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騰不息：雨、河、岸、海與亞洲歷史的塑造》，[印]蘇尼爾·阿姆瑞斯著，王慶獎 / 朱麗云譯，廣東人民出版社丨萬有引力，2024年3月版
《奔騰不息：雨、河、岸、海與亞洲歷史的塑造》（Unruly Waters: How Rains, Rivers, Coasts, and Seas Have Shaped Asia's History）是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蘇尼爾·阿姆瑞斯的環(huán)境史作品。書中阿姆瑞斯聚焦亞洲尤其是南亞，將“水的治理”這一時常令人忽略的主題，納入歷史的敘事。如今我們較少關心水對于現(xiàn)代生活的重要性，除非遭遇到非常態(tài)的事件，比如停水、城市內(nèi)澇等。然而這只是現(xiàn)代生活的一種表象。尤其當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越發(fā)嚴重，我們會發(fā)現(xiàn)，關于水的治理還有大量問題沒有解決。《奔騰不息》能夠從歷史的視角，讓“隱匿于日常”的水重新得到關注。
阿姆瑞斯在書中評論道，改變水的可及性“是糾正大自然的不公”。這種不公在南亞季風氣候區(qū)體現(xiàn)得尤其明顯：6-9月的降水過剩，在余下的月份降水稀少。只有扭轉(zhuǎn)這種“不公”，才可能維持高水平的文明社會。此外，水也是人與人之間不公的根源，高等級的人占有更多的水資源及其產(chǎn)物（如糧食）。
所以，水由誰占有、由誰管理，其實是一個縱貫歷史的關鍵問題。
對于印度而言，英國殖民勢力的侵入，開啟了印度的近代歷史，在顛覆南亞政治生態(tài)的同時，也改變了南亞人與水的關系。英國東印度公司從17世紀就開始進入南亞，18世紀中葉建立了對印度次大陸的壟斷。英國人用自己的方式加強對水的控制。一個標志事件是恒河運河的開鑿。這條運河修建于1842-1854年間，溝通恒河及其最大支流亞穆納河，用于灌溉兩河之間的平原。恒河運河全長超過1100千米，被當時西方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是英國征服印度陸地與水域的象征。對水的控制能夠為統(tǒng)治權提供合法性——這不論在古代中國、印度還是在英殖民時期的印度都是不變的道理。不同的是，英國的殖民者帶來更多的現(xiàn)代化元素：對水的治理，維持著英國在印度的種植園經(jīng)濟，疏通印度通往全球市場的水道，提供讓殖民政權得以維持的稅收，并且推動印度農(nóng)村的社會和道德變革。
阿姆瑞斯表示，如果印度的水利史有什么教訓可供亞洲參考的話，那就是中央權力不要忽視地方上管理水的傳統(tǒng)辦法。但這種中央權力，正是現(xiàn)代化的一個核心特征，在水治理上也是如此。19世紀70年代的旱災，是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tǒng)治的一次合法性危機。這次旱災的誘因是南太平洋的一次強厄爾尼諾事件，廣泛影響到亞洲很多地區(qū)，包括中國。中國將此次旱災和饑荒稱為“丁戊奇荒”，以1877和1878年最為嚴重，受災最嚴重的山西留下方志記載“此誠我朝二百三十余年來未見之慘凄”。阿姆瑞斯指出，對此次印度饑荒的責任問題的討論持續(xù)了一個多世紀，并且催生了印度本土精英對殖民統(tǒng)治的批評。在這些批評者看來，饑荒的殘酷性，證明大多印度人生活在不安全中。英國人在印度建設的貿(mào)易制度和現(xiàn)代交通（鐵路），在印度人最需要糧食的時候，把糧食無情地輸送到別的地方去；而集約化的種植耗盡了土壤的肥力和水源的生態(tài)。書中寫道，“很多人認為，印度很多人之所以無法抵御降水的影響，是因為英國人的統(tǒng)治使這些人一無所有、侵蝕了他們抵御能力。”這種民族意識和政治意識的覺醒，成為印度國大黨崛起壯大的背景。水治理與民族主義的覺醒密切相關。
