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國族史（national history）興起于二十世紀初，始自梁啟超在1902年前后刊發(fā)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和《新民說》等系列文章。由于深受日本、歐洲民族主義的激蕩，這些文字大力鼓吹旨在救亡圖存的“史界革命”，稱：“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边z憾的是世界史（world history）卻沒有人來提倡，長時間里都沒有得到學界的充分關(guān)注。直到1952年前，即使最被贊譽的頂級學者，如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諸先生的研究，最遠沒有超出西域、中亞及印度。再就開設(shè)的相關(guān)課程來看，當時除了清華有雷海宗先生講授的世界史之外，就連由胡適、傅斯年一手打造的北大也只開出了西洋史，許多高校的史學系僅為一形單影孤的中國史。
共和國成立之后，世界史得到了空前重視。旅美歷史學者陳懷宇教授自2011年以來就在《文史哲》、《歷史研究》等期刊上刊發(fā)的相關(guān)文章，于2024年1月以《從普林斯頓到萊頓：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為題結(jié)集出版，詳細講述、討論了1947年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的遠東文化與社會學術(shù)會議、1955年中西史家在萊頓漢學會議上的接觸，1955年在萊比錫舉行的東亞學會議、1956年關(guān)于中國歷史分期的討論，以及1950年代新中國的“亞洲史”研究、中國中古史研究怎樣走向世界等事件和議題。結(jié)論是此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表現(xiàn)出強烈的去歐美中心化和去殖民化色彩，世界史的發(fā)展也直接挑戰(zhàn)了西方、日本及蘇聯(lián)的“東方主義”。（《從普林斯頓到萊頓：中國史學走向世界》，臺北：秀威資訊出版公司，2024，第10頁）
《從普林斯頓到萊頓：中國史學走向世界》書封
是書重點談及的翦伯贊先生，研究領(lǐng)域雖在史學理論及秦漢史，卻是那個年代發(fā)展世界史最熱衷的提倡者。早在1943年刊發(fā)的《略論中國史研究》一文中，他指出過去與現(xiàn)在的史家，都把中國史當作一種遺世而獨立的歷史，并不關(guān)注與世界史的關(guān)系；其認為：“中國史固然有其自己之獨特的運動和發(fā)展，當作世界史中的有機之一環(huán)，則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又絕不能劃出一條絕對的界限。”如是書由此談及1956年9月2日至8日在巴黎舉行的第九次青年漢學會議，有一個晚上討論中國史與世界史相結(jié)合的話題，翦伯贊撰寫的《會議紀要》標明了與會者的共識——“世界通史必須注意中國的歷史，而研究中國歷史，必須具有世界通史的眼光，始能全面觀察?！保ǖ?46頁）
作為實際推動者，翦伯贊對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更是居功至偉。1952年院系調(diào)整之后，翦伯贊出任北大歷史系主任，1954年前成立了國內(nèi)首個世界史教研室，匯聚了可謂當時最豪華的研究陣容，如楊人楩、齊思和、張芝聯(lián)、張蓉初、胡鐘達、張廣達等。再至1963年北大率先成立世界史專業(yè)，又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之下。這一發(fā)展不僅對北大專業(yè)建設(shè)和人才培養(yǎng)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且還對推進國內(nèi)相關(guān)教學與研究貢獻良多。就此，著名中國史研究者林滿紅教授說：“中國大陸史學在帝國主義侵略論的強調(diào)下，有時較臺灣更注意世界史。”（《以世界史框架寫中國人的近代史》，《晚近史學與兩岸思維》，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年，第184-185頁）
