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創(chuàng)造另一個可能的未來

《資本主義現實主義》，[英]馬克·費舍著，王立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268頁，68.00元

2017年1月13日，英國作家馬克·費舍（Mark Fisher）因抑郁而輕生，年僅四十八歲。一時間，網絡上各大媒體紛紛刊出悼文，英國音樂記者西蒙·雷諾茲（Simon Reynolds）亦在《衛(wèi)報》發(fā)文悼念友人之死（Simon Reynolds, “Mark Fisher’s K-punk blogs were required reading for a generation”, The Guardian, 18 Jan. 2017）。但費舍到底“死”了沒有？在驚現AI復活術的當下，我們該如何理解死亡？作為生命的極限事件的死亡，其界限何在？死亡之后呢？我想從解構的角度來思考費舍的“死”。盡管費舍對解構主義的印象頗差，不僅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是“一個令人沮喪的思想家”，肇始于他的解構主義思想在費舍看來也是“一種病態(tài)的懷疑主義”（Mark Fisher, Ghosts of My Life: Writings, Depression, Hauntology and Lost Futures. Winchester: Zer0 Books, p. 16）。然而，解構的延宕與不確定或可成為我們切近費舍的死亡及其智識遺產的有效方法之一。

（后）結構主義者告訴我們，文本與創(chuàng)作既有自己的生命，也有各自的式微和死亡；且總是與它們的創(chuàng)造者個人的生死，殊途而歸。在文本自成一體的世界中，作者的肉體生命早在落筆成文的瞬間就已死亡。如此而言，費舍的“死亡”早已在發(fā)生之前發(fā)生過了，而且不止一次?！叭馍怼迸c“名字”并不擁有同步調的生死，寫出《資本主義現實主義》（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2009）、《我的生活的鬼魂》（Ghosts of My Life: Writings, Depression, Hauntology and Lost Futures, 2014）、《古怪和怪異》（The Weird and The Eerie, 2017）以及無數博客文章的費舍的肉身，難以算作它們的本源。若有本源，則必有終結，但“肉身”與“名字”終究殊異，“肉身”的湮滅為我們重新思考“費舍”之名提供了機緣。

費舍的“肉身”已逝，其“鬼魂”永在。正如德里達所言，鬼魂永遠不會死去，它們的本質是“回歸”（revenant）：“它們永遠存在，鬼魂，即使它們不存在，即使它們不再存在，即使它們尚未存在?！保↗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 Peggy Kamuf.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76）鬼魂顯形之態(tài)多樣，文本是其中之一。閱/重讀費舍的博客、書籍、訪談、評論、理論就是和他的鬼魂打交道，使得作為符號，作為文本與意義的集合的“費舍”之名存續(xù)下去。

論及費舍的文本，還得從《資本主義現實主義》談起。這本書的英文原版發(fā)行于2008年全球暴發(fā)次貸危機的翌年，不可不謂恰逢其時。次貸危機是新自由主義世界面臨的一個轉捩點，那時本應有除資本主義之外的另一個選擇、另一種可能和另一番想象。然而，國家的迅速介入以及對整個金融系統無所不用其極的救助與抒困，不僅沒有削弱資本主義，反而加強了它，同時也再次令人沮喪地印證了費舍的洞見：“資本主義不但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經濟制度，而且，如今，就連給它想象一個合乎邏輯的替代選擇也不可能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私人情緒與時代癥候》，第4頁，以下引用本書僅標注頁碼）這一二十一世紀初普遍的信念被費舍稱為“資本主義現實主義”。這個概念呼應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正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從現代主義的抽象和實驗中退回到熟悉和家庭中一樣，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也是基于對現實的單調還原”（Alex Andrews, “Interview with Mark Fisher: ‘Crises of Capitalism won’t in and of themselves deliver a better world’”, Ceasefire Magazine, 30 September, 2010）。而“對現實的單調還原”的后果便是現實主義版本的“商業(yè)本體論”（Business Ontology）的大肆入侵，消費主義、自我監(jiān)督機制、績效監(jiān)測系統、官僚主義、審計文化無孔不入，家庭、工作、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領域均無一幸免。這絕不正常，但資本主義卻將其自然化為“正常”，因為“何為正?！辈皇怯赡阄覜Q定，這把標尺握在資本主義手上，這也令其將自身打造成為盧卡奇（Gy?rgy Lukács）所稱的“第二自然”。

