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與宋代詩歌文化》：唐宋詩史中的王安石

[美]楊曉山著，許浩然譯，崇文書局2024年3月出版，360頁，88.00元

當代的研究者們應(yīng)當不會否認，王安石有實力躋身于宋代頂尖詩人的名單之中?？晒值氖牵谒卧娧芯啃乱姷龅漠斚?，王安石詩歌的研究進展仍顯得十分緩慢。盡管近年已經(jīng)有了《王安石全集》（王水照，2016）、《王安石年譜長編》（劉成國，2018）、《王安石文集》（劉成國，2021）、《王安石詩箋注》（董岑仕，2021）等一系列詩文系年和文獻整理領(lǐng)域高質(zhì)量的基礎(chǔ)成果，可面對王安石的詩歌文本，研究者的目光似乎很難跳出佛禪思想、晚期風格等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就已經(jīng)被高度關(guān)注的問題。這當然能夠說明這些問題在王安石詩歌研究上的重要性，但如何在這些問題上推陳出新，并生發(fā)出更多的話題，恐怕是所有王安石研究者共同面臨的困境。

王安石像

楊曉山教授2021年出版的《王安石與宋代詩歌文化》可以看作當下研究者對這一學術(shù)困境的回應(yīng)。本書經(jīng)許浩然先生翻譯，于2024年3月由崇文書局出版。該書共五章，每一章都考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問題，這五個獨立問題又統(tǒng)攝在一個更宏觀，也更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下，即王安石在宋詩史上的定位。

第一章《〈明妃曲〉：唱反調(diào)的誘惑與危險》重新梳理了王安石《明妃曲》由宋至清的批評史。相比于此前內(nèi)山精也先生的力作《王安石〈明妃曲〉考》（1993年，1995年，中譯本2005年），本章在《明妃曲》批評史的譜系上補充了元至明的四條重要史料，包括了劉辰翁、趙文、顧起元、謝肇淛的評價，參合本章與內(nèi)山氏的論文，基本可以勾勒出一條比較完整的王安石《明妃曲》批評史。此外不同于內(nèi)山氏前作的是，本章最終的落腳點不在于神宗朝士大夫意識形態(tài)的轉(zhuǎn)關(guān)，而在于宋詩“翻案”風氣的文化意涵。作者在本章的最后一節(jié)中明言：“宋詩的翻案傾向標志著一種愿望，即通過刻意指斥傳統(tǒng)觀念、反駁既定見解來標新立異?！保ㄖ凶g本，60頁）從這一結(jié)論當中，我們能看出作者試圖將王安石回置到唐宋詩歌發(fā)展史中的努力。在作者看來，當王安石的兩首《明妃曲》被放到唐宋翻案詩的傳統(tǒng)之中后，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就自然地浮出水面：“假如說翻案詩法是宋代的一種風尚，而王安石那些聳人聽聞的詩句只是這一風尚的一種表現(xiàn)，那么這些詩句何以會引發(fā)如此之大的爭論呢？”（60頁）作者的解釋是，一方面，王安石的言辭越過了道德規(guī)范與雅正品味的界限；另一方面，讀者在政治、道德上對王安石抱有成見。為了說明這一觀點，作者與內(nèi)山氏一樣舉出了王安石前后同樣涉及華夷之辨的昭君詩，其中包括內(nèi)山氏引用過的晚唐王叡《解昭君怨》和呂本中《明妃》詩，也包括了晁補之《題伯時畫》、韓駒《題伯時畫昭君圖》。作者指出，這些作品并沒有像王安石“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兩句一樣受到同時人乃至后世的嚴厲批駁，這應(yīng)當能夠解釋在宋詩主張翻案求奇的整體氛圍下，王安石獨獨受到猛烈攻擊的特殊現(xiàn)象。

