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諾·拉圖爾：“我們不再棲居在同一個地球上”

他渴望自己的思想得到流傳和解釋。這也是為了解釋他自己。在某種程度上，他所探討的多樣而分散的問題，似乎讓人們無法琢磨其思想的連貫性。在巴黎的公寓里，布魯諾·拉圖爾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帶著喜悅，鏗鏘有力地接受了這一系列訪談。在訪談中，他的言辭既十分迫切，又撫慰人心。在這個訪談的現(xiàn)場，他有一種緊迫感。這次訪談信息如此密集，且言簡意賅，似乎他在安排著一切。他關(guān)注的問題十分清晰，他的對話幽默風趣，他的言辭如同表演的藝術(shù)。仿佛隨著他臨終一刻的臨近，一切都變得如此透徹。布魯諾·拉圖爾于2022年10月9日去世，享年75歲。他是同代人中最重要的法國知識分子之一。2018年10月25日，《紐約時報》寫道：“他是法國最負盛名的哲學家，也是被誤解最多的哲學家?！?/p>

拉圖爾在國外享有盛譽，他的研究成果曾榮獲霍爾貝格獎（2013年）和京都獎（2021年）。不得不說，他的研究涉及幾乎所有知識領(lǐng)域：生態(tài)學、法律、現(xiàn)代性、宗教，當然還有科學技術(shù)，他對實驗室生活的研究具有原創(chuàng)性，并具有轟動世界的影響力。

除米歇爾·塞爾（Michel Serres）（拉圖爾曾與他共同撰寫過一本訪談錄《澄明》［éclaircisse-ments］）之外，法國的哲學往往與科學思想和科學實踐保持著距離。

社會學家布魯諾·卡森提（Bruno Karsenti）曾回憶道：“他是第一個意識到政治思想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生態(tài)問題的人?！?999年出版的《自然的政治》（Politiques de la nature）就是證明，該書的思路與米歇爾·塞爾的《自然契約》（Le Contrat naturel，1990）一脈相承。

布魯諾·拉圖爾

一、反傳統(tǒng)的社會學家

但毫無疑問，正是兩本以提問形式發(fā)表的生態(tài)學專著《著陸何處？》（Où atterrir?，2017）和《我在何方？》（Où suis-je?，2021），讓公眾更廣泛地了解了這位特征鮮明的社會學家。

他于1947年6月22日出生于博訥（黃金海岸）的一個資產(chǎn)階級大酒商家族，現(xiàn)在已成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激勵著新一代知識分子、藝術(shù)家和活動家去拯救各種生態(tài)災(zāi)難。

正如哲學家伊莎貝爾·斯唐熱（Isabelle Stengers）在《拉圖爾-斯唐熱，比翼雙飛》（Latour-Stengers，un double vol enchevêtré，2021）一書中所記述的那樣，拉圖爾與斯唐熱在思想上長期保持著友好的交流，自“蓋婭入侵”（l'intrusion de Ga?a）以來，拉圖爾從未停止過對我們所處的“新氣候體制”的思考（《面對蓋婭》［Face à Ga?a］，2015）。他解釋說，自從人類進入人類世（Anthropocene），人類已成為一種地質(zhì)力量，“我們的世界已經(jīng)被徹底改變”。他斷言，“我們不再棲居在同一個地球上”。

從十七世紀開始，現(xiàn)代人認為自然與文化、客體與主體之間的分離已經(jīng)實現(xiàn)。他們認為，“非人”（non-humains）是與我們格格不入的事物，盡管他們一直在與之互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拉圖爾在其著作《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1991）中宣稱，“我們從未現(xiàn)代過”。

