篇序文勒于碑石顯現(xiàn)出了以弘福寺寺主園定為首的長安僧人的政治動機，這一觀點發(fā)前人所未發(fā)，體現(xiàn)了著者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呼應了溫尼·海德·米奈所論述的“藝術也可以成為改革政治現(xiàn)狀的一種工具”（《藝術史的歷史》，[美]溫尼·海德·米奈著、李建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80頁）的理論。相較于唐代及其前朝多以隸書和楷書入碑的普遍現(xiàn)象，《集王圣教序碑》選擇王羲之行書入碑確實是一個必須考究的問題，著者立足皇帝與寺院關系的雙重角度，通過詳實的史料分析，認為唐太宗的個人愛好在社會層面有很強的引領作用，弘福寺與宮廷交好并熟知皇帝的愛好，所以才有選擇集王羲之行書的舉動。這一分析為唐代書法史研究提供了啟發(fā)性的思路和框架，并召喚研究者對此議題做出更多有益探索。

藝術作品在流傳過程中會因時代及觀念的不同而產(chǎn)生不同的評判，這是以感性判斷為基礎的審美過程所必然產(chǎn)生的結果。《集王圣教序碑》雖被譽為王書的經(jīng)典之作，但其受到的質(zhì)疑和非難也從未停歇，因此其經(jīng)典化過程也顯得尤為曲折和復雜?！兑酝豸酥拿x》以歷史的梳理方式重建了這一經(jīng)典化歷程。關于《集王圣教序碑》在唐朝的影響，著者以立足文物學和書法學的視角分析了《少林寺靈運禪寺碑》《遺教經(jīng)》以及新羅時期的《鍪藏寺碑》《沙林寺弘覺禪師碑》等唐代佛寺中的集王字碑刻的情況，討論了其與《集王圣教序碑》的關系，認為釋教人物和翰林學士學習王羲之書法，追求從形似到神似的轉變，集王字刻碑是具有象征意義的文化事件。至宋代崇文輕武的歷史語境中，《集王圣教序碑》的社會境遇又有了新的變化，著者援引史料分析了王書在宮廷中的流行情況，討論了宋代士大夫在尚韻標準下對集模王書者“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院體”的批評態(tài)度以及這種態(tài)度產(chǎn)生的歷史原因。其中“集王風尚與趙孟堅的質(zhì)疑”一節(jié)，梳理了趙孟堅懷疑懷仁《集王圣教序碑》從何取入的問題及其產(chǎn)生的緣由，為讀者完整呈現(xiàn)了該時期文人對這一經(jīng)典作品的研究反思情況。

藝壇領袖的推崇是成就《集王圣教序碑》經(jīng)典之路的必要因素，對《集王圣教序碑》在宋以后的地位，著者潛入書法傳播史的脈絡之中，細致討論相關史料，對如下問題加以分析：趙孟頫學習《集王圣教序碑》的態(tài)度，該碑在元代被列入王書經(jīng)典法帖，在明代被認為“行世法書第一石刻”，獲得與《蘭亭序》相同的地位，甚至成為明人雅致生活必需品，有何歷史緣由。此外，還討論了書法史中“官告體”“院體”“館閣體”的基本特征，認為大致是按照皇帝的喜好而變化，然后文臣趨之若鶩。這一理解體現(xiàn)了著者以史料為基礎客觀清晰的書法史觀。

可以說，《以王羲之的名義》對《集王圣教序碑》經(jīng)典之路的歷史重建絕非單線的勾勒，而是將之放置在社會歷史的多重語境中進行充分討論，就史料的細致入微分析以及論證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來說，該著為書法史研究樹立了標桿。著者總能透過表面的現(xiàn)象分析其內(nèi)在的社會深層緣由，避免采用單一邏輯闡釋復雜的藝術社會問題。同時，該著還與近年來已有的藝術歷史研究成果對話，如王羲之書法在對敦煌書法的影響、集王圣教序碑的斷裂問題、臨摹史的轉折、藝術作品的真?zhèn)涡詥栴}等，展現(xiàn)了著者對史料的精深把握和對藝術史相關問題的深入思考。