作者用王安石“愛唱反調(diào)”的個人氣質(zhì)引向了本書的第二章《〈唐百家詩選〉的傳統(tǒng)與個性》。這一章關(guān)注的是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去取標準的公案，試圖回應(yīng)《唐百家詩選》不選李杜等大家是否由于王安石的偏執(zhí)個性問題。不同于第一章以梳理批評史為主的纂組方式，本章亮出了鮮明的觀點，即王安石編選的“遺漏”應(yīng)當來自其參考文獻的限度，且不選大家的選本特質(zhì)也并非王安石刻意的標新立異，而僅僅是唐人選唐詩傳統(tǒng)在北宋前期的延續(xù)。前一結(jié)論的得出得益于作者對《唐百家詩選》編纂公案的細密梳理，作者辨析了歷來對《唐百家詩選》不選大家現(xiàn)象的諸種解釋，包括“有意為之”“條件有限”以及“大家別集易得”三種。從邏輯上看，第三種理由本應(yīng)被歸入第一種，但特別的分立確實有利于作者的駁論。在三種觀點中，作者明顯傾向于第二種，并且花了大量筆墨駁斥了第三種。作者駁斥第三種觀點的依據(jù)是，在《唐百家詩選》編成之前，唐集僅有杜甫、韓愈、柳宗元、薛能、貫休五家已有可考之刊本，且杜集刊刻僅在《唐百家詩選》編成一年之前，刊于吳門的版本又未必能快速流布至京師，故王安石能利用的主要還是宋敏求家藏的舊抄本。復因為宋敏求校訂過的諸家別集中有不少并未被《唐百家詩選》所取，故而作者推測：“宋敏求提供給王安石的只是其家藏書的一部分……王氏選本中明顯的闕失并非反映了他的某種編纂意圖，而更有可能是外部條件所致?！碑斎?，作者也坦承對這一問題“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找到滿意的答案”，這一番論證未必確鑿，但作者對后一結(jié)論的分說則相對有力地回應(yīng)了《唐百家詩選》不選大家是“自有微旨”的傳統(tǒng)認識。這一結(jié)論的得出與本書整體的研究取徑直接相關(guān)。作者沒有粗暴地將王安石理解為“一個孤立的大詩人”（280頁），而是時刻力圖將王安石的詩歌寫作與詩學趣味置于唐宋詩歌轉(zhuǎn)型的長線索之中。作者指出，不選李、杜、韓三大家的做法在唐代的唐詩選本中相當常見，甚至宋元人編纂的《二妙集》《注解選唐詩》《唐音》等不同體例的選本也不以李、杜、韓為詩作去取的唯一尺度。如此看來，在唐宋詩學轉(zhuǎn)型的長線索中，《唐百家詩選》的標準并沒有十分獨特，反而是這一問題的提出本身，足以見出宋代詩歌經(jīng)典化的發(fā)展歷程。