二、生命體創(chuàng)造其生存的條件

不過，拉圖爾說道，有一項發(fā)現(xiàn)也許“如同伽利略在他的時代的發(fā)現(xiàn)一樣重要”，這就是英國生理學家、化學家和工程師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1919-2022）在《地球是一個生命體：蓋婭假說》（La Terre est un être vivant：L'hypothèse Ga?a，1993）一書中的發(fā)現(xiàn)：生命體為自己的生存創(chuàng)造了條件。正如微觀生物邏輯學家林恩·馬格里斯（Lynn Margulis，1938-2011）所證實的那樣，大氣層不是給定的，也不是恒定的，而是由棲居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創(chuàng)造出來的。

因此，我們就生活在這層薄膜上，這層薄膜覆蓋著全球，一些科學家，比如地球化學家、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熱羅姆·蓋拉代（Jér?me Gaillardet）將其稱為“臨界區(qū)”（zone critique）。我們現(xiàn)在必須“著陸”于此，而不是去離地生活，以維持宜居條件的包絡(luò)（enveloppe）。拉圖爾將蓋婭（Ga?a）命名為“臨界區(qū)”，蓋婭既是一種科學假設(shè)，也是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女神，指的是“大地之母”，是所有神靈的母體。

我們的宇宙觀也發(fā)生了變化。我們對世界和圍繞在我們周圍的生命的表述已不再相同。正如科學哲學家亞歷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所說，伽利略革命使地球與其他天體更加接近，從而使我們“從封閉世界走向無限宇宙。伽利略將目光投向天空，洛夫洛克則將目光投向地面”。拉圖爾總結(jié)道：“除伽利略的運動的地球之外，我們還必須加上洛夫洛克的變動的大地，這樣才算完整?！?/p>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他的哲學能讓我們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生態(tài)危機。但我們同時也要采取行動，“著陸于這個新大地”。我們?nèi)绾尾拍茏龅竭@一點呢？要通過自我描述，讓每個公民“不是描述我們生活于何方，而是描述我們?yōu)楹味睢?，并描繪出我們賴以生存的大地。大地是什么樣子的？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陳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中，第三等級精確地描繪了自己的生活狀態(tài)，并列出了不平等現(xiàn)象。因此，他斷言，“一個懂得描述自己的民族能夠在政治上重新定位自己”。

他的方法是什么？探究。他從未停止過對其力量的確認和檢驗（《探究的力量》［Puissances de l'enquête］，2022）。作為一個務(wù)實之人和經(jīng)驗論者，在“黃馬甲”（Gilets jaunes）運動之后，拉圖爾領(lǐng)導(dǎo)了“著陸何處？”運動，在拉沙特爾（安德爾省）、圣朱利安（上維埃納?。⒗锼?奧朗吉斯（埃松?。┖腿蚶剩ㄈ{-圣但尼?。┡e辦了一系列自主陳情的討論會?！澳憧空l活著？”是一個核心問題，是“從無言的抱怨轉(zhuǎn)變?yōu)椴粷M”的關(guān)鍵，這個問題有益于建立新的聯(lián)盟。

在一份調(diào)查問卷中，拉圖爾展現(xiàn)了這種提問的藝術(shù)。他在第一次疫情封控期間推出該問卷，以自主陳情的輔助形式，吸引了大量關(guān)注，其開頭的一個問題引發(fā)了許多被封控者的思考：“對于那些在疫情封控下已暫停的活動，你希望不要恢復(fù)其中哪些活動？”（《想一下恢復(fù)到危機之前的生產(chǎn)的各種封閉態(tài)度》［Imaginez les gestes barrières contre le retour à la production d'avant-crise］，AOC，2020年3月30日）

三、集體合作的思想

《著陸何處？》是一種基本的研究手段，就像這位集體思想家從未停止過建立的研究手段一樣，就像他最近策劃的兩個展覽一樣。一次是2002年在卡爾斯魯厄的ZKM藝術(shù)與媒體中心（展覽名為“臨界地帶”），與奧地利藝術(shù)家彼得·魏貝爾（Peter Weibel）和“偶像破壞”組織（Iconoclash）合作；另一次是在蓬皮杜國家藝術(shù)文化中心（展覽名為“你和我，不在同一行星上”），與馬丹·圭奈爾（Martin Guinard）和林伊娃（Eva Lin）合作。