值得濃墨重彩的，是本書專辟一章談及新中國的亞洲史研究。1954年，為給高年級的學生開設(shè)亞洲史，北大成立了由原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周一良領(lǐng)銜的“亞洲史教研室”。1956年，周一良與南開吳廷璆教授共同完成了《亞洲各國史大綱》的起草，隨即在北大率先開出了從古至今不同時段的《亞洲史》課程。此時雖說是“一邊倒”的學習蘇聯(lián)，教育部規(guī)定原則上所有院系和課綱必須參照蘇聯(lián)模式；然無奈蘇聯(lián)繼承了太多俄羅斯帝國的思想遺產(chǎn)，學科設(shè)置中只有殘留不少種族及文化偏見的“東方史”。此時我們另辟蹊徑創(chuàng)辦“亞洲史”，思想史意義如本書所言：“從學術(shù)和教育領(lǐng)域來支持亞洲的反殖反帝運動，從而也將自己與蘇聯(lián)陣營區(qū)別開來，無疑是一大創(chuàng)舉?！保ǖ?70頁）
按照作者的說法，這種在世界研究研究中推陳出新的“亞洲史”，反過來也影響到了蘇聯(lián)的東方學研究，這“從1960年蘇聯(lián)科學院的‘東方研究所’改組并更名為‘亞洲民族研究所’可見一斑”。（第169頁）如果由此追溯翦伯贊等人的思想脈絡(luò)，或可認為這基于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世界歷史”的理論設(shè)定。如《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所言：“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馬克思從“現(xiàn)實的人”出發(fā)，注重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革命，強調(diào)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市場和世界經(jīng)濟，打破了各民族原有的孤立狀態(tài)和自然分工，歷史就愈成為世界歷史。（Michael K R?TKE, “Marx and World Histor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2018, Vol.63, No.1, pp.91-125）
馬克思繼承德國古典哲學，可以說受到了啟蒙思潮的深刻影響。畢竟，致力啟蒙的歐洲知識人早在十五世紀前后就已形塑了一個所謂“文人共和國”（Respublica lilleraria）的身份認同，不同國籍的學者自由穿梭于巴黎、阿姆斯特丹、維也納、日內(nèi)瓦和倫敦等地，運用彼此諳熟的拉丁文進行溝通和寫作。在討論歷史話題時，他們大多認為應(yīng)從中開掘普遍的人類精神，即便撰寫一部特殊民族的歷史，也當努力展現(xiàn)那些可視為人類進步、自由和博愛的永恒法則，即被時人稱之為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就像1788年歌德介紹席勒擔任耶拿大學歷史教授，首堂課他開講“什么是普遍史，為什么要學習普遍史？”主題是《歡樂頌》中吟誦的：“億萬人民團結(jié)起來！大家相親又相愛?！?/p>
該校當時共有800-900學生，約一半學生慕名前來聽課，而席勒是康德的最忠實信徒。1784年，康德發(fā)表了《具有世界性目的的普遍歷史的理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一文，最先對“普遍史”進行了理論闡釋。由于相信人們的行為不論多么復雜，都由普遍法則所決定，其中理性和自由意志發(fā)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康德認為盡管歷史充滿著混亂和沖突，卻是朝著一個更高的道德目標邁進。即使到1800年前后，當赫爾德、席勒和洪堡鼓吹德意志文化的世界使命時，也沒有對自己族群的歷史表現(xiàn)出太多興趣，而是期望在康德的“普遍史”意義上找到能讓世界更團結(jié)和更開明的可能性。（Benedikt Stuchtey and Peter Wende, 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34）
自十八世紀末的美國和法國革命首次提出現(xiàn)代國家的理念，史學隨之與民族國家的強勢發(fā)展緊密地聯(lián)結(jié)在一起。被視為國族史的創(chuàng)始之作，是英國史學家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于1848 年出版的《詹姆斯二世即位以來的英國歷史》，講述的是自十七世紀以來該國如何擺脫迷信、專制和混亂，創(chuàng)造了制衡性的憲法和具有信仰和言論自由的前瞻性文化，成為人類進步的榜樣和楷模。另一部也被世人極為看重的經(jīng)典，是法國史學家米什萊（Jules Michelet ,1798-1874）撰寫的多卷本《法國史》。該書自1830年代初開始寫作，至1867年方才完成，用三十多年時間，重點講述了究竟有哪些人、哪些事，讓法國能夠成為世界上“如此重要的一個國家”（such an important nation）。
