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倫福儒：考古學的科學哲學思考

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英國著名考古學家。他的名字與20世紀許多重要的考古學理論建設(shè)相關(guān)，包括“過程主義考古學”、“新考古學”、“認知考古學”、“前印歐語系”的起源等。倫福儒早年就讀于英國劍橋大學，受到格林·丹尼爾（Glyn Daniel）教授的很大影響。1981年，他接替退休的丹尼爾教授，成為劍橋大學迪斯尼講席教授（Disney Professor of Archaeology）。這個位置創(chuàng)立于1851年，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考古學教職。2004年，這一職位由格蘭厄姆·巴克（Graeme Barker）教授接任。此外，倫福儒還擔任過劍橋大學耶穌學院院長、麥克唐納考古研究所的創(chuàng)建所長。目前，他是英國上院議員、男爵。

關(guān)于倫福儒教授的記述和文章很多，相關(guān)采訪也不少。但很多文章關(guān)注的都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xiàn)的“過程主義”與“后過程主義”的理論爭辯。這里，我們將他的履歷再向前提早10年，充分展現(xiàn)倫福儒1960年代的個考古學的科學哲學思考人成長經(jīng)歷，以及他對英美考古界的種種看法和印象。

在采訪者看來，倫福儒的回答有兩點特別有趣。一是他強調(diào)自然科學，尤其是科學哲學對考古學的影響。劍橋大學的教育強調(diào)學科間交叉，卡爾·波特的觀點被貫徹到本科教育之中。很多人相信：科學進展存在于對已知框架的反對和傳統(tǒng)學科的邊界上（采訪者對此有著切身的感受）。在人類學領(lǐng)域，另一位劍橋大學的長者杰克·古蒂（Jack Goody）將一切沖突與矛盾都置于“邊界”與“外圍”的討論之中。人類學以邊境為祖國。20世紀考古學理論的發(fā)展似乎遵循了這個軌跡。其核心問題是：“考古學的邊界在哪兒？是歷史學，還是人類學？是生態(tài)學，還是社會學？”科學哲學的影響對倫福儒來說雖然是個人的，但關(guān)于“邊界”的問題卻籠罩了20世紀考古學的所有“主義”之爭。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考古學家的政治立場。倫福儒的回答是：一個人應(yīng)該把政治生活與學術(shù)生活區(qū)分開來。從青年時代的社交和閱讀看，他是一個保守派的學生。有趣的是，在那個左派思想在學生中盛行的年代，“劍橋聯(lián)合會”中的保守派學生卻在政治生涯中大獲成功，至少有4到5人成為了撒切爾-梅杰時代的內(nèi)閣大臣。邁克爾·霍華德更是一度成為保守黨的黨魁。1960年代的英美，左派與右派同時向自由主義轉(zhuǎn)向。持左派觀點的考古學家愿意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類似柴爾德的姿態(tài)），持右派觀點的學者更傾向于晦澀自己的政治立場，而質(zhì)疑問題本身（卡爾·波特的態(tài)度）。今天，西方學術(shù)界中前者的聲音更大，而倫福儒則以后者的姿態(tài)登場。晚年的倫福儒并沒有把太多精力投入到政治生涯。他仍是保守黨的上院議員，仍潛心于學術(shù)研究。也許我們要問：考古學到底有沒有受到考古學家政治立場的影響呢？

科林·倫福儒

您是如何開始學習考古學的？

科林·倫福儒：我在劍橋大學一開始是學習自然科學的。二年級的時候，我開始對考古學產(chǎn)生了興趣。那時我仍在讀自然科學，也很有興致。我選修了物理、化學、生物化學、數(shù)學和一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課程，但這時我已經(jīng)在發(fā)展對考古學的興趣了。十分幸運的是，格林·丹尼爾是我所在的圣約翰學院的院士，人很隨和，他和我說，想轉(zhuǎn)系的話是很容易的。

在劍橋?qū)W習期間，您的老師有哪些？哪些人對您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和您同齡的學生有哪些？

科林·倫福儒：當時戈德·布赫達（Gerd Buchdahl）正在講授科學哲學。一年級時，我選修他的課，頗有啟發(fā)。轉(zhuǎn)入考古學系以后，我在圣約翰學院的學術(shù)督導（Director of Studies）是格林·丹尼爾。他是一個既有魅力又好玩的人，幽默感十足（非常好笑），在考古界結(jié)交甚廣。他對我影響很大。格拉漢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對我的影響主要來自他的著作。作為教師，他不是那么有趣。進入研究生課程以后，我才和他熟識起來。我喜歡他，也尊敬他的為人。在考古學系，艾瑞克·希格斯（Eric S. Higgs）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他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