這些作品由裝置和表演組成，其目的不是闡釋某種思想或哲學，而是進行“思想實驗”。它們將其他學科與藝術(shù)實踐結(jié)合在一起，讓我們對這種新的宇宙觀進行反思。他說：“因為我不知道如何解決我自己提出的一些問題，所以我請教那些比我了解更多的專家，以及那些個性截然不同的藝術(shù)家，他們的作品讓我產(chǎn)生了思考。”

“臨界地帶”展覽圖冊德文版

不得不說，拉圖爾是在集體和個體的協(xié)助下，以小組和團隊的形式進行思考的。就像在巴黎政治學院時一樣，在他擔任科學院院長期間（2007-2012年），他創(chuàng)建了多個項目：媒體實驗室（Médialab，2009年成立的跨學科實驗室），旨在研究數(shù)字技術(shù)與社會之間的關(guān)系，現(xiàn)由社會學家多米尼克·卡丹（Dominique Cardon）領(lǐng)導(dǎo)；Speap（2010年成立的政治藝術(shù)學院），現(xiàn)由科學史學家兼劇作家弗雷德里克·艾伊-圖瓦提（Frédérique A?t-Touati）領(lǐng)導(dǎo)，他曾執(zhí)導(dǎo)拉圖爾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講表演《運動的地球》（Moving Earths，2019）。

拉圖爾還發(fā)起了由社會學家尼古拉·本維努（Nicolas Benvegnu）領(lǐng)導(dǎo)的“科學與技術(shù)分析辯論圖譜”（la cartographie des controverses à l'analys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項目，該項目旨在探索公眾辯論的復(fù)雜性，并將其變得清晰可見。這些辯論雜糅著社會、空間、地理、科學問題，他最近關(guān)于外來入侵植物的辯論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

此外，拉圖爾還啟動了“大地形態(tài)”（Terra Forma）項目，該項目由亞歷山大·阿雷涅（Alexandra Arènes）和阿克塞爾·格雷戈瓦（Axelle Grégoire）領(lǐng)導(dǎo)，這兩位年輕建筑師將景觀問題與領(lǐng)土政策聯(lián)系在一起。當然，還有前面提到的“著陸何處？”運動，拉圖爾在其中與建筑師索艾伊·哈基米爾巴巴（Soheil Hajmirbaba）和作曲家讓-皮埃爾·塞沃斯（Jean-Pierre Seyvos）等人合作。

他的妻子尚塔爾·拉圖爾（Chantal Latour）是一位音樂家，也是S-composition（專門從事共同創(chuàng)作的工作室）的協(xié)調(diào)人、中間人和藝術(shù)合作者；女兒克洛伊·拉圖爾（Chloé Latour）是一位演員和導(dǎo)演，她與弗雷德里克·艾伊-圖瓦提一起將拉圖爾構(gòu)思的劇本《蓋婭全球馬戲團》（Ga?a Global Circus，2013）搬上了劇院。他開玩笑說：“這不是一個公司，而是一個農(nóng)場，有父親、母親和女兒?！?/p>

四、社會并不存在

讓我們觀察一下拉圖爾與大家共同主持的富有親和力的小組，還有他們所舉辦的會議，這些會議穿插著各種戲劇和歌曲，增進了他們之間的感情，讓大家一起經(jīng)歷了引人入勝的時刻。盡管拉圖爾這位哲學家充滿靈氣，其思想的光芒熠熠生輝，但他從不盛氣凌人，而是耐心傾聽別人的意見，完全沉浸在對我們的生存條件和共同體驗的探究中。