當時的英、法兩國，史學專業(yè)化尚在初創(chuàng)階段，不論是麥考利，抑或是米什萊，不時游走于文學、政治等其他公共領(lǐng)域，并非專職史家。與之相較，德意志史學的專業(yè)化程度最高，史家獲得教職后多不再轉(zhuǎn)行；再以大學與國家關(guān)系密切，升等、出版及各項榮譽難免不受政治權(quán)力的干預(yù)，國族史就較英、法同行更為風行，走得更遠，也更注重“科學史學”的研究規(guī)范。以蘭克的愛徒西貝爾（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為例，1841年畢業(yè)于柏林大學后，先后供職于波恩大學、馬爾堡大學、慕尼黑大學，1875年擔任了由俾斯麥親自任命的普魯士檔案館館長。其時他撰寫的《威廉一世統(tǒng)治下的德意志帝國的建立》，重點講述了德國的統(tǒng)一大業(yè)，宣稱史學應(yīng)“對宗教、政治和國族等驚天動地的重大問題采取特殊的立場”。（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pp.34-35）
實際上，當時已被稱為“科學史學”之父的蘭克，對自己的國族史就沒有那么熱衷。1871年他從柏林大學退休之后，開始了早就著手準備的《普遍史》之寫作。年過八十的他行動不便，只能通過口授，請兩位助手將之整理成文。該書第一卷于1880年出版，以后逐年出版一卷，至臨終之前第七卷交付印刷，最后兩卷由門生杜費根據(jù)其從前的講稿整理而成。晚年的蘭克曾經(jīng)寫道：詩人是天生的，音樂家和數(shù)學家也通?？释贻p時取得杰出成就，然歷史學家必須要到老年。這不僅是因為其研究領(lǐng)域過于廣泛，需要厚積薄發(fā)，且還在于漫長一生賦予了其對歷史進程的深刻洞察力。所以，有人說：“令人尊敬的蘭克是以一部普世史而結(jié)束了他的職業(yè)生涯（with a Universal History）。”
蘭克的冷靜與平和，引起了年輕一代激進國族史家們的強烈不滿。他于1847-1848年出版的《勃蘭登堡家族回憶錄》、《17世紀和18世紀的普魯士歷史》，將普魯士視為一個中等國家，且未放置在世界舞臺的中心，引發(fā)了許多言辭激烈的批評。前述最鐘愛學生的西貝爾，雖于1856年由老師推薦到慕尼黑大學擔任歷史教授，然倆人不久就分道揚鑣。至少在學術(shù)上，西貝爾蔑視蘭克，認為其徒有“失去靈魂的虛名而已（as soulless respectability）”。另一位更激進的國族史家特雷奇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1834-1896） 于1872年讀到蘭克的新著時，在給朋友的信中禁不住怒斥道：“此人應(yīng)生活在英國或意大利，在那里其偉大是可以得到毫無保留的贊賞。”（Britis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750-1950,pp.37-38）
糟糕的是，這些激情過于四射的國族史家們，為爭取民眾對當前施政的支持，難免會對自己的國族歷史進行某種不適當?shù)拿阑涂湟?。就像馬克思稱麥考利為“歷史的系統(tǒng)篡改者”那樣，此時沉浸在德意志統(tǒng)一喜悅之中的這批史家，極為推崇普魯士的尚武精神和好戰(zhàn)意志，大力鼓吹德國人是上帝的選民，無論在文化，抑或在精神方面，都比其他民族更為優(yōu)越。再以前述的特雷奇克為例，1866年被任命為弗萊堡大學教授之后，在課堂上及撰寫的《19世紀德國史》中充斥著對德國歷史的極端解釋——所謂“勇敢的民族擴張，懦弱的民族衰亡”，強烈主張德國占領(lǐng)、獲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和世界霸權(quán)。這也被漢娜·阿倫特稱為“民族主義中最危險的概念”（the most dangerous concept）。
二戰(zhàn)結(jié)束之后，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了較大的擴展。共享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世界歷史”理論的蘇聯(lián)、中國，堅持“厚今薄古”，論及世界現(xiàn)代史的演化，一個強調(diào)1917年“十月革命”的重要影響，另一個偏重于亞、非、拉各國“反帝反殖”的獨立運動，兩者并非完全一致。反觀此時的西方，至少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報告曝光，及匈牙利事件爆發(fā)前，學者普遍左傾，國族史業(yè)已不再獨霸。具體說來，英國有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崛起，法國則是年鑒學派的大行其道。前者，以“次國家”的階級為研究主軸，更多講述底層勞動人民的反抗及其對歷史的創(chuàng)造；后者區(qū)隔出“超國家”的中時段、長時段，將政治列為“事件史”的“短時段”，稱不值得學者們特別關(guān)注。
