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騰不息：雨、河、岸、海與亞洲歷史的塑造》，[印]蘇尼爾·阿姆瑞斯著，王慶獎 / 朱麗云譯，廣東人民出版社丨萬有引力，2024年3月版，404頁，98.00元
美國印裔歷史學家蘇尼爾·阿姆瑞斯（Sunil Amrith）的《奔騰不息：雨、河、岸、海與亞洲歷史的塑造》（Unruly waters: How Rains， Rivers， Coasts，and Seas Have Shaped Asia's History，2018）是一部以水域和氣象為研究視角來探討亞洲歷史的著作，其核心主題就是書名中的副標題：“雨水、河流、海岸和大海如何塑造了亞洲的歷史”。中譯本把書名意譯為“奔騰不息”，著重于河流貫穿歷史、形塑歷史的力量與氣勢；封面設計也與之配合，一幅在河谷中蜿蜒曲折奔流的河流黑白照片，上下貫穿一條燙銀印刷的地圖河流，令我想起的是作者在書中曾經(jīng)論述的地緣政治與自然景觀的被迫交織。
不過也應指出的是，原書名正標題中的“Unruly”意為不羈、任性、難以控制的和難以駕馭的，于是在副標題中強調的是人類如何面對“水”（雨水、河流、海洋），帶有一種憂患意識。很顯然，“如何”（How）是核心主題：一方面是季風、雨水、干旱、河流、海岸和海洋等自然界是如何形成亞洲的自然存在？另一方面是人類社會如何在對氣象的觀測、對水資源的利用改造以及對水災害的抗爭中形塑著亞洲的歷史和現(xiàn)實？
《環(huán)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推薦語指出：“很少有學者試圖將如此多的水文循環(huán)維度納入對過去的理解。蘇尼爾·阿姆瑞斯對從19世紀到21世紀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科學技術問題的回顧令人印象深刻，他將焦點集中在水資源匱乏和不可預測的地區(qū)。阿姆瑞斯借鑒了廣泛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資料，展示了科學家、工程師和政策制定者是如何不斷努力了解、預測和控制各種水生態(tài)的。”（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414410）《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更具體指出：“閱讀這本書是一次引人入勝的曲折之旅，穿越了氣象學的早期歷史，它與殖民地和現(xiàn)代水資源發(fā)展的聯(lián)系，以及它們在南亞政治和經(jīng)濟演變中的作用?！保ㄍ希?nbsp;
當然還可以補充的是與殖民地相對應的民族國家，后者對水資源的利用、改造比前者有更強烈的沖動和帶來更嚴重的影響。另外當我們說作者試圖從自然環(huán)境以及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中重新發(fā)現(xiàn)亞洲歷史的時候，應該看到他主要論述的是南亞而不是整個亞洲。不過無論如何應該承認的是，該書不僅對于認識亞洲史研究中的自然與政治關系很有啟發(fā)性，同時對于思考今天全球性的氣候危機、環(huán)境危機也具有重要意義。
談到亞洲史研究，在近年來的史學領域中無疑是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能夠把環(huán)境史、氣象史、水利史、自然災害史等領域融合在亞洲史敘事之中的意識和闡釋還是比較缺乏。2005年8月在中國上海舉行的第四屆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ICAS4）的論文集有一個很好的書名：《亞洲學回歸亞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8月），議題也比較豐富，但是涉及海洋、河流的則基本上僅限于運輸、貿易等議題。這似乎說明在跨學科研究的問題意識中還比較欠缺對自然力量、景觀、變遷等問題的關注，如何讓自然的和被人為改造了自然景觀的亞洲回歸亞洲學，這或許是更有挑戰(zhàn)性的“跨界”研究。正如阿姆瑞斯所指出的，在環(huán)境史的專業(yè)領域之外，關于大自然的研究從大部分關于歷史變遷的研究中消失，這是在近期尤其突出的狀況。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曾經(jīng)有過農業(yè)史研究的興盛，強調灌溉的重要性和亞洲各社會對水能利用的規(guī)劃多樣性，但是仍然都沒有涉及水利社會的現(xiàn)實與政治結構之間的直接關系。在其他領域的歷史學家紛紛轉向城市政治、文化研究、思想史、世界主義史以及旅行和人口遷徙史研究，而在這種轉向的同時，水危機對人類生存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第8頁）。史學研究轉向固然有其內在的學科沖動和問題意識，但是在現(xiàn)實危機面前更應該有自覺的責任感。
