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冰，為方便訂閱號排版，原文引注從略。
林紓（1852-1924），字琴南，清朝舉人，近代文學家、翻譯家。林紓是維新派的杰出代表，翻譯了大量外國著述，特別是西洋小說，向中國民眾展示了豐富的西方文化，開拓了人們的視野，啟蒙了人們的思想，被公認為中國近代文壇的開山祖師及譯界的泰斗。然而后期思想轉(zhuǎn)向保守，曾與新派代表蔡元培進行筆戰(zhàn)，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同一個人的思想為何發(fā)生如此大的變化？筆者通過閱讀大量關于林紓的研究資料，結(jié)合羅志田先生《林紓的認同危機與民初的新舊之爭》一文，對林紓其人思想做一分析，并從中透視時代背景。
林紓先生和他的《巴黎茶花女遺事》
一般認為，1840年爆發(fā)的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一部中國近代史是列強競相侵略的歷史，也是中國人奮勇抗爭的歷史，這是一個各種矛盾激化復雜的時代，是一個新舊交替急劇變化的時代。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特別是那些有思想的中國人，也同樣變得矛盾而復雜。林紓就是這樣一個矛盾而復雜的人。
如果把后人對林紓的種種評價歸攏起來，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他竟像近代社會、近代歷史本身一樣地復雜，一樣地充滿著矛盾：他是一個熱情的愛國者；他是一個頑固的衛(wèi)道者；他是譯述西洋文學的先驅(qū)；他是傳統(tǒng)古文的殿軍；他是“五四”新文學的不祧之祖；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頑固反對者；他擁護維新變法；他崇奉程朱義理；他是一位較早覺醒的人物；他是一位效忠清室的遺老……那么，他的新舊思想如何體現(xiàn)？造成這種落差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林紓
一、新思想——譯壇泰斗
讓我們先來看林紓的新思想。他的新思想無疑直接體現(xiàn)在新文學上。如果說林紓對新文學的最大貢獻，那么就當屬他的翻譯事業(yè)，可以說，林紓對西洋小說的翻譯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啟了一扇新的追求新思想的大門。胡適在晚年說起1915年他二十歲時寫《康南耳君傳》，“我那時還寫古文……那時敘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響。林琴南的翻譯小說我總看了上百部。”比胡適小約十余歲的巴金也曾自述他年輕的時候，一部商務印書館的《說部叢書》打開了他的眼界：“他們好像給我準備了條件，讓我張開雙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運動?！北劝徒鹩帜贻p一些的錢鐘書也回憶說，林譯小說是他十一二歲（1920年前后）時的“大發(fā)現(xiàn)”，它們“帶領我進了一個新天地。一個在《水滸》、《西游記》、《聊齋志異》以外另辟的新世界?！倍鴵?jù)周作人回憶，青年時代的魯迅和他都曾是林譯小說的熱心讀者。
林紓先生書畫作品
當一部又一部林譯小說目不暇接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時，林紓翻譯事業(yè)的第二個貢獻也就隨之產(chǎn)生了：善于思索的讀者們不會僅僅滿足于貪婪地閱讀這些“古裝新劇”式的譯品，他們要情不自禁地對中西文學進行一些比較，要思考和探求中西文學之間在文學觀念、創(chuàng)作方法上究竟有什么異同？比較就是分析，分析就是認識。正是通過這種比較和分析，讀者會對西方近代和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文學（林譯小說絕大部分屬于此類）的某些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方法，獲得一些最初的體會和認識。而這種體會和認識在“維新”意識的推動下，必然導致中國傳統(tǒng)的文學觀念和創(chuàng)作方法向著現(xiàn)代的方向轉(zhuǎn)變。
有一點需要說明，林紓本人并不懂外語，不能讀原著，因此只能“玩索譯本，默印心中”，并且常常向馬尾船政學堂師生“質(zhì)西書疑義”。他翻譯得很快，“耳受手追，聲已筆止”，口譯者話音才落，他的譯文也寫完了，從而被稱為不懂外語的“譯界之王”。他之所以如此致力于西洋小說的翻譯，原因還要追溯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以他的翻譯代表作品《黑奴吁天錄》為例，當時的中國面臨的是一個內(nèi)憂外患的嚴峻時期。1898年維新變法失敗，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勢頭愈發(fā)猛烈，清政府腐敗無能。愛國志士林紓非常擔心中國的命運，強烈地希望能為“保種救國”貢獻自己的力量。他渴求能夠啟發(fā)中國民眾為爭取民族獨立與自由奮起抗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除了在報紙雜志上撰文，還把工作的中心轉(zhuǎn)向文學翻譯，借此宣傳政治思想。翻譯完《黑奴吁天錄》之后，林紓在寫給他的一位啟蒙老師的信中這樣寫道：“顧國勢軟弱，兵權利權，悉落敵手，將來大有波蘭、印度之懼。近新翻一書，名曰《黑奴吁天錄》，敘阿非利加當日受劫于白人之慘狀……紓翻此書凡十二萬言，敘志冤抑流離之苦，往往擱筆酸鼻……亦使吾鄉(xiāng)英異之士讀之，之所以自強，不致見劫于彼人，終身不能自拔也……”很顯然，林紓之所以選擇這本小說來翻譯，是因為它可以讓中國民眾讀后產(chǎn)生自強的觀念，激發(fā)他們的抗爭精神，林紓通過文學翻譯來達到政治功用的想法在此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二、舊思想——古文殿軍
