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愛博（Albert E.Dien），美國斯坦福大學東亞系的資深教授，美國漢學界的代表人物，在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等多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尤其是魏晉南北朝的考古成就卓著。
丁愛博教授生于1927年，自幼對亞洲文化懷有濃厚興趣。1946年開始接觸中文和中國文化，先后在芝加哥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古代漢語。1956年被學校派遣到臺灣地區(qū)學習中文，就讀于臺灣師范大學國語中心，同時在臺灣大學歷史系旁聽劉崇、沈剛伯等名家的中國史學課程。其后返回美國撰寫博士論文。博士畢業(yè)以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學（1960-1961）；1962年，進入斯坦福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系擔任中文助理教授，并兼任臺北臺灣大學斯坦福中國研究中心主任；1966年任職于哥倫比亞大學；1968年再度被斯坦福大學回聘，此后一直從事中國語言與文化的教學與研究。1977年首次到中國大陸進行學術交流，曾多次到大陸各地考察古代遺跡，與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宿白先生、歷史系田余慶先生和榮新江教授等交往甚密。1993年榮休以后，榮任斯坦福大學名譽教授；2009年榮獲斯坦福大學“教學卓越終身成就獎”；2010年榮獲臺灣師范大學杰出校友稱號。
丁愛博教授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尤為擅長魏晉南北朝歷史與考古，且著述頗豐。其中用力最深、影響最大的當屬2006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這也是他集30年之功力完成的一部有關魏晉南北朝（即西方部分學者所稱的“六朝”）物質(zhì)文化史的杰作，而且是迄今為止唯一一部用英文撰寫的綜合性魏晉南北朝史專著。此書以大量考古材料及豐富的文獻史料，全面、系統(tǒng)地討論了魏晉南北朝物質(zhì)文化史的方方面面。此書已由中國人民大學的李梅田先生譯為中文，并于2013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丁愛博教授
請問您最早是在什么時候接觸到中文和中國文化的？
丁愛博：我在念小學時就想學習一些國外的文化。先是對中亞很感興趣，之后轉向印度。所以到了念大學時，開始學習印度的梵文。但在學了一年之后，我發(fā)現(xiàn)印度的社會與文化并不是我的興趣所在，于是就轉向了對中國文化的學習，那是在1946年。我是在18歲時開始學習中文的。
據(jù)說那時您一直學的是中國古漢語，對嗎？
丁愛博：對。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學校只能讀到古文，也沒有機會到中國來，所以我學了10年的文言文，對現(xiàn)代漢語所知甚少，以至于1956年我初到臺灣時，連“你好嗎”之類的簡單口語都不會表達，很難進行交流。正是從那時開始，我才開始學習中文的日常會話。
是什么樣的契機讓您到臺灣地區(qū)學習中文？
丁愛博：我們學校一直有一個主要為提高學生中文口語水平的派遣項目。1949年以前，我們那里學中文的學生可以被派遣到北京深造。1949年以后，因為眾所周知的問題，我們沒辦法繼續(xù)這種交流了。到了1956年，我們學校決定改派學生去臺灣，我因此成為頭一批到臺灣學習的5個人之一，在臺灣師范大學國語中心學習。當時的英文系主任梁實秋教授為我們找了一些很好的漢語老師。
在您的學習和研究過程中，與老一輩中國學者有很多交流。能否談談其中令您印象深刻的中國學者？
丁愛博：頭一位應該是董作賓先生。我還在芝加哥大學學習中文時就見過他。當時他在那兒訪問，待了一年。但那時我還不怎么會講中文，只能看看他。到臺灣以后，我常常旁聽劉崇的史學史課，還有沈剛伯等，他們都是很有名的學者。我在臺灣做了兩年半的學生，從1956年到1959年，隨后回國完成博士論文。再之后兩年我去夏威夷大學任教，教中文和中國文化。1962年到斯坦福大學工作，并以教授身份回到臺灣交流。從這時起，我與沈剛伯他們有了更多的接觸。1977年我被派往中國大陸，開始認識這里的學者。其中接觸最多的應該是宿白先生，我已經(jīng)不記得是怎樣與宿白先生相識的了。只記得和他在拉薩有過一次會面。當時他正在那里做研究，我和夫人去旅行。他邀請我去了一家小飯館，說那里非常好。我們?nèi)チ艘院?，感覺真的非常好。昨天我和李梅田先生一起去拜訪他，還提起這件事，他也還記得。這已經(jīng)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另一位交往較多的中國學者是田余慶，他曾到美國訪問一年。在斯坦福，我們有較多的交流。還有榮新江，因為我們的研究方向接近，都對中亞、粟特人感興趣，所以我們就認識了。此外還有很多很多的中國學者，如吳焯先生等，都與我有很多學術上的交流。