在自然景觀、氣候科學與地緣政治之間，有一種復雜而敏感的關系，在當今全球化政治博弈中早已不奇怪。但是阿姆瑞斯提醒我們要注意的是，早在十九世紀，氣象學與殖民政治就已經(jīng)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們當然都知道，而且也會由衷感慨的是，由空氣環(huán)流驅動的風暴和季風是一個廣闊的自然空間，其邊界由風和山脈劃定，其陸地和海洋景觀是由大自然所定義、形塑而與帝國無關。但是當這幅自然景觀被表述在概念、圖表、歷史敘事等中間的時候，連吹過的風也會被改變。我想起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與同學有過一個討論，議題是從西方傳來的“主義”是如何被“國情”了，當時我們就有一個比喻：連吹拂過某地的風也不再是原來的那股風。
阿姆瑞斯舉的一個例子說明自然是如何被政治表達的：風與氣壓的范圍和邊界本來是自然形成的，“但當這幅氣候圖被轉化為二維地圖后，政治邊界的重要性就會變得非常突出。約翰·埃利奧特從印度退休后所編撰的第一本《印度氣候地圖集》（Climatological Atlas of India）就是以一幅風與氣壓地圖為開篇，其中風和氣壓橫貫著相互關聯(lián)的海洋與大陸而自成一體。這幅圖展示了熱量和能量在歐亞大陸與遼闊的印度洋之間傳遞，從而塑造了印度氣候的過程。……但地圖集中的圖，諸如每月的溫度圖、濕度圖和降雨量圖、云層圖、風速和風向圖等，均局限于英屬印度的范圍內。每一張地圖上，英屬印度領地均被涂抹上不同于周邊地區(qū)的色彩，以突出顯示；即便是顯示風速的箭頭也只出現(xiàn)在次大陸，仿佛這些風是自成一體的”（113頁）。這是氣象科學被迫與地緣政治學相交織的例子，在地圖上鮮明地呈現(xiàn)了出來。別以為地圖上的風與氣壓都是由氣象專家標注出來的，殖民政治的色彩是更重要的標識。我們也都知道，地圖不僅僅是“地”圖。
除了氣象地圖的直觀殖民表述以外，所謂“印度次大陸”的概念和爭論同樣具有地緣政治的性質。阿姆瑞斯指出：“在地緣政治領域，英國戰(zhàn)略家越來越擔心英國的統(tǒng)治地位受到威脅。這些威脅并非來自海洋，而是來自陸地，越過中亞山脈而來，其中首要的威脅來自俄國。有關印度的這些爭論都是通過直觀的地圖加以描述，從而形成了‘次大陸’的觀點，這與基于海洋視角看印度的觀點相對。“印度次大陸”一詞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喜馬拉雅山脈在這種觀察印度的視角中至關重要。19世紀的最后20年里，喜馬拉雅山脈對印度次大陸的重要性，即喜馬拉雅山脈在印度氣候中的作用、作為印度河流源頭的地位，以及對印度安全的戰(zhàn)略意義等，更加清晰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保?14頁）十九世紀氣象學家和民族志學家威廉·威爾遜·亨特的研究結論之一是英屬印度的安全有賴于“對山區(qū)通道和門戶的保衛(wèi)”，以防止“陸上突襲”?！鞍严柴R拉雅山脈視為一道天然屏障，認為印度總是有被破壞的威脅，因而主張將印度視為與亞洲其他地區(qū)相區(qū)隔的‘圓形劇場’。自然邊界就成了‘國土安全’的同義詞?！保?15頁）這些論述也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和思考一個多世紀以來發(fā)生在印度北部邊境的地緣政治與軍事事件。
塑造“亞洲歷史”的力量，除了雨、河、岸、海的自然力以外，更有國家政權、社會群體和個人之間的利益博弈，“奔騰不息”的更有來自社會底層和民間的斗爭意志。阿姆瑞斯給我們提供的不僅僅是一份新的亞洲歷史敘事，更是講述了一個不一樣的亞洲故事：以水與河流為中心的政治抗議史。面對“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氣象災害、水資源分配的極端不平等、河流被工業(yè)極度污染等現(xiàn)實危機，阿姆瑞斯著重論述了勇敢的媒體人、法律人和非政府組織（NGO）的不屈抗爭與來之不易的成就，揭示了在許多主流歷史敘事中被忽視的“塑造亞洲歷史”的力量。我認為這是作者關于“如何”（how）的論述中極為重要的議題，特別具有現(xiàn)實意義。
印度記者帕拉古米 ·賽納特（Palagummi Sainath）在1993年得到《印度時報》的資助到印度最貧困的地區(qū)考察。在有關印度農村貧困地區(qū)的報道越來越少的時候，《印度時報》以連載的形式發(fā)表了賽納特的報道。賽納特希望突破媒體對“宏大事物”的關注，突出揭示“那些可能導致混亂又并非好新聞素材的長期趨勢”。他在文中揭露了農村水源匱乏而導致牟利的“水霸”（water lords）集團出現(xiàn)，并且提出“農業(yè)干旱”和“氣象干旱”是兩個不同概念，前者有時是“人為操縱”的結果。他還揭露了在所謂經(jīng)濟轉型中印度農民自殺現(xiàn)象泛濫，據(jù)估計1997-2010年至少有二十萬農民自殺身亡，他們難以忍受的壓力源于他們由于購買種子、化肥、殺蟲劑、抽取地下水的水泵燃料而欠下的債務不斷增加。另外，在今天重新審視賽納特在當年從印度農村地區(qū)發(fā)回的報道，可以發(fā)現(xiàn)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氣候變化加劇了印度和亞洲其他地方早就相互交織的生態(tài)和經(jīng)濟危機（285-286頁）?？梢哉f，媒體與記者的力量在發(fā)生天災人禍之時能否存在、能否發(fā)生作用并取得應有的效果，這是公共政治結構與力量是否健全、社會是否能夠健康發(fā)展的重要標識。
