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賓福德（Lewis R. Binford），美國著名考古學家，新考古學（過程考古學）的創(chuàng)始者。
1931年11月21日，賓福德出生于美國弗吉尼亞州的諾?？耍∟orfolk）。高中畢業(yè)后進入弗吉尼亞理工學院（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學習野生動物生物學（wildlife biology）。大學三年級，因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及家庭貧困，他參軍服兵役，在駐日美軍擔任翻譯。其間，他曾與一些人類學家前往美軍“二戰(zhàn)”期間占領的太平洋島嶼調查研究當?shù)仉y民的安置情況，還曾在選作美軍空軍軍事基地預備場地的沖繩進行墓葬調查清理工作。這些經歷使他開始對人類學和考古學產生了濃厚興趣，盡管此前他從未接受過人類學與考古學的訓練。
結束軍旅生涯后，賓福德前往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學習人類學，用兩年半時間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1957年轉入美國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弗吉尼亞州美國原住民與首批英國殖民者之間的互動問題，這個選題或許早在他服兵役或在北卡就讀做遺址調查時就有了雛形。
1960年，賓福德完成了博士論文。但是直到1964年他才拿到博士學位。1961年，賓福德在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任助理教授，這也是他的第一份教職。在芝加哥大學，他主要講授“新世界考古學”（美洲考古）、“統(tǒng)計學方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等課程。1962年，他發(fā)表了《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重要文章，在美國乃至國際考古學界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此文甚至被看作是“新考古學”誕生的標志。這篇文章給賓福德帶來了一些麻煩，但也因此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1968年，賓福德與夫人薩莉（Sally Binford）將1966年一批志同道合者在美國考古學會提交的數(shù)篇論文匯編為《考古學的新視角》（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一書出版，這標志著“新考古學”走向成熟。
1965年，賓福德離開芝加哥大學，到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任教；一年后轉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1969年，受聘于美國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其間，他遠赴阿拉斯加研究當代狩獵-采集群體，利用現(xiàn)場所觀察的愛斯基摩人的組織行為考察史前時期的考古遺存，取得了矚目的學術成果。此后，他將主要研究目標轉向狩獵-采集群體，其一系列研究成果為史前考古，特別是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研究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視角。1978年，賓福德出版了《努那繆提民族考古學》（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此書是他的研究方法的最簡明總結，系統(tǒng)地闡釋了狩獵-采集民族與考古材料之間的關系。
1991年，賓福德作為特聘教授前往南方衛(wèi)理公會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任教，直到2003年退休。2000年，賓福德榮獲荷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名譽博士；2001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此外，他還獲得美國考古學會（SAA）頒發(fā)的終身成就獎。2010年，國際天文學會命名第213629號小行星為“賓福德星”，以表彰他對考古學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2011年4月11日，賓福德教授因心肌梗塞，在美國密蘇里州柯克斯維爾（Kirksville，Missouri）逝世，享年79歲。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考古生涯中，賓福德教授共出版學術專著18種，發(fā)表學術論文130余篇。
路易斯·賓福德教授
讓我們從過去談起，先談談你早年的生活吧。
賓福德：我在弗吉尼亞州諾?？松系母咧校蟛糠謱W校時光都是在海邊度過的。我對學校不是很感興趣，倒是更愿意逮麝鼠，在海邊泥灘上閑逛。
很多男孩都這樣！
賓福德：我的高中成績基本是倒數(shù)，位于最后面的十分之一范圍。直到我上大學后才對正規(guī)的學習產生興趣。
高中畢業(yè)之后你干什么？
賓福德：我上了大學（弗吉尼亞理工學院）。
學的是野生動物生物學，是吧？
賓福德：沒錯。
你的父母對野生動物或是人類學問題感興趣嗎？
賓福德：不，并不真感興趣。說出來不怕你笑話，直到我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之后，有一天我母親問我說：“瞧，你還待在學校里。你究竟什么時候離開學校，回家來找份工作？”我的父親比我母親和外婆懂得多一點。他是這樣支持我的：“上大學是件好事。”僅此而已。
好的，你在大學念的是野生動物生物學。跟現(xiàn)在的課程結構是不是一樣？是以生態(tài)學為中心的，還是非常傳統(tǒng)的？
賓福德：我想最好的說法是我很有興趣，而且學得相當不錯。有一次系主任把我叫去對我說：“你學得很好……，你將來在生物學上可能大有作為，你想過這個問題沒有？”我說：“是的，我很感興趣?！彼又f：“你知道生物學已是今非昔比了，在我還是學生的時候，還有許多物種沒有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物種都已經找到了。當然，在一些洞穴中還有某些盲蠑螈沒人研究過。我相信你如果去做的話，可能會找到一種。”這番交談讓我對那個時候的生物學產生了比較負面的看法。
緊接著你參軍，去日本做了翻譯，是吧？
