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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于《也是園古今雜劇》背后的聽濤山房

現(xiàn)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稀世珍品《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也是園古今雜劇》)關(guān)于鄭振鐸在上海如何搶救《也是園古今雜劇》一事顛末

現(xiàn)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稀世珍品《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也是園古今雜劇》)


關(guān)于鄭振鐸在上海如何搶救《也是園古今雜劇》一事顛末,雖有他本人《跋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一文詳加記述,但由于孫伯淵、楊壽祺、陳乃乾、潘博山等人卷入其中,讓整件事變得十分復雜,可以說至今依然迷霧重重。近幾年來,潘建國《也是園古今雜劇發(fā)現(xiàn)及購藏始末新考》(《文學遺產(chǎn)》2019年第一期)、吳真《鄭振鐸中了潘博山的圈套?——王伯祥日記中的無意史料》(《上海書評》2020年10月22日)就梳理新舊材料,挖掘楊壽祺、陳乃乾、潘博山在整個事件中實際所起作用。不過,同樣與《也是園古今雜劇》的流轉(zhuǎn)有著密切關(guān)系的重要人物——唐耕余,他的名字卻幾乎被人忘卻,鄭振鐸第一次見半部《也是園古今雜劇》就在他的書店里。不過,半部《也是園古今雜劇》很快經(jīng)唐氏之手轉(zhuǎn)歸集寶齋孫伯淵,與孫氏手中半部合璧,逼得鄭振鐸籌措萬金,方才將此書拿下。

相較于楊壽祺、孫伯淵、陳乃乾,唯一與《也是園古今雜劇》買賣發(fā)生關(guān)系而未遭質(zhì)疑的書商就是唐耕余。即使在唐氏去世后,鄭振鐸對他也頗有好評。鄭氏《劫中得書記》明萬歷二十一年刊本《文始真經(jīng)(關(guān)尹子)》一條云:

連日細雨綿綿,大有春意。頗思閱肆,因而阻興。下午四時,借校中汽車,至開明書店一行,隨轉(zhuǎn)赴中國書店,遇楊壽祺及平賈數(shù)人在彼閑談。得唐賡虞死耗,為之愕然!唐為經(jīng)手買得半部清常道人校本《雜劇》者。幾成交,而為孫某所得,因此一轉(zhuǎn)手,遂多費不少交涉與金錢。唐在滬設(shè)聽濤山房,頗可交,不意其竟死于蘇州。壽祺談購李氏書事頗久,此次轉(zhuǎn)售諸籍頗得利。并知有《石倉明詩選》四集為平賈所得,殊可惜!桌上有《文始真經(jīng)》一冊,因其為明代單刊本,購之?!蛾P(guān)尹子》初僅《道藏》有之,后收入湖北崇文書局《百子全書》中。此為抱一子注本,頗罕見。

昔年我?guī)徒尾ㄕ删帯秴情T販書叢談》,記得《蘇州古舊書業(yè)簡史》中提及大華書店:

主人唐耕余,伊斯蘭教徒,原是上海中國書店郭石麒的學徒,店設(shè)于景德路中段。1938年(按:原文作1928年,筆誤)常熟丁祖蔭所藏《脈望館抄校古今雜劇》在蘇州住宅中散出,先后二次被該店所收,售于上海。不久唐即故世,年僅三十余歲。店由其妻繼續(xù)經(jīng)營,至解放前夕停業(yè)。

大華書店位于景德路255號,可惜《蘇州古舊書業(yè)簡史》并沒提到唐耕余去世前幾年,曾在上海與人合開過古董店——鄭振鐸《文始真經(jīng)(關(guān)尹子)》題記中提到的聽濤山房。潘建國《也是園古今雜劇發(fā)現(xiàn)及購藏始末新考》第一節(jié)《陳乃乾來電時間與蘇州書賈唐某身份》曾指出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唐耕余的大華書店開設(shè)在蘇州,何以約上海的陳乃乾前去觀書?他從《陳乃乾日記》1938年5月14日“自唐耕余設(shè)肆于棋盤街,而中國書店分肆亦在哈同大樓下,相隔僅數(shù)武”一句,推斷出“原來1938年唐耕余已從蘇州轉(zhuǎn)移到上海棋盤街營業(yè)”,其實并不準確。彼時,唐氏的大華書店仍在蘇州,并未搬到上海,不過另外與人合伙在河南路泗涇路口(處于棋盤街里)開了這家聽濤山房。