至于二十世紀以來的“普遍史”，可以說在此領(lǐng)域里踽踽獨行，做出驕人成就者，是撰寫《歷史研究》的湯因比。在當時主流史學排斥宏觀思考的學術(shù)氛圍之中，湯因比早就立志撰寫一部能夠涵蓋古代與現(xiàn)代、東方與歐洲的歷史巨著。該書自1927年動筆，1961年完成，歷時三十多年，共十二卷、九千余頁，討論了愛斯基摩文明、奧斯曼文明、斯巴達文明等二十四種文明的誕生和演化。其中包括已經(jīng)“衰亡”的十四種文明，另外七種仍然“活著”的文明。湯因比以“哥白尼的方式”（Copernican）否認了國族與西歐在人類歷史的中心地位，更看重文明“在全人類和全體生命的表現(xiàn)與成就中所顯現(xiàn)出無所不在的力量”。（ William H. McNeill ,Arnold J. Toynbee: A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164）
當下學界多認為“全球史”的寫作理念，源自于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于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一書。1940年，還曾是康乃爾大學博士候選人的他，偶然機會讀到了剛出版的《歷史研究》之前三卷，被深深吸引而欲罷不能，決心也要撰寫這樣一部關(guān)于文明演化的歷史巨著。不同于湯因比將文明視為彼此獨立的單元，麥克尼爾強調(diào)了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促進與彼此影響，并聲稱自己的研究只是對湯因比歷史觀的一項改進。再當1989年，他撰寫的湯因比傳記出版后，一篇書評稱其是當代少許幾位能跟得上湯因比步伐的史家，自然是此傳記的最合適寫作者。（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3 ,Jun., 1991, pp. 821-822）
由此說來，全球史或可視為當年“普遍史”的2.0升級版。1985年，麥克尼爾當選美國歷史協(xié)會主席，就職演講中說：“狹隘歷史編纂學必然擴大沖突，相反，明智的世界史卻可以培養(yǎng)一種個人對于人類勝利與苦難的責任，從而減少可能遭遇的毀滅。我確實感到這是當代史學專業(yè)的道德責任。我們應(yīng)該發(fā)展一種普遍史，這種歷史應(yīng)有足夠之處來容納人類諸多差異性。”（“Mythistory, or Truth, Myt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1 ,Feb., 1986, p.7）同樣受到全球史家們高度尊重，即撰寫《世界的演變：19世紀史》一書的于爾根·奧斯特哈默，前兩年也聲稱自己作為老派的啟蒙思想辯護者，堅信那些普適價值在危機日益深刻的今天，仍然有著非常重要意義。
就其時中國史學“走向世界”的話題，陳懷宇之書指出可以用三種寫法。一是全球史，講述世界學術(shù)共同體的形成和演變；另一是國族史，講述中外關(guān)系的發(fā)展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還有則是世界史，講述不同國家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競爭。（第108頁）考慮到我們眼前的現(xiàn)實，國族、世界和全球都是斬釘截鐵的客觀存在，只要不想入非非、走火入魔，這三種寫法都有各自的合理性，不必非此即彼，也沒有高下優(yōu)劣之分。關(guān)鍵在于從這三種研究視角出發(fā)，不論由哪個方向切入，我們看到的僅是一些特殊性、偶然性、或碎片化的“歷史真相”。就像蘭克所說每一樁歷史存在之中都可辨識出無限，都出自于一種超然于萬物的永恒，故歷史真理也就“只能有一個”（die Wahrheit kann nur eine sein）。所以，在那些具體史事之上，如何進而開掘和尋找那個更具超越性、前瞻性和包容性的歷史真理，還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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