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權力的文化與文化的權力》：腓特烈大帝的文化自信

《權力的文化與文化的權力——舊制度下的歐洲：1660-1789》，[英] 蒂莫西·C.W.布萊寧著，李文君譯，上海書店出版社丨也人，2024年8月版，587頁，138.00元

在《權力的文化與文化的權力：舊制度下的歐洲（1660-1789）》一書中，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布萊寧在“導言”部分開宗明義，申言本書中所用的“文化”一詞采用廣義的概念——尤指英國文化人類學奠基人愛德華·泰勒爵士（Sir Edward Tylor）的經典定義——“文化是一個復合的整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作為社會成員的人類所掌握的其他任何能力和習慣。”然而，作者話鋒一轉，聲稱本書無意探索這個“復合的整體”（complex whole）的各個方面（“出于篇幅和論述焦點的考慮，忽略了性別和流行文化等重要方面”），而將注意力集中于以古典文學、音樂、建筑、繪畫等為表征的“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在這位劍橋大學歷史教授看來，相比于同時代的歐洲君主（如法王路易十五及英王喬治三世），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無疑是十八世紀高雅文化的杰出代表，值得大書特書。

針對德國“文化”概念中古已有之的反政治傾向，布萊寧援引哈貝馬斯的觀點，強調文化的本質屬性在于政治。根據(jù)哈貝馬斯的分析，由于中世紀不存在私有財產的概念，因此公共和私人之間并沒有明確界限。而那些行使權力之人（國王、貴族、教長）往往通過具體的方式（如徽章、服飾、雕像和詔令）在公共場合展示自身的地位和權威——權力由此通過廣義的文化得以行使和呈現(xiàn)，即所謂呈現(xiàn)型（representational）文化:“只要王公和貴族仍然擁有土地……他們就能夠在人民面前（before）呈現(xiàn)權力，而不是為了（for）人民呈現(xiàn)權力。”——假如說法王和英王是前者的代表，腓特烈大帝則是后者的典范。

這位自稱“國王是國家的第一公仆”的腓特烈大帝，自即位之初便立志要當“哲學王”：他要引領普魯士人民在政治、經濟、軍事及文化各方面超越英法等歐洲傳統(tǒng)強國。作為啟蒙哲人，他終生信奉同時代哲學家康德的名言：“作家的自由，是人民權利的唯一保障。”與此同時，作為奉行開明專制的一國之君，他又深諳權力之道：“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人民說他們想說的話?！闭盏聡麣v史學家特賴奇克（Friedrich von Treitschke）的看法，腓特烈大帝一向重視專制權力，但僅將其視為富國強民的工具——“若是以權力本身為目的……在他看來是對君主榮譽的玷污?！倍湛档卤救说目捶?，這也正是腓特烈大帝文化（Kulture）自信的表現(xiàn)：只有自己已經啟蒙，并且手中握有一支龐大軍隊的君主，才敢允許每一位公民“大膽說出你的想法”。

令人稱奇的是，作為普魯士最高軍事統(tǒng)帥，腓特烈大帝同時亦擁有足夠資本展示其文化自信。除了母語德語，他熟練掌握法語、英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并通曉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在他晚年的時候，出于政治需要和個人興趣，他還自學了斯拉夫語），其語言天賦，即便與當世文豪相比，亦不遑多讓。與之相應的，是他卓越的文學才能。他在登基之前發(fā)表的政治檄文《反馬基雅維利》（The Refutation of Machiavelli’s Prince, or, Anti-Machiavel）中，主張君主以啟蒙運動的理性與人道主義取代邪惡的權謀之術，在歐洲引發(fā)震動。后來，他的論文《關于德意志文學》受到歌德高度評價——“德語文學史上第一個原真、重要的高尚素材就來自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的偉大功績提升了整個民族的形象，激發(fā)起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從而對文學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痹诨貞涗洝段疫@個時代的歷史》（Histoire de Mon Temps）中，腓特烈大帝對自己早年的“好大喜功”進行了深刻反思：他讓整個歐洲“染上了好戰(zhàn)的病毒，就像是一名妖艷女子送給仰慕者的信物一樣”。他在晚年時?；貞浧鹣韧醯呐R終遺言——“千萬不要輕易發(fā)動戰(zhàn)爭，因為一旦開戰(zhàn)，你就很難按照自己的意愿終止戰(zhàn)爭”，并為此自責不已。