之所以說集體對他如此重要，是因為他的社會學概念，他認為社會學不是一門社會科學，而是一門共同體科學（《改變社會，重塑社會學》［Changer de société，refaire de la sociologie，2006］）。這位行動者網(wǎng)絡(luò)理論家斷言：“社會不是由上層建筑維系的，集體是由集體成員共同維系的?！痹谏鐣茖W的譜系中，他更接近于描述社會學（加布里埃爾·塔爾德［Gabriel Tarde］），而不是解釋社會學（愛米爾·涂爾干［émile Durkheim］）。

?？略诜ㄌm西學院的最后一次演講中說，我們“必須保衛(wèi)社會”。拉圖爾解釋說，社會并不存在，它不是現(xiàn)成的，我們必須“將社會視為玄妙的生命之間的新的關(guān)聯(lián)，它打破了屬于同一個世界的舒適的確定性”。正是因為社會是不斷變化的，所以社會學才需要其他學科領(lǐng)域和其他研究方式。因此，他的《生存方式的探究》（Enquête sur les modes d'existence，2012）就顯得尤為重要，他在書中證明了存在多種“真理體系”。

拉圖爾并非以自然主義者的身份或沉浸于大自然和荒野的方式來研究生態(tài)學。他出生于勃艮第，這無疑讓他十分關(guān)注風俗和土地概念，不過他是通過科學社會學的方式來關(guān)注生態(tài)學的。在加利福尼亞州圣地亞哥的索爾克研究所，拉圖爾有幸見證了內(nèi)分泌學教授羅杰·吉列明（Roger Guillemin）團隊發(fā)現(xiàn)內(nèi)啡肽（endorphine）的過程。

最重要的是，他解釋了“一些人為制造的場所，為什么可以被確定為已證明的事實”。拉圖爾與古典認識論者相去甚遠，他認為科學是一種實踐，并不將自然與文化、確定性與觀點對立起來。他認為，科學是由爭論構(gòu)成的，是由社會建構(gòu)而成的（參見他的《實驗室的生活：科學事實的生產(chǎn)》［La Vie de laboratoire: La Production des faits scientif iques，1979］）。

因為這種非同尋常的科學民族學（ethnologie），有人認為他是“相對主義者”，這意味著他否認科學真理的存在，而他的社會學則是“關(guān)系主義”下的理論，將理論、經(jīng)驗、社會和技術(shù)要素聯(lián)系起來，從而獲得一種特定形式的真理。

五、“過度的還原論”

對于法律和宗教，他的研究方法都是一樣的。拉圖爾對裁決制度產(chǎn)生了興趣：“什么是合法的言說？”“什么是虔誠的言說？”這與拉圖爾的博士論文密切相關(guān)，他于1975年通過答辯，題目是《解釋與本體論》（Exégèse et ontologie）。拉圖爾對這些問題逐一進行哲學思考，沒有跳過任何中間環(huán)節(jié)。

在拉圖爾中學時期的最后一年，他與哲學邂逅了，從而徹底改變了自己：“我立刻覺得自己會成為一名哲學家。悖謬的是，其他形式的知識似乎更不確定?！睂δ岵傻拈喿x讓他開始破壞偶像，就像18歲的年輕人喜歡做的那樣，但最重要的是，他開始“無情地批判各種基本概念”。