現(xiàn)代氣象學是殖民時代關于水治理的另一個遺產(chǎn)。而印度是氣象學重要的發(fā)展地之一。顯然，現(xiàn)代科學不會放過“季風氣候”這個攸關社會福祉的命題。尤其在“饑荒促進了印度氣象學的進步?！?9世紀發(fā)展起來的電報技術，使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精英得以把各地收集起來的氣象數(shù)據(jù)匯總起來，做系統(tǒng)化的分析，從而在宏觀地理尺度上解釋氣候。由此，人們逐漸認識到南亞大陸的氣候狀況，是由遠在內(nèi)亞、印度洋乃至太平洋的大氣運動所控制的。而英帝國的這些氣象學研究，又和其他殖民地的研究聯(lián)系起來，為帝國的農(nóng)業(yè)、航運等事業(yè)提供輔助。包括在19世紀下半葉執(zhí)掌清帝國海關的赫德，也參與了亞洲觀察和數(shù)據(jù)網(wǎng)絡的建設。
“誰來控制水”一直是一個關鍵的政治問題。二戰(zhàn)后亞洲掀起民族獨立浪潮，在革命后掌權的民族主義政權，自信能夠比殖民權力更好地管理水資源和氣候風險，遠離饑荒威脅。而歷史的一貫性在于，民族獨立后的政權對水的控制更加規(guī)?；椭贫然?。據(jù)阿姆瑞斯的統(tǒng)計，目前各國圍繞喜馬拉雅地區(qū)計劃修建的水壩，超過了500座。對水資源和水利能源的爭奪仍在繼續(xù)。如今水治理的資金來源更為多樣，但水利規(guī)模的擴大、主體的多元化，越發(fā)引發(fā)水利工程對生態(tài)影響的爭論。在中國的諸子時代，孟子就曾提出過一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原則，“王無罪歲”。統(tǒng)治者不能把責任推到天災的頭上?！侗简v不息》所呈現(xiàn)的歷史，也是一個國家承擔起“歲”的責任、承擔起建設國民氣候韌性責任的歷程——同時也是一個近代國家受氣候應對責任所累的歷程。
澎湃新聞與阿姆瑞斯討論了一些水管理的現(xiàn)狀問題。阿姆瑞斯似乎并不算一個樂觀者。水本來就是一個深度政治化的話題，阿姆瑞斯在書中把水治理的政治性重新挖掘出來，但對于價值判斷依然十分謹慎。以下是澎湃新聞與作者蘇尼爾·阿姆瑞斯的對話：
在書中，您從水的角度重新講述了南亞的殖民史和現(xiàn)代史。其中，印度的經(jīng)濟和政治受季風氣候的塑造作用尤其顯著。您這種具備水文意識的歷史寫作，能夠得到的主要洞見是什么？它們?yōu)槭裁粗档弥v述？
阿姆瑞斯：我很喜歡“具備水文意識的歷史寫作”這個說法。我認為最首要的洞察，是讓人們看到一直以來被視而不見的東西——不僅是歷史學家們視而不見，而且是書的讀者們視而不見，尤其是較富裕國家的讀者。我們控制、操控環(huán)境的能力，其復雜程度之高，使得我們很容易忘記水是怎樣在物質(zhì)意義上支撐著人類生活。對此一些學者稱為支撐現(xiàn)代生活的“技術層”（technosphere）。不過這當然是一種奢侈：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多數(shù)人，當然也包括南亞的人，他們擁有不可能忽視季風的力量。季風對他們而言是一個生存的現(xiàn)實。
另一個我希望堅持的洞察是這么一個觀念，水的視角不能同政治史、社會史或思想史的視角分隔開來。人們思考水、談論水的方式，是政治觀念、社會意識的基礎。
您曾寫道：“我們生活在前人對水的夢想與恐懼帶來的意外后果中。”拿印度來說，應對水患的舉措給這個國家?guī)砹四男ê玫幕蛘邏牡模┳兓孔钪饕摹耙馔夂蠊笔鞘裁矗?/p>
阿姆瑞斯：1947年印度獨立的時候，人民的出生時預期壽命是30歲左右。中國1949年獨立時，也差不多是這個情況。在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以及亞洲和非洲的許多其他地區(qū)，也不比這高到哪兒去。大部分這種國家的殖民統(tǒng)治者，在數(shù)代人的時間里都把被殖民人口的健康和福祉忽視掉了。
在這一背景下，以灌溉為核心關切的水資源治理，在非常積極的意義上改變了印度（也改變了其他國家）：如今印度人的預期壽命接近70歲，而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比這還高很多。
但水利也帶來代價和無益的后果，相關的風險是一個很長、很令人沮喪的單子：大壩蓄水造成毀林；水利擾亂了地方生態(tài)，導致新的水媒傳染病傳播；水中的沉積物被截斷，地下水的過量開采，使河流的三角洲沉陷；水體的大范圍污染；等等。此外，在印度，新營造的水源資源，其分配非常不公平。大型水利項目總是讓邊緣的社群（阿迪瓦西人）承擔巨大的環(huán)境代價。
（注：“阿迪瓦西人”[Adivasis]是印度的一個政治詞匯，泛指處于部落社群的居民，并非一個民族名。）