賓福德：真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我成了一群人類學家的翻譯，他們的工作是安置硫磺島、塞班島等地的戰(zhàn)后難民。正是跟著他們，我學了點人類學，并接觸到考古學?，F(xiàn)在我可能不敢稱之為考古學。當時戰(zhàn)略空軍指揮部計劃建立遠東軍事基地，沖繩是主要地點之一。命令下達之前的沖繩基地只有一些破爛的道路，所有軍事人員都還住在帳篷里。他們得到一大筆錢修建戰(zhàn)略空軍基地，正式動工之前首先要推掉一些明顯的紀念遺存，主要是墳墓。軍隊的態(tài)度是：“好說，這些東西都是近現(xiàn)代的，找到主人，給他們點錢，讓他們把墳墓遷走就得了?？傊瓦@么辦?！庇捎谖夷苷f日語，所以參加了這項工作，到處去找墳墓所屬的家庭。然而，來來回回的核實，最終發(fā)現(xiàn)大部分墳墓都是考古范疇的。于是我和一組人草擬了一個計劃，應該搶救這些古代遺存，把出土物放到那霸（Shuri）的博物館去。當時博物館已被炸毀，但按照公共關系法案的規(guī)定應當如此。于是我便突然承擔了另一個角色，開始和當?shù)貧v史學家合作，清理這些墳墓，整理出土物，試圖發(fā)現(xiàn)其含義。此前我從未聽說過“地層學”這個詞。還好，我身邊有些人類學家可以求助。
所以你復員后回到大學開始學習人類學？你是怎么想的？
賓福德：我剛回國時想去弗吉尼亞學院，軍方提供補貼可以去學點什么。但是這里沒有人類學系。我得到一些建議，可以去北卡羅萊納大學，那里離家較近，做出這個決定純粹出于經濟原因。
那里你對誰比較有興趣？
賓福德：北卡羅萊納大學的考古學家有喬菲·科（Joffre Coe，現(xiàn)已退休）。人類學家有約翰·吉林（John Gillin）和約翰·霍尼格曼（John Honigmann），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社會學家——其中之一就是蓋伊·約翰遜（Guy Johnson，以上三位都已去世）。系的規(guī)模雖然不大，但是教授們都非常熱情，對教學內容把握得非常好，對學生也是鼓勵有加。這是一段美好的學習經歷。
好的，這是你的第一堂課。跟你以后的專業(yè)有什么關系嗎？只是普通的人類學課程？
賓福德：我按照要求選課，包括語言學、體質人類學、社會人類學以及考古學。此時我發(fā)現(xiàn)自己的退伍補貼不夠開銷了，于是我開始做生意。我在北卡羅萊納州承包建房，在我碩士研究生畢業(yè)離開時，我差不多蓋了31棟房子。有段時間我手下人相當不少。我住在退伍兵的房子里，每個周六的早晨，房子外面都排了長長一溜隊伍，等著我發(fā)工資。也就是說上課之外，我還干了許多事。
這些是你小時候學的技能么？
賓福德：是的，我高中時就一直參加建筑工作。如果按家庭安排，我應該會成為建筑承包商。家里也一直支持我這么做，而不是跟在動物屁股后面跑。
不錯，這讓你一直當頭。那你的學士還是碩士學位是在這里得的？
賓福德：我都得到了。我回美國就是想念碩士，這是我的選擇。但是我被建議應該在碩士階段多選一些本科生課程。于是我便得到一個學士學位。我拿得非常快，然后我進入碩士階段的學習，我也有了相關的背景。我用兩年半時間拿到這兩個學位。
需要寫論文嗎？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時候開始選專業(yè)，以及什么時候轉向了考古學？
賓福德：碩士學位涉及論文，我寫了論文，但沒要學位。因為我知道我在密歇根大學還會再拿一遍。這篇論文后來發(fā)展成為我在密歇根大學寫的博士論文（1964）。論文是研究弗吉尼亞州印第安原住民與早期英國殖民者之間的關系的，它基于我在北卡羅萊納時就已經開始的遺址調查工作。這項工作的目的是希望把考古材料與已知族群結合起來。我收集歷史文獻，搜索殖民時代印第安人的居住地點，并實地調查其位置。我希望通過研究已知族群的材料，了解考古材料特征如何反映族群性質。
你怎么會選擇這個題目的呢？我猜可能是由于材料的方便，是嗎？
賓福德：這是部分原因。還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我進入考古學領域之前的了解。從前我很喜歡在林地里閑逛，我發(fā)現(xiàn)了許多遺址。其中有一處連土地的主人都非常感興趣。當?shù)仃P于這個遺址有許多記載。17世紀早期，這個地區(qū)就被列為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是最早的保留地之一。我對這個地方一直很感興趣。當我開始考古研究時，有人問：“你打算怎么做？”我回答說：“我打算就從這兒開始，然后擴展出去，因為我對此已有所了解。我將從這里出發(fā)去了解殖民時代的那些群體?！蔽疫x擇這項研究是基于我十幾歲時就開始了解的東西。
你的博士是在哪里得的？
賓福德：密歇根大學。
所以你從北卡羅萊納搬到了密歇根。是什么促使你轉學的？
從北卡羅萊納大學畢業(yè)后，我向眾多學校申請獎學金與補貼。北卡羅萊納大學主要的考古學教授喬菲·科是密歇根大學的畢業(yè)生，他了解那里的情況。吉米·格里芬也在那里工作。他是美國東部的考古權威。選擇密歇根大學也就理所當然。另外，密歇根給我的條件不錯，所以我開始在那里讀博士。當時我已有碩士學位，但密歇根大學有規(guī)定，其核心課程是必修的，不管你以前有何學位。所以我又在安娜堡（Ann Arbor）花了一年時間拿了個碩士學位，然后才拿到我的博士學位，但這不是炫耀我拿博士文憑的時間。我拿到學位的時間滯后了，實際上4年前就已經完成了博士學位的要求。
我記得你在《一個考古學的視角》（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1972）一書回憶過這段經歷，當時遇到了一些困難。
賓福德：確實如此。
你什么時候開始對考古學作為一門學科的表現(xiàn)感到不滿的？
賓福德：在北卡羅萊納大學學習考古學的時候。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一群研究生坐在一起討論，有位教授走進來，聽我們的談話內容。于是我們轉過去問他：“您認為我們將來有什么樣的前途？”他回答說：“如果你們足夠努力的話，可能有個文化階段以你們的名字來命名?！边@跟我在學野生動物生物學時聽到的驚人地相似。我想我們應該也能夠有更大的作為空間。當我在密歇根讀博士時，我逐漸認識到，問題并不取決于我，而是考古學本身有很大問題！
那么你跟我們談談你在密歇根的日子吧。這些不滿是何時浮出水面的？
賓福德：安娜堡是一個令人鼓舞的地方。這里有一個非常善于啟發(fā)的教師隊伍。教授之間的交流也很多，實際上他們的觀點與經驗背景并不相同，具有豐富的多樣性。
除了格里芬，誰比較有意思？
賓福德：有意思的地方不在博物館里，而是在人類學系。這里有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已去世）、埃爾曼·塞維斯（Elman Service，已退休）、迪克·比爾茲利（Dick Beardsley，已去世）三位重量級教授。在美國，我們的學位是人類學，而非考古學。不管是研究石器還是研究骨骼，你的基礎教育與考試內容都是關于人類學的。我們選修的課程與參與的討論都非常有意思。你從安吉爾大樓（Angel Hall）出發(fā)——這里是上社會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課程的地方，這些課都很有趣。然后你走回到博物館，看到的則是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在數(shù)陶片，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你會不由自主地想，怎么把兩個世界聯(lián)系起來？我的意思是，一邊是活生生的人類行為世界，而另一邊則是單調、瑣碎的材料世界。這些考古材料實際上也是來自同樣的地方——人類行為。我們如何從一個世界到達另一個世界呢？考古同行與研究生之間有非常多的討論，這種思想也不斷受到鼓勵。于是在系里，考古學家與非考古學家以及人類學家之間自然存在著某種緊張的關系。