腓特烈大帝不僅是與伏爾泰齊名的書信作家（其通信對象包括他的舅父、英王喬治二世，他的對手、俄國葉卡捷琳娜女皇，歐洲知名藝術家，以及“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若干名士——其中僅他與伏爾泰雙方往來書信便逾八百封），更是拉羅什富科式的箴言體作家。比如他在《勃蘭登堡家族歷史回憶錄》（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中的名言：“超越人心和人類激情去尋找人類行為背后的動機總是錯誤的”；“君王與常人一樣有兩個弱點：野心和懶惰”；“虛假的熱忱（zeal）是一個暴君，它會減少各省的人口；寬容是一位溫柔的母親，它照顧它們并使它們繁盛”；以及他在《政治遺囑》（“Political Testament”，1768）中的名句“政府頭等要緊、最為正確的原則是一國的實力來源于龐大的人口”，“談判沒有武力作后盾，就像作曲沒有樂器一樣，達不到好的效果”，“英國議會是人民與國王的最高審判者。國王僅有行善的全權，而無半點為惡的權力”，等等，言簡意賅，在后世廣為流傳。

腓特烈大帝酷愛文學寫作，即便在行伍之間也堅持不輟。晚年他曾半開玩笑地對達朗貝爾（《百科全書》主編之一）說，如果可以選擇，他“寧愿當《阿達利》（拉辛最后一部悲?。┑淖髡?，而不是打贏七年戰(zhàn)爭”。這也間接回應了伏爾泰的調侃：腓特烈大帝“早晨是斯巴達人，下午是雅典人”。1770年，腓特烈大帝批準為伏爾泰豎立一座雕像。在致信達朗貝爾時，腓特烈大帝宣稱“伏爾泰的作品就是他最好的紀念碑，因為它們會比圣彼得大教堂、盧浮宮以及其他所有‘因人類的虛榮而致力于永恒’的建筑更為持久”——恰如腓特烈大帝本人在回憶錄中所言，“我從童年起就熱愛藝術、文學和科學。如果我能夠為它們的傳播貢獻一份力量，必會竭盡所能熱情投入，因為沒有它們的世界就沒有真正的快樂?！?/p>

除了語言文學天賦，腓特烈大帝的藝術細胞也高度發(fā)達。他是一流的長笛演奏家，也是一流的音樂鑒賞家（巴赫父子長期擔任普魯士宮廷樂師），并時常在音樂會上客串指揮角色。1772年，英國音樂學者、倫敦“文學俱樂部”成員查爾斯·伯尼（Charles Burney，大文豪約翰遜博士摯友、女作家范尼·伯尼之父）訪問柏林，有幸目睹演出盛況：“國王一直站在樂團團長身后，樂譜也在他視線內。他頻頻看向樂譜，充當了實際的指揮，就像戰(zhàn)場上的大元帥……他不滿足于成為國民生活、財富、生計的唯一統(tǒng)治者，還要為最無關緊要的娛樂設定規(guī)則。”此外，據(jù)來自意大利的一位女高音歌唱家記述，天氣寒冷的時候，根據(jù)腓特烈大帝的指令，“士兵會被派到劇院，以他們身體散發(fā)的熱量溫暖觀眾席”。如此一來，既能讓音樂廳暖意融融，又能讓士兵接受高雅藝術熏陶，可謂一舉兩得。

腓特烈大帝也是天才的建筑設計師。他對呆板而繁雜的德國建筑大為不滿——“密集的窗戶和復雜的裝飾迷失在龐大的身軀里，像一個無節(jié)制的胖女人胸口上方的小項鏈”——而波茨坦無憂宮（Sans-souci）的創(chuàng)意，最早即由他本人提出。他在設計過程中不僅參考了意大利建筑師帕拉迪奧（Andrea Palladio）的樣式，而且汲取了英法建筑風格以及當時風靡歐洲的“中國風”（Chinoiserie），足見其博采眾長的胸襟懷抱。宮殿完工后，他又下令修建一個專門的畫廊——用于收藏柯勒喬的《勒達與天鵝》，魯本斯的《圣塞西莉亞》和倫勃朗的《打碎〈十誡〉石板的摩西》等傳世名作——這也是歐洲現(xiàn)存最早的獨立畫廊。