在哈登圖書館（Haddon Library），我遇到了我未來的妻子，簡·歐班科（Jane Ewbank），她是我最重要的同齡人。

上大學時，我同巴里·坎里夫（Barry Cunliffe）、查爾斯·海汗（Charles Higham）關(guān)系甚好。和保爾·梅勒斯（Paul Mellars）不那么熟，但保爾和我同一年級。我還認識馬丁·拜德爾（Martin Biddle），我很喜歡他，他好像長我一歲。還有皮特·阿迪曼（Peter Addyman），是我考古學系的同學。我私下的朋友大多是在劍橋大學聯(lián)合會認識的哥們兒，包括雷恩·布列坦（Leon Brittan）、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約翰·古莫爾（John Gummer）。這哥兒幾個后來都成了內(nèi)閣大臣，我們一直是朋友。

您覺得戴維·克拉克（David Clarke）教授如何？

科林·倫福儒：他比我們年長幾歲，曾經(jīng)給我和巴里·坎里夫上過輔導課，那時他已經(jīng)是研究生了。毫無疑問，他是一個有啟發(fā)力的人。當時他應(yīng)該正在撰寫《分析考古學》（Analytical Archaeology）這本書，但我們聽到的不多。記得我們?nèi)ァ笆非笆穮f(xié)會”（Prehistoric Society）聽他講陶器的矩陣分析。在那個時候，他的方法聽起來相當前衛(wèi)。

在大學讀書時，您可能讀過不少柴爾德的著作？當時您是如何看待柴爾德的？后來又是怎么理解的？

科林·倫福儒：的確，從自然科學轉(zhuǎn)到考古以后，我認真閱讀的第一位作者就是柴爾德。像很多人類學家一樣，我被他的《人類創(chuàng)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以及《歷史發(fā)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深深地吸引并影響著。你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文明的曙光》（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一書就是獻給柴爾德的。那本書引用了柴爾德的著作達18種之多，比引用其他作者的都要多。

盡管我尊敬柴爾德，并對于他關(guān)于文化過程的寫作，尤其是他在近東研究領(lǐng)域的建樹表示敬重，但我已經(jīng)意識到他的理論中的“修正式傳播論”（modified diffusionism）味道。他對歐洲的討論有重大瑕疵。這一點我在1973年出版的《文明之前》（Before Civilization）一書中有深入的討論。盡管他對多瑙河流域的史前考古材料十分熟悉，但他在梳理近東（以及特洛伊）與歐洲（如溫查文化）的聯(lián)系上出現(xiàn)了問題。

自然科學和科學哲學的背景如何影響您的考古學思想？

科林·倫福儒：我的高中時代及在劍橋?qū)W習自然科學的經(jīng)歷，使我堅定了對科學方法的信心。我開始意識到，科學方法可以有很多用途。你用不著成為每個特殊領(lǐng)域的專家，但要善于使用各種方法。這個道理也適用于數(shù)學和統(tǒng)計學。這兩門學問告訴我們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考古學也一樣。

理解“科學”是如何被建構(gòu)起來是有意義的，也是“科學”的認知論根源。前面提到，戈德·布赫達在這方面對我很有啟發(fā)。我還聽了布萊斯維特（R.B. Braithwaite）的課。通過布萊斯維特，我接觸到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思想。后者是當時認知學領(lǐng)域的重要人物。受此影響，我已經(jīng)開始有點懷疑卡爾·漢普爾（Carl Hempel）的學說了。這些知識在后來關(guān)于“新考古學”的辯論中都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

您在早先的文章中提到，您的考古學框架更多的來自劍橋大學的自然科學傳統(tǒng)，而非美國的“新考古學”思想。

科林·倫福儒：是這樣的。再多說一點，我的確讀過受美國學者推崇的卡爾·漢普爾的文章。他認為所有解釋，包括歷史解釋都要符合科學法則。這個理論后來變得很流行。但我在讀本科時就接觸到布萊斯維特的《科學解釋法》（Scientific Explanation）和卡爾·波普爾的《科學發(fā)現(xiàn)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這些著作十分明了地告訴我們，科學方法是什么。所以我不太理解為什么大家都要講漢普爾。布萊斯維特講的是科學家建立了一個理論或者模型，然后你需要用真實的存在去檢測這個理論或者模型。在嚴格的哲學意義上，沒有什么“實證主義”。后來對“新考古學”的批評在這一點上搞錯了。

