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的夢

親人離開快二十年了，楊先生獨自留下打掃戰(zhàn)場，憑著她的倔強和堅忍，一點一點地實現(xiàn)親人未竟的心愿，也為世上的讀書人留下一個又一個文化瑰寶。

本文作者陳潔，商務印書館編輯，《錢鍾書手稿集》責編，她和她的團隊，這些年陪著楊先生做這個夢，并將這個夢一一實現(xiàn)。在《錢鍾書手稿集 外文筆記》四十八冊附一冊全部出齊之際，我們向楊先生，也向這個團隊，送上敬意和祝賀！

記得在《我們仨》中，楊絳先生寫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夢中他們一家三口時聚時散，讀來很是傷感。1997－1998年，女兒和丈夫相繼離世，對于年近九十高齡的楊先生來說，這份打擊突如其來，實難承受。而她終究是倔強的。她想離自己至愛的人再近一點，于是又做了一個夢。這就是親手整理出版《錢鍾書手稿集》，令“死者如生，生者無愧”。200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容安館札記》（全三冊），2011年出版了《中文筆記》（全二十冊），2015年12月，《外文筆記》（全四十八冊附一冊，下圖）出版，這套歷經15年、涵蓋72卷冊的鴻篇巨制終成完璧。楊先生的夢圓了。

今年春節(jié)前夕，當楊先生拿到《外文筆記》最后幾冊新書時，雖然沒有多說什么，但白皙的面龐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猶如冬日的暖陽一般。我給她念新書簡介時，她一邊看一邊靜靜地聽著，絲毫不嫌我聒噪。偶爾，她靠在沙發(fā)背上閉目養(yǎng)神，那么的放松，如釋重負……

回想起2008年我剛剛接手《中文筆記》的編輯工作，初見楊先生，她端坐在窗邊的小椅子上，認真聽我忐忑不安地匯報，也沒有多說什么，但是那挺直的脊背和緊緊抿著的嘴唇，無不透露出內心的焦急。

2011年《中文筆記》（全二十冊）出版，為楊先生的百歲壽辰送上了一份真誠的賀禮。這套書涉及三千余種圖書，讓人們見識了錢先生的博覽群書，也見識了他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癡迷。楊先生興奮不已，聊起很多往事，她說錢先生在世時，墻角總堆著很多書本，凌亂不堪，楊先生就想買幾個書柜來裝，可錢先生執(zhí)意不肯，他說把書裝到書柜里就藏起來了，放在外面才是要看的。的確，錢先生常常要翻看那些筆記本，有時楊先生在陽臺上晾曬衣物，錢先生就倚在陽臺門邊，一手拿著筆記本，一手捻著下巴上的短須，把筆記本里摘錄的精彩片段念給她聽……此情此景，猶在目前。

《中文筆記》的出版工作結束后，心急如焚的楊先生便將《外文筆記》提上日程。錢先生年輕時就是攻讀和講授外國文學的，之后因為各種原因長期借調到中國古典文學組，但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外國文學的閱讀和研究，寫了大量的筆記，其中積累了很多材料和理念，更有將古今中外的書籍互相比較參證、融會貫通所獲得的心得，總想有朝一日能夠整理條貫，用英文寫一部論外國文學的著作，不料晚年“多病意懶”未能實現(xiàn)，成為他一生的遺憾。楊先生深知這些筆記積聚了錢先生畢生讀書所得，即便他用不上了，但對那些有志讀書、研究中外文化的知音者來說，總該是有用的。她說：“我衷心期盼能在有生之年親見《外文筆記》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然而《外文筆記》的篇幅多達三萬五千余頁，相當于《中文筆記》兩倍有余，特別是涉及英、法、德、意、西、希臘和拉丁語七種外語，近五千種書目。盡管我們的團隊有做《中文筆記》的經驗，有多語種編輯做后盾，還配備了專職的編校人員。但如何像《中文筆記》一樣編出詳細的目錄？哪里去找能夠勝任這項工作的多語種專家？這談何容易。當我跟楊先生講述《外文筆記》起步維艱時，她點點頭，沒說什么，卻眼角微濕。不久，楊先生托朋友請來了德國波恩大學教授、《圍城》德文版譯者莫芝宜佳（Monika）和她的丈夫莫律祺（Richard）整理匯編《外文筆記》，他們都精通多門外語，兩人加起來足以解決七種語言問題。

其實，早在1999年，楊先生就開始“打掃戰(zhàn)場”，整理錢先生遺留下來的筆記手稿，準備整理出版并將原件全部捐贈給清華大學檔案館。無論中外筆記，她都逐一清點頁碼，有的還在筆記旁邊加了自己的按語。但畢竟年事已高，力不從心。有一次莫芝宜佳來看望她，未雨綢繆的楊先生給她看了部分《外文筆記》，讓她大開眼界，饞得她次年又來了一趟，自告奮勇整理這批筆記，打出了一百多頁的目錄，大大小小211個筆記本猶如一座西方文學的寶庫，令她記憶猶新。不料十幾年后，楊先生再次找到了她。

這對年逾古稀的德國夫婦連續(xù)三個春天來到北京，在清華大學檔案館的大會議室里查看手稿資料，一待就是一整天。2012年春，48冊書稿的編次、分輯和目錄基本成形；2013年春，全書序言成形，前三輯校樣審讀確定；2014年春，第一輯出版首發(fā)，后三輯校樣審讀確定。這四年中，他們無論是在德國的家中，還是去國外休假，都在利用電腦編制目錄、眉題文字和索引等工作，隨時通過互聯(lián)網為編輯工作答疑解問。