王安石的晚年詩歷來是王安石研究的重點，本書第三章《晚期風格》也是全書篇幅最長的一章。相較于前人的研究，作者獨具匠心之處在于將“晚期風格”視為一個唐宋詩學中的延續(xù)性問題，從而將王安石看作“晚期風格論”在唐宋詩歌轉(zhuǎn)型中的個案之一，而不是孤立地討論王安石晚年詩的風格本身，這種寫法顯然又緊扣了本書為王安石尋找詩史定位的核心訴求。王安石晚年詩研究的一大困境便在于王詩編年的不確定性，歷來討論王安石晚年詩的研究者大多將荊公集中精嚴工麗的絕句視為其晚年詩的代表，但這些作品的系年并不容易，即便是能確定為王安石罷相后作于江寧的作品，也很難辨析其中哪些寫于熙寧七年四月至次年二月，哪些寫于熙寧九年第二次罷相之后。這種編年上的困境很大程度來自于王安石前后風格的一致性，對于這一問題，莫礪鋒教授《論王荊公體》（《南京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一文早已揭橥，莫文認為王安石“對于詩歌藝術(shù)精益求精的追求是從早期就開始的”，并從用字押韻、對仗、用典等角度列舉大量作品證明了這一點。這樣看來，正面地對王安石晚年絕句精工雅麗的風格反復分說往往容易墮入循環(huán)論證的陷阱。而本章從接受史的角度梳理了王安石晚年詩風轉(zhuǎn)變被視為一個詩學問題的脈絡(luò)，從而再一次由王安石個人詩風的“小結(jié)裹”引向了唐宋詩歌轉(zhuǎn)型的“大判斷”，也就巧妙地避開了研究王安石晚年詩時循環(huán)論證的困境。作者先是經(jīng)由編年本杜甫集的出現(xiàn)點明了“晚年風格”問題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產(chǎn)生，從呂大防論杜、韓“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的言論出發(fā)，引向了黃庭堅對杜、韓晚年“不煩繩削而自合”的評騭，繼而梳理出了十二世紀以降胡仔、朱熹、陳善、魏了翁、劉克莊、方回等人對杜甫、蘇軾、黃庭堅、陳與義晚期風格的批評譜系。如此，當作者將宋人對王安石晚年詩的關(guān)注納入這一譜系時，那些被視為王安石晚年作品的絕句系年是否準確就不再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王安石晚年近體詩風格是否真的有極大的轉(zhuǎn)變也可以懸置不論，重要的是，兩宋之際的批評家已經(jīng)堅信，王安石和杜甫韓愈一樣，在晚年發(fā)生了風格轉(zhuǎn)變，且其晚年詩遠勝于早年?！巴砥陲L格”在西方學術(shù)史上通常用來評價美術(shù)或音樂家晚年風格的轉(zhuǎn)變，作者將這一視角引入中國文學批評也并不突兀，畢竟本章已經(jīng)羅列了充分的史料說明中國文學批評史中這一話題的固有存在。由于藝術(shù)家晚年身體的衰落和技藝的渾成，其晚年作品大多輕視技巧而注重自然，作者引述格爾格·西默爾（Georg Simmel）的話：

（晚年藝術(shù)家）已不再講究形式的嚴謹以及感性的魅惑，也不像以往那樣全神貫注于身邊的萬事萬物。他們的作品中剩下來的只是一些粗獷的線條，而這些正是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最深刻、最切身的跡象。（第185頁）

這與杜甫“老去詩篇渾漫與”（《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黃庭堅“不煩繩削而自合”的表述何其相近。當然，作者也指出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晚期風格論的獨特性，即適用對象的局限，相比于原始語境中對藝術(shù)、音樂作品的評價，中國本土的晚期風格論僅被用于狹義的詩、古文以及書法，尚未看到關(guān)于美術(shù)、音樂甚至小說、詞、駢文等其他文體的表述。而僅就王安石來說，如果承認宋人對王安石晚年風格轉(zhuǎn)變的認識，荊公晚年詩精嚴巧麗的作法也和西方晚年風格論粗獷隨意的判斷有極大的差別。對于這一現(xiàn)象，今后或許還值得更深入的探討。尚應(yīng)提及的是，本章是作者此前《論宋代的晚期風格理論》一文的改寫（見收于《中古文學中的詩與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年）。相比于前作，本章調(diào)整了一些段落的順序，增補了部分史料，對部分內(nèi)容也有所刪減，比如文章最后涉及疾病與死亡的一些表述。在論及中國古代文人因疾病而轉(zhuǎn)變?nèi)松^的現(xiàn)象時，作者舉出了司馬遷《報任安書》的例子，這段文字關(guān)涉的實則是發(fā)憤著書的問題，與作品的晚年風格無關(guān)，作者在本書中刪去這段文字，也應(yīng)當是出于這種考慮。

