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質的民族國家被揭示為一個幻想，而且，可以預期，關于自由的理念與民族的理念可以在一個政治框架內充分協調的幻覺是注定要失敗的。雖然許多民族運動仍然保持著這個夢想，但是當今的現實卻表明：力圖使這個夢想成真的嘗試必將導致流血沖突。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民族國家建立的潛在基本原則與穆勒的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非常類似。本著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1918）的精神，這些原則宣稱：新的歐洲秩序應該建立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正是這樣的信念指導著巴黎和會的參與者重新規(guī)劃中歐與東歐的版圖，用新的邊界來取代原來的王朝邊界。這樣，威爾遜要求意大利邊界的改變，要求奧匈帝國內部族群的自治，巴爾干國家的獨立，土耳其以及居住在那里的族群的自治，羅馬尼亞與黑山的解放，以及塞爾維亞與波蘭的獨立。
威爾遜總統。
但是正如穆勒在1861年就已經指出的，在實施“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理想時，存在一些很麻煩的問題。最重要的困難在地理方面。在歐洲，過去存在、現在依然存在一些地區(qū)，在這些地區(qū)，不同民族的成員極為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以至于不可能讓其中的每一個都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從當時流行的關于民族國家的闡釋——即把它闡釋為人類整體“從家庭、部落，到郡、州，從地方到地區(qū)，再到民族最終到全球”的社會進化的一個階段——來看尤其是這樣。只要民族自決被期待為導向越來越大的社會整體的線性歷史進化過程，那么，認為民族自決應該賦予那些希望獨立并創(chuàng)造自己的小規(guī)模同質民族單元的群體的觀念，就被合乎邏輯地排除了。
《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以〕耶爾·塔米爾 著，陶東風 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在威爾遜時代，這個偏愛統一的民族運動的傾向還進一步得到了強化。那個時候普遍流行的信念是：只有大國才是自由的、進步的，而小國則注定是依附性的、受壓迫的。理想的國家是民族與文化上同質的、政治上集權化的、經濟與技術上發(fā)達的、軍事上強大的國家，即自足的因而自由的國家。相應地，只有那些能獲得經濟、戰(zhàn)略、政治自主性的主權國家中的民族，才被認為是能夠享受自決的。
在巴黎和約上新建立的國家的邊界就是帶著這些目的劃分的。只要可能，每個國家都被看作是一系列的農業(yè)地區(qū)、工業(yè)資源以及入海處。這樣，波蘭得以通過德國人居住的地區(qū)而進入波羅的海，而工業(yè)的波希米亞、農業(yè)的斯洛伐克以及魯塞尼亞被合并起來建立一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而蘇臺德區(qū)，布滿了被認為易于防守的邊界的一個多山地區(qū)，則被合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盡管事實上它的大多數居民是說德語的。
但是，認為只有能夠存活的獨立國家才能保證民族自決權，這樣的信念最終妨礙了民族觀念的實施。一旦考慮到獨立和生存能力與民族同質性之間的沖突，前者就取得了優(yōu)勢。結果是，戰(zhàn)后時期絕大多數成功的爭取獨立的斗爭，都是由同化聯合運動而不是分離運動引導的，對德國人、意大利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來說，情況都是這樣的。生存原則的至上性，加上不破壞現存國家領土完整的愿望，對理解為什么在許多情況下新劃分的邊界不是解決了民族問題而是種下了民族不穩(wěn)定的種子是至關重要的。
那些曾經希望獨立并確立自己國家的無國家的民族，以及那些其民族同胞分散在各個不同國家并渴望合并這些領土的民族國家，都發(fā)現沒有人支持他們的要求。這些分離運動以及合并運動事實上能夠在民族自決的理念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但民族解放的倡導者并不急于支持他們。對巴爾干化的恐懼，對于現存國家分裂為小規(guī)模的、對抗的、沒有存活力的單元的恐懼，實在是太強烈了。事實上，接受孟加拉國以后，國際社會并沒有承認任何分離主義運動，一直到蘇聯的解體。
蘇聯的解體。
讓我們簡單地看看西歐——民族主義的搖籃——的這些政策產生的結果。雖然數量很難估計，但是西歐民族國家的許多公民把自己看作生活在一個并不飄揚自己旗幟的國家中的少數民族成員，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倫巴第人、布列塔尼人以及科西嘉人是少數民族么？如果是的話，那么歐洲公民中的大部分的確可以算作是少數民族的成員。
現代民族國家已經嘗試模糊這樣的事實：它們是通過鞏固一種自由民主的民族定義，由不同的族群組成的。依據這個定義，所有那些居住在特定領土中并生活在同一政府統治之下的人，都是同一民族的成員。但是現代史卻一再駁斥了如下主張：公民身份與（民族的）成員身份是同樣一種東西。沒有一種理論闡釋可以無視由少數民族的存在所提出的問題。
