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視域下的日本史與中日關系史

2024年10月19-20日，由中國日本史學會主辦，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和日本研究中心承辦，浙江省中日關系史學會和《社會科學戰(zhàn)線》雜志社協(xié)辦的“中國日本史學會2024年年會暨東亞視域下的日本史與中日關系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在浙江工商大學下沙校區(qū)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天津社會科學院、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東北師范大學、遼寧大學、北華大學、福建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天津外國語大學、哈爾濱師范大學、湖北大學、蘇州大學、蘇州科技大學、南通大學、海南大學和國防科技大學等科研機構與高校的近百位專家學者齊聚錢塘江畔，就本次年會的主題——“東亞視域下的日本史與中日關系史”進行了為期一天半熱烈而深入的交流探討。

本次年會的論文報告與討論由主題報告環(huán)節(jié)與分組討論環(huán)節(jié)組成，其中主題報告由四位專家作報告，分組討論環(huán)節(jié)共分為六個小組，其中第一組至第四組分為A、B兩個部分、第六組分為A、B、C三個部分，第五組是為博士生所特別設置的青年博士論壇。與此同時，本次大會的承辦方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東亞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還聯(lián)合廈門外圖、光啟書局、中西書局、崇文書局、東方出版中心和外研社舉辦了“學術圖書展”和“海外東亞研究的引進與翻譯”圓桌討論會，作為本次大會的聯(lián)動活動。

與會學者合影

主題報告

主題報告環(huán)節(jié)由中國日本史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主持。本場第一位發(fā)言人是中國日本史學會會長、東北師范大學韓東育教授，發(fā)言主題為《小議中日文化的絕對異與相對同》。他從中日兩國對道德原則的不同選擇及方向相反的實踐的角度指出，中日之間，“異”才是絕對的，而“同”不過是表象而已，日本人重“禮”甚于“仁”，“口詩書，身禮樂，習慣若自然”，日本之所以不取“教育”模式而重“學習”方法，與“模彷-習熟”論在日本傳統(tǒng)社會中深植其根有密切的關聯(lián)，這不僅塑造了兩國民眾的不同道德面貌和文化形象，更帶來了迥異的社會后果。

主題報告的第二位發(fā)言人是中國日本史學會名譽會長、北京大學宋成有教授，報告主題是《開港后日本幕府改革與洋務運動的幾點比較》。他認為，在中日兩國近代化初期，只有開港后幕府在安政（1854-1859）、文久（1861-1863）、慶應（1865-1868）年間連續(xù)推行的改革（簡稱“開港后幕府的改革”），堪與洋務運動相比較。兩國改革的時代背景相同、改革的基本舉措相同，如訓練洋式軍隊、創(chuàng)辦近代軍火工廠；設置研修洋學機構、培養(yǎng)洋學人才；置產(chǎn)興業(yè)，注重經(jīng)濟開發(fā)等。與此同時，也有諸多不同之處，如國內政治大環(huán)境不同、改革的力度與重點不同、對外走向世界、走向海洋的意識與行動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在于近代型人才梯隊不同。造成這些不同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兩國改革次數(shù)多寡的差異，造成統(tǒng)治階級內部分化和裂變的烈度不同；其次，十八世紀中期以來商品貨幣經(jīng)濟造成的社會震蕩程度上的差異；最后，兩國思想界活躍程度不同。因此開港后幕府改革的最大后果，是幕府在改革中無法掌控急遽迸發(fā)出來的強大新興力量，并最終被歷史的大潮裹挾而去。其結果是政權更替提速，展開明治維新而率先崛起。在中國，洋務運動制造光怪陸離的“同治中興”，清朝得以茍延殘喘。

主題報告第三位發(fā)言人是中國日本史學會原會長、南開大學楊棟梁教授，以《軍部“獨走”——一戰(zhàn)后日本帝國國策“轉向”的制度分析》為主題做報告。他指出，自1868年明治維新變局以來，日本重新站在國家發(fā)展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但是在內外矛盾演化的合力作用下，帝國改變既定國策，在多種可能性中做出最差選擇，在對外關系上，由既往奉行的與強者為伍的“協(xié)調外交”方針和“恃強凌弱”“遠交近攻”策略，轉向排他性亞洲門羅主義，其對華、對蘇、對德、對美英外交屢屢出現(xiàn)“誤判”；在內政治理上，徹底否定近代天皇制中本來孱弱的自由、民主、法制等憲政成分，變?yōu)檐姴糠ㄎ魉躬毑玫臉O權國家，最后導致帝國崩潰。在日本帝國何以走向滅亡的諸多原因中，以軍部“治外法權”為特征的近代日本政治制度所存在的漏洞系屬根本性禍根。楊棟梁從日本軍部主導的“國策轉向”和制度分析的視角出發(fā)，揭示軍部在近代日本政治體制中的特殊地位，說明了其在國策運作上發(fā)揮的負面作用。