辛亥革命后，林紓在《畏廬詩存?自序》中說，“革命軍起，皇帝讓政。聞聞見見，均弗適于余心”，“惟所戀戀者故君耳”。他雖然沒有在清朝做官，卻十謁光緒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國后，他和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相繼離開北京大學，并攻擊革命家章炳麟為“庸妄巨子，剽襲漢人余唾”，“意境義法，概置弗講”（《與姚永概書》）為桐城派張目。五四運動中，《新青年》雜志倡導以白話代文言，發(fā)自北京大學。林紓寫信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稱：“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保ā洞鸫髮W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從保守轉(zhuǎn)到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
其實，所謂的林紓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對，很重要的根據(jù)之一就是當胡適、陳獨秀等人提出以白話取代文言，成為中國人的基本交往工具時，林紓提出了一個很有力量的反對意見。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fā)表后，當代古文大家，也是不懂西文卻是西方文學名著翻譯大家的林紓就于2月8日在上?！秶袢請蟆分纳倘?，題目就叫做《論古文之不當廢》，觀點鮮明，理由不足。最引人發(fā)笑也反映出林紓最誠實的一面，是他說的這樣一段話：
“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p>
林紓先生自用鈐印
林紓的這個說法原本并沒有什么不妥當，因為根據(jù)他對西方近代文化發(fā)展史的了解，西方人講維新講變革，不僅沒有將拉丁文作為文化垃圾予以廢棄，而是有意識地從拉丁文中汲取營養(yǎng)，作為近代思想文化的資源。然而，林紓這個比較平實比較溫和的說法在被胡適、陳獨秀等人大肆渲染之后，則成為一種比較荒唐的文化主張。胡適說：“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接著，胡適以調(diào)侃的口吻挑剔林紓文中的表述毛病，用現(xiàn)代文法去分析林紓古文表達中的缺陷。由此可以知道，林紓在新文化運動中守舊派、反面派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陳獨秀、胡適以及學生輩的傅斯年、羅家倫等人自覺不自覺營造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譜系中進一步被放大、突出甚至丑化的。而其在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并不存在太大的偏差，在筆者看來，反而更溫和，更加具有漸進性的理論意義。只是他忽略了一點，那就是中國社會和文化巨大的惰性，有些問題在理論上可能是正確的，但是付諸實踐時就會產(chǎn)生一系列的問題。
綜上所述，林紓思想中雖然有其固有的保守和落后成分，但是并非完全和徹底的舊思想。前者是因為他本人作為前清舉人，生活的時代背景影響了他的思想意識。而后者則是因為他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試圖通過翻譯西書等方式來警醒時人，同時進一步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若一言以蔽之：從社會功能看，舊派林紓其實不舊。
結(jié)語：有人說：林紓是舊文學的“押陣大將”，又是新文學的“不祧之祖”。事實也的確如此。林紓的翻譯工作使西方文學作品和啟蒙思想在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廣泛傳播，但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一系列行為又使其變?yōu)橘Y產(chǎn)階級激進派心中的守舊和反對派。研究林紓其人，對于我們深入了解晚清和民國初年的新舊之爭有著重要的啟發(fā)作用。（文/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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