總體來說，著者立足文物學與藝術史的視角，分析了《集王圣教序碑》誕生之前王書傳播的情況、碑文誕生的過程，集字者懷仁與該碑的關系以及碑刻誕生后在唐至清代被臨習、摹制、翻刻、作偽、傳播的不同形式，討論其在政治層面、世俗層面、美學層面的被接受賞析的狀況。面對這一經(jīng)典碑刻藝術品，著者從文化、思想、經(jīng)濟技術等多學科層面重構歷史，分析制作者、使用者、學習者的行為和思想，為我們勾勒了《集王圣教序碑》從被懷疑到被奉為經(jīng)典的曲折歷程，呈現(xiàn)了王羲之書法鑒賞臨習傳播演變的藝術社會史。

《集王圣教序碑》內(nèi)頁

藝術技術史的探尋和多學科觀察的整合

對技藝的分析研究是藝術史寫作的重要內(nèi)容，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關于這一藝術本體的探究卻被忽略了，《以王羲之的名義》在這方面用力尤多。對《集王圣教序碑》這件跨越多個歷史時段具備多重功能的經(jīng)典書法碑刻作品來說，除了討論書法藝術之外，還有制碑的流程、鐫勒的手法、傳拓技藝、碑面計字方法等，這些恰恰是成就這一經(jīng)典作品的必要技術因素，因此對這些議題的討論研究也顯得尤為必要?？梢哉f，該著呈現(xiàn)了多學科背景下的考察成果，詳細的梳理了這一文物藝術品以及相關衍生品的制作技藝，可謂是一部書法碑刻制作的藝術技術史。

懷仁集王羲之字跡的方法是討論《集王圣教序碑》無法回避的學術問題，然而，學者所面臨的事實是，唐代沒有關于這方面技術的直接記錄?！兑酝豸酥拿x》則巧妙地化解了這一難題，著者引用后人的記載進行了推測論述，認為采用燈影縮小原跡比例然后進行勾勒的方法雖為明代所使用，但與集摹王字的辦法顯然有一定的傳承關系。著者對唐代立碑的程序以及喪葬制度中碑碣的規(guī)制進行了分析，論述了制碑的流程以及碑首、碑身、碑座的比例關系和名稱，《集王圣教序碑》的比例不符合5：10：2的官制比數(shù)，由此認為此碑是一件民間色彩很濃的碑石。這一觀點可謂學界首發(fā)，依據(jù)堅實，令人信服。關于碑刻花紋的制作方法，通過對《集王圣教序碑》原物的深入觀察，認為碑座花紋為“減地平鈒”工藝，側面花紋則為“壓地隱起華”工藝，并仔細分析了其具體的制作技術和步驟。碑文的刊刻技術方面，作者認為基本采用“V”字形技法，每一筆都沿筆畫兩面斜刀鏨刻，兩面相交完成筆畫，每筆的刊刻是否按照文字的筆畫順序卻不一定，此外還對工匠的執(zhí)刀、執(zhí)錘的方法進行了分析。

碑石翻刻以及拓片是碑刻藝術傳播的重要媒介，也是金石學研究的重要依據(jù)。對于《集王圣教序碑》這一經(jīng)典碑刻作品來說，不同時代的翻刻及拓片是構成其歷史的必要內(nèi)容。著者深入明清時期《集王圣教序碑》翻刻及拓片制作流傳的歷史場域之中，分析了文人學士對不同翻刻本的評價，認為該時期翻刻的目的是學習王羲之書法，因此字形準確是目標，并不在意是否符合原碑的布局特征。因此，清代的一塊石碑上翻刻的集王圣教序甚至是按照上下五欄的方式分布。著者還論述了集王圣教序碑拓片的收藏、流傳買賣和版本問題，以及不同時期題跋者對圣教序拓片的認知以及書法的學習、鑒賞和審美感受等，勾勒出《集王圣教序碑》書法知識的生成史。著者還援引相關文獻和實物資料，在辨析前人觀點的基礎之上，通過細致的比對分析，認為在嘉靖關中大地震以前，《集王圣教序碑》只有裂紋而未斷，地震時候斷為兩截。這一觀點對《集王圣教序碑》斷裂時代難以確定的問題，給出了讓人信服的答案。