每次來京，楊先生都請他們去家中做客，有時討論書稿，有時暢談學問，不斷增進彼此的了解。2013年我們去探望楊先生，說到莫芝宜佳教授熱情周到，率真干練，而莫律祺先生彬彬有禮，認真嚴謹。她似乎也有同感，說：“Monika做事很快，可是Richard會拿過稿子來說：‘來，給我看看！’然后說：‘這里，改一改！’Richard是律師嘛。我叫他‘洋女婿’，因為他和我女兒同歲。”她還告訴我們，每次告辭時，莫律祺都會很有禮貌地向她行吻手禮?！妒指寮返目傂蚴菞钕壬鷮懙?，莊重典雅又不失生活情趣，根據(jù)《外文筆記》的體例需附英譯文，便于外國讀者閱讀，我們問楊先生誰堪當此任，她毫不猶豫地說：“Monika中英文兼通，她可以譯??！”沒過多久，莫芝宜佳便將這篇總序譯成了英、德兩種文字。

《外文筆記》共分六輯，每輯卷首都有兩位專家撰寫的簡介，楊先生每次收到樣書，都會戴上老花鏡，認認真真地讀這些簡介，每當看到簡介落款中這兩個熟悉的名字，她的嘴角就微微翹起來，親切而滿足。特別是在《第五輯簡介》中，讀到這一輯筆記全部是打字稿，她說：“錢鍾書是用兩個手指頭打的。”我說：“對啊，莫律祺先生在簡介中也提到了?！辈⒅附o她看那段話——“讓人驚嘆的是錢先生打字錯誤極少，這可能是因為錢先生是用兩指法打字的?！彼辉僬f：“謝謝！謝謝！”可見她心里對兩位“忘年交”有多滿意。

楊絳先生和莫芝宜佳夫婦

其實，他們之間的高山流水之情遠不限于此，更是源于對彼此生活創(chuàng)作的深入了解和對中西文化的共同熱愛。比如《外文筆記》浩如煙海，即使可以梳理出筆記的先后順序，如何劃分段落？莫芝宜佳當機立斷，緊緊抓住錢鍾書夫婦一生的幾個轉折點，大刀闊斧地劃分為四輯：第一輯，1935－1938年留學歐洲；第二輯，1938－1949年戰(zhàn)亂期間的年輕作者和學者；第三輯，1949－1972年生活在新中國；第四輯，1972－1992年成為國內外知名學者。（此外，第五輯為打字稿，第六輯為期刊雜志的筆記。）這自然與莫芝宜佳長年翻譯錢鍾書《圍城》和楊絳《洗澡》《我們仨》等作品分不開。莫芝宜佳當年翻譯《圍城》，面對如此博聞強記的作者，非得了解很多古今中外的典故不可。她曾經就書中提到“耶路撒冷圣廟的‘世界跳蚤大會’”一事，請教過錢鍾書先生，而她在整理《外文筆記》時，便親眼看到了有關耶路撒冷圣廟中的跳蚤的筆記，時空就在這里交匯。

盡管《外文筆記》的工作十分繁重，但莫芝宜佳夫婦深感榮幸。透過這套書里密密麻麻的字跡，他們深深體會到一位東方學者對西方文學的鐘愛與眷戀，當對異國作品的閱讀和理解達到足夠的廣度和深度時，國界與語言都不再是障礙，他們無法阻擋東西方人對同一種文學現(xiàn)象和思想觀點發(fā)生強烈的共鳴。回想1978年，“文革”剛剛結束，錢先生作為中國社科院代表團的一員前往意大利參加國際漢學方面的會議，當西方漢學家用漢語發(fā)問時，他就用外語回答，機智幽默，歐洲各國的文學典故、民間謠諺更是信手拈來，令與會的西方學者驚詫不已，使他們對“十年浩劫”后的中國思想復蘇充滿了好奇和希望。曾身處其中的莫芝宜佳博士說：“和錢先生的相遇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點。他給我打開了通向中國文化之門?！蓖瑯?，莫芝宜佳也形象地把《外文筆記》比喻為聯(lián)通中西方的文化長橋，稱它“飽含對相互文化的尊重”，“將是向全世界開放的、對民族間交流的慷慨貢獻”。

《外文筆記》于2014年5月先期推出第一輯，楊絳先生為出版座談會發(fā)來錄音講話，表示祝賀，她說：“2011年，《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出版時，我不敢指望、卻十分盼望有生之年還能親見《外文筆記》出版。承蒙德國漢學家Monika和她的丈夫Richard熱心幫助，如今《外文筆記》出版了第一輯，全書問世也指日可待了！”在之后的18個月中，我們的團隊和莫芝宜佳夫婦齊心協(xié)力，每隔幾個月就有一輯問世，送到楊先生手中。她每次都早早坐在客廳里等候，喜悅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她望著墻邊的矮柜，囑咐阿姨把《外文筆記》和《中文筆記》一起放到柜子上，旁邊還擺著錢鍾書先生和女兒錢瑗的照片。是不是這樣就能離親人更近一點？親人離開快二十年了，楊先生獨自留下打掃戰(zhàn)場，憑著她的倔強和堅忍，一點一點地實現(xiàn)親人未竟的心愿，也為世上的讀書人留下一個又一個文化瑰寶。（文/陳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