夏爾·貝吉（Charles Péguy）既是天主教徒，又是社會主義者，從拉圖爾在20世紀60年代加入基督教青年學生會（Jeunesse étudiante chrétienne）時的激進青年時代，到他最近關(guān)于政治生態(tài)學的著作問世，貝吉的作品一直是他的人生伴侶：“貝吉曾經(jīng)是一個造反派，他關(guān)于道成肉身的寫作，他對大地和依戀的思考，讓他今天能夠揭示我們所處的境況。我們已經(jīng)不知道該居住在哪個空間了。人們都在談?wù)撃切┮驗楹ε律鷳B(tài)災(zāi)難而被動員起來的年輕人。但貝吉明白，現(xiàn)代世界剝奪了我們的創(chuàng)造力，這種損失是一場悲劇?！敝匾氖且涀?，與貝爾納丹學院（collège des Bernardins）“圣訓”教席的成員們一樣，教皇方濟各在2015年（《面對蓋婭》出版的那一年）通諭《圣訓集》中發(fā)出的先知式號召，對拉圖爾來說，是“神的驚喜”。正如神學家弗雷德里克·盧佐（Frédéric Louzeau）、歷史學家格列高利·克內(nèi)（Grégory Quenet）和神學家奧利里克·德·蓋利斯（Olric de Gélis）所解釋的那樣，拉圖爾一眼就發(fā)現(xiàn)了《圣訓集》中的兩大創(chuàng)新：對地球遭到破壞與社會不公之間的聯(lián)系的發(fā)現(xiàn)，以及對地球自身行動和受難力量的承認。他還注意到，這兩項創(chuàng)新與“喧囂”（clameur）一詞有關(guān)?！靶鷩獭币辉~在拉丁語和法語中都有法律淵源：大地和窮人的抱怨！

詩人、散文家夏爾·貝吉畫像

作為勃艮第的一名年輕教師，他得到了一個啟示、一種頓悟。1972年，在第戎和格雷（上索恩省）之間的公路上，他感到“疲憊”，于是靠邊停車，“在過度的還原論之后清醒過來”。每個人都試圖將周圍的世界還原為一種原則、一種思想或一種觀點。他在《非還原》（Irréductions，1984）一書中寫道：“作為一名基督徒，我們愛上帝，他能夠?qū)⑹澜邕€原為他自己，甚至創(chuàng)造世界；作為一名天文學家，我們追求的是宇宙的起源，并從宇宙大爆炸中推導(dǎo)出宇宙的演變；作為一名數(shù)學家，我們要尋找公理，以公理包含所有其他的推論和結(jié)果；作為一名哲學家，我們希望找到一個根本的基礎(chǔ)，從這個基礎(chǔ)出發(fā)，所有其他的事物都只是現(xiàn)象；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們要把庸俗的簡單做法和觀點帶回思想生活?！?/p>

正如他在那個蔚藍的冬日所意識到的，“無可以還原為無，無可以從無中推導(dǎo)出來，任何事物都可以與其他事物結(jié)合起來”。這就是他的“十字符號”。他寫道，這個“符號驅(qū)走了一個又一個邪魔，從那天起，形而上學之神再也沒有回來并讓我熱血沸騰過”。這就是指導(dǎo)他整個哲學的宇宙觀。雖然他的職業(yè)是社會學家，但他最終是一位哲學家。

六、觀察科學

在德法公共電視臺（Arte）的一系列采訪中，他幾乎是熱淚盈眶地說：“美哉，哲學！”為什么這門學科能夠創(chuàng)造出德勒茲曾經(jīng)說過的概念，如此美麗，如此恢弘，如此令人陶醉？“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他說，“只能為之而熱淚盈眶。”哲學——哲學家們都知道——是一種動人心魄的思想形式，它對整體感興趣，但從未觸及整體，因為其目的不是觸及整體，而是熱愛整體。愛是哲學的關(guān)鍵詞。如果說他熱愛并試圖擁抱這個整體，那未免太輕描淡寫了。

首先是在科特迪瓦（C?te d'Ivoire），在取得哲學學士學位后，他在那里接受了人類學培訓。確切地說，是在阿比讓（Abidjan），當時他與一家科技學院進行合作，并承擔笛卡爾哲學的教學工作。作為一名“后殖民”知識分子，他拒絕將理性的西方與非理性的非洲對立起來。這一經(jīng)歷使他建立了一種“對稱人類學”（anthropologie symétrique），以民族邏輯學家研究非洲社會的方式來研究西方社會。這種方法促使他觀察了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實驗室，它不是普通的實驗室，而是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實驗室。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經(jīng)歷，讓他了解了“科學是如何開展的”。