文學藝術領域的精深造詣很大程度上賦予了腓特烈大帝“揮斥方遒”的大師風范和批判性視角。在駁斥馬基雅維利之前，他已著文攻訐法國唯物主義思想家霍爾巴赫《自然的體系》中的決定論和宿命論，并貶斥書中“臣民憎惡其君主時應該擁有廢黜他的權利”一語為“惡攻”——是赤裸裸的分裂國家、“煽動內戰(zhàn)”的悖逆之言。1772年，他以《科學與藝術在社會中的實用性之質疑》為題回應盧梭的《論科學與藝術》，并由此展示文明民族與野蠻民族兩者之間的巨大差異——后者一味拒斥人類文明（“科學與藝術的復興無助于敦風化俗”），結果只能導向蒙昧，而前者通過對藝術和科學的精心培養(yǎng)，可以煥發(fā)出人類理性之光：“最偉大的思想，如果被剝奪了知識，只不過是一顆毛坯鉆石，而只有經過才華橫溢的珠寶商之手打磨后才具有價值”——很顯然，腓特烈大帝并沒有被“高貴野蠻人”的假象所迷惑。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腓特烈大帝并不看重盧梭學說（尤鄙視其為人），但當盧梭寫信向他求助時——“我被法國人、日內瓦人、伯爾尼人趕了出來，我希望在您的領地內找到一處容身之所……現(xiàn)在我完全置身于陛下的控制之中，陛下可以對我隨意處置”——他立即表示同意，并考慮為盧梭在無憂宮修建一處隱居場所。同樣，當法國醫(yī)生拉美特利（La Mettrie）因發(fā)表《人是機器》（L'Homme-Machine）而遭驅逐時，腓特烈大帝不僅允準他政治避難的請求，而且力邀他加盟柏林科學院——其同僚包括瑞士數(shù)學家歐拉、法國數(shù)學家拉格朗日、法國數(shù)學家莫佩爾蒂、法國哲學家孔迪亞克等歐洲科學文化名人，皆一時之選也。

從科學院人員構成看，本土人士（除康德外）寥寥無幾，而法國人則占據(jù)半壁以上江山，一定程度上既是普法兩國文化軟實力的對比，又是腓特烈大帝一貫“精法”的體現(xiàn)。他自幼向慕法國文化，平生著述皆用法文（再由御用秘書馮·多姆轉譯成德文）。他推崇法國音樂（尤其是歌?。?，但卻將海頓的音樂譏為“聒耳的噪音”（莫扎特亦未受他待見）。他的這種法國新古典主義趣旨一方面固然提升了普魯士的文化品位，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負面影響。比如他為“莎士比亞糟糕的戲劇被翻譯成德語”而痛心疾首，此外，更令他憤怒的是，“歌德的《鐵手騎士葛茲·馮·貝利欣根》就是對墮落英國戲劇的可怕效仿”。

敢于指斥本國大文豪缺乏原創(chuàng)，這顯然是腓特烈大帝高度自信的表現(xiàn)。作為孟德斯鳩的忠實信徒，腓特烈大帝堅信“各個民族具有不可磨滅的性格特點”。他對德國文化的缺點進行了尖銳而無情的批評——迂腐、笨重、缺乏幽默感（德意志民族史詩《尼伯龍根之歌》在他讀來異常難受，“形同腹瀉”），當然，他對法蘭西文化也沒有一味包容。比如，他抨擊法國人慣于迫害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反對派——“英國人可以大聲說出自己的想法，法國人卻幾乎不敢透露自己的看法?！币虼?，盡管法國有笛卡爾和馬勒伯朗士，但“永遠也培育不出真正無畏的思想者，比如萊布尼茨、洛克或牛頓”。