因此你們認為那些東西很讓人郁悶，問題也都沒解決。這導致了哪些具有建設性的行動呢？我的意思是，有人認為應該嘗試不同的發(fā)掘方法，或嘗試運用不同的方法處理材料嗎？這個問題是怎么出現(xiàn)的？
賓福德：最初我的反應是，我們應該學會用不同的方法看問題。不能總是準確記錄，而是要采用一種不同于傳統(tǒng)的解釋方法，學習如何從考古遺存中獲得信息。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如何采用新的途徑看問題？這可能是我最早追索的方向。當時我特別關注統(tǒng)計技術、分析方法，希望能夠發(fā)現(xiàn)僅通過發(fā)掘不能發(fā)現(xiàn)的材料特征與屬性。
此時你開始擺弄煙斗管了是吧？
賓福德：是的，因為你不得不重新看看你所有的東西。那個時候沒人收集燧石碎屑，也沒人收集動物骨骼，許多考古材料都被扔掉了，因為沒有人知道該怎樣研究它們。所以我早期關注的問題之一是，我們能夠從燧石石片中獲得什么？我們發(fā)現(xiàn)的這些普通物品常常是被大多數(shù)考古學家棄置不顧的。如果你能從這些普通的東西中獲取信息，那么，你就會比只研究稀有物品多一個比較的框架。研究動物骨骼、研究石器廢品是第一步。然后，我們開始研究歷史遺址中出土的釘子，我們希望從中獲取更多的信息。當時這些東西是被扔掉的，人們只收集那些“好”東西。另一件事是如何去整合我們的觀察。我所做的早期工作是研究墓葬出土物，它就屬于此類研究。從我們對火葬的了解中獲取信息，無論骨骼是否遭到焚燒破壞，它都可以提供多層面的關聯(lián)。所有這些東西結合起來，就不只是列表上有或沒有這樣的信息了，我們能夠獲取更多的內容。這也是早期我們“應該怎么看”策略的拓展，而且一旦你開始努力整合，你就會立即注意到社會組織與文化系統(tǒng)方面的問題。
我來問你，此時你讀了不少科學哲學與方法論方面的書吧？
賓福德：沒有。我曾經讀過一些，不過都是些教材——也就是哲學上的通識教育罷了。
你在密歇根大學待了多長時間？
賓福德：從1957年到1961年。1961年起我任芝加哥大學的助理教授——很低的職位，但我是在編教師。
你是怎么得到芝加哥大學教職的？廣投簡歷了嗎？
賓福德：不完全是。我得到一個面試機會，成功地通過了教師面試與面向學生的試講，以及相關手續(xù)，然后我就得到了教職。那個時候還不需要廣投簡歷，工作機會都是通過人際網絡獲得的。
你在芝加哥大學教什么？
賓福德：他們希望我講授的是美洲考古、統(tǒng)計學與方法論。
你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是吧？
賓福德：這是我在芝加哥時寫的。當時我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主要是墓葬出土物。因為當時美國中西部地區(qū)已清楚地發(fā)現(xiàn)了許多文化，基本都是以墓葬為標準劃分的。還有一些文化是根據(jù)我們稱之為廢棄堆積的材料定名的。當放射性碳十四測年方法開始應用后，很容易發(fā)現(xiàn)它們并非毫不相干。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同一文化系統(tǒng)的產物。隨著碳十四年代框架的建立，人們開始認識到，我們定義許多東西的方式對了解社會文化系統(tǒng)可以說毫無意義。這促使許多人——不只是我——開始努力思考，如果沒有碳十四測年幫助，我們怎樣得出同樣的結論。顯然，我們的方法存在不足，我們看世界的方法有問題。
也就是說，這個問題來自考古材料的同時性？歐洲情況有所不同，我們的問題是傳播——誰先來的？如此等等。而你遇到的問題是考古材料的同時性，完全出于意料之外？
賓福德：對。原以為是時間早晚關系，已經做過分期排隊及分區(qū)工作。然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大部分都是同時代的東西。
真沒有想到促進美國新考古學產生的主要因素居然是碳十四測年技術。
賓福德：是的，一開始碳十四的測年材料還很少，一旦你意識到自己的方法出了問題，所有的東西就都需要重新審視。在中西部地區(qū)確實如此。那里發(fā)現(xiàn)了許多“文化”，基本都是根據(jù)墓葬材料建立的。這個地區(qū)的墓葬材料很豐富，因為土墩墓在地表一目了然，挖開即可，因此形成了比較好的材料基礎。我記得自己曾參加一個會議，聽到有人在認真討論這個問題：“俄亥俄州有許多大土墩墓，但是這里沒人居住過，埋葬死者的人們都是從佐治亞州過來的！”原因是他們沒能找到所需的材料——具有與墓葬材料相同器物風格的聚落遺址。實際上墓葬中隨葬的是明器，聚落遺址中當然不會見到。碳十四測年幫助我們解決了這類問題。
好的，顯然你是帶著不斷強化的懷疑主義態(tài)度在進行研究。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有個討論會，是吧？這種懷疑是在這里形成的嗎？請跟我們說說。
賓福德：芝加哥大學的教學經歷是我有生以來最難忘的，因為這里有一個非常好的教師隊伍。跟許多學校不同，這里的人是真在搞教育。我們每周一在教師俱樂部開個見面會，詳細討論教學問題——如何組織課程，最好的講課次序應當怎樣——以獲得最佳的教學效果。這樣就形成了一些非常有創(chuàng)造性的課程。我記得曾經教過一門叫作“人類生涯”（Human Career）的課程，這是我有生以來最美好的經歷之一。這是一學年的課，通常由五名本系教師及一位或多位訪問學者一起講授。我參與其中時，基本順序是這樣的，有人從人類早期開始講起，一年中至少要講到國家起源?？死恕ず劳枺–lark Howell，現(xiàn)任教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講授早期人類歷史，不過他不是唯一講早期考古的。他之后是羅伯特·布萊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已退休），他們之間有重疊。然后是鮑勃·亞當斯（Bob Adams，史密斯森研究院秘書長），他和布萊德伍德又有所重疊。我則與他們兩人都有重疊，因為我要把美洲與亞當斯和布萊德伍德講的舊大陸進行比較。此外，還有訪問學者——我們曾邀請到波爾多大學（University of Bordeaux）的弗朗索瓦·博爾德（Francois Bordes，已去世）、德斯蒙德·克拉克（J. Desmond Clark，已退休），哥德堡大學的卡爾-阿克塞爾·莫伯格（Carl-Axel Moberg，已去世），意大利的阿爾貝托·布朗（Alberto Blanc，已去世）。由于這些學者各有專長，所以每年都會帶來新鮮的氣息。你如果作為一名老師參與其中，那么你就要同時參加與你所講材料相關的討論。這真是一個教學相長的課程，也正是在這兒我遇到了麻煩。
路易斯，這是你第一次遇到麻煩嗎？
賓福德：不是的，不過這次相當敏感。因為在此之前，你盡可以寫你的小文章，你可以與你的朋友討論，基本上你不會一周三天在材料上與某些學術權威打交道。我和克拉克·豪威爾相處得很好——我們之間沒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與布萊德伍德和亞當斯，在某種程度上說，關系的確有點緊張。