主題報告第四位發(fā)言人是中國日本史學會原副會長、浙江大學王勇教授，以《追尋日本禪僧太初啟元的江南足跡——兼介紹山交寺開田記碑》為主題做報告。他指出日本禪僧太初啟元是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然而學界對其基本情況的把握上存在誤區(qū)。王勇經(jīng)過十余年的收集，發(fā)掘、整理了記錄太初啟元行跡的近20種文獻，以此為基礎重新推定了太初啟元的渡航年次、抵達福建、上京以及圓寂的時間，并對新出史料《山交寺開田記碑》進行了文獻學、歷史學的考證。

會議現(xiàn)場

分組報告（一）A組

分組討論在開幕式當天下午開始進行。分組報告（一）A組的發(fā)表由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東亞研究院院長江靜教授和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特聘教授、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王海燕教授主持和評議。

本場的第一位發(fā)言人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李國棟教授，題目是《從“大己貴神”的不同稱謂看日本上古史的演進》。報告通過對日本上古神話中稻作大神“大己貴神”的眾多稱謂進行深入分析，揭示了這些稱謂背后所反映的日本上古歷史發(fā)展的不同階段。重點討論了“大國主神”等稱謂，這些稱謂與古墳時代“大國”的建立和擴張有關，反映了出云地區(qū)在政治、文化上的進一步發(fā)展和統(tǒng)一。通過這些稱謂的分析，不僅重構了日本上古史的演進脈絡，還揭示了出云地區(qū)在日本古代歷史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二位發(fā)言人是來自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講師曾堰杰，題目是《10-12世紀日本天文星占制度的重建——以“賀安二家”的形成為線索》。此報告梳理了賀茂氏和安倍氏兩大家族在10世紀中葉的崛起，一步步壟斷陰陽寮官職，形成世代傳承。通過政治聯(lián)姻和與權力中心的緊密聯(lián)系，鞏固他們在陰陽寮中的地位，確保對天文歷算的控制的過程。并指出“賀安二家”對日本天文星占制度重建的深遠影響。

第三位發(fā)言人是來自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副教授師敏，題目是《文明交流互鑒視域下的日本入唐僧常曉研究》。報告以仁明天皇時期日本入唐僧常曉為主軸，重新評估其入唐求法之旅，及其在促進唐日文化互鑒中的獨特作用。指出常曉作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其經(jīng)歷凸顯了仁明天皇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緊密與深入。

第四位報告人是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副教授姚瓊，題目是《“圣俗”空間的構建：論日本古代的禳疫祭祀與都城營造》。報告分析了在藤原京、平城京和平安京的營造過程中，日本古代朝廷如何通過禳疫祭祀活動來劃分和構建“圣俗”空間，通過祭祀活動在都城內外營造出神圣與世俗的區(qū)分，這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對疾病和衛(wèi)生問題的關注，也體現(xiàn)了對都城空間秩序的維護。指出禳疫祭祀在古代日本都城營造中的重要角色，強調了這些活動不僅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更是古代日本社會構建和維護“圣俗”空間、實現(xiàn)社會治理的重要手段。

第五位報告人是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講師張曉舟，題目是《日本僧空海與渤海使王孝廉的交往》。報告圍繞著渤日交流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的日本僧空海與渤海使王孝廉的交往進行研究，對一些誤傳的史料進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某些被學界認為是空海寫給王孝廉的書狀事跡上與王孝廉無關，通過細致的考證還原了兩位歷史人物之間的真實交往情況。

第六位發(fā)言人是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講師彭溱，題目是《從立后條件看〈榮花物語〉的敘事邏輯》。此報告對以女性的視角講述了第59代宇多天皇至第73代堀河天皇期間約200年的歷史的《榮花物語》的敘事邏輯進行分析，指出此作品通過細微而具象化的文學性敘事方式，克服編年體框架中的年代鴻溝以串聯(lián)起九條流繁榮史的主題。

第七位報告人是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副研究員王玉玲，題目是《鐮倉時期武家的身份統(tǒng)治》。報告指出武家通過繼承和改造古代律令制度中的身份框架，確立以武士階層為核心的社會等級秩序，武家政權通過身份制度的運作。指出這一過程中，武士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法律的認可和保護，這種身份統(tǒng)治模式對后世日本社會結構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八位報告人是寧波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張凱，題目為《天童如凈與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研究述評》。報告梳理了如凈禪師的教導在日本的傳播和實踐，以及這些教導如何促進了日本佛教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特別是在曹洞宗的教義和修行實踐中的體現(xiàn)。并對鏡島元隆的《天童如浄禪師の研究》進行了評述，認為該書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了如凈禪師的生平、語錄和思想，為理解如凈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提供了寶貴的視角和資料。