能談?wù)?964-1965年您在希臘薩利亞哥斯（Saliagos）的發(fā)掘嗎？那是您第一次主持考古發(fā)掘吧？

科林·倫福儒：太棒了！我們在黎明出發(fā)，乘小艇去島上，通常要花20-25分鐘，有時風浪很大。薩利亞哥斯是一個很小的島，小到午休時你可以圍繞它游泳一周，從一個點下水，然后再游回這個點。我們的工人全都是安提帕羅斯（Antiparos）島的村民，關(guān)系很融洽，我學了不少希臘語。每天晚上我們都跳希臘舞……薩利亞哥斯遺址很豐富，是基克拉澤斯群島（Cyclades）發(fā)現(xiàn)的第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址，有制作黑曜石的豐富遺存。作為第一次考古發(fā)掘來說，十分地完美。

當然，這不是我第一次參加考古發(fā)掘，但卻是由我和約翰·伊文思（John Evans）一起主導的首次考古發(fā)掘。此前，我曾隨謝珀·法瑞（Sheppard Frere）在坎特伯雷一起工作過好幾年，也同馬丁·拜德爾一起在南撒施宮（Nonesuch Palace）工作過。

看來您在1965年非常忙碌。這一年，您完成了博士論文，結(jié)了婚，而且搬去了謝菲爾德。您和簡還去了趟保加利亞。能講講這一年嗎？

科林·倫福儒：是啊，那真是繁忙的一年！我好像是3月份或4月份博士畢業(yè)；4月份我和簡結(jié)婚；婚禮之后我們?nèi)グ屠瓒让墼?。那年初夏，我們一起去希臘的薩利亞哥斯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fā)掘（也是最后一次）。發(fā)掘結(jié)束后，我們?nèi)ハＥD北部旅行，到了西塔格洛伊（Sitagroi）方墩遺址（之后我們發(fā)掘了那座遺址）?；氐接?，9月份搬家到謝菲爾德，拿到我的第一份教職，任助理講師。同時，我還得到了一份圣約翰學院“研究院士”（Research Fellow）的工作。我們住在謝菲爾德，每周乘火車回到劍橋，在學院作些輔導工作。的確事情很多！

之后的一年，1966年，我和簡都獲得了英國研究理事會的資助，資助我們夏天去保加利亞旅行。我們訪問了保加利亞主要的博物館，參觀了幾個銅石并用時代的遺址，包括卡拉諾沃（Karanovo）。這次旅行使我清醒地認識到歐洲新石器年代學中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后來在第二次放射性同位素測年革命中得到了解決。

1967年您訪問了美國。在美國都遇到了哪些人？您和路易斯·賓福德（Lewis Binford）的第一次接觸有怎樣的印象？

科林·倫福儒：1967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訪問的那個學期給我留下了良好印象。我是受瑪麗亞·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邀請訪問洛杉磯分校的。此前，我和簡在薩利亞哥斯發(fā)掘時，她曾前來造訪。離開謝菲爾德去美國那半年，簡代我在謝菲爾德上課，任助理講師（后晉升為講師）。在洛杉磯分校，瑪麗亞同我規(guī)劃了西塔格洛伊的發(fā)掘。1968年，不少洛杉磯分校的師生加入到我們在西塔格洛伊發(fā)掘的隊伍中。其中包括有奧涅斯丁·厄斯特（Ernestine Elster）、尤金·斯特魯?shù)拢‥ugene Sterud）、羅伯特·伊文思（Robert K. Evans）。我也結(jié)識了洛杉磯分校的其他一些同事，包括克萊姆·梅根（Clem Meighan）和吉姆·薩凱特（Jim Sackett）。當然還有路易斯·賓福德。他很友善，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從那以后我們一直是朋友。此后，他來謝菲爾德參加了“解釋文化變化”（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會議。我也到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訪問過他幾次，他安排我從那兒前往參觀了查科峽谷遺址（Chaco Canyon）。

1967年訪美期間，我還去了墨西哥。那是我第一次到訪墨西哥。該國的國家博物館令人震驚。我參觀了特奧蒂瓦坎（Teotihuacan）和其他一些遺址。那個學期末，我訪問了美國一些大學，做了些演講，也見了些人，包括當時在賴斯大學的弗蘭克·霍爾（Frank Hole），密歇根大學（安娜堡）的詹姆士·格里芬（James Griffin），芝加哥的羅伯特·布萊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拉爾夫·蘇列齊（Ralph Solecki）等。那是一次對美國考古學界的全面接觸與學習！

考古發(fā)掘方法在20世紀60年代經(jīng)歷了很大變革。從以往流行的“惠勒探方”法轉(zhuǎn)向更多地使用開放式方法。這個過程是如何發(fā)生的？它僅僅發(fā)生在英國嗎？