盡管目前所見材料都說,聽濤山房是嘉興郭氏的產(chǎn)業(yè),如胡遠杰主編《福州路文化街》一書、達微佳《舉鼎絕臏  林林滿堂——鄭振鐸先生的買俑經(jīng)歷》(《紫禁城》2018年第11期)以及郭壽臣(1875-1963,名懋仁)、郭墨林(1906-1986)父子傳記,無不稱聽濤山房的店主是郭壽臣,其實并非如此。達微佳《舉鼎絕臏  林林滿堂——鄭振鐸先生的買俑經(jīng)歷》并稱“郭懋仁與其兄郭書臣合資在滬開辦聽濤山房古玩店,抗戰(zhàn)后聽濤山房關(guān)閉”,從張熊林日記看,店主有“壽翁”“藎翁”,故“郭書臣”恐是“郭藎臣”之誤(“藎”字繁體與“書”相近)。實際上,此店創(chuàng)設(shè)之初,嘉興郭氏是其中一位老板,另一位老板便是蘇州唐氏。兩家合資,可能相同的宗教信仰也是原因之一。為何說得如此斬釘截鐵,殆唐耕余雖死,他的徒弟張熊林日記卻可為證。

張熊林日記系幾年前從友人處借閱,原來不止一冊,現(xiàn)僅見1940年7月1日至1941年7月11日一本。關(guān)于作者姓名,友人浦君早已考出,且日記本身也有很多內(nèi)證,例如1940年10月21日:

正當在寫答復忠梅之函時,突然有一位陳滌民者來此找余,請問之下,才知乃父親托其帶來一字條,上寫詢問河南路一四二號聽濤山房,電話一一九五四,張熊林,是否在申,身體如何?

就我所知,目前蘇州、上海兩地舊書業(yè)材料中完全看不到張熊林,無疑他是一個從未被人提起過的小人物。他日記中提到的壽翁,就是郭壽臣,同時多次提及去明德里。按:郭壽臣祖籍浙江嘉興,祖父郭承勛,父親郭小庭,清末舉家移居上海松江,1928年遷居城內(nèi)明德里。張熊林日記1940年8月30日曾記:

今晚,壽翁設(shè)宴款待鄭振鐸。因鄭買定銅器及瓦器一大票,定今日取貨、付款,一切手續(xù)均在明德里辦理。其他來賓為誰,則不得而知。

除了經(jīng)營書籍,聽濤山房還販賣青銅器、玉器、瓷器等各種古董,也賣過古琴,高羅佩舊藏的明潞王“中和”琴,就是1938年他途經(jīng)上海時購自聽濤山房。這里所說鄭振鐸買的一大票青銅器、陶器,非他自購,應是幫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所買,恰好與1940年6月17日鄭振鐸致蔣復璁函前后呼應:

茲由張鳳舉、李旦丘二先生介紹,知聽濤山房得到商代銅器十余件、陶器三十余件,皆完整,系劫中在安陽出土者。據(jù)云甚可靠。我對此完全外行,特囑其攝影一份,并拓出“文字”。計商器十三件、周器二件、陶器三十四件,后來又得到商器三件。第一批商、周銅器十五件,欲售洋一萬三千元(陶器并說價,但甚廉)。第二批商器三件,欲售三千余元。茲將照片附上。此二批古物,最好能由傅孟真兄方面收購。已再三囑該肆不可拆售,等候我們回音。如可購,乞即覆一電,此間當可先行說價并付定洋或代為墊款。便中懇即轉(zhuǎn)達孟真兄為荷。

盡管,張熊林日記里提到很多當時書林中很多響當當?shù)娜宋铮珀悵?、郭石麒、楊壽祺、孫實君、金誦清、楊金華、江杏溪、孫殿起、孫助廉等,另如學者鄭振鐸、趙萬里、潘景鄭、顧廷龍等,均見其中。但反過來,這些名人的日記、文章中基本都沒提及張熊林。舉一個小的例子,張氏1941年1月4日記到“潘敬鄭來電話,詢問蘇有寄來批校本書籍,據(jù)彼稱系嚴瑞峰來信所述也”,嚴瑞峰是蘇州景德路上舊書店存古齋的老板。兩天之后,張熊林1月6日記提到潘景鄭一行兩人來買書:

下雨竟日,直至晚始止。忠梅來信,拆視之,系書單乙紙,上列約廿種,均普通貨。下午,潘敬鄭協(xié)同顧君來到,看校本書,取去《淮南子》等三種。

核之《顧廷龍日記》,顧君自然是顧廷龍,蓋1941年1月6日確有到聽濤山房看書的記錄:

冒雨偕景鄭赴聽濤山房,閱存古齋寄來批本數(shù)種,選《韓非》、《淮南子》、《呂氏春秋》,頗有按語,惜校者不可詳耳。又見宋硯一,有銘,篆書,末署“嘉定?年,彌大”,想為史氏物也,為景鄭得。

兩相對讀,確乎合若符節(jié)。不過,張熊林沒記潘景鄭買宋硯一事。據(jù)張氏日記,1月14日嚴瑞峰與潘景鄭三種書賬,共計八十元。絲毫不意外的是,顧廷龍在日記中根本沒提及接待他們的店伙計張熊林。又如,張氏記1940年7月20日午后,楊金華偕同趙萬里來聽濤山房看群碧樓舊藏白文《詩經(jīng)》,“只草草看后,并無別話”,張氏一再追問之下,只推說進價貴了,恐不好脫手,顯然對此書不看好。六天后,7月26日張熊林到中國書店找郭石麒,“此時趙萬里亦來中國書店,見石麒后,即詢問謂此去大功告成否?余不知系何事而出此語。后詢楊金華,始知江北有一部明天順刻本《史記》”,劉波兄編《趙萬里先生年譜長編》失載,可據(jù)此補入。關(guān)于鄭振鐸的幾條記載,亦可充作年譜的補充材料。

回到唐耕余與聽濤山房,有兩個問題可從張熊林日記中找到一些線索。首先是唐耕余去世時間及其家庭情況。張熊林1940年8月25日記有“回憶去年先師去世不久,余即提議回蘇服務(wù),不料師母竟有如此不識情形而向余痛斥一頓”云云,同年12月8日,在蘇州期間,張氏提及:

今日上午,鐵錚三兄弟同往虎丘祭彼先父之墓。余因未曾往看過一次于先師去世后,特趁此機會隨往一看,亦使一盡余心。

結(jié)合鄭振鐸《文始真經(jīng)(關(guān)尹子)》題記提到初春得唐氏死耗,故推測唐耕余可能是1938年底、1939年初在蘇州去世,葬于虎丘。張氏口中的“鐵錚三兄弟”,應是唐耕余的三個兒子。1940年9月15日記又說:

長泰帶來師母要采辦日用品抄單一紙,今日由余按單辦妥。所買者均系富貴西藥及英國制代乳粉,值此生活指數(shù)外匯奇緊的今日,而非得要用洋貨,固不知另一方面賺錢的不易,只知向我等以其“四個孤子、一個寡婦”等語,促使對柜上赤膽忠心。

可見,唐耕余共有四個兒子,長子似是1940年除夕分紅名單中與郭墨林并列為老板的“培山”。張熊林日記屢次提及師母決定店里事務(wù),可證江澄波丈《蘇州古舊書業(yè)簡史》中說“不久唐即故世,年僅三十余歲,店由其妻繼續(xù)經(jīng)營”之言非虛,上海的聽濤山房由其子唐培山到滬參與經(jīng)營。其次,關(guān)于唐、郭兩家合資創(chuàng)辦聽濤山房的辦時間,張熊林這冊日記的最后一天說得很明白:

嗚呼!聽濤開設(shè)四年于茲矣。店東兄弟數(shù)人在此四年之內(nèi),可稱融融洽洽。可是,在去歲歲末,即有裂痕發(fā)現(xiàn)。時至今日,不可收拾,如山洪之洶涌,以致完全破裂,老兄弟竟然形成兩派?!敃r壽翁與明德曾發(fā)生舌戰(zhàn)一場,即告平復。其后,明德將此情形告知,藎翁頓時大怒。墨林受處,被打耳光十余下。壽翁由此退出聽濤,所有貨物悉數(shù)取去,墨林辭經(jīng)理職。

據(jù)此可知,聽濤山房是1937年開設(shè)的,唐、郭兩家合伙,郭家本身又是郭壽臣兄弟倆共同出資,郭墨林任經(jīng)理。但郭家兩房、兩代人因故鬧翻,雖經(jīng)達育仁從中數(shù)度調(diào)停,也無濟于事,最終郭壽臣、郭墨林父子帶著錢貨于1941年7月憤然退出經(jīng)營,與聽濤山房正式脫離關(guān)系。改由唐培山接任經(jīng)理,郭正德副之,至此聽濤山房仍是唐、郭兩家合伙,只是郭家僅存一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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