第九位報告人來自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講師曾昭駿，題目為《從“總統(tǒng)大師”到“日本國師”：淺析一山一寧的赴日意義》。報告從一山一寧作為元朝使節(jié)的背景和使命入手，分析了一山一寧在日的活動以及他的身份從“總統(tǒng)大師”轉變?yōu)椤叭毡緡鴰煛钡倪^程。指出一山一寧赴日之行不僅促進了日本禪宗和文化的發(fā)展，為后續(xù)的中日文化交流和貿易往來奠定了基礎。

第十位報告人是蘇州城市學院講師馬藤，題目為《中世日本法治中的檢斷成立研究》。報告追溯“檢斷”一詞的起源和早期應用，探討檢斷職的成立過程，揭示這一職位依附土地所有權逐漸成型的過程。指出檢斷權的行使不僅是地方社會獨立行使警察權的體現(xiàn)，還與領主的知情權和對案件中收繳資財?shù)目刂泼芮邢嚓P。

最后是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區(qū)域與國別研究院賴正維教授的報告《高泉性激禪師與“黃襞中興”探析》。高泉性潡禪師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兩次獲日本皇室賜封“大圓廣慧國師”“佛智常照國師”的稱號，成為繼隱元隆琦之后，獲得日本皇室封號最多的黃檗宗禪師。報告指出繼任黃檗宗第五代住持后，高泉通過擴建黃檗山萬福禪寺、開設戒壇法會、積極爭取日本各界的支持等措施，促成了黃檗宗繼隱元禪師開山后的又一巔峰時期，高泉因此亦被稱為“中興之祖”，且在黃檗宗中興的過程中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分組報告（一）B組

分組報告（一）B組的發(fā)表由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區(qū)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賴正維教授與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fā)展學院人文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李海濤主持和評議。

首先發(fā)表的是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孫家珅，題目為《華人身份的重塑：以日本沖繩縣久米村人后商為中心》。此報告主要探討了日本沖繩縣久米村人后裔在不同歷史時期對華人身份的認同變化，以及如何通過文化活動重塑華人身份，并對久米村人重塑華人身份進行了深層原因的分析。

第二位發(fā)表的是杭州師范大學的張麗山副教授，題目為《明末中日方技業(yè)者及其業(yè)務異同探析——以<日本考·九流>為例》。報告從方技的概念和“九流”內容的撰寫時間切入，介紹明朝和日本當時方技人士的稱法并且兩者彼此吻合，指出中日陰陽生的異同。指出中國的陰陽生與日本陰陽官職能相近，卻有著不同的社會地位，對于理解兩國歷史關系和文化差異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位是來自山東大學歷史學院胡煒權副教授，題目為《豐臣政權的內交與外交:再論壬辰戰(zhàn)爭的性質》。報告首先從現(xiàn)階段壬辰戰(zhàn)爭研究的現(xiàn)狀的問題點進行了闡述。并從日本國內戰(zhàn)爭與對外侵略的互動關系來強調兩者應相互關聯(lián)，認為并重點指出研究時日本國內和國外的情況需要一并看。最后對秀吉的使命感和對外認識進行了闡述，強調對秀吉的態(tài)度及認知需要深入挖掘和研究，為理解壬辰戰(zhàn)爭提供了新的視角。

第四位發(fā)表的是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崔英花副教授，題目為《17世紀末19世紀初朝鮮漂流民的日本觀察》。此報告就朝鮮后期漂流民的見聞記錄分析17世紀末到19世紀初100年間朝鮮漂流民對長崎、松前、薩摩等日本重要門戶的認識，以及這種觀察報告?zhèn)鞯匠r后，在朝鮮社會引起的反響。指出這一時期朝鮮漂流民的見聞為朝鮮客觀、準確的認識日本做出了貢獻，促進了朝鮮后期“日本學”的形成。

第五位是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陳剛助理研究員，題目為《1609年前琉日關系的演變》。此報告通過深入分析1609年前琉球與日本關系的演變，揭示了明朝國力的興衰、日本的對外侵略政策以及琉球在東亞海域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變化對琉日關系的影響，并強調在看待琉日關系時，需從中日琉三方來進行研究與考察。

第六位發(fā)表的是天津理工大學的李鳳娟副教授，題目為《琉球閩人三十六姓的姓名演變與族群認同》。報告從琉球人的名與姓組成部分與特點意義進行分析，指出閔人三十六姓的姓名及演變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的影響。閩人三十六姓通過中國式姓名強化了與琉球人的族群區(qū)分和認同，但隨著琉球民族的融合，族群界限逐漸模糊。

第七位是來自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張曉明副教授，題目為《明代蘇州坊刻<四書大全>與日本江戶的朱子學思潮——以“徐九一太史訂正金閭五云居藏版”為中心》。報告中，對藤原惺窩的《鰲頭評注四書大全》進行介紹，指出由于藤原惺窩等進行了深入研究和訓點添加，《鰲頭評注四書大全》成為江戶時代前期影響最大的版本之一。并對明代理學“四書”新注與其對江戶朱子學思潮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指出明代理學“新注”對江戶朱子學思潮的影響意義。