重新審視新石器時代革命！
賓福德：是的，正是如此。
可能因為這個原因，你寫了那篇開玩笑的文章《掠奪的革命》（Binford and Binford，The Predatory Revolution，1966）。
賓福德：是的。
是的。我記得你曾經告訴我，那不過是篇開玩笑的文章。你沒有想到居然被接受而且發(fā)表了，還被一本正經地對待。
賓福德：編輯知道這是一個玩笑，但是他把它當成一篇正式文章來處理，并且送給同行評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回收到了全部評論。所有評論者都是認真對待的。
但是這位編輯并沒有《當代人類學》這樣的工作人員協(xié)助哦！
賓福德：編輯把這些回復寄給我。他知道，我肯定會被逗樂的。我可能還保留著一部分回復。我倒是很希望知道是誰寫的——這些評論都是匿名的，每篇評論都非常棒。
芝大東方研究所的人可能由此對你刮目相看。
賓福德：是的。當時我在芝大與大部分學生一起做研究，都是些非常優(yōu)秀的學生。你只要說：“為什么不這么試一試呢？”他們就會全力以赴去研究，然后帶回來許多讓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芝大的學生群體非常了不得。
華翰維（Henry Wright，現(xiàn)執(zhí)教于密歇根大學）當時在芝大，是吧？
賓福德：早期學生中還有比爾·朗?？耍˙ill Longacre，亞利桑那大學，現(xiàn)已退休）、斯圖爾特·斯特夫（Stuart Struever，［美國］西北大學）、萊斯·弗里曼（Les Freeman，芝加哥大學）、湯姆·林奇（Tom Lynch，康奈爾大學）、梅爾·艾肯斯（Mel Aikens，俄勒岡大學）。這是早期的學生群體。
真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群體！
賓福德：然后是鮑勃·惠倫（Bob Whallon，密歇根大學），迪克·古爾德（Dick Gould，布朗大學）是從哈佛大學轉過來的。后來，華翰維從密歇根大學轉過來?？巳鹚埂てげ紶査梗–hris Peebles，印第安納大學）也來了——他本來就是芝大本科畢業(yè)生。接著是吉姆·希爾（Jim Hill，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以及其他一大批學生，的確是一個相當出色的學生群體。
這些人可能大多是與新考古學初期崛起聯(lián)系在一起的。
賓福德：是的。在分析方法上出色的有朗?？恕⑾?、斯特夫、惠倫，這方面有重要影響的工作大多是他們做的。在考慮問題方面，弗蘭納利（Flannery，密歇根大學）無疑是最好的，因為他是一個出類拔萃的田野工作者。弗蘭納利拿學位的麻煩是你不能把他從野外召回來，讓他有足夠的時間參加考試！所以在這個群體中，你不僅僅是與一幫聰明的人在一塊研究，而且他們具有豐富的田野經驗，從而使得合作交流富有成效。
那么是在什么時候——隨后還是更長的時間之后，某種意義上整個群體凝聚了一種共識？即人們所說的新考古學，包括你與這些人的研究。
賓福德：這有些嘲諷意味。當時，我們嘗試各種研究途徑——尋找方法、考慮分析策略、建立模型、反思過程，如此等等。并沒有一個什么群體，都是一些個人行動，通常都是彼此隔絕的。如霍華德·溫特斯（Howard Winters，紐約大學）都不知道在博物館的什么地方做研究。當時整個美國也不存在這樣一個群體。當我們湊到一塊開會時，也不只是一篇論文，而是六篇，于是我們被視為一個群體，就像一個社會組織一樣，而不是互不關聯(lián)的個人。所以說，人們對我們的稱謂與實際情況之間有那么點聯(lián)系?！靶驴脊艑W”這個稱謂是批評我們的人發(fā)明的?！芭?，又一篇‘新’考古學家的文章！”有點尖刻，但是我們決定接受它，并且也讓他們勉強接受了。
我記得是在一次學術會議的討論分會上，當時提交了許多論文，這是你第一次產生重要影響。
賓福德：1963年，在科羅拉多州的博耳德市（Boulder），我們第一次在美國考古學會會議上提交了一批論文。稍后，我想是65年或66年，我們又寫了一批，后來結集出版，此即《考古學的新視角》（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Binford and Binford，1968）一書。
你在芝加哥待了多久？
賓福德：我1961年去，1965年離開。
你為什么要離開芝加哥大學？
賓福德：我被解雇了。
請解釋一下原因。
賓福德：我按照要求在規(guī)定期限內完成了博士論文，當最后限期到來時，大家也都可以說：“我們不知道他是完成了還是沒完成博士論文?！庇谑呛酰沂欠裼袑W位也就成了個問題，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還有一個方面是我和布萊德伍德的關系，他似乎已忍無可忍了，所以我離開芝大也就順理成章了。
你轉到了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是吧？
賓福德：是的。
你在圣巴巴拉待了大約一年時間？
賓福德：我在圣巴巴拉待了一年整，然后轉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請跟我們談談這個時期你的基本研究狀況，你所考慮和研究的問題。你已經通過博士論文，研究了原住民與殖民者接觸的相關問題。然后你似乎轉向了更新世之后的人類適應變遷這個問題。這是你當時主要思考的問題嗎？
賓福德：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莫斯特石器工業(yè)材料時，我感覺遇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挑戰(zhàn)。舊大陸的考古學解釋比新大陸的更加空洞無物。
你做了個類比研究，然后說：“好的，我可能知道問題出在哪兒了?！?/p>
賓福德：我一直想研究舊大陸考古學。很早的時候我就考慮過這個問題，但一直沒有可能，因為我沒有錢。搞舊大陸考古學的都是一幫有錢人，而且限制也多。
你是什么時候第一次去歐洲，即舊大陸的？
賓福德：1958年。作為學生，這是課程內容的一部分。所以我利用這個機會去了歐洲，并參加田野工作。此后，我開始比較系統(tǒng)地閱讀舊大陸考古學方面的著作。
在圣巴巴拉分校教書后你轉到了洛杉磯分校，那里的氛圍如何？適合教書么？
賓福德：我深感挫折。完全是一個陌生的體驗。其學系的規(guī)模非常之大，學生眾多，我的第一印象是：“天啊，我都不知道誰是老師！”似乎每個月都會遇到某位新人，并得知他或她是我的同事：“你不認識這位吧！”印象之二是跟學生的關系。這里的教育方式是大食堂式的，跟我在芝加哥大學習慣的方式迥然不同。從來沒有例會討論教學問題。這里的哲學是我們不聚會，我們彼此都不見面；每位老師就教自己那點東西。學生去找老師，尋求指導。如果有位學生找到你，你就一直管他畢業(yè)拿到學位為止，你只需要按要求做就是了。我認為學生沒能接受到比較寬口徑的教育，視野相當狹窄。我也不喜歡這種指導關系，也就是：“這是誰誰的學生，這是誰誰的學生，這是另外某個人的學生，他們只研究這個，他們只研究那個?！苯Y果自然是一個極度分裂的學系——就老師而言，就是如此。如果你走進哪個同事的辦公室對他說：“上我的導論課的學生將要到你的班上，你認為我怎么做才有幫助？你介意我上這個部分，放棄那個部分么？”他們馬上就會尋思你說的話的背后動機。盡管芝加哥與圣巴巴拉關系也很復雜，但教師之間有交流。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你總可以從同事那兒學到一點東西。但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你每天行走在大學校園里，跟學生見面，上課，然后回家——沒有見到任何人，沒有聽到任何想法。