照布萊寧的看法，憑借天縱之才，腓特烈大帝在確立和推廣“高雅文化”方面作出的努力已足以令后世仰慕不已，但相比而言，他在“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方面的杰出貢獻更值得后人銘記，永志不忘——根據(jù)林·亨特（Lynn Hunt）的定義，此處“政治文化”指代社會“價值觀、期望值以及心照不宣的規(guī)則”，它們“表達集體意圖并決定行動方向”。換言之，相對于腓特烈大帝的“高雅文化”建設，以政治、宗教、法律等方面變革為標志的“政治文化”建設才是普魯士彌足珍貴的精神遺產——誠如德國歷史學家馮·施勒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zer）所言，在法國大革命爆發(fā)后，普魯士人民為曾經擁有腓特烈大帝這樣的君主而倍感慶幸：正是“因為他自上而下的開明專制改革，才讓德國避免了法國大革命那樣的血腥暴亂”。

以宗教寬容政策為例。繼位不到一個月，腓特烈大帝就頒布政令：國家允許一切宗教存在——包括但不限于在法國被驅逐的胡格諾教徒、天主教徒及伊斯蘭教徒。“宗教不分高下，只要信仰宗教的人是誠實的。哪怕土耳其人或者異教徒來到這里，想要成為我國國民，我們也應該為他們修建清真寺和廟宇?！?747年，他在柏林市中心王家歌劇院附近劃撥一塊土地，用于修建天主教圣黑德維希（St Hedwig）教堂，此舉震驚整個歐洲。連伏爾泰也覺得震愕不已——在回信中，腓特烈大帝寫道:“您批評我過分寬容，我卻以此為傲——希望這是王公唯一被人詬病的錯誤?！?773年，教皇迫于法、西、葡等國壓力，宣布取締耶穌會（Order of the Jesuits），后者頓成喪家之犬。腓特烈大帝不顧民意洶洶，下令邀請耶穌會士來普避難。他認為，對于普魯士民族而言，教育是真正的“千年大計”——事關民族未來和國運前途。但是，由于連年征戰(zhàn)，各級學校教師匱乏；在有些地方，他不得不任用一些粗通文墨的老兵濫竽充數(shù)。耶穌會倚仗教皇勢力，在歐洲各國“干政”，不得人心，但它在傳播知識、普及教育方面的功績卻是世所公認。在腓特烈大帝強力推動下，普魯士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普及全民教育的國家，耶穌會與有力焉。十九世紀以后，普魯士教育在世界范圍內首屈一指，成為歐美列強效仿的對象，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腓特烈大帝的這一英明決策（這也是他與伏爾泰啟蒙思想大異其趣之處——后者堅信世人大多[他估計約為九成]寧愿順從權威，也不愿自己去思考，因此斷言他們“不配被啟蒙[ne méritent pas que l'on les éclaire]”）。

與宗教寬容政策相對應的，是腓特烈大帝刻意營造的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他取消了新聞審查制度，鼓勵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照恩斯特·卡西爾在《啟蒙運動的哲學》一書中的論述，這也是腓特烈大帝治下開明專制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征：“筆的自由”（freedom of the pen）——以言辭與說教影響別人的權利——就是“人民權利之象征”（palladium of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1784年，腓特烈大帝下令將《普魯士民法典》草案中的若干條例首先交由公眾討論，而后由法律專家和官員共同議定——照政治史家的觀點，腓特烈大帝采用的這種“問計于民”的內部征詢機制，使得大眾有機會參與政治（盡管程度“有限”），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具有了日后“替代性國會的功能”。