第八位發(fā)表的是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的趙檬錫講師，題目為《<救荒本草>在近世日本的流通》。此報告闡述了《救荒本草》的研究意義，包括《救荒本草》的意義、新增知識對象的數(shù)量以及對后世救荒著述的影響，指出《救荒本草》的知識層級、流傳系統(tǒng)以及和刻本的發(fā)展脈絡。

第九位發(fā)表的是廣島大學文學部的殷曉星助教，題目為《教諭與傳唱——近世日本、琉球的“六諭詩歌”》。報告對《六諭衍義》進行介紹，分析了近世日本“六諭”相關書籍對詩篇的處理以及其消失的理由，介紹了《導童六諭訓》中“六諭詩歌”的變形，并對“六諭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擴充進行闡述，強調“六諭詩歌”傳播和創(chuàng)作的跨文化與多樣性。

第十位是來自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日本研究所宋悅副教授以題為《日本江戶時期<傷寒論>的研究及受容》的發(fā)表。報告梳理了江戶時期流行病泛濫的數(shù)據(jù)，探討古方派的研究、對古的推崇以及列舉通俗讀物等方面來闡釋江戶時期對《傷寒論》的研究，總結出在全部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經(jīng)典都傳入日本的前提下，日本學界對《傷寒論》有選擇的進行研究和應用可以看作是過度追求實用的一種體現(xiàn)。

分組報告（二）A組

分組報告（二）A組的發(fā)表由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沈國威教授和臺州學院人文社科處處長高平教授主持和評議。

第一位報告人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的講師馬靜雯，題目為《漢文訓讀視域下的中日語言文化交流——以日本近世明清白話小說訓譯本為中心》。報告指出中國明清白話小說自傳入日本后，在語言、文學、文化等各方面展現(xiàn)其影響力。這一過程中，漢文訓讀作為一種語際轉碼形式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指出通過白話小說的訓讀本和訓譯本，日本知識分子們了解到其中精彩的故事情節(jié)，領悟到“前近代型”小說的創(chuàng)作方法，學習到白話詞匯、表現(xiàn)的形與義，并通過通俗譯本、翻案、讀本等形式將其內容以更適合日本讀者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完成了由上至下、由窄變廣的擴散傳播。

第二位報告人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院楊世帆，題目為《格調與人情之間——太宰春臺對古文辭學的修正》。報告指出，明代前、后七子等人所倡導復古文學，對東亞各國的文學、思想發(fā)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分析了江戶特殊的時代背景在荻生徂徠之高弟太宰春臺詩文理論的形成與社會影響。通過與明代復古文學思潮的比較研究，探討了江戶復古文學轉向之際的多種面向。

第三位報告人是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許益菲副研究員，題目為《繁華與亂像交織：日本元祿時代的多重社會圖景探析》。報告指出，元祿時代日本社會的繁華更多地是文化的繁榮，繁華之下還蘊藏著武士的窮困與癲狂、倫理無序的縱樂困惑、流行性的疫病等都構成了繁華主旋律下的歷史雜音等諸多社會問題，而這些元祿時代的日本社會繁華背后隱藏的諸多亂象，已經(jīng)為日后幕府的三大改革埋下了伏筆。

第四位報告人是西安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jīng)濟學院的許文英講師，題目為《試論幕藩體制轉折期的德島藩大名權力與官僚體制改革》。報告以德島藩為研究對象，分析該藩第十代藩主蜂須賀重喜在位期間實行的“寶歷?明和改革”（1761—1769），探討了大名對官僚體制進行改革的原因、具體措施及其歷史意義。指出改革從根本上觸及到統(tǒng)治階級內部秩序賴以存續(xù)的基礎，即“身份等級制度”，并因此受到幕府的關注，最終導致重喜被迫退位。

第五位報告人是福建商學院日語系講師黃婷婷，題目為《日本江戶時代武家歷史鉤沉——淺析<阿部一族>中的武士群像》。報告就森鷗外的殉死題材歷史小說《阿部一族》分析作者對于封建武士精神的懷疑和批判精神，探討了他們殉死的根源所在。指出森鷗外為代表的近代日本知識分子在明治維新之后，開始掙脫古代封建思想的束縛走上了反省的自覺之路。

第六位報告人是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的楊立影副教授，題目為《歷史思想視域下荻生徂徠的天人關系論》。報告就荻生徂徠的歷史思想來重新認識他的天人論，以加深對徂徠學的全面理解。指出徂徠本意是試圖用禮樂制度中的祭政一致思想附會神道，背后并非有強烈的神國史觀驅動，其理論認知和闡釋框架依然深受儒學影響。