所有這一切最終落位在每個個體身上，被圍困的個體無路可逃，只能無限向內，結果便是各種神經官能癥的爆發(fā)。青少年學生的“抑郁的快樂”（depressive hedonia）導致了他們“在做追求快樂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無能”（44頁），而這種無能使他們極其容易滑入無聊的狀態(tài)。如果說無聊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大問題，那么現在的無聊則與上癮捆綁在一起，越是無聊就越容易對Facebook、YouTube、Spotify等快餐式的交際快感成癮。這種愈演愈烈的病態(tài)化非但沒有獲得應有的重視，反而為了轉嫁禍因而被“去政治化”了，“通過把這些問題私人化——把它們當作只是由個體神經系統的化學失衡和/或其家庭背景引發(fā)的疾病來治療——一切關于社會系統因果關系的問題都被排除了”（同上）。不僅如此，資本主義還無情地挪用和消費這些糟糕的人性本能和神經官能癥，畢竟對資本主義來說，還有什么比成癮者更容易控制的呢？還有什么比內在的不滿更有生產力、更有利可圖呢？“服美役”是當下關于“控制技術及其永恒消費、持續(xù)發(fā)展的系統”（46頁）的又一鮮明例證。如果正如費舍所洞見，資本主義已無外部可言，那么在壓力私人化和消費資本主義的夾擊下，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堅持的以捍衛(wèi)自己的身體作為抵抗的“自我的技術”（the technology of the self）恐已是難上加難。

費舍在書中揭開了被資本主義自然化的“現實主義”表象，暴露出壓抑于“現實”之下的“真實”——官僚主義和普遍的精神痛苦——加之日漸失控的環(huán)境災難，不得不令人想起詹明信和齊澤克那句駭人的先見之明，“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資本主義末日更容易”（第4頁）。這句話被費舍引作全書的首章標題，但相比于自帶嘲諷的原語境，費舍的援引則多了一份嚴肅和緊迫。這份嚴肅和緊迫不僅在于他看到了除資本主義之外別無他選的政治僵局，同時也感受到了在形式懷舊影響下的文化停滯，因此費舍接著提問：“在沒有新事物的情況下，文化能持續(xù)多久？”（第6頁）更令人憂心的是，這一現象被無情的技術升級掩蓋了。技術變革使過去不再觸不可及，而是唾手可得；我們癡迷于利用過去打造“現在的過去”（present pasts），卻喪失了創(chuàng)造“現在的未來”（present futures）的能力（安德里亞斯·胡伊森語）。漸次地，邁向未來的動力停滯并被逆轉。雷諾茲用“時間失調”（dyschronia， Qtd. in Mark Fisher, Ghosts of My Life, p. 14）來形容“日常生活加速的同時文化卻放慢了腳步”的錯位感。但這一表述還是保守了，較之于科技的日新月異，文化無論是放慢了腳步還是陷入停滯，都意味著倒退。

政治僵局和文化停滯的雙重困境共同導致了“未來的緩慢取消”（the slow cancellation of the future, Mark Fisher, Ghosts of My Life, p. 6）。那么，該怎么辦呢？答案非常樸素，那就是思考和行動。

對此，費舍始終身體力行。在著書立說之前，費舍活躍于自己的博客“k-punk”上，以同名的身份創(chuàng)作了被譽為“這個星球上一些最好、最有趣的寫作”（第6頁），“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一詞也最早頻現于這些博客文章中。k-punk博客涉及的內容極廣，從早期的書籍、音樂、電視、電影、思想到各類政治文化事件，費舍幾乎無所不談。這一無所不包的特點同樣體現在既是網名又是博客名的“k-punk”一詞上。據費舍本人所言，“k-punk”源自他在華威大學期間加入的控制論文化研究小組（Cybernetic culture research unit / Ccru），k取自cybernetic一詞中cyber的希臘語詞源Kuber，同時punk并非一種具體的音樂流派，而是指“一種主流空間之外的交匯”（ Mark Fisher, K-punk, p. 31）。因此，無論對費舍還是Ccru成員而言，cyber-punk（或k-punk）的定義絕不僅僅囿限為一種文學類型，而是“一種由新技術推動的更廣泛的文化趨勢”（同上）?；蚪枇硪晃籆cru成員史蒂夫·古德曼（Steve Goodman）——他的網名“Kode9”同樣以k打頭——的話說，“這是一個K的大熔爐。K來自卡夫卡（Kafka）筆下的約瑟夫·K（Josef K），來自控制論（cybernetic）的德語拼寫，來自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經濟學理論中的 K 波（K-waves），來自《易經》的空（Ko），等等。K無處不在”（Lisa Blanning, “Revolution9: An interview with Kode9”, electronic beats, 13 May, 2013）。