60年代后期，人類學系的規(guī)模大得離譜。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我的導論課上居然有1300名學生！我都看不清他們的臉，你站在明亮的講臺上，你甚至都看不到學生。還有因為講授進化論，我們時不時受到炸彈威脅，這都是奧倫奇縣（Orange County）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干的。那個時候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就像個動物園，哪里有學府的味道。所以我在一兩次會議上放出風來，我想轉到一個學系規(guī)模稍小的學校去，大家能夠一起合作從事教育。一天，當我在辦公室時，接到一個電話：“你愿意到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來嗎？”我只考慮了兩秒半鐘便說：“行?！比缓髥枺骸拔易疖嚨侥膬合?？”我下了車，找了半天，完成了面談，感到這正是我想來的地方。于是1969年初我就去了阿爾伯克基。
好的。我想從這里開始考察一下新考古學。通常人們認為新考古學始于你的論文《作為人類學的考古學》，完成于你主編的文集《考古學的新視角》以及同年出版的戴維·克拉克（David Clarke）所著的《分析考古學》?，F(xiàn)在回顧新考古學的歷程，你有什么感想？我們說新考古學1968年成熟了。你認為新考古學此時取得了怎樣的成績？
賓福德：當時我們在尋找考古遺存所具有的形態(tài)。我們尋找的形態(tài)是用傳統(tǒng)的方法難以發(fā)現(xiàn)的。而當時使用傳統(tǒng)的方法已沒有什么幫助，下一步還沒走出去。這個問題是：“如果我們處在傳統(tǒng)考古學家的位置上，我們該怎么做到呢？我們如何形成一種新的方法論呢？下一步我們該如何做呢？”就這些問題的爭論相當激烈。我一直認為當時我們并不知道該怎么做。也正因為此，我暫時從爭論中抽身出來。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早期，美國舉行了許多會議，無休止地討論這些問題，每個人都站出來強調自己的主張。我的反應是，“我沒什么好說的”。站出來說出某些還不完善的主張——這件事我已經做過了。說出我們應該怎么做——我并沒有信心。到謝菲爾德（Sheffield）會議（Renfrew，1973）召開時，我已在阿拉斯加研究努那繆提（Nunamiut）愛斯基摩人了。我的回答是：“我們應該到狩獵-采集者群體中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更有價值的東西。”
你如何看待當時英國，或者更準確地說歐洲考古學的狀況？
賓福德：我對當時歐洲考古學的發(fā)展感到有點驚奇。因為即便在芝加哥大學時，我們從來沒有考慮到要給認識論的問題一個哲學答案。我們更多考慮的是如何進行推理，什么合乎邏輯，什么不合邏輯，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旧夏阈枰磸蛷娬{，人們才會注意到演繹推理。演繹推理對于評估現(xiàn)有觀點相當有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何運用演繹推理產生新的想法。這些問題都是哲學問題，而非考古學問題。所以在我參加謝菲爾德會議時，我感到有點不可思議?；氐矫绹螅覀冮_始從考古遺存及形態(tài)特征來尋找問題之所在，看看哪些問題需要解釋。但是謝菲爾德會議的側重點則有所不同，人們討論哪位哲學家是對的，哪位哲學家錯了。我不認為這是真正問題之所在。
邂逅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感覺如何？
賓福德：非常好，很開心，相見恨晚。他講的內容正是我希望社會人類學家所講的（Leach 1973）。在我看來，社會人類學的視角一直都是參與到所研究文化中的研究者的視角，而不是要努力解釋這個文化系統(tǒng)的研究者的視角。這樣的研究者試圖解釋的是，他為何要參與到一個文化系統(tǒng)中？為何他要這么做？因此當利奇站出來坦陳自己所做的研究時，振聾發(fā)聵，令人深思。所以我經常引用他的觀點。
就是黑箱……
賓福德：黑箱——正合吾意。我笑著說：“現(xiàn)在我們有一個可以長期引用的東西了?！睂ξ襾碚f，社會人類學的主要問題應該是如何解釋不同個體的行為，然而當時的重點仍然是研究為什么個體如此行動；答案總是人們如此行動是因為他們習慣于這么行動，文化成為個體行為的解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的。但是這沒有解釋為什么文化系統(tǒng)彼此差異明顯。我不認為這是考古學家的專長?？脊艑W家研究的單位是文化整體的特征，并不能嚴格還原到個體行動層面上來。
奇怪的是，社會人類學它也曾將文化視為整體。然而在發(fā)展過程中，它遠離了功能主義，逐漸失去了早期的看法，這個變化相當有意思。
賓福德：確實如此！在我看來，當代人類學比我做學生時更糟糕。它日益滑向相對主義陣營，越來越靠近怪異的人本主義——“人類文化豐富多彩，我們只是孤芳自賞?！薄獩]有人去解釋什么。唯一可靠的新事物是被觀察的行為群體，這還有點意思。這樣的研究都是在社會生物學框架中進行的，雖然有所不足，畢竟是很好的科學研究。在當代社會人類學中，這些研究處在邊緣、遠離中心——生態(tài)學的中心。我很厭惡當代社會人類學研究，我寧可去讀小說，這樣的研究小說家寫得比他們好！
那么你會把列維-施特勞斯（Lévi-Strauss）的大部分文學創(chuàng)作放在這個范疇吧？
賓福德：是的！他太可怕了，讀他的書相當費勁！我寧可去讀科幻小說。
好的，我們回到謝菲爾德會議時的英國考古學這個話題吧。你認為英國與美國考古學具有類似的發(fā)展是否值得注意？比如說在分析考古學上。