第七位報告人是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副研究員劉宇昊，題目為《中井履軒自然科學認識所見的物我關系問題》。報告以物我關系為線索，對中井履軒的自然科學認識與儒學思想的關聯(lián)等問題進行討論。指出履軒主張對于物之理的認識必須通過實踐來完成，對朱子學的格物窮理予以了全面地改造，作為實踐邏輯的延續(xù)，自然科學探究方式也受到了履軒強烈地主張。

第九位報告人是浙江工商大學東方語言與哲學學院的劉瀟雅講師，題目為《漢籍東傳及其中隱士形象在日本的受容》。報告就日本平安時代文人的閱讀書目進行考察，分析出這些人物的形象與中國史書中的隱士傳記以及《文選》《白氏文集》《世說新語》等作品有緊密聯(lián)系。此外，《本朝文粹》《本朝續(xù)文粹》《懷風藻》等漢文集、漢詩集中，隱逸思想的表達和隱士形象的描繪頻繁出現(xiàn)，這些內容常與《后漢書》等史書以及《文選》《白氏文集》等作品密切相關。

第十位報告人是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安藝舟副教授，題目為《文明互鑒視域下明朝與日本的“漢詩外交”研究》。報告就明代中日兩國外交使節(jié)所作漢詩的研究，探討漢詩在明朝與日本外交實踐中扮演的角色，指出明朝與日本之間在早期使臣互遣的外交實踐中，漢詩酬唱化解因文化隔閡導致的猜忌，展示外交誠意，促成日本向明朝朝貢體系的靠攏。

分組報告（二）B組

分組報告（二）B組的發(fā)表由北京大學歷史系唐利國教授和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編輯部主任徐志民研究員主持和評議。

第一位報告人是北華大學東亞歷史與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鄭毅教授，題目是《“滿洲”概念“羅生門”現(xiàn)象研究》。報告對“滿洲”概念的“羅生門”現(xiàn)象進行了研究，指出日本帝國地域概念的更換旨在達成歷史文化主權的更迭。

第二位報告人是遼寧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鐵軍，題目是《明治憲法視域下的近代日本文官制度》。報告從日本首部憲法——明治憲法的角度出發(fā)，剖析了近代日本文官制度，并從法治角度指出了該制度存在的缺陷。

第三位報告人是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黃逸，題目是《日本如何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國際輿論：美媒眼中的巖倉使團和津田飛鴻》。報告以美媒眼中的巖倉使團與津田飛鴻為中心，分析了日本在近代化化過程中如何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國際輿論。

第四位報告人蘇州科技大學奚伶，題目是《日本財界版“北清事變善后策”研究初探——以各地商業(yè)會議所為例》。報告以商業(yè)所為例，對日本財界版“北清事變善后策”進行了探討。

第五位報告人是上海師范大學的吳佩遙，題目是《近代日本布教權問題的話語構建以“二十一條”的布教權爭端為中心》。報告聚焦于“二十一條”的布教權爭端，分析了近代日本布教權問題的話語構建過程。

第六位報告人是蘇州大學武向平，題目是《參謀本部臨時測圖部對華軍事盜繪(1894-1907)》，報告對日本參謀本部臨時測圖部對華軍事盜繪問題進行了分析。

第七到第九位發(fā)言人分別是浙大城市學院張?zhí)於鳌⑻旖驇煼洞髮W許譯兮副教授和臺州學院高平教授，他們分別以越南和朝鮮為例，分析了19世紀80年代初中國清政府的屬國政策；基于小澤富夫的武家家訓編纂成果，對日本武家家訓精神的社會影響進行了分析；基于近代赴日留學生劉玨所著的珍貴歷史文本《增注東洋詩史》，揭示出一幅獨特的、穿越時空的日本畫面。

本組最后一位發(fā)言人是浙江工商大學沈國威教授，題目是《歷史何以成學？——以嚴復〈政治講義〉為中心》。他以以嚴復的《政治講義》為中心，以“歷史何以成學？”進行發(fā)問，系統(tǒng)回顧了中國政治學學科的肇始過程。

會議現(xiàn)場

分組報告（三）A組

分組報告（三）A組由四川師范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許曉光教授與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世界史系劉峰教授主持和評議。