您涉獵的范圍很廣。您為什么選擇六朝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
丁愛博：我學習中文是在芝加哥大學開始的，學了3年，之后轉入加州大學。在那里我的老師就是專門研究六朝文化的。另外他對中亞也很感興趣，所以我就跟隨他選擇了六朝作為研究方向，但也研究中亞?？梢娎蠋煹囊龑Х浅Ｖ匾?。當然，六朝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時代，物質(zhì)文化非常豐富多彩，我也很高興能有這樣的選擇。
以前有些西方學者將中國的六朝與歐洲的中世紀相比，認為這是一個黑暗時期。對此，您怎么看？
丁愛博：那種看法是不對的?，F(xiàn)在有些學者已經(jīng)認為，歐洲也沒有這樣一個黑暗的時期。對中國而言，說五胡時期黑暗當然也不對。那個時代不但是一個強大的時代，也是一個有眾多新發(fā)現(xiàn)的時代。不能因為漢唐時期是盛世，中間那段就是黑暗的。我反對這種認為六朝是黑暗時代的看法，我是不會用黑暗時代這個說法的。六朝研究的好處在于，漢唐時期國家是統(tǒng)一的，地方性的文化現(xiàn)象不容易反映出來。而六朝處在分裂時期，各地的地域性文化很難被掩蓋起來，民間的生活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六朝時期地域文化差異顯著，尤其是南北方的文化差異。您認為這是出于什么原因？是民族原因還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丁愛博：有人可能會認為南方文化水平高，北方樸素簡單，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南方雖然保留了漢代以來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北方其實也存在獨特的文化面貌。在《魏書》等一些北方正史中，就留有當時北方人對南方文化的看法。比如北方人會嘲笑南方人的飲食習慣以及較混亂的生活作風等，這都是由于南北不同地方的人對事情的看法不一樣。再舉個例子，顏之推在其作品《顏氏家訓》里就談到這樣的事：在北方有個熟讀四書五經(jīng)的博士替人寫了個買賣驢子的契約，寫了滿滿三張紙，還沒出現(xiàn)“驢”字，寫得非常啰嗦。曾經(jīng)有人在翻譯《顏氏家訓》時解釋說，之所以這位博士寫了三張紙都沒出現(xiàn)“驢”字，是因為他不會寫這個字，得出北方人文化水平較低的結論。其實這種解釋是完全不對的。這并非他會不會寫的問題，也無關文化的優(yōu)劣，只是由于他們的習慣使然。對于經(jīng)學，南北方也有不同的傳統(tǒng)。“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边@并不意味著雙方的文化有高下之別，而只表明在文化傳統(tǒng)上存在差異。出現(xiàn)這種差異，有政治、社會方面的因素，南方的皇室和貴族并沒有非常穩(wěn)固的權力，不能完全控制南方民眾，而南方本土的民眾才是社會最基本的組成?；适沂菑谋狈竭w來的，他們不能過于違逆當?shù)孛癖姷囊庠?，不能強占全部土地，他們需要在自己的統(tǒng)治和人民的意愿之間維持某種平衡。而北方就不一樣，鮮卑人在政權里擁有絕對權力，所以在北方的文官就需要小心翼翼。墓葬中隨葬的陶俑，南方發(fā)現(xiàn)很少，北方卻有很多。陶俑是反映軍事情況的，這說明北方是用軍隊武力控制國家的，而南方則相反。以高歡來說，他就擔心他的鮮卑軍人投奔西魏，文官投奔南方。雖然在南方文官也不會獲得更多權力，但會獲得皇室貴族的尊敬。顏之推就是這樣一位文人。當西魏與梁交戰(zhàn)，將他俘虜回長安，他聽說北齊與陳交好，于是投奔北齊，希望借此能再回南方。雖然他并沒有成功回到南朝，但他的這一舉動表明了當時文人士大夫的一些愿望。當時南北方文化確實很不一樣。
您對顏之推有很多深入的研究。為什么您對這個人物興趣如此濃厚？像《顏氏家訓》這類非正史的文獻，它在您的研究中占有何種地位？
丁愛博：我曾經(jīng)做過關于顏之推的論文，他的經(jīng)歷非常特殊，《顏氏家訓》更是提供了大量關于六朝的史料?！额伿霞矣枴愤@類非正史材料非常重要。正史是政府組織編修的，看起來好像很重要，但當時的風俗習慣、南北關系、南朝歷史等很多方面都可以通過非正史材料來了解，這些是正史所缺乏的，而這恰恰也更為重要?！额伿霞矣枴分斜Ａ袅舜罅筷P于南北朝民間生活習俗的內(nèi)容，這在很多別的史料中是看不到的。所以，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絕對不能忽視《顏氏家訓》這樣的史籍。