博客不僅是費舍在抑郁期間“與世界的唯一聯系”，也激起了他“對以前從未思考過的事情的熱情”（Mark Fisher, K-punk, p. 693）。費舍的思想和理論在網絡空間得到發(fā)展和認可，但他也承認舊媒體所需要的“專心致志”正在被互聯網“離散的時間感”所摧毀，取而代之的是分散在不同媒體和平臺的“持續(xù)的部分注意力”；與此同時，“廣播媒體所投射的公共空間也已被一種網絡的唯我主義所取代”（Alex Andrews, “Interview”）。因此，意識到僅依靠網絡的力量遠不足夠的費舍投身于著書、成立出版社、公開演講、教學授課、在報刊等傳統紙媒上發(fā)表評論……費舍尋找一切事物的裂縫，尋找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盔甲上的缺口，為的是“在什么都不可能發(fā)生的情況下，讓一切又突然變得可能”（146頁）。

費舍在《我的生活的鬼魂》中改造德里達的“鬼魂學”（Hauntology）也是其與資本主義現實主義相抗衡的一部分。鬼魂學作為一種方法，通過召喚過去各種失落的未來的鬼魂以激進反哺當下。如今，費舍自身業(yè)已成“鬼”，并以不同的形態(tài)不斷回歸與來臨。如果說鬼魂永遠在回歸，那么悼念便是與鬼魂對話的途徑。一般而言，哀悼是自我內化并替代他者的過程，為的是永遠埋葬逝去的他者。但德里達告訴我們，對于他者的哀悼是不可能的，“他者之為他者，是無法被整體化的痕跡，無法對應于自我和同一性。在哀悼的過程中，這痕跡是被視作無法被內化之物而被內化的，是不可能的內化，無論是在哀傷的記憶中還是超越了哀傷的記憶”（Jacques Derrida, Memoires for Paul de Man. Trans. Cecile Lindsay et 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8）。易言之，由于哀悼的對象總是他者（鬼魂），對無法被同一化的他者的哀悼是不可能的，與此同時，這不可能的哀悼不僅成為所有哀悼的基礎，也使得“所有的工作都是哀悼的工作”（Jacques Derrida, The Work of Mourning. Eds.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143）。然而，不可能的哀悼并非消極無用的，相反，哀悼的不可能恰恰彰顯了哀悼之力量。在不可能的哀悼中，他者被納入卻不被同化，這就意味著自我與他者的對話、協商、溝通永遠不會停止。

王立秋老師翻譯《資本主義現實主義》一書是對費舍的哀悼，中譯本的出版與加印是對費舍的哀悼，我們閱讀或重讀此書是對費舍的哀悼，由此生成的言說域和行動場亦是對費舍的哀悼……正如哈姆雷特必須回應其父親鬼魂的指令（為父報仇），這些哀悼工作亦是我們面對費舍的鬼魂時所必須給出的回應，更是我們繼承費舍的思想遺產時所必須承攬的責任。這份責任是無緣由的，因為我們打從一開始就遲了，就處于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說的“欠債”狀態(tài)，所以我們注定必須繼承（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p. 21），繼承費舍想象、創(chuàng)造另一個可能的未來的決心與行動。

費舍的“未來”絕不是由單純的形式懷舊搭建，亦非通過靠算法驅動并反復吞吐訓練集的大型語言模型而生成，而是一種向“民主化和多元化”（Mark Fisher, Ghosts of My Life, p. 27）不斷打開的未來，它承諾著“一種新的人性、一種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種新的思想、一種新的愛”（轉引自西蒙·哈蒙德，“逃逸的K-PUNK”，2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