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人類對河流資源的改造、分配、濫用不斷積累著河流污染的危機，在印度表現(xiàn)得尤為嚴重。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有研究報告指出“印度的河流污染已經(jīng)到了臨界點。印度受污染的河流清單讀起來就像長長的死人名單”。報告把神圣的恒河描述為“糞池網(wǎng)絡”，并列出了一份對河流污染負有責任的產(chǎn)業(yè)名單，揭露了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生態(tài)危機”（287頁）。1985年，參與公職競選活動的律師梅赫塔（M.C. Mehta）對造成恒河嚴重污染的違規(guī)企業(yè)提起了一系列公益訴訟，成功地使三百家污染工廠關閉，五千家工廠被迫使用更符合環(huán)保要求的技術，法院命令兩百五十個市政當局建立污水處理廠。印度最高法院在一份判決書中指出“任何對河流的進一步污染行為，都會引發(fā)一場災難”。梅赫塔還在一起案件中起訴了坎普爾市政府，最后獲得勝訴。作者也指出，與印度河流污染的整體規(guī)模相比，梅赫塔的訴訟成功僅僅是一場巨大戰(zhàn)爭中的小勝（288頁）。但是在我們看起來，這樣的“小勝”有時堪稱偉大的勝利，因為它們可以積少成多、聚沙成塔，給沉默的、心懷恐懼的人群帶來希望，塑造亞洲的力量就是這樣一步步壯大起來。
關于在亞洲國家，尤其是在印度修建水利大壩的問題上，阿姆瑞斯無疑秉持質疑和反對的觀點。從宏觀政治的角度來看，他知道比起從前的殖民政權，獨立后的民族國家會有更為強烈的征服自然、改造國家的野心，修建大規(guī)模水利工程既是為了征服水域，同時也能極大限度地動員社會、集中資源、前所未有地體現(xiàn)民族國家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前景，當然也更能提升領導者的政治聲望。因此，阿姆瑞斯在書中對于大壩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論述。1978年， 印度計劃在訥爾默達河流域修建三十座大型水壩、一百三十五座中型水壩和三千座小型水壩，并為此尋求世界銀行的援助。政府雖然制定了移民與復建計劃，但按照慣例只包括那些擁有正式土地所有權的人。隨著流離失所人口規(guī)模的擴大以及環(huán)境破壞日益嚴重，到了八十年代末出現(xiàn)了由人權組織、環(huán)保群體、學生和地方人民協(xié)會等組成的非政府組織（NGO）的廣泛聯(lián)盟，形成了由社會活動家梅達·帕特卡爾（Medha Patkar）領導的“拯救訥爾默達運動”。該運動借助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堅持人民對山川土地擁有主權。其中最能引起共鳴的方式是“季風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即在季風期間河水上漲時，抗議者們站在齊腰深的水里，這種無聲示威形式象征性地訴諸氣候和季節(jié)的力量，而這正是大壩這些水利工程試圖摧毀的。拯救訥爾默達運動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支持，迫使世界銀行于1991年開始調查訥爾默達項目的情況，并于1993年決定撤回對訥爾默達大壩項目的資助。但印度政府的立場強硬，最高法院作出了支持項目繼續(xù)進行的裁決，運動遭遇了一系列失?。?91頁）。
作者指出：“印度獨立后熱衷于建設大型水壩，而抵制訥爾默達大壩的運動使人們開始關注大型水利工程對環(huán)境和社會所造成的危害?？茖W家與環(huán)?；顒蛹以?0世紀八九十年代所開展的研究表明，這些問題積累在一起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292頁）他接著列舉了大壩工程帶來的種種問題，除了極為高昂的經(jīng)濟成本之外，還必然有難以估算的社會成本，使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受到很大的沖擊。具體來說，設計的缺陷導致攜帶大量泥沙的河水漸漸使水庫淤積堵塞；水澇導致土壤貧瘠，加劇了土地鹽堿化；河水的流動以及生物的遷徙受到人工大壩的嚴重干擾，水源原生態(tài)受到極大破壞；為水媒、蟲媒疾病的滋生創(chuàng)造了條件，瘧疾的發(fā)病率顯著上升；大壩會淹沒大片森林和植被地帶，也影響到空氣環(huán)境；大型水壩對社會造成的破壞更是嚴重：自印度獨立以來，因水壩而流離失所的人數(shù)達到 四千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邊緣化的少數(shù)族裔。