賓福德：為什么的問題并不是我想研究的問題。我所做的是觀察，了解那些對事物發(fā)展有重要影響的因素。當時我學習了數(shù)學與統(tǒng)計學，是通過計算尺學習的。后來有了巨大突破，手搖計算機出現(xiàn)了。但是做一個6×6的卡方（Chi-square）檢驗仍然要花幾個小時，因此運用數(shù)量材料尋找考古材料形態(tài)特征的工作實際上難以進行。我們知道怎么去做，我們具有數(shù)學知識，但是具體去做的工作量令人望而卻步。一旦我們有了計算機，這些都迎刃而解了。雖然那時的計算機跟現(xiàn)在的水平相比相當幼稚，但是我們可以去尋找考古材料的形態(tài)特征了。直到我們有了發(fā)現(xiàn)考古材料形態(tài)特征的手段之后，我們記錄這些材料的努力才值得。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辦法分析這些材料，那么我們?yōu)槭裁匆谀抢餃y繪每一件石制品呢？如果我們不能研究一件陶器，為什么我們要詳細描述其特征或是類似的東西呢？對考古學家來說，沒有計算機的幫助，要在大量的考古材料中識別其形態(tài)特征的確是勉為其難的。計算機的出現(xiàn)與碳十四測年差不多同時。此外，當時沒有很好的辦法確定年代，如果你回顧一下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考古文獻，就會發(fā)現(xiàn)那個時候的主要工作是如何從考古材料中推導年代。時間是我們希望得到的控制因素。一旦我們另有辦法了解流逝的時間（通過碳十四測年），就考古材料的內容來說，我們重點研究的問題也就截然不同了。下面三個方面的進展結合起來，于是我們有了獨立年代框架，我們有辦法分析巨量的數(shù)據(jù)，我們可以在年代研究之外思考考古材料的問題了。這其實是每個人都希望了解的。我做學生的時候，唯一的方法論——從科學方法的意義上說——就是分期排隊，這就是我所學的。
這不僅僅是因為分期排隊的方法以年代為中心，更因為當時考古學家只有這個相對科學的方法，去把握考古材料的特征。
賓福德：對。從某種意義上說，一旦年代問題解決了，我們就可以用考古材料去解決其他問題。我們有了新的方法審視考古材料，發(fā)現(xiàn)過去看來不明顯的形態(tài)特征，這必然會影響到考古學研究。我在給戴維·克拉克的信中多次表示，我參考過《分析考古學》，但是我認為它是最佳的傳統(tǒng)考古學著作，而非新考古學的。
他讀到這里沒有勃然大怒？
賓福德：沒有。為什么我這么說呢？因為整本書都在討論如何去發(fā)現(xiàn)考古材料的形態(tài)特征，而沒有去質疑傳統(tǒng)考古學的基本前提。
他還是在老問題上打轉。
賓福德：對。我所考慮的是基本前提問題，如何組織現(xiàn)象的觀察去解決問題，而我完全沒有發(fā)現(xiàn)他考慮到這個問題。他還是在傳統(tǒng)考古學范式中研究，引入新的技術和方法而已。這也正是克拉克與我的研究之間最大的區(qū)別。
好的?，F(xiàn)在讓我們回顧一下新考古學隨后的發(fā)展變化。其早期的清晰的目標似乎沒有堅持下去。新考古學無疑有些很不錯的進展，但它并沒有全方位地取得進步。
賓福德：對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傳統(tǒng)考古學是一個觀念體系，包含一系列預設前提，即關于世界的先驗觀念。如果我們懷疑這些前提，倒是可以很快了解個大概，大致知道是對是錯，有用還是沒用。我想完成這項工作完全可以相當迅速。然而，隨后我們該怎么做才能替代被打倒的傳統(tǒng)考古學呢？我們也確實推導了一些自認為比較可靠的知識，至于究竟什么東西可靠，并沒有討論。除了破以外，我們還需要去立，但是我們并未找到清晰的途徑。于是大家只能隨意選擇，“這是我相信的”，“這就是我們要找的方法”。我們有不少綱領性觀點，來自生態(tài)學、地理學、社會生物學或是其他學科，但是還是沒有一個系統(tǒng)的研究策略，替代被我們打倒的傳統(tǒng)考古學方法。慣性很強大，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做。那些60年代很活躍的同行到了70年代也不知道該怎么做了。共同的反應是，“我還是做我現(xiàn)在做的研究吧”，“我們還是一以貫之吧”，而不是努力去尋找更有成效的方法。至于我所做的研究是否有成效，自有他人評說，但是我的研究能自成體系，我對此深思熟慮過。我知道我們需要了解什么，我們應該回到材料中去，看看下一步我們需要了解什么。就我所做的研究而言，它具有一定的系統(tǒng)性。我想我已經掌握一些東西。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基礎理論層面上形成基本的體系。
某種意義上說，戴維·克拉克的話“純潔性的喪失”確實是一個正確的說法。新考古學在處理傳統(tǒng)考古學的預設時也喪失了純潔性，不再天真，新考古學并不知道下一步應該做什么。
賓福德：對，事情還在繼續(xù)。我想當時許多觀點都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并不知道有成效的研究策略是什么。就我來說，當我決定要努力做點什么的時候，我試圖找到一種有效的研究策略，至少也要嘗試一下以前沒用過的方法，好歹這還有點新鮮感。
我們來討論你的下一個研究階段。你決定了，“看來從這些莫斯特石器與動物化石中沒有什么好學的，我打算去阿拉斯加考察”。
賓福德：我的頭腦中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一是我想知道一個文化系統(tǒng)多大程度上具有內在一致性，我需要調查具體的情況。人們各種有組織的活動在其生活的區(qū)域中會留下怎樣的差異性呢？不僅如此，我還希望能用一些可靠的變量加以衡量。回到生物學領域，我曾經關注生態(tài)學，但是只要我們用一種類型學方法來研究環(huán)境，就會被卡住。只要我們談到環(huán)境時，還在說有沒有橡樹或山胡桃林，我們就會進退兩難。理論構建中需要變量，我們需要了解生物量、轉換率、生產力，以及環(huán)境在能量層次上的差異程度。
名稱變量是不夠的？
賓福德：僅有名稱變量是不夠的。我非常急切地想發(fā)展出一種方法，就像是用同一副眼鏡，觀察所有的變化。我希望這副眼鏡跟考古學家密切相關。我注意到動物骨骼。關注它的原因是因為我曾經花了大量精力研究石器，但是沒能找到關鍵的影響因素。在研究動物時，你很容易發(fā)現(xiàn)你所研究的動物具有某些意義的特征，這些特征古今一致。當時我努力在尋找那些穩(wěn)定的變量，通過它進而去發(fā)現(xiàn)與了解古代文化系統(tǒng)的行為變化，這是方法論上的目標。如果我要研究歐洲中更新世的情況，我的目標應該是研究一個類似的苔原環(huán)境，因為當時法國多爾多涅（Dordogne）地區(qū)就是一種冰緣環(huán)境。通過了解當代世界——它跟古代世界具有真實可靠的可比性，從而把知識建立起來。
所以你理所當然地選擇了往北走而不是往南，是吧？
賓福德：對。這是一個跟我的通識教育背景相關的決定。從這個背景出發(fā)，我總是希望看到一些經驗事實，這也是方法論的目標。我學習過，結果就應該是經驗事實。通識教育的目標通過這個經歷實現(xiàn)了，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一旦開始尋找文化系統(tǒng)的內在差異性，我就發(fā)現(xiàn)所有的東西——除了動物骨骼，都有了迥然不同的意義，比如說技術的組織。這個經驗構成了我許多文章的基礎。我曾經寫過工具是如何以不同方式進行組織的——不管這個工具是不是現(xiàn)代的鋁制盆。技術組織的原理才是關鍵的，這非常有啟發(fā)，完全出人意料。正是通過研究動物骨骼之后，我注意到人們所有的活動都是以一些組織原理聯(lián)系起來的。所以到阿拉斯加去從事民族考古學的研究，對于我以后所有的研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這確實改變了我的思考途徑，幫助我認識到哪些值得一做，以及哪些是我們在發(fā)掘中應該重點關注與保留的。
從這之后，實際上你很少寫有關莫斯特的文章了。這對于我們討論更早的舊石器時代頗有幫助，但是似乎看不出對莫斯特問題有何幫助。這么說公平嗎？