科林·倫福儒：“惠勒探方”對于具有復雜地層的遺址確實有用。比如英國羅馬時期的城鎮(zhèn)居址等。這類遺址一般會有比較復雜的疊壓和打破關(guān)系（近東的臺形遺址也類似）。但盎格魯-薩克遜時期的遺址可能更適合開放式的發(fā)掘。布賴恩·霍普-泰勒（Brian Hope-Taylor）在諾森伯蘭郡的伊沃靈（Yeavering）的發(fā)掘?qū)Α伴_放式發(fā)掘”的普及具有推動作用。我呢，則比較喜歡身邊有個剖面，所以我從未完全放棄“惠勒探方”法。我第一次看到整座遺址都是開放式的發(fā)掘不在英國，而是1962年在保加利亞一處很好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隨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柏蘭伊（Bylany）遺址也見到過類似發(fā)掘法。

1960年代是美國在文化和政治上緊張的十年。越戰(zhàn)、黑人民權(quán)運動以及婦女解放運動都是在那十年發(fā)生的。您認為這些運動和思潮對于考古-人類學的構(gòu)建有沒有潛在的影響？您自己的思想有沒有受到影響？

科林·倫福儒：這些事兒肯定會影響每個人的社會生活，尤其是政治立場。在美國那一年，我十分關(guān)心黑人民權(quán)運動的動向。之后我也一直關(guān)心民權(quán)運動的發(fā)展。20世紀60年代的那些事件，對于當時的老師和學生肯定產(chǎn)生了影響（就像現(xiàn)在的社會運動對你們的影響一樣）。因為有了這些影響，很多學生傾向于接受左派的政治立場。但60年代下半段的社會/政治事件并未直接作用于考古學。（60年代）仍是“過程主義”和“新考古學”盛行時期。所謂的“后過程主義”要等到70年代才出現(xiàn)。少數(shù)幾位考古學家（申克思和提雷）接受了比較激進的政治立場。真正受到60年代思潮沖擊的是女權(quán)主義背景下發(fā)展出來的性別考古學，其形式各異。其實這個領(lǐng)域來得很早。德羅?！ぜ恿_德（Dorothy Garrod）是劍橋大學有史以來第一位女性教授。我和簡在巴黎度蜜月的時候，在格林·丹尼爾安排下見了德羅希和凱瑟琳·肯雍（Kathleen Kenyon）。后者是近東地區(qū)杰里科遺址的發(fā)掘者，也是倫敦考古研究所的重要人物。

我的立場是，將我的考古學研究和我的政治生活分離開來。我至今仍將“科學”視為正確方向，是我們追尋的本來之義?！昂筮^程主義”或“解釋考古學”中那些政治上激進的立場，其實更貼近法國、意大利、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墨西哥也是）的新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傳統(tǒng)。在美國，政治激進主義（指左派）無論是過去還是現(xiàn)在都沒有太多的空間。

您到洛杉磯那一年，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發(fā)行了名叫“大門”（The Door）的專輯。同年又發(fā)行了“奇怪的日子”（Strange Days）。1967年的洛杉磯，在流行音樂和文化方面是不是很有趣？

科林·倫福儒：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校園生活讓我挺忙碌的。再加上我每天要開車上下班，從托龐佳（Topanga）峽谷沿日落大道開到海邊才能到達校園，晚上要原路返回（瑪麗亞把她花園里的一個房間租給了我）。所以大多數(shù)的音樂我都是從電臺里聽到的，我聽“海邊男孩”（The Beach Boys）多過吉姆·莫里森。我觀察到的社會生活也主要是在校園（我后來才知道有威尼斯海灘這回事兒）。記得有一次，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來到校園，宣傳精神藥物（LSD）的偉大功效，并且要求聽眾“激發(fā)熱情、向內(nèi)探索、脫離體制”（Turnon，tunein，dropout）。我不認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很多學生因為聽了他“脫離體制”的建議而退學（但估計有不少人“激發(fā)熱情”了）。那個學期末，在返回英國的路上，我去了舊金山和伯克利。那里的氣氛不大一樣。在伯克利的校園里，“權(quán)力歸花兒”的氣氛十分明顯。不少學生選擇一絲不掛。校園的廣告欄里貼著諸如“杰弗森飛機”（Jefferson Airplane），“感恩致死”（Grateful Dead），“創(chuàng)造之母”（Mothers of Invention）一類的迷幻音樂海報。我收集了不少海報，從當?shù)貢曩I了不少。不過，除此以外，我沒有過多地卷入“嬉皮”領(lǐng)域。

【本文初發(fā)表于《南方文物》2015年4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訪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聞經(jīng)李水城教授授權(quán)刊發(fā)?！?/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