云南大學畢世鴻以詳實的歷史數(shù)據(jù)，對日本“武力南進”東南亞策略的嬗變進行了分析。吉林外國語大學沈海濤從區(qū)域國別研究視角出發(fā)，以日本對華移民侵略研究為例，對日本侵華史料的整理與研究狀況進行了總結。天津社會科學院劉樹良對軍部“帷幄上奏”特權的確立過程進行了分析，指出其是日本軍國主義走上大規(guī)模對外侵略戰(zhàn)爭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聊城大學王長汶對抗戰(zhàn)時期南洋華僑國際宣傳的策略、特征及效果進行了總結，肯定了南洋華僑為中國抗戰(zhàn)作出的巨大貢獻。浙江工商大學張明杰以大量珍貴甲午戰(zhàn)爭圖像為論據(jù)，系統(tǒng)分析了近代日本軍國文化的形成，并對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行徑進行了批判。南通大學張煜對戰(zhàn)時日本下級士兵的群體性心理進行了分析，指出了士兵普遍具有的群體性心理與官方意識形態(tài)宣傳相互媾雜的事實。湘潭大學瞿亮對十五年戰(zhàn)爭時期豐臣秀吉的形象進行了探究，分析了不同時期、不同動機、不同敘事下豐臣秀吉被塑造的各色形象。遼寧社會科學院孟月明、寧波諾丁漢大學趙紫堯按照區(qū)域的不同，對侵華戰(zhàn)爭期間日本對華中地區(qū)移民入殖問題進行了研究。

本組最后一位報告人是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葉楊曦副教授，報告題目為《幕末明治漢文中國行紀與全球文學關系研究》。報告指出這些中國行紀在深受中國文學文化影響的同時，他們又帶入自己作為異域旅行者的視角和思考，根據(jù)游華旅程中的實際體驗提出不少經(jīng)世之見，力圖扭轉世道人心，這在中國古代游記中較為罕見，又對晚清社會來說彌足珍貴，也為他們的作品增添了時代的厚重感。

分組報告（三）B組

分組報告（三）B組由云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畢世鴻教授與吉林外國語大學人文學院沈海濤教授主持和評議。

上海師范大學康昊基于元代通行的宗教體制“江南禪宗文化圈”，對明代中日外交情況進行了分析。東北師范大學張麗、長春人文學院董林在梳理日本同化政策確立經(jīng)緯的基礎上，對日據(jù)時期同化政策下臺灣教育的矛盾演變、根源等進行了分析。東北師范大學孫志鵬、任彤對近代日本結核對策的階段性演變進行了總結，指出近代日本結核對策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防而不治”。北華大學劉景瑜對近代日本擴張型海洋戰(zhàn)略的形成過程、運行機制等問題進行了梳理，對當下日本擴張型海洋戰(zhàn)略的未來走向提出了自己的判斷。東北師范大學付麗穎對20世紀前期日本的經(jīng)濟金融動蕩及其對中國東北的金融侵略進行了分析，指出對東北地區(qū)進行經(jīng)濟金融擴張是其通過尋求外部市場步出危機的關鍵。北京外國語大學周維宏、雷嘉璐以日本社會為對象，通過建模提出了關于文化現(xiàn)代化進程測量的設計方案，旨在推動亞洲國家的文化現(xiàn)代化理論和實證研究。東北師范大學盧麗以素有“偉大的警示家”、“和平使者”等稱謂的南原繁為研究對象，通過介紹其隨“日本學術代表團”赴中國的破冰之旅，展現(xiàn)出南原獨特的中國觀和作為政治思想家的胸懷。天津社會科學院師艷榮從教育振興的視角，對日本家庭教育支援體系及其實踐進行了總結，重點介紹了以“家庭教育支援團隊”為代表的“家校社共育”的創(chuàng)新實踐路徑。天津社會科學院鄒圣嬰以時間為軸，對從19世紀末至二戰(zhàn)爆發(fā)前日本的對非洲戰(zhàn)略進行了梳理，指出其中某些思路可視為冷戰(zhàn)后日本對非戰(zhàn)略的雛形。上海大學朱虹副教授、何雪倩博士以日本同仁會上海醫(yī)院設立計劃的始末為例，指出上海醫(yī)院計劃絕非單純?yōu)榱舜龠M中日醫(yī)學交流、強化中日同源紐帶，而是為了假借民間醫(yī)療外交之名，進而實現(xiàn)日本政府排除歐美醫(yī)學在華勢力、壟斷中國醫(yī)療資源。

分組報告（四）A組

分組報告（四）A組由北華大學東亞歷史和文獻研究中心劉景瑜教授和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尹曉亮教授主持與評議。