第四章《從寒山到鐘山：佛理與詩法的簡短巡禮》篇幅雖小，但給出了一個極富啟發(fā)性的論斷，即王安石在寒山詩擬作傳統(tǒng)中的節(jié)點作用。四庫館臣評價寒山詩“有工語，有率語，有莊語，有諧語”（《寒山子詩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九），已然為寒山詩的風格立下了切中肯綮的判斷，項楚先生也用“或俗或雅”總結(jié)了寒山詩的兩種基本風格。值得指出的是，研究者在討論寒山體的風格問題時，往往僅將將工、莊和率、諧共時性地并舉，極少注意到寒山體兩種風格的歷時性轉(zhuǎn)換。本章對此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觀點，即王安石的《擬寒山拾得二十首》正是寒山詩擬作風格“由抒情描寫之詩轉(zhuǎn)向了諷刺說教之詩”的轉(zhuǎn)折點。作者認為，此前清涼泰欽、汾陽善昭、雪竇重顯的擬作都偏向寒山詩雅潔幽靜的特點，語言上并不具有明顯的口語性，且全詩以寫景為主，不帶有強烈的說教氣息；而王安石的《擬寒山拾得二十首》則以口語性、說教性為主要特點，少有典雅的語言和清幽的意象，這一傳統(tǒng)此后直接被北磵居簡、慈受懷深等禪師與曹勛等士大夫繼承。從現(xiàn)存唐宋擬寒山詩的寫作實態(tài)上看，這一判斷應(yīng)當是準確的。現(xiàn)存唐宋擬寒山詩的數(shù)量并不甚夥，加之如今檢索工具的便捷，得出這一判斷并不十分困難，而此前研究者未能關(guān)注到這一現(xiàn)象，當是因為沒有將擬寒山詩視為唐宋詩歌轉(zhuǎn)型線索中的一個特別問題來看待。本章的結(jié)論，再次見出作者研究視角的有效性。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是，本章并未解釋一個關(guān)鍵問題，即王安石何以成為擬寒山詩譜系中的風格轉(zhuǎn)捩點。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寒山詩中偏向白話說理的作品可以作為禪僧升堂說法時的話頭，如《古尊宿語錄》載風穴延沼法師上堂時，即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栲。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保ā豆抛鹚拚Z錄》卷七）《寶覺祖心禪師語錄》載晦堂祖心升堂時亦舉寒山詩云：“我聞釋迦佛，不知在何方。思量得去處，不離我道場?！倍醢彩咏瓕幤陂g醉心佛禪，當有聽法經(jīng)歷，其詩《書定林院窗》有“道人今輟講，卷祴寄松蘿。夢說波羅密，當如習氣何”之句，可為一證。認為王安石是在聽法過程中對寒山詩的白話、說教傳統(tǒng)產(chǎn)生興趣，不失為一個合理的推測。

王水照先生曾將文學與黨爭稱作宋代文學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第七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閉幕詞》，2011年），而王安石作為北宋黨爭的核心人物，其詩歌與黨爭的關(guān)聯(lián)自然不應(yīng)被輕易放過。本書第五章《〈君難托〉：類型慣例與黨派政治》就巧妙地選擇了王安石的樂府詩《君難托》作為個案，討論了王安石詩在北宋黨爭語境中被閱讀、闡釋的過程?！毒y托》很少被研究者用來專門討論，但這首詩在王安石身后的確引起了一樁值得關(guān)注的公案，即本詩的作者歸屬問題。作者從李壁注文中“此詩恐作于神考眷遇稍衰時，然詞氣殆不類平時所為”的直覺判斷引向了宋人對《君難托》一詩歸屬的質(zhì)疑，進而梳理了此后批評家對此詩寓意的索隱。認為《君難托》寓有微旨的觀點不僅影響了宋代的批評家，當代的學者仍有持此論者（如楊雋《臣妾意識與女性人格——古代士大夫文人心態(tài)研究之一》，《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91年第4期）。但對于這一問題，實則如作者所說：“王氏本人寫作該詩是否真有此寓意（甚至他是否寫過該詩），抑或以此寓意來解讀該詩是否合理，這些問題皆不重要?！敝匾氖?，宋代的批評家為何相信這首詩有寓意，且反映的是王安石與宋神宗之間的關(guān)系。為了說明這個問題，作者先是梳理了中國的棄婦詩傳統(tǒng)，說明以夫妻關(guān)系映射君臣關(guān)系在宋代是自然的，轉(zhuǎn)而又點明了《君難托》的闡釋史在棄婦詩傳統(tǒng)中的特異性，即批評家為這首詩添附政治意涵并不是為了提高這首詩的價值，反而是為了詬病王安石的不合臣節(jié)。作者試圖用北宋的黨爭語境來理解這一闡釋上的差異，作者認為，北宋慶歷以來的朋黨之爭催生了一種“構(gòu)陷性”的詩歌闡釋新傳統(tǒng)，王安石本人也未能逃脫這一新傳統(tǒng)的控制，這使得棄婦詩的政治比興傳統(tǒng)被負面地利用，成了王安石“謗訕宗廟”的罪證。作者的這一觀點本身并不新奇，內(nèi)山精也《“東坡烏臺詩案”考》一文對這一問題已有更為深刻的論述。本章的貢獻在于用更多的筆墨勾勒了詩歌“構(gòu)陷性”闡釋的脈絡(luò)，并呈現(xiàn)了新舊兩黨士人利用這一闡釋方法相互攻訐的整體面貌，而不是僅就“烏臺詩案”或“車蓋亭詩案”呈現(xiàn)單方面的史料。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王安石系年明確的晚年作品中確乎能體現(xiàn)出他與神宗之間的微妙關(guān)系，特別是元豐初期的一些作品，不能簡單地以詩體傳統(tǒng)來解釋，有關(guān)這一問題，朱剛、張弛《“元豐行”與晚年王安石的創(chuàng)作焦慮》（《山西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的討論就相當值得重視。