對《集王圣教序碑》的臨摹學習伴隨著該碑的流傳過程，正是由于眾多名家不同的臨摹學習方式，才衍生出不同風格特征的二王流派的書法作品，這些都是中國書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罢l在臨習《集王圣教序碑》”一節(jié)中，作者結合具體的作品討論了米芾、趙孟頫學習王字的情況以及臨本的真假。分析了明代文徵明和董其昌認為《集王圣教序碑》是懷仁一筆書寫的可能性。同時討論了董其昌、王鐸、姚廣孝、鄭孝胥、查昇、乾隆以及沈尹默等對臨寫《集王圣教序碑》的看法以及不同的臨摹方式。作者還討論了陳垣在教授其子學習《集王圣教序碑》的過程，從而分析了讀書人對該碑刻書法藝術的認識。著者正是通過多學科視角的觀察討論，完整呈現(xiàn)了《集王圣教序碑》制作傳播的藝術社會史，正如巫鴻所言：“對美術的歷史物質(zhì)性的研究……不僅僅是對一件作品原始創(chuàng)作狀況的重構，而且也應該是對它的形態(tài)、意義和上下文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轉換的追尋?！保ā睹佬g史十議》，巫鴻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6月，48頁）《以王羲之的名義》體現(xiàn)了著者所具有的寬博的文物學和文獻學的知識以及犀利的藝術洞察力，著者面對原來未曾有人著手的領域，對很多疑難問題給予令人信服的解答。

王羲之像

詳實的資料整理與細致的圖像比對

該著為我們勾勒出關于《集王圣教序碑》完整的史料和圖像史，可謂是考古美術寫作的經(jīng)典案例。《以王羲之的名義》共收錄圖片資料近一百六十幅，包括碑石的現(xiàn)狀拍攝、《集王圣教序碑》各個朝代的拓本圖片、各種類型的《集王圣教序碑》翻刻拓本圖片、拓本題跋照片、拓本題跋印章照片、王羲之各類書法圖片、不同朝代臨摹王羲之書法作品的圖片、碑刻花紋圖片、花紋線描圖、唐至宋翰林待詔所書王體墓志碑表圖片、各類集模王羲之書法作品圖片等。值得關注的是，作者還通過詳實的圖表比對，呈現(xiàn)了王羲之書法的傳播情況，如“表一《劉德墓志》與王羲之《蘭亭序》行書用字比較”，通過單字圖片比對的方式，清晰的呈現(xiàn)出兩者所具有的三十二字相似的情況，由此推斷初唐時期《蘭亭序》拓本在民間的傳播情況以及墓志書寫者以“形似”為目標的臨寫方式。表三關于石碑缺字、損傷文字、損壞文字的統(tǒng)計，也采用單字圖片的方式，為讀者直觀呈現(xiàn)了碑石缺字（表三·1）、石疤脫落造成損傷文字（表三·2）、長期捶拓造成損傷文字（表三·3）、人為損傷文字（表三·4）的情況。