北京大學唐利國將東亞視為一個具有某種整體性的區(qū)域，總結了東亞近代化研究的范式演進過程，識別出三種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范式：日本特殊論、儒家資本主義論、儒學性近代論。江漢大學薛政以20世紀一二十年代日本社會主義者內部批判為切入點，分析了日本社會主義者大杉榮民眾藝術論的思想演進。北華大學李少鵬以日本外務省支持下的“滿蒙研究”事業(yè)（1929-1945）為案例，展現(xiàn)了學者個人在學術研究中如何“迎合”帝國政治目標并最終淪為日本帝國主義擴張工具的全過程。北華大學李曉丹以日本在“滿”“鮮”間的鴉片殖民活動為中心，介紹了當時日本的朝鮮鴉片供應地化構想，即突破自給自足的“鮮”地，進而延至“滿”地。上海社會科學院宋曉煜從婚姻、雜居與移民等多角度出發(fā)，就明治時代日本知識界的人種論進行了詳細說明。上海師范大學陶賦雯聚焦當代史學演進中的情感轉向問題，揭示出情感史學與日本戰(zhàn)后文化改造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天津社會科學院季泓旭以穆儒丐小說《新婚別》為例，就“滿洲國”通俗文學作品中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進行了獨到的分析。北華大學鄭璐以貝雅特·西洛塔·戈登回憶錄為中心，對戰(zhàn)后日本憲法中女性權利的體現(xiàn)與保障情況進行了分析。蘇州科技大學祝曙光介紹了近代日本外交中的武官與武官制度，指出這一時期武官與武官制度存在獨斷專行，干擾駐外使領館工作，有時會釀成重大的外交事件的弊端。中國社會科學院徐志民以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與中日關系為題，深刻指出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不僅需要學術邏輯的發(fā)展，更亟待國際政治邏輯的破局。

分組報告（四）B組

分組報告（四）B組由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張躍斌研究員和蘇州科技大學歷史系祝曙光教授主持與評議。

天津社會科學院程永明就日本對歷史文化街區(qū)的保護與再開發(fā)進行了分析，指出以地方為主的保護與再利用制度與社會多階層共同參與的運用模式值得借簽。天津社會科學院李冰提出當前東北亞地緣政治變局呈現(xiàn)出長期性、復雜性、殘酷性等特點，其中的日本因素值得警惕。東北師范大學陳秀武、臧保成著眼宋元時期，就東亞歷史海域互動機制的變遷進行了總結并指出這一時期海域互動的特點——“開放而不自由”。國防科技大學劉青梅以人權問題為中心，就冷戰(zhàn)后日朝關系的歷史演變及限度進行了分析，指出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兩國關系不會完全脫軌。東華大學李凱航從近代日本區(qū)域概念的變遷角度出發(fā)，對“南洋”“東南亞”兩個概念進行了辨析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因素。黑龍江大學安成日、長崎大學安文斌就二戰(zhàn)后對日媾和問題與日韓關系進行了分析，并特別強調了美國因素在媾和過程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南開大學尹曉亮基于1988年《日美核能協(xié)定》，對日美核能合作的隱秘邏輯——“互利”與“互限”進行了分析。遼寧大學李征對日本近30年出現(xiàn)的政治極化傾向進行了介紹，指出中產(chǎn)階級的萎縮、中流意識弱化是導致政治極化的原因之一。武漢大學牟倫海著眼占領時代這一特定歷史環(huán)境，對南原繁、森戶辰男、丸山真男等代表性進步啟蒙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行動進行了介紹。南開大學王美平日本南侵法屬印度支那決策及其惡果進行了分析，指出其雖然在戰(zhàn)術上步步為贏，但在戰(zhàn)略上卻以“失道”對“得道”，“以弱戰(zhàn)強”，最終導致戰(zhàn)敗。

會議現(xiàn)場

分組報告（五）

分組報告（五）是為博士生特別設置的青年博士論壇，本論壇由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周維宏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張艷茹研究員主持和評議。

清華大學王大千博士結合中國北斗信仰，對日本終南山曼荼羅進行了考察。東北大學樊傳燊博士以玉木正英的思想脈絡為中心，對江戶時代的武國意識與神國思想進行了分析。日本東北大學趙真真博士以上田秋成的煎茶為中心，對日本近世后期文人煎茶的反權威主義進行了分析。國防科技大學張文佳博士對中日邦交正?；蟮娜毡旧媾_政策與日臺關系的建立進行了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柯世久博士以西園寺內閣與桂內閣的比較為中心，介紹了日本桂園時代對華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潘振魯博士從兩國對于侵略歷史的不同態(tài)度角度，對日韓建交過程中的文物歸還問題進行了分析。天津外國語大學張珍霓博士從殖民政策視角，對日據(jù)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專賣事業(yè)進行了分析。東北師范大學黃哲博士介紹了日本文化的重要陣地——舊制第一高等學校的歷史，并對近代日本“修養(yǎng)主義”概念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進行了分析。湖北大學魏仕俊博士以白巖龍平的活動為中心，回顧了甲午戰(zhàn)后日本對湖南航線的入侵。湖北大學張銘睿博士聚焦東北地區(qū)的天然良港旅順，對日本海軍侵占旅順軍港之國際博弈進行了分析。

分組報告（六）A組

分組報告（六）A組由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和遼寧大學歷史學院王鐵軍教授主持與評議。