1997年世界銀行資助成立了世界水壩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Dams），負責評估過去半個世紀全球水壩建設的效益和成本。該委員在 2000年發(fā)布的報告指出每座水壩的修建費用比預算平均多出百分之五十六，而供應用于灌溉的水量和水力發(fā)電量則比所承諾的要少；對大壩環(huán)境影響的評估結果也同樣很不樂觀。但是印度政府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反而制訂了人類歷史上代價最高昂和規(guī)模最大的修建運河計劃，試圖通過修建一萬四千公里的運河來銜接三十七條河流，輸送一千七百億立方米的水資源至印度各地，項目預算在八百億美元以上。2012年最高法院裁定該計劃應盡早實施完成。但是，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擔任過印度水資源部部長的拉馬斯瓦米 ·耶爾（Ramaswamy Iyer）直到2015年去世前的幾年里一直對這個計劃持續(xù)提出據(jù)理力爭的批評，他指出這個項目的本質就是想重新規(guī)劃整個地理現(xiàn)狀，所蘊含的無非是“征服自然”的狂妄思路；引水工程是建立在將印度水文狀況簡單化之上而罔顧當?shù)厣鷳B(tài)的危險想法（296頁）。
在阿姆瑞斯的研究視野中，印度與中國在水資源的利用與保護問題上的比較研究是一個重要維度，因此他也談到了中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xiàn)的環(huán)保運動和由梁從誡于1993年成立的民間環(huán)保組織“自然之友”，還特別提到梁從誡的父親梁思成是一位建筑遺產(chǎn)保護主義者。另外，阿姆瑞斯談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賽納特對印度農村開展考察的同時，中國記者馬軍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國水資源狀況的文章，并在1999年結集出版了《中國水危機》（中國環(huán)境科學出版社，1999年）。他介紹了該書內容和作者的觀點：“馬軍主張對河流的力量應有敬畏之情，應延續(xù)數(shù)百年來對河流的尊敬……他呼吁，‘讓垂死的江河因我們這一代人的辛勞而再生，將是我們無上的光榮’?！保?89頁）
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阿姆瑞斯對存在于當代環(huán)保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以及這種復雜性對現(xiàn)實行動產(chǎn)生的影響的論述。事實上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亞洲各地環(huán)保人士之間有密切的合作，歷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從這種非政府組織的所謂“亞洲網(wǎng)絡”中看到了希望，這些組織和環(huán)保行動可以突破宗教和國籍的限制而走到一起（318頁）。但是，阿姆瑞斯敏銳地指出：“還存在著一個意識層面的障礙。如我們所見，環(huán)保行動的感召力往往在于能夠喚起人們對特定景觀的依戀情感。無論是在印度還是亞洲其他地方，歷史敘事都是環(huán)保主義興起的基礎，但是環(huán)保主義者所呼喚的過去具有深刻的地方性；他們的敘事把早期的生態(tài)純潔與殖民主義和現(xiàn)代性的掠奪相提并論。民族主義的呼喚一直都是、到現(xiàn)在仍是環(huán)保主義者動員、獲取公眾支持的強有力方式。但它卻使跨境合作的開展變得愈發(fā)困難。”（319頁）所針對的當然是印度思想輿情中的環(huán)保主義，他還針對印度指出：“如今，政府無力跨越國界進行思考，而這種無力已經(jīng)危及人民的生活，也剝奪了政治的想象力?！保?20頁）不管他們是無力還是無能，我們不應該也被“剝奪了政治的想象力”，因而有啟發(fā)性的是應該把環(huán)保主義的精神和立場提升到普遍主義的層面，以亞洲作為整體性結構加入到全球性的環(huán)保事業(yè)之中。
阿姆瑞斯看來真的是語重心長地告誡讀者：“倘若本書中有一條一以貫之的教訓的話，這個教訓就是：水源管理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是個純粹的技術或科學問題，它也不可能在純粹的國家層面上解決。有關水源分配及管理的理念深受以下因素影響：文化價值觀、正義觀以及對大自然和氣候的認識和恐懼——包括自古以來對季風的恐懼、對季風越來越任性的恐懼。了解塑造亞洲的季風和山川河流，這樣的較量仍在繼續(xù)。”（同上）
在技術主義和國家之上，堅持文化價值觀、正義觀以及對自然的敬畏之心，是支持我們最后戰(zhàn)勝恐懼的信念與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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