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識人士兵” 太田慶一之死
1938年11月29日，《東京朝日新聞》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我們是大學生兵 陣中座談會》的報道。朝日新聞社特派記者茂木政主持了這次訪談。四名學生兵講述了在中國大陸的戰(zhàn)事。
門平謙三上等兵（東北帝國大學法學部畢業(yè)）：“受過鍛煉的知識人在精神上應該比普通的士兵更努力吧？”
遠藤正上等兵（東京帝國大學經(jīng)濟學部畢業(yè)）：“是啊，太田慶一是很優(yōu)秀的士兵啊，他讀了好多書呢。”
鈴木一男上等兵（慶應大學經(jīng)濟學部畢業(yè)）：“真是可惜啊……他是勇敢的知識人士兵模范。”
太田慶一何許人也？1912年，太田出生于東京，從一高和東京帝大畢業(yè)后，由他的導師經(jīng)濟學部副教授土屋喬雄（1896-1988）推薦就職于龍門社?澀澤榮一翁傳記資料編纂所。1938年2月，他被征兵入伍，3月被編入北京的中國駐屯軍，6月轉(zhuǎn)戰(zhàn)至中國中部，被編入本間雅晴（1887-1946）中將麾下的第27師團。他在那里接受聯(lián)絡兵的培訓，參加了8月下旬的漢口戰(zhàn)役，1938年10月4日在江西省野戰(zhàn)醫(yī)院去世。同日，他從上等兵晉升為伍長，榮獲功七級金鵄勛章，享年26歲。據(jù)說，在太田離世的時候，有人在他的背囊中找到幾冊沾血的巖波文庫，以及一封題為《愿成為熱愛學問與藝術之人》的遺書。其中，他給兒女寫道：“算之介、伸二（注，太田兩位兒女），無論你們從事什么職業(yè)，都不要忘記熱愛學問和藝術?！贝耸录?jīng)過媒體報道后，作為“知識人士兵”為報國而死的象征，引發(fā)了廣泛關注。
太田慶一與《太田伍長的陣中手記》
茂木政調(diào)查后發(fā)現(xiàn)，太田所屬的部隊是新設立的機械化兵團，由于軍部在調(diào)查研究“戰(zhàn)爭與知識人”的課題，所以在當時還屬于機密部隊。茂木認為，“從結(jié)果上來看，這支部隊的知識人，成功地證明了精神和肉體上的堅強和勇敢。教養(yǎng)、學術訓練、反省、批判精神、人道主義——這些支撐智慧的要素，同時也支撐著勇氣”。菊池寬（1888-1948）、小林秀雄（1902-1983）等文壇大家在讀到太田的事跡后，紛紛發(fā)文表達了自己的感動。吉屋信子（1896-1973）也稱贊“知識人士兵”是“戰(zhàn)場上的精華”。此后，經(jīng)過土屋喬雄斡旋，巖波書店出版了《太田伍長的陣中手記》（1940），其銷量超過2萬本?！端枷搿肪庉嫻却◤厝?895-1989）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一直持續(xù)地擁有熱愛學問和藝術精神的人，也是能夠作為最忠實、最勇敢的士兵，并且為此而死，這樣的事實是太田君親身示范的時代教訓。我敢說這是教訓。因為直到今天，很多人還是覺得這兩件事不會一致。這是世間的常識吧?！?/p>
在這里，谷川指出了一個事實，即一般人普遍地認為，與來自農(nóng)村士兵相比，知識人士兵往往被視為是貪生怕死，戰(zhàn)斗力差的不合格士兵。例如，三島由紀夫（1925-1970）就謊稱自己有肺結(jié)核逃脫了征兵。鶴見俊輔（1922-2015）害怕陸軍的野蠻體罰，主動地參加海軍去了。丸山真男（1914-1996）在軍隊中被虐待的事例也非常有名。因此，太田慶一作為一個知識人士兵陣亡，自然地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然而，與其他人贊美的“知識人士兵”的英勇不同，使得其導師土屋喬雄更為感嘆的是，原本可以在學術領域深有造化的青年戰(zhàn)死疆場。
菊池寬與小林秀雄
土屋喬雄1921年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1924年升任同校經(jīng)濟學部副教授。在“日本資本主義論爭”（1933-1937）中，他作為“勞農(nóng)派”而活躍。此后受到“人民戰(zhàn)線事件”的牽連被東大開除了。從1936年起，他作為主任參與了歷時28年的《澀澤榮一傳記資料》的編纂工作。由于當時太田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于是土屋介紹他在編纂所研究日本銀行發(fā)展史。太田不負眾望，將自己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在1936年5月的“歷研”（歷史學研究）報告會上發(fā)表（《我國貨幣制度成立過程要綱》1936年8月號）。得知太田陣亡，土屋飽含深情地寫道：