世界歷史研究所張躍斌在回顧改革開放后中國日本史研究的基礎上，對湯重南先生對中國日本史研究作出的貢獻進行了總結。重慶工商大學孫巖帝對“日本新保守主義的奠基人及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啟動者”中曾根康弘的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和實踐進行了分析。國防科技大學吳瓊博士、徐萬勝教授對日本二戰(zhàn)后初期制憲“自主性”問題進行了分析，指出“強加論”作為修憲問題的開端，其本質是對日本戰(zhàn)后制憲“自主性”問題的探討。天津社會科學院龔娜從皇位繼承與性別平權的角度，對“愛子天皇待望論”以及背后爭議進行了分析。天津師范大學王鵬飛聚焦日本自民黨內派閥解散的動向，就石破茂內閣的前景與考驗提出了自己的判斷。南開大學郭循春通過對1923年中國的排日風潮進行介紹，分析了日本的“以華盛頓體系為看板，恢復舊外交模式”方針以及國際考量。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魏艷春立足日本沒有雇用關系的博士后制度，對在學術領域追求國際存在感的日本學術振興會的特別研究員制度進行了獨到分析。東北師范大學郭冬梅從政治史的角度，對內務省與近代日本的政黨政治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南通大學鄭新超對日本的中國史學研究從傳統(tǒng)文獻學到現(xiàn)代跨學科的研究范式轉換進行了解讀。遼寧大學周致宏從“小國主義”的政治理念出發(fā)，對戰(zhàn)后日本的小國主義政治進行了分析。

分組報告（六）B組

分組報告（六）B組由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院長劉岳兵教授和天津社科院程永明研究員主持與評議。

本組第一位報告人是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劉晨副研究員，題目為《禮制傳統(tǒng)與江戶幕府的“御威光”構建》。報告就江戶幕府從開創(chuàng)到基本確立過程中的事關權力秩序的重要儀式活動，探析了儀式活動背后的政局走勢。指出在武家統(tǒng)一政權重建的過程中，與軍事上的征伐、合作以及相應的政治對抗、妥協(xié)同樣受到權力者所重視，旨在奪取和掌握頂層權力的同時構建穩(wěn)定且可持續(xù)的政治秩序。

隨后，復旦大學商兆琦從道理的支配與外交的困難角度，對中江兆民的政治思想進行了分析。北京理工大學何鵬舉首先提出問題——“窮理”能否擺脫“惑溺”？進而以福澤諭吉的“獨立心”與“科學主義”為論證依據(jù)提出了自己的答案。四川師范大學許曉光從皇權主義的視角，對日本明治時期的“忠君愛國”思想進行了評析。蘇州科技大學許美祺通過介紹《臣民之道》的思想誤區(qū)，分析了其與東亞儒學的關聯(lián)。南開大學劉軒通過分析朝河貫一對日美戰(zhàn)爭的風險預言與愛國表達，指出了日本產(chǎn)生禍機的根源。東北師范大學胡天舒從情報作戰(zhàn)的角度，對甲午戰(zhàn)爭中宗方小太郎的對華分離策略進行了分析。海南大學云大津介紹了電氣通信事業(yè)的殖民經(jīng)營與近代要素形成之間的互動關系。湖北大學郝祥滿、程思微對作為中俄“萬里茶道”上重要一段的“張庫商道”政經(jīng)地位凸顯后日本勢力的滲透和調查情況進行了總結。山西師范大學郭小鵬從產(chǎn)官學民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視角，對日本北九州市合并的歷史進程及影響進行了分析。

分組報告（六）C組

分組報告（六）C組由蘇州大學東亞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武向平教授和《社會科學戰(zhàn)線》雜志社劉莉副主編主持與評議。

哈爾濱師范大學吳玲以“滿鐵社員會”這一“滿洲最大日本人團體”為例，刻畫了偽滿時期中國東北的日本人群體像。南京醫(yī)科大學文阡簫對日本戰(zhàn)時厚生體制的形成與遞嬗進行了分析，指出戰(zhàn)時厚生體制本質是社會層面進行適戰(zhàn)化改造的統(tǒng)民工具。天津外國語大學王耀振介紹了近代日本商業(yè)會議所的對華經(jīng)濟調查機能，為日本對華調查的相關研究作出了補充。天津社會科學院萬亞萍以“中日圖書館提攜”為中心，對近代日本對華“文化提攜”理論與實踐進行了批判。華南師范大學吳佩軍對日本海軍特務部在海南島實施的情報戰(zhàn)，以及瓊崖縱隊等的反擊進行了分析。上海師范大學劉峰對日本全面侵華時期的軍紀問題及其發(fā)展流變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張艷茹對近代日本政治中的國體問題、以及該問題背后各政治勢力圍繞政治主導權、政治話語權展開的爭奪進行了分析。天津社會科學院鄒宇以天津市對日交往為中心，分析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視閾下中日交往的四重維度。牡丹江師范學院杜品以“何以命運與共”為問題牽引，對近代中國知識人的新東亞文明構想進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