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少數民族長期生活在外族統治之下，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少數民族的問題”隨著帝國的解體而強烈地表現出來。民族國家的建立的確增加了受自己的民族同胞統治的人數。它同時也產生了數量可觀的受他人統治的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由于不能完成自己的民族目標而感到了剝奪與威脅。在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上，身為少數民族不僅意味著對于外族統治的臣服，而且也被剝奪了對其作為一個獨特民族的權利的承認。對于沒有國家的族群的歧視，最直白的表達以前是、現在依然是：像國際聯盟或聯合國這樣的組織——盡管其名稱使用的是“民族”(nations) 的字樣——只接受國家(states)作為其成員。
穿方格裙的蘇格蘭人。
由于更進一步的原因，少數民族發(fā)現，服從民族國家的統治比服從帝國主義的統治更加具有壓迫性。帝國的確曾經被看作一種外來的統治力量，但它們把文化的事務留給民族群體自由裁決。相反，民族國家不僅實施行政的、經濟的、戰(zhàn)略的職能，而且采納特定的文化與民族身份。相應地，為了使自己被視為完全的公民，個體不僅不得不認同國家及其制度，而且還要認同占統治地位的民族的文化。國家對文化事務的介入深深地影響了少數民族的自我形象，他們逐漸感到把所有的國家公民塑造為同質民族的努力注定了他們被侵蝕的命運。大眾動員、社會化、文化同化、民族建構、歸化，所有現代民族國家的神奇詞匯，都成為少數民族的夢魘。
新的歐洲民族國家被迫保證對于留在自己邊界內的少數民族的宗教、語言、文化以及政治權利的尊重。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希臘以及南斯拉夫承諾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國際聯盟確立了一個委員會來監(jiān)督這些協議的實施，但是這些安排被證明是不成功的。它們的無力來自這樣的事實：這些條款旨在滿足少數民族的要求，而它們與帝國時代所簽訂的條款無異。在那個時代，少數民族可以滿足于有限的政治與經濟權利以及少許文化與宗教的自治，但是在民族國家的時代，這就不夠了。
同質的民族國家被揭示為一個幻想，而且，可以預期，關于自由的理念與民族的理念可以在一個政治框架內充分協調的幻覺是注定要失敗的。雖然許多民族運動仍然保持著這個夢想，但是當今的現實卻表明：力圖使這個夢想成真的嘗試必將導致流血沖突。放棄同質的民族國家的理想使我們能夠探索一套新的選擇。可能被自由主義者看作最合理的一個選擇是，一個國家在文化與民族上是中立的。但是這個理想是不可能實施的，因為文化差異是政治現實的組成部分，而不僅僅是私人事務。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倡導認真考慮文化與民族的差異，承認即使在最自由的國家中的少數民族的成員也有合法的冤情（legitimate grievance），并制訂出減少這種冤情的方法。
作者簡介
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1954年生，以色列學者、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思想家以賽亞·伯林的弟子。曾任特拉維夫大學哲學教授、以色列教育部長、國會議員。
圖書介紹
民族主義為爭取民族獨立、反對大國霸權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思想力量，也因其極端的排外性和種族歧視，成為世界沖突的重要因素。這引發(fā)了從自由主義角度探索民族主義的學術路徑，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一個重要思想流派，本書是這個流派最有影響的代表作。
作者重新構建了民族主義哲學思想，融合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原本對立的意識形態(tài)，促進民族主義吸取自由主義理念而變得溫和理性，為解決當今世界的矛盾沖突提供新的理論思路。當今世界矛盾沖突不斷激化，本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摘選自《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以〕耶爾·塔米爾著，陶東風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轉載自公眾號“閑談新知”，作者：[以]耶爾·塔米爾（Yael Tamir），以色列學者、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思想家，《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作者。經出版社授權刊發(fā)，標題、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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