“他熱愛學問和藝術。作為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其讀書涉獵范圍之廣是驚人的?！薄八莻€少有的愛書之人，尤其以擁有全套的巖波文庫本為榮。而且他很會講述他豐富的知識。因此，我們都叫他‘美才先生’。他一點也沒有老學究的氣息……他勤于筆耕。在旅途中，他習慣在筆記本上詳細地記錄見聞。他和筆記本是不可分離的，所以在出征之際，我們給他送了幾本筆記本作為餞別。不久，他的遺骨和幾本優(yōu)秀的陣中日記就會寄來吧?！?/p>
“太田君最喜歡巖波書店的書籍，巖波文庫本幾乎都有。有一次太田君對我半開玩笑說，‘我有幾乎所有的巖波文庫本，能不能跟巖波先生說一下，把文庫本的書架送給我’。他還說，‘只要出一本巖波文庫本，我就不會缺錢買’。太田可以說是一個巖波迷?！髞?，我把文庫本書架的事也告訴了巖波先生，他笑著說：‘是嗎？如果他還活著，那就送給他了?！?/p>
太田喜歡買書。1937年某日的日記中，他寫道：“今日在巖波書店遇到一個奇怪的事情。一位面紅須厚的中年紳士在詢問全套的巖波文庫的價格，可是巖波書店里的伙計一個人都回答不上來?！逼鋵?，伙計回答不上來才是正常的吧。因為很少有人像他一樣不計成本地買書。翌年，在戰(zhàn)場行軍過程中，他還興奮地寫道：“一想到從軍隊回家，我要花幾百日元買書就很開心?！碑敃r的中產(chǎn)階級月薪也才一百日元左右，“花幾百日元買書”的確是到了癡迷的程度了。
正如土屋喬雄在多篇文章中介紹的一樣，太田是巖波文庫（將近兩千本）的全套收集者，且非常以此為榮。對此，丸山真男也有所耳聞。在戰(zhàn)后，丸山與日高六郎（1917-2018）的一次對談中，他提到，“確實在戰(zhàn)前，巖波文庫不管好壞，都算一種象征。……太田伍長也有這樣的事啊，在戰(zhàn)場上留下了那句有名的話（注：給兒女的遺言）正是巖波文庫主義”。順便提一句，1914年出生的丸山和1912出生的太田同時就讀于東大，即使一個在法學部，一個在經(jīng)濟學部，二人在本鄉(xiāng)校園內(nèi)見過面的可能性也很高。
丸山真男與日高六郎
丸山提及的“那句有名的話”戰(zhàn)爭期間流傳盛廣。但實際上，其最早的出處是太田之妻撰寫的《夫君太田伍長之死》（1939年2月號），并非太田日記的摘錄。戰(zhàn)后，作家澤地久枝（1930-）讀完太田的全部“遺稿”后表示困惑：“太田的結(jié)婚的對象是小學畢業(yè)的表兄妹，日記中赤裸裸地記錄了他對‘錯誤婚姻’的煩惱。在當時，結(jié)婚有孩子的學生就業(yè)形勢很嚴峻。他參加過的所有企業(yè)，包括日本興業(yè)銀行都沒有錄用他。最后在土屋副教授的幫助下，在畢業(yè)前一個月，他在龍門社安定下來了?！彼谌沼浿薪o小孩的期許是，“你們不需要做多余的學問，你們只要健康、謙虛就好了”。這與戰(zhàn)爭中宣傳的“無論你們從事什么職業(yè)，都不要忘記熱愛學問和藝術”之間的落差實在太大了。
二、巖波文庫的搜集與閱讀
然而，戰(zhàn)爭期間的“知識人士兵”之死確實引發(fā)了巖波文庫讀者的廣泛共鳴。日本史學家船津勝雄撰文給巖波書店雜志《圖書》（1939年5、6月）稱，“現(xiàn)在是對已故太田氏最好的祈?！保约阂病笆占瘞r波文庫已有十三年多”，“我的書房里，最早有三個文庫用的特別組裝過的七層書架。從這些排列成一排的星號順序的文庫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時代面貌。從星號第一的《萬葉集》到即將達到兩千的（理查德?杰弗里斯）《我心之記》來看，那些越早的星號就越褪色得越多。這一點如實地表明了其增長情況”。
巖波文庫全集收集者，就像一個文化標簽一樣，經(jīng)過戲劇性演繹后的“太田伍長之死”傳開了。評論家杉浦明平（1913-2001）指出，“戰(zhàn)爭末期，年輕人流行收藏巖波文庫的熱度，不亞于今天（1952年）的電子游戲廳”?！皩W生和上班族一看到書店，就會進去首先搜一下文庫本的書架?！碑敃r由于物資不足，許多文庫書架是空的。但是，發(fā)現(xiàn)存貨的學生，哪怕一顆“★”的《元和本下學集》、《省諐錄》也會掏50錢（原價20錢）買。事實上，“在戰(zhàn)爭時期，我也迷上了收集文庫本，幾乎每天都到書店去買少數(shù)幾本還在發(fā)行的文庫本。那個時候，只要是巖波文庫，我都覺得無比珍貴，甚至還買了現(xiàn)在肯定不會買的《名將言行錄》”。