通篇看來，本書關(guān)注的五個問題都是王安石研究史上的經(jīng)典問題，每一章的討論對象都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先行研究積累。特別是第一章和第五章，取徑較為傳統(tǒng)，在結(jié)論上并未超出內(nèi)山精也的研究。不過，本書細密的史料羅織足以體現(xiàn)作者深厚的學養(yǎng)，讀之令人感佩。同時，本書最終指向的也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給問題為何出現(xiàn)尋找一個解釋，這種視角對應(yīng)的正是本書標題中的“詩歌文化”（poetic culture）。整部大著的努力就是要“置王安石于宋詩史中”（273頁），在唐宋詩歌轉(zhuǎn)型的長線索中為王安石的寫作和批評尋找錨點，從而超越宋代以降用王安石“強辯”的性格特點解釋王安石寫作的粗放判斷。作者在本書的《尾聲》引用劉克莊、方回與袁桷等人的觀點，再次指出了王安石詩史定位的復雜性，王安石的詩作一方面在詩句化用和體式偏好上呈現(xiàn)出對唐代詩人的高度承襲，一方面又在技法上早于蘇、黃地展示出了典型的宋詩風格。作者最后用全祖望的闡述指明了王安石詩史定位的“過渡人物身份”，也再次坦承王安石詩歌的豐富與變化“使人無法死板地從分期或風格的角度來界說他在宋詩史中的地位”（285頁），這也能夠印證莫礪鋒《論王荊公體》一文中認為王詩“既體現(xiàn)了宋詩風貌的部分特征，又體現(xiàn)了向唐詩復歸的傾向”的整體判斷。

本書尚有一些細節(jié)上的未盡之處，如本書盡管多次引及湯江浩《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以王安石為中心》（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但在第五章沒有引述湯氏對《君難托》性質(zhì)的認識。此外，中譯本將樂府詩的兩句稱為“聯(lián)”（如231頁），也不符合中國古典詩體的慣例。不過這些細微的失誤不影響本書的價值。比起作者以方法和視角見長的前作《私人領(lǐng)域的變形：唐宋詩歌中的園林與玩好》（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本書對編年史、筆記、目錄、文集等各種史料的豐富采擷，以及腳注中對次要信息的詳盡介紹，都體現(xiàn)出了更為深刻的歷史意識與扎實的文獻素養(yǎng)。特別是作者對王安石中、英語言先行研究的詳備引述，使得本書儼然成為王安石詩歌研究的文獻指南?？傊?，在王安石詩歌研究亟待深入的今天，本書對王安石相關(guān)史料的廣泛搜求與深密編織，足以令本書成為今后王安石詩歌研究者不可繞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