拉圖爾是一位田野知識分子。他對巴斯德和科學史情有獨鐘（《巴斯德：微生物的戰(zhàn)爭與和平》［Pasteur：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1984］、《巴斯德，一種科學，一種風格，一個時代》［Pasteur，une science，un style，un siècle，1994］）。他還熱衷于技術(shù)史研究，并因此于1982年進入礦業(yè)學院，在那里一待就是25年，在創(chuàng)新社會學中心待的時間尤其長，該中心的負責人是米歇爾·卡?。∕ichel Callon），他是行動者網(wǎng)絡(luò)理論的幕后推手。

《阿拉米斯或技術(shù)之愛》（Aramis ou l'amour des techniques，1992）可能是他最喜歡的作品之一，該書以巴黎南部幾乎要建成的自動地鐵的名字命名。這是一本“科學化”（scientifiction）的著作，是社會學調(diào)查與“機器愛情故事”（l'histoire amoureuse d'une machine）的結(jié)合。

拉圖爾在序言中不僅總結(jié)了這本書的內(nèi)容，還概括了一項研究計劃、一種社會學方法、一種哲學抱負和一種倫理關(guān)懷：“對于人文主義者，我想提供對一種技術(shù)的詳細分析，這種技術(shù)足夠恢弘壯麗，足夠靈韻生動，足以讓他們相信，他們周圍的機器是值得他們關(guān)注和尊重的文化對象。對于技術(shù)人員，我想告訴他們，在設(shè)計技術(shù)產(chǎn)品時，不能不考慮到人類的群體、激情和政治……最后，對于文科研究人員，我想告訴他們，社會學并不只是研究人類的科學，它也可以張開雙臂歡迎非人群體，就像二十世紀它對大批窮人所做的那樣。也許，我們的集體是由會說話的主體編織而成的，但窮人，我們的社會地位低下的弟兄，在各個方面都依附于這個集體。若向他們敞開心扉，社會紐帶無疑會變得不再神秘。是的，我希望我們在讀到阿拉米斯的悲慘故事時能真正流下眼淚，我希望我們能從這個故事中學會熱愛科技?！?/p>

七、一種“新階級斗爭”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拉圖爾在1994年提出了“物的議會”（parlement des choses）這一概念，其目的是“將那些被歸入科學領(lǐng)域的主題引入政治”，并在人類代表與“相關(guān)的非人”（non-humains associés）之間建立對話。拉圖爾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概念發(fā)明者和難能可貴的思想啟蒙者，隨著生態(tài)危機的日益加劇，他也變得更加政治化。

在與丹麥社會學家尼古拉·舒爾茨（Nikolaj Schultz）共同發(fā)表關(guān)于新生態(tài)階級的備忘錄（Mémo sur la nouvelle classe écologique，2022）時，他在《世界報》上說：“生態(tài)是新的階級斗爭?！彼麄冋J為，沖突不再僅僅是社會性的，而是地緣社會性的，然后，他們呼吁建立一個“新生態(tài)階級”，自豪地接過二十世紀社會主義者的火炬。

他們的思想勝利了嗎？從比利時哲學家文奇安·德斯普雷特（Vinciane Despret）到美國人類學家羅安清（Anna Tsing），從作家理查德·鮑爾斯（Richard Powers）到哲學家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還有印度散文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他的思想已經(jīng)傳播到世界各地。他的著作主要由發(fā)現(xiàn)出版社（La Découverte）與出版商菲利普·皮格納雷（Philippe Pignarre）合作出版，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