該著末尾的“碑石、拓片對照圖版”更是通過逐字比對的方式，完整呈現(xiàn)了《集王圣教序碑》碑石字跡與拓片字跡的關系，展現(xiàn)了同一個文字在不同時期不同材質(zhì)上狀態(tài)，以藝術史的視角來看，可謂是多維時空中的文字藝術比對呈現(xiàn)。此外，著者還進行圖像學的分析比對，如第六章碑石紋樣部分，對四通碑的側面花紋進行詳細對比，四者前后相差三百多年，但圖案類型相似，明晰的呈現(xiàn)出工匠制作技藝之間傳承的可能性?！靶沃?、字數(shù)與花紋”部分，作者通過圖像及其線描的方式，完整呈現(xiàn)了《集王圣教序碑》正面各部、碑身上端七佛、碑身側面線刻、碑座線刻的圖像資料。通過詳實的資料整理和細致的圖像比對，呈現(xiàn)了《集王圣教序碑》的珍貴圖像史料，體現(xiàn)了一個考古學家和藝術史學家嚴謹細致的學術態(tài)度和卓越的學術眼光。

文物學關注的碑體形制、文字釋讀、碑文校勘以及文獻的相互印證等問題，作者援引前代之著錄都進行詳細的分析討論。對碑文的考校與拓本異同的考辨，是傳統(tǒng)金石學研究的基本規(guī)范。作者對碑面文字進行了詳細的統(tǒng)計（表二碑面文字統(tǒng)計表）考證了《集王圣教序碑》文本中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序》《敕答》與太子李治《述圣記》《箋答》各個版本的差異，以及碑刻文本在敦煌文書中的傳播及其矛盾錯誤之處；對比了心經(jīng)不同刻本的差別，考釋了佛經(jīng)翻譯的程序以及圣教序碑中心經(jīng)的翻譯、潤色監(jiān)譯和署名的情況；對褚遂良書《雁塔圣教序碑》的創(chuàng)作過程，碑文的行次，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碑》與懷仁《集王圣教序》立碑時間的先后順序也進行了分析考證。此外，還通過表格的方式對王字臨摹傳承的相關史料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如“表四唐人集王字碑一覽表”“表五唐至宋翰林待詔所書行書墓志、碑表”等，完整呈現(xiàn)了王字在唐宋的傳播情況。關于拓片字體和原碑碑文字跡的區(qū)別，作者分析認為由于制作拓片時紙必須捶入筆畫中才能完成，使得成型后的字跡筆畫在視覺上略寬于實際碑文。拓本年代愈早這種情況愈明顯，年代晚些的由于碑石字跡漸淺，拓本字跡筆畫變窄。此外刻字的深淺與字的筆畫的多寡也有關聯(lián)，筆畫少則深，反之則略淺。這種細致的觀察分析體現(xiàn)了著者對造型藝術的文字之美的鑒賞和準確判斷，是著者作為書法家長期書法創(chuàng)作實踐體驗的結果。

總體來說，該著在藝術學和考古文物學結合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標桿，即是研究書法作品的藝術學著作也是一部考古文物學著作，可謂“不但論佳惡，還須辨真贗者也”。本書完整展現(xiàn)了考古文物學所關注的問題，還進行了圖像資料的比對和藝術社會學的分析討論，展示了文物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在訂正經(jīng)史中的價值以及藝術社會學和圖像學的闡釋邏輯，從而賦予《集王圣教序碑》在碑學和藝術史學學術體系中的地位和意義?！耙患囆g品的歷史形態(tài)并不自動地顯現(xiàn)于該藝術品的現(xiàn)存狀態(tài)，而是需要通過深入的歷史研究來加以重構。這種重構必須基于對現(xiàn)存實物的仔細觀察，但也必須檢索大量歷史文獻和考古材料，并參照現(xiàn)代理論進行分析和解釋?！保ā睹佬g史十議》，巫鴻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6月，42頁）可以說，該著生動揭示了《集王圣教序碑》在社會歷史發(fā)展中所蘊含的復雜隱晦的故事，以及在漫長藝術文化史中的經(jīng)典化歷程，可謂是一部結合考古學家淵博學識和書法家敏銳洞察力的學術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