在寬松的社會環(huán)境中，民眾不僅擁有一定范圍的言論自由，也能享受結社自由。在腓特烈大帝支持下，“星期三協(xié)會”之類政治俱樂部充斥各種流言蜚語、譏彈妄議，幾成“法外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腓特烈大帝本人不僅偶爾駕臨旁聽，而且也會親自捉刀撰寫報刊社論（他本人對報紙情有獨鐘——某次當大臣提出強化輿論管控的建議時，他回答說，“如果想讓報紙變得有趣，就不應該壓制它們”）。1785年第5期《柏林月刊》上刊載了腓特烈大帝的雄文，題為《諸侯們通向永恒的新道路》。社論伊始，他便提出了“必須進行一場大改革”的總體部署和要求，即強化法治建設:“當一位諸侯想造就一部能特別持久的法律時，他就必須給這個國家一部憲法，惟此，他的后繼者才不能專橫地修改由他引入的法律。從現(xiàn)在起，他必須做到這一點：除了整個國家贊成而產生的這部法律以外，不再有其他的法律。一句話，他必須將這個國家變成一個共和國?！本o接著，他又闡述道，“惟有一部共和主義的憲法，才可能被長久地貫徹，才不會因偶然事件引起的平民騷亂而受到危及，因為它是由一批有代表性并充滿智慧的人通過爭論之后才平靜地起草的?！鄙缯撟髡咦詈蟠舐暭埠?“從來就沒有哪位君主能無限制地穩(wěn)定他的統(tǒng)治，除非他將這種統(tǒng)治交到人民的手中……諸侯們應習慣于讓人民分階段地參與公共事務，并尋求有能力的人作為代表來關照這個民族的幸福。當諸侯將選擇上級的權利轉讓給人民的時候，就是為此作了最好的準備！”

這當然是腓特烈大帝對他的開明專制極度自信的體現(xiàn)。關于普魯士的言論自由，到訪者——如先后為腓特烈大帝作傳的英國文人鮑斯威爾和法國政客米拉波——最有發(fā)言權。其中最典型的一則事例如下：有一次腓特烈大帝騎馬在外，看到老百姓們正在圍觀一張諷刺漫畫，上面畫的是他在磨咖啡的場景。畫面中的他像個吝嗇鬼，連一顆咖啡豆都舍不得漏掉。當腓特烈走近時，老百姓們惶恐不安地在四周站立，擔心逢彼之怒。孰料腓特烈不但沒將漫畫撕下，甚至還要他們改貼得更低一些，好讓“更多人看得更清楚”。假如這則傳聞是民間段子手的編排，那么馳騁歐陸戰(zhàn)場的英軍名將約翰·穆爾（John Moore）給出的印象無疑更具說服力：“初到柏林時，最令我吃驚的就是人們可以自由談論政府政策和國王行為。我聽到人們像在倫敦的咖啡館里一樣輕松地談論政治話題和一些我認為仍舊忌諱的話題。書店也有同樣的自由，幾乎所有出版物都在公開售賣。最近出版的關于瓜分波蘭的小冊子里有對國王的嚴厲批評，但也未遇阻礙?！薄跉W洲大陸至少要被查封、被銷毀的著作（作者本人更難逃法網），在此地居然暢通無阻，這也應驗了瑞士神學家萊昂納德·邁斯特（Leonard Meister）的論斷：“這位與眾不同的國王驕傲地宣稱，農民和王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有這樣的見識和這樣的君主，國家的士氣怎么可能不得到提升？……腓特烈大帝為藝術和科學帶來了最好的滋養(yǎng)：安全、自由和寬容！”

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大帝在無憂宮安詳去世（他在給妹妹不倫瑞克公爵夫人的訣別信中寫道:“老年人必須為年輕人讓路”）。而在此之前，他人生最后的重大政治安排之一，是決定與新生的美利堅合眾國簽訂最惠國協(xié)議。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fā)。根據(jù)布萊寧在本書“結語：文化的權力”部分的論斷，表面來看，革命固然導源于政府巨額對外援助引發(fā)的財政危機，但究其根本，還是源于“舊制度呈現(xiàn)型文化合法性的喪失”——借用馬克斯·韋伯對合法性的三種分類（傳統(tǒng)型、法理型和卡里斯瑪型[超凡魅力型]），法國君主“因為專制失去了法理權威和傳統(tǒng)權威，又因為腐敗和無能喪失了魅力權威”。換個角度看，同樣是掌握權力的君主，法王路易十六所缺乏的，豈非正是腓特烈大帝云淡風輕的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