賓福德：可以這么說，但成效很快可以看到。在我去阿拉斯加做研究時，我還是盡量把莫斯特看作近似于現(xiàn)代人的文化系統(tǒng)。當我真正開始狩獵-采集生活的研究后，我首先問自己：“全球范圍的情況如何？”“作為考古學家，我們應該如何從一個有組織的視角來研究它？”我開始認識到這是可能的，變化的范圍是全球性的。我逐漸清楚，莫斯特時期的人們跟我們不同。我在研究一個特殊領域，決定其生活的組織原理在現(xiàn)實世界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比較的對象，不論是現(xiàn)代狩獵-采集者，還是舊石器時期晚期的人們。這是一個非常有成效的研究，雖然結果是與研究目標相矛盾的。
因此，如果莫斯特時代的人們不同于我們——從種屬意義上說，那么我們就需要以一種不同的途徑來考察這個物種。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就是動物。如果我不能從人類行為的角度研究他們，那么我應該追尋到更久遠的年代，尋找他們在莫斯特時代之前的特征。這就是我的研究策略，迄今為止還是相當成功的。莫斯特時代是兩個時期之間的過渡期，這兩個時期代表兩極，各有各的組織原理。目前我們逐漸弄清了這兩極的情況，我們可以從更有意思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我注意到你最近的講述中把“文化”基本限定在莫斯特時期之后。此時文化作為人類身體之外的適應手段究竟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
賓福德：我認為文化是人類的體外適應手段，但是還有其他途徑，同樣能夠做得很好?，F(xiàn)在我們知道動物也制作工具——黑猩猩會砸堅果，甚至會“儲備工具”，如此等等。所以說技術，盡管自然界中不常見，仍然可以通過非文化的途徑來組織。早期人類可能就是最好的例子。
“文化”按你的說法是否涉及象征符號的運用？
賓福德：是的。這可能跟文化本身的面貌密切相關。因此，與其說文化是考古學解釋的一部分，還不如說文化本身就需要被解釋。我開始談到技術在人類適應中的核心作用，或者說技術完全跟生物學因素有關，只起到輔助作用。我認為我們需要探討所有這些東西，因為我們不知道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我們不能簡單通過一個定義來解決問題。
在你看來，只有完全的現(xiàn)代人才擁有文化，文化看起來很了不起。但問題還是遠沒有解決。你一會兒說人類沒有文化，一會兒又說人類有文化——這是否是上帝之手呢？我們是否又回到了討論的起點？又到了西斯廷教堂的穹頂？
賓福德：不，不是的，科林。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評論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從歐洲的角度看待舊石器晚期過渡的問題，基本上都會認為，我們是在討論一個短暫的史前時期，即從距今44000年到34000年這段時間。另一方面，我們已經了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發(fā)展序列。就這方面而言，南非的考古材料非常有挑戰(zhàn)性。這些材料具有歐洲舊石器晚期的許多特征，其年代超過距今50000年，有的甚至早到距今90000年。這些特征的出現(xiàn)比歐洲早數(shù)萬年。這里還有解剖學意義上現(xiàn)代人化石材料的證據(j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證據(jù)都要古老得多。我們從歐洲的角度出發(fā)來審視舊石器晚期的過渡，看起來異常迅速，但是審視整個過程，如果歐洲不是起源地——也就是說舊石器晚期過渡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區(qū)發(fā)生的，歐洲的過渡不是基于本土起源，而是來自現(xiàn)代人的輻射，那么歐洲的舊石器晚期過渡也就沒那么了不起。這是其一。第二，即便是我們發(fā)現(xiàn)更古老的時間，變化也沒那么神奇，變化任何時候出現(xiàn)都令人注目。舊石器時代早期基本缺乏一系列我們視為人類現(xiàn)代行為特征的標志。對時間深度的認識就是特征之一。想到這些早期人類生活在一個有鮭魚與馴鹿（我們知道它們那時跟現(xiàn)在的行為方式差不多）的環(huán)境中，卻沒有食物儲備，沒有積累的習慣，真不可思議！到處是堆積如山的食物，他們逮到一條魚，吃掉，餓了就再去逮。他們不會一次逮500條魚，儲備起來，將來再吃。其行為中很少有時間計劃，這可以說是舊石器時代早期到中期早段的基本歸納。你也許會問：“是什么導致了時間計劃的形成呢？”是智力，就是它。世界上有許多擁有高智力的動物，它們的時間計劃能力各有不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哪一種動物都不能像人這樣。如果你去問那些研究思維的人，你得到的回答將非常簡單：如果你能夠賦予一個詞或是經驗以意義，你就能夠通過這些符號進行推理——就像你做數(shù)學計算一樣，能夠預測結果而不是經驗之。換句話說，就是你能夠從經驗中抽象出東西來，你認為這些東西可以通過一種簡化的方式推導出你所不能經驗到的情況。如果你隨后能經驗到相關的情況，那就說明你的推理相當準確。時間計劃的長度確實取決于預測能力，所有早期人類顯然缺乏這一能力。當它出現(xiàn)后，當我們從考古材料中看到相關證據(jù)之后——砰！它突然冒出來了。我猜這是因為語言。我不是說人類意義上的語言才是唯一有效的，我也不是說更早階段就沒有交流手段——所有動物都有。我不是說這些交流手段沒有效率，我只是說其中沒有象征符號功能，無法使得抽象成為可能。一旦人類擁有這個能力，他們在世界上生存的潛力就大不相同了。這就是這種變化所導致的。從行為觀點來看，它是一個主要的組織原理上的變化。它絕不同于生物學意義上的交流手段，我沒有發(fā)現(xiàn)還有哪一種手段能夠帶來如此巨大而迅速的變化。這完全是一種發(fā)明——人類能用得更好。
我們人類做得更好，但這些喬姆斯基（N. Chomsky）等人早就說過，人類有這樣的能力。我們需要談及起源，以及這種能力的形成過程，是吧？
賓福德：隨著時間推移，人類的能力一直都在發(fā)展。智力在提高，交流能力也在提高。
但是并沒有同樣的爆炸性的交流形成？
賓福德：科林，我不打算完全反駁這個觀點。但是我認為，考古材料所表現(xiàn)出的形態(tài)特征的確是爆炸性的。人類行為變化的規(guī)模相當驚人。這不是漸變——如達爾文所想的，經過漫長時間的積累。許多東西都是積累的——腦容量的擴大，可能還包括智力，甚至還有交流能力、生產技能、技術應用的范圍等，這些都是逐漸提高的。但是從組織原理的角度說，向完全現(xiàn)代人行為的轉變不是逐漸發(fā)生的變化。
是一個巨大的間斷性發(fā)展。
賓福德：是的。我打個比方，可能不是很合適。如果我們得到一臺存儲能力驚人的計算機，但是沒有軟件，我們怎么辦？一旦你想打開存儲器，分析里面儲存的內容，你就需要智能，這是一個必需的基本組件，通過抽象從經驗中提取“相關的”信息。
你強調解釋，按照你的體系，你很清楚文化本身不能解釋自己。我想語言也不是自身的解釋。