在法國，他的讀者人數(shù)眾多。他培養(yǎng)、陪伴和支持過的知識分子們的作品現(xiàn)在都被人們閱讀和評論，如弗雷德里克·艾伊-圖瓦提、政治哲學家皮埃爾·夏博尼埃（Pierre Charbonnier）、女權(quán)主義哲學家埃米莉·阿希（émilie Hache）、律師薩拉·瓦努克姆（Sarah Vanuxem）、研究變形問題的思想家埃馬努埃萊·科奇亞（Emanuele Coccia）、生命哲學家和動物研究者巴蒂斯特·莫里佐（Baptiste Morizot）、藝術(shù)史學家埃斯特爾·鐘·門努爾（Estelle Zhong Mengual）、哲學家和藝術(shù)家馬蒂厄·杜佩雷克斯（Matthieu Duperrex）、泛靈論人類學家納斯塔西亞·馬?。∟astassja Martin）、心理學家和攝影師埃米莉·埃爾芒（émilie Hermant）以及科學和健康人類學家夏洛特·布里夫斯（Charlotte Brives）。更有奧利維耶·卡迪奧（Olivier Cadiot）和卡米爾·德托萊多（Camille de Toledo）等詩人和作家，總結(jié)了拉圖爾生活方式的特殊之處：“在戲劇中思考的快樂，不屈服于痛苦或災(zāi)難的力量。”他的思想是如此豐富多彩，以至于無法一一列舉。

他在巴黎政治學院的一些學生共同發(fā)起了“氣候公民大會”，有的學生在重視生態(tài)問題的市政廳工作。他與人類學家、法蘭西學院名譽教授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一起，為當代法國思想界的生態(tài)政治轉(zhuǎn)向做出了貢獻。這有點像十八世紀的沙龍，啟蒙哲學就是在這里誕生的，在這里你會有一種見到新狄德羅和達朗貝的感覺。

菲利普·德斯科拉指出，拉圖爾的“外交哲學”（philosophie diplomatiqu），尤其是他在新氣候制度和生態(tài)問題上的成果，“已成為當今時代的思想”，這種思想讓人們“意識到……現(xiàn)代性是在云端、在地面上建立起來的，它聲稱要將人與非人、自然與社會分開”。

1970年，?？抡f出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或許有一天，這個世紀將是德勒茲的世紀”（參見?？聻椤恫町惻c重復(fù)》［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寫的序言，1968年版）。今天，哲學家帕特里克·馬尼格里耶（Patrice Maniglier）認為，我們的時代將是“拉圖爾的時代”?；蛘哒f，“不是我們成為拉圖爾主義者，而是我們的時代成為拉圖爾的時代”。將拉圖爾歸結(jié)為一個說辭，有悖于他年輕時的直覺。

更何況，近來他一直以其高大、優(yōu)雅、蹣跚的身姿行走在一個熾熱的世界，就像一位能夠詩意地棲居在人類世時代的于洛先生（monsieur Hulot），像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一樣堅信“宇宙是一個多元世界”。拉圖爾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新的形勢，他寫道：“我的父親和祖父可以退休，安詳?shù)刈兝希苍數(shù)厮廊?。他們童年的夏天和他們孫子的夏天可以是一樣的。”當然，那時的氣候也有波動，但它并沒有像我們這一代，即嬰兒潮一代那樣，伴隨著一代人的老去而發(fā)生巨大變化。他感嘆道：“我不能退休、變老、死去，而我留給我的孫子們的，是與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無關(guān)的八月。”

因此，在訪談的最后，拉圖爾以尾聲的形式寫了一封信，寫給他的孫子，寫給將在2060年年滿40歲的這一代人。正如福樓拜所說，“愚蠢就在于想要結(jié)束”，因此，這封信不是結(jié)尾，而是序曲，是對未來的獻禮，它邀請我們不顧一切地奔赴未來。在這里，哲學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同尋常的工具箱，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思考的食糧，還幫助我們想象新的生活和行動方式。他邀請我們“成為地球人”，與地球產(chǎn)生共鳴，他稱之為“地球情感”（géopathie）。拉圖爾就這樣著陸了。但他和他的作品一樣，依然不可復(fù)制。

本文為《棲居于大地之上》一書的序言，該書記錄了法國哲學大師布魯諾·拉圖爾生前的最后一次訪談，中文版近日出版。

《棲居于大地之上》，【法】布魯諾·拉圖爾、尼古拉·張/著 藍江/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202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