印度與中國的比較視角貫穿了《奔流不息》全書。您認為在現(xiàn)代歷史印度和中國的水治理當中，有哪些歷史的重合和分流之處？在印度的水治理歷史中，獲得了哪些經(jīng)驗和教訓值得整個亞洲去了解？
阿姆瑞斯：中國在治水方面的歷史遠遠更為悠久和連續(xù)，并且復雜性與效力也貫穿始終。在印度，水治理同樣歷史悠久，而它是去中心化的。
我認為印度經(jīng)驗有意義的地方在于，不同的思考水的方式長期共存并且演進。即便水被單純看作一種資源，在以水為神圣的印度，存在許多種宗教和文化上對水的認識。而印度的“教訓”——如果我們能這么講的話——是要認識到，地方上對保護水體的實踐是有效的，即便人們在面對大規(guī)模的挑戰(zhàn)時，地方的做法或許仍然有效。
根據(jù)您的觀察，21世紀以來在亞洲，圍繞水資源的政治大勢是否有什么變化？尤其涉及地方上的脆弱群體，我們是否在為他們做更好的決定？
阿姆瑞斯：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大型水利工程的社會代價，也對環(huán)境風險更敏感了。我個人不確定我們是否為脆弱群體提供了更好的關照，但如今各種指引、標準和共同的倫理準則已經(jīng)越來越系統(tǒng)化了，政策制定者如果希望重視脆弱的本地群體，也有了更全面的參考。
《奔騰不息》的英文首次出版于2019年，自那以后的幾年里，水治理越來越受到市場和企業(yè)的關注。（比如，臺積電在美國亞利桑那州建廠，特斯拉在墨西哥蒙特雷建廠，這兩項投資所面臨的缺水風險廣受質(zhì)疑。）隨著市場和私人資本更多涌入水治理和相關領域，您是否預期“人-水關系”的新變化？
阿姆瑞斯：你這一觀察十分重要。在我的書中，大多數(shù)情況下的主角是國家政府。而如今民營機構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其中——并且現(xiàn)在他們擁有的投資能力，在從前只有國家才具備。我確實認為未來地方居民與外部投資者的沖突會越來越多（你提到的兩個工廠是很好的例子）。也有人對基于市場的解決辦法持樂觀態(tài)度，他們相信大投資者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會建設更具韌性和可持續(xù)性的水利設施。
我個人沒有被說服。我認為有一種“拓殖”心態(tài)仍在起作用，投資者在獲取了一些快速收益之后，會遷往他處，留下一地廢墟。一直以來，對礦物資源和植物資源的開采往往是這種情況，比如糖、錫、原油等等。
中國的南水北調(diào)工程的規(guī)模巨大，討論很多。您認為這種大型引水工程有怎樣的環(huán)境史理論意義？它們除了作為水渠之外還有什么重要意義？
阿姆瑞斯：我把它類比于印度的內(nèi)河聯(lián)網(wǎng)計劃（National River Linking Project），它與中國南水北調(diào)工程的規(guī)模相當。我認為它們的出發(fā)點類似——在印度和中國，水資源可及性的區(qū)域不均衡是長久以來的難題。它們同樣受到工程學意義上的信心的驅(qū)動，認為水可以被控制和引導。
某種意義上講，這些調(diào)水工程本質(zhì)上是水渠，然而它們的巨大規(guī)模和連帶的影響使得它們不同。我希望，對這些工程的正、反觀點能被充分地討論，過去的經(jīng)驗、教訓能夠被吸取。
在環(huán)境史，尤其是水利史寫作當中，《奔騰不息》處于怎樣的位置？
阿姆瑞斯：我認為《奔騰不息》是如今蓬勃發(fā)展的環(huán)境史寫作的一部分，我尤其贊賞《奔騰不息》寫作時環(huán)境史和水史當中多元化的研究角度。關于水的歷史的最喜歡的一本書，實際上是中國歷史學家寫的，張玲討論宋朝的黃河水患。那是一本非常好的書。
（注：指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副教授張玲寫作的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
您是否參與過與水有關的環(huán)保行動？
阿姆瑞斯：沒有直接參與過。我把自己主要的工作放在寫作和研究上，而不在環(huán)境積極主義。但是，如果我的作品的任何部分對那些努力改善自己社區(qū)環(huán)境條件的人有用或有啟發(fā)，我也會非常高興。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