李梅田老師正在翻譯您的著作《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對此我們非常期待。請問，您在書中提到六朝時期以鮮卑為代表的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之間的關系，是融合（hybridization）而非同化（assimilation）。您能進一步作些解釋么？
丁愛博：Hybridization的意思是一個社會學習另外一個社會的某些方面，但還保留自己的特性。例如，外面的人看這個人是美國人，但美國人知道他是德國人、法國人、希臘人。他們都有自己的特性，可能還保留自己的風俗習慣。中文中的“融合”是這個意思嗎？“融”是“融入”，“和”是“在一起”。而assimilation是指兩個文化完全區(qū)分不出來了。我看過很多文章，確實都把hybridization譯為融合，但我看不出來那個意思。比如粟特文化的問題，如果說是hybridization，似乎說粟特人都非常高興與中國人融合。我自己一直在嘗試能否更好地描述“那個粟特人一直是粟特人”。比方說在粟特人的祆教中，死者的
身體不能碰到水、火或者土，所以他們把尸體放置在石頭上。雖然他們的墓志都用中文書寫，內(nèi)容也與中原人的墓志沒有明顯差別，但他們用石頭而不用木棺，這就表明他們保持了粟特人自己的傳統(tǒng)。當然，我們能看到墓志上的中文，說明他們是融合了，但是我們并不知道粟特人在生活中到底使用什么語言。
六朝時期的考古材料非常龐雜，你是如何將考古材料與當時的物質(zhì)文化、社會生活聯(lián)系起來的？
丁愛博：我覺得通過考古材料可以很生動地了解當時的社會。我有好幾篇文章都在作這方面的研究，其中一篇是關于魂瓶的討論。我覺得通過魂瓶來了解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思想文化非常有意思。不然的話，它也就是一件陶器而已，沒有太大的意義?；昶恐饕餍杏谖鲿x時期，到了東晉就逐漸消失了，為什么呢？可能因為西晉以后北人南遷了，祖先的靈魂留在了北方，于是就可以展開關于靈魂的討論，靈魂是存在于墓葬還是存在于宗廟？東晉時期應該是認為靈魂存在于宗廟的。因為南遷之后的北方人往往只能在宗廟中祭祀祖先，于是魂瓶也就不再放在墓葬中了。相反，假如將魂瓶放在墓葬中，則可能被看成對當時朝廷的反抗。因此，通過魂瓶的流行與消失，就可以討論當時的很多文化現(xiàn)象，包括精神文化方面。
近些年中國發(fā)現(xiàn)很多粟特文物，您昨天的演講也通過史君墓給我們介紹了粟特人的生活狀況，是否也是沿著類似魂瓶研究的那種思路？
丁愛博：對，通過考古材料來管窺社會，這是考古學的魅力所在。關于粟特的研究，我的興趣是通過考古材料看粟特文化如何受到中國的影響而變化的。至于其他方面，如中國文化與藝術是否也受到粟特文化的影響？我想這大概是藝術史的內(nèi)容，我對藝術史沒有太多研究。
您最近的研究重點有哪些？
丁愛博：最近最重要的研究主要還是有關粟特文化的。再有就是英國牛津大學在編《世界史學史》，其中有關于中國方面的內(nèi)容，我主要負責寫《六朝史學史》部分。英國劍橋大學編寫的“劍橋中國史系列”中的《劍橋魏晉南北朝史》也將由我來主編。
您對中國考古學近年的發(fā)展有何想法和建議？
丁愛博：李梅田先生正在翻譯的那本書（《六朝文明》）是20年前張光直先生叫我寫的。當時我著手這個工作時，還很難找到一本綜合性的著作，大多是考古簡報，于是我只好先作一個考古材料的數(shù)據(jù)庫。我花十幾年時間，一共作了1800多座墓葬的數(shù)據(jù)庫，包括地理位置、墓葬大小、出土文物等內(nèi)容。數(shù)據(jù)庫完成之后，我才有可能開始綜合研究。這是20多年前的情況?，F(xiàn)在的情況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了，中國有很多優(yōu)秀的年輕考古學家發(fā)表了很多優(yōu)秀的綜合性考古論著。
另外，關于中國考古學的發(fā)展問題。我想考古學也需要更多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才能相互理解、共同發(fā)展。我在斯坦福大學考古學方面的同事，他們的研究非常抽象和概括。中國學者想要和國外合作也需要在抽象研究方面更進一步。我舉個例子，以前我們舉辦了一個活動，一位中國學者在他的報告中非常詳細地介紹某個遺址出土情況的具體細節(jié)，而一位南美考古學者則是根據(jù)他的考古結果去推斷當時的居住環(huán)境等，可能后者的思想更寬廣、更抽象一些。當然，現(xiàn)在很多中國的年輕學者也在這方面作了很多思考，這有助于中國與世界的交流。
【本文初發(fā)表于《南方文物》2012年2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聞經(jīng)李水城教授授權刊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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