賓福德：我同意這個說法。我不擅長這個領域，這個方面我也需要求助于心理學家與那些做大腦研究的人。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思考這個問題，而不認為我有什么解釋。
好的，這很公平。我記得你有時談及想去研究布須曼人。
賓福德：某種意義上說，我的確做了大量的布須曼人研究，但是不需要自己親自去做，很早我就讓學生去做了。
是的。
賓福德：我一直鼓勵學生去做這樣的研究，盡管我一直都知道我們需要持續(xù)的狩獵-采集者研究，但是我總是急切地想回到考古材料上去。
你還做了哪些全球性的研究？你在中國做過一陣子研究，是吧？
賓福德：是的，那是1985年夏季。
你有什么收獲？
賓福德：這些都跟對早期人類的研究有關。一旦我開始注意到一個區(qū)域的形態(tài)，很自然就會關注這一形態(tài)是否同樣見于其他地區(qū)，是否因地區(qū)而異。這種形態(tài)在我看來具有人類活動規(guī)律上的意義。完全現(xiàn)代的狩獵-采集者的活動隨環(huán)境條件的變化，具有不同的活動規(guī)律，隨地域的改變而有所差異。在我最初的印象中，早期人類似乎沒有這樣的變化，同樣的組織原理見于任何地方。因此我迫切希望研究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情況，看看世界各地最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存在微妙的變化，這些變化具有地理上的意義，或是發(fā)現(xiàn)不同環(huán)境條件中人類依然具有同樣的組織原理。另一個難題是早期人類的輻射。當你談到后來的舊石器晚期過渡時，你必須要問的是，“如果早在1000000-700000年前人類已經輻射到歐亞大陸，那么這里隨后發(fā)生的變遷是否都來自這些祖先呢？或是說有一系列輻射，或是存在基因流動，導致邊緣地區(qū)令人困惑的局面？這確實是一個熱點。我必須從全球的范圍考慮這個問題。從世界角度來看，真正重要的遺址也不是很多。我們非常缺乏材料。所以我當時努力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考察大部分遺址?，F(xiàn)在已經完成了不少，我非常想去奧杜威峽谷（Olduvai Gorge）開展田野研究，因為全世界也沒有這么好的地方，在這里你看到的不是有限的一點堆積遺存，而是整個剖面所代表的環(huán)境，你不僅可以看到古生物材料，還可以從遠古環(huán)境剖面上看到人類化石、動物骨骼以及石器。這種規(guī)模的材料正好可以用來檢驗有關人類行為與組織原理的觀點。
對。還有一兩個問題：一個是假想的測驗題——如果你能夠重新開始，假定我們還是在討論考古學，你認為哪些問題首先值得去解決？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現(xiàn)在是一個學生，沒有你曾經做過的思考與研究準備，而要選擇一個研究領域，哪些考古學難題具有挑戰(zhàn)性呢？
賓福德：我從兩個方面回答你的問題：如果我的人生能夠重來，我想我還會這么做。另一方面，如果我已經部分了解到我現(xiàn)在知道的，我可能早在1956年就下田野去做狩獵-采集者研究了，我直到1969年才下定決心做相關研究，早一點去研究這些會有更大收獲。
因為機會正在流失？
賓福德：如果我50年代就有這種先見之明，那么60年代末我的研究會有收獲得多，但現(xiàn)在都是事后諸葛亮了?，F(xiàn)在我打算從第三個方面回答你的問題。就考古學家所面對難題的范圍而言，有哪些真正重要的問題尚未解決呢？就像我們開玩笑說的，其“原始野蠻的”方面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度量環(huán)境。我們仍舊運用類似于分類的方法。這是一片松樹林，那是一片什么林，如此等等——我們沒有找到合適的變量來度量環(huán)境。我有點擔心這個問題，但我一直沒有發(fā)表這個觀點，我沒有什么非常好的看法。另一方面，從“文明的”角度來看，這也是你的角度，我認為存在同樣的問題。研究者還在想著通過分類的方法來研究，他們沒有真正去想如何找到合適的變量，度量那些文化系統(tǒng)。我認為，舊石器考古方面現(xiàn)在開始做得好一點了。從我的角度說，我們需要用這種方法來研究環(huán)境；我們正在進行的考古學研究取得了良好的進展。從你的角度來看，是否想弄清環(huán)境取決于你，但是你必須搞清楚考古遺存。我們需要通過變量而非類別來研究。
是的。我也認為你說得對，材料的豐富有時真是適得其反。
賓福德：想起來都不寒而栗。你只要說，我打算研究陶器——無比豐富的材料，我們有800萬種陶器類型，15000個文化區(qū)域，如此等等。這于事無補。我們必須考慮如何進行度量。我們要搞清楚陶器中盛的是什么，它們包含多少社會信息，并且要研究變化的尺度。這也就是我從全球范圍內就這一問題的“宏大陳述”。
后記（陳勝前）
2011年4月11日，路易斯·R.賓福德博士在密蘇里州去世。在考古學史上，賓福德博士無疑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通常他被認為是“新考古學”的開創(chuàng)者。他認為考古學家在構建文化歷史的框架之外，應該能有更大的作為。他認為考古學家在回答“什么時候”、“什么地方”、“是什么”等問題后，應該回答文化是“怎么”發(fā)生變化的，以及“為什么”會發(fā)生變化?？脊艑W獲得所有有關過去的知識都是推理，為了建立可靠的推理，考古學家需要借助“科學”，考古學也應該發(fā)展成為一門科學，在研究中應以問題為中心，發(fā)展抽樣統(tǒng)計、計算機模擬等方法，全方位地了解史前文化系統(tǒng)。在新考古學的發(fā)展陷入僵局的情況下，賓福德開創(chuàng)了考古學的“中程理論”（middle range theory），1969-1973年他赴阿拉斯加研究當代狩獵-采集群體，將其組織行為原理用于考察史前遺存，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1990年代以后，他更是集中精力研究狩獵-采集者，為史前考古，尤其是舊石器考古研究提供了極其寶貴的參考框架。在他的學術生涯中，還提出了一系列極為關鍵的問題，如“石器的風格問題”、“莫斯特難題”、“周口店是否是中國猿人之家”、“考古學是否是一門科學”，如此等等。這些問題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至今沒有解決，但是它們激發(fā)了考古學家的思考與探索。斯人已去，但他留下的豐厚學術遺產將惠澤后世。此時，重溫科林·倫福儒博士對他的訪談，我們可以通過一種更親近的方式了解這位創(chuàng)造性的學者所經歷的學術歷程，這對我們了解“新考古學”的形成以及了解這位考古學家本人都將非常有幫助。作為他的學生，我也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緬懷他，重讀其言，又仿佛聆聽到他的教誨。
【本文初發(fā)表于《南方文物》2011年4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聞經李水城教授授權刊發(fā)?！?/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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