美術史學家三輪福松也從1938年前后開始收集巖波文庫。他寫道，這種收集“早已超過了‘讀書’的目的，僅僅是患上了‘收藏’這種病”?！皯?zhàn)爭變得激烈，新書的發(fā)行量極度減少，買文庫本很不容易”，“在書店，甚至為了爭搶一本文庫本，還經(jīng)常與友人發(fā)生爭執(zhí)”。但是，三輪在戰(zhàn)后放棄了收集巖波文庫全集的念頭，因為在物資匱乏和通貨膨脹持續(xù)不斷的過程中，巖波文庫作為“商品”漲價了。于是，他以此換了許多食物?！敖Y(jié)果，本應滋養(yǎng)精神的書籍卻起到了滋養(yǎng)肉體的作用。書店遠大的理想被徹底地踐踏了?！?/p>
既然要收集巖波文庫的全集，那么禁書也包括在內(nèi)。實際上，禁書收集起來非常困難。三輪福松就說，他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收集因“赤化宣傳”而被禁的書籍。有的人專門跑到鄉(xiāng)下去搜書。1968年東大紛爭時擔任法學部部長、校長代理的加藤一郎（1922-）在舊制高校時期也熱衷于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回顧道：“雖然禁止發(fā)行的書很多，但也可以在舊書店偷偷買到，或者是找朋友借。另外，去鄉(xiāng)下的書店，也有一些未被發(fā)禁的文庫本留在店內(nèi)。”好不容易搞得到一本禁書，還需要小心翼翼地藏起來。菊池正吾說，在檢查時，為了隱藏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的《中國社會的科學研究》（巖波新書，1939年）等書籍煞費苦心。
魏特夫與《中國社會的科學研究》
但實際上，就總體情況而言，日本軍隊內(nèi)部對讀書活動并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戰(zhàn)場上的閱讀行為是因時因地而異。作為德國共產(chǎn)黨員，魏特夫著作的敏感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在戰(zhàn)后回顧了在戰(zhàn)場上豐富的讀書經(jīng)歷。飯島育男就寫道，在中國的戰(zhàn)場從軍的五年間，讀過的巖波文庫“不下兩三百本”。海軍少尉南部伸清（1908-）回顧說，包括潛艇在內(nèi)的海軍艦艇上設置了“艦內(nèi)文庫”，所以他也愛讀巖波文庫。戰(zhàn)爭期間，松岡韶是汽車兵出征的同盟通信社員。他回顧道，他在戰(zhàn)地為士兵收集文庫本建造了小型圖書館?！拔页蔀橐娏暿抗?，時間充裕，因為在戰(zhàn)線上感受到讀書的魅力，所以大家都讀了很多書?！瓚?zhàn)斗間隙的讀書有著不可思議的魅力，那是平時完全不知道的特殊的強烈魅力?！?942年，阿川弘之（1920-2015）從東京帝國大學國文科提前畢業(yè)，作為海軍預備役學生入伍。他回顧道，在課堂上，“把巖波文庫本藏在教科書下面很方便”。他瞞著教官讀完了《卡拉馬佐夫兄弟》（1927-1928年）、《歐?亨利短篇集》（1938年）、克萊斯特《破甕記》（1941年）和毛姆《雨?他兩篇》（1940年）等。
1943年，鶴見俊輔在爪哇島監(jiān)聽英語廣播時，“第一次讀到了很多古典。托馬斯?肯培的《師主篇》、《愛比克泰德語錄》、馬可?奧里略的《沉思錄》、《希臘文集》、《老子》、《唐詩選》，還有弗朗索瓦?拉伯雷《巨人傳》、荷爾德林的《許佩里翁》、歌德的《浮士德》、叔本華、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泰戈爾的《人生的親證》。雖然雜亂無章，但無法系統(tǒng)地得到書，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早晚讀幾頁這些古典著作，抄寫下來，也非常開心。? ”
后排右二鶴見俊輔在雅加達的海軍武官府
之所以人們有軍隊禁止閱讀的刻板印象，很大原因是戰(zhàn)后成為暢銷作品的《新版 傾聽海神之聲——日本戰(zhàn)歿學生手記》（日本戰(zhàn)歿學生紀念會編，巖波文庫，1995年）中，被征兵入伍的學生們控訴軍隊，“在多數(shù)情況下，陸軍不允許讀書，海軍只允許讀一本書（講述武士道的《葉隱》）”。而戰(zhàn)歿學生紀念會之所以會這樣說，是因為在戰(zhàn)后的輿論環(huán)境中，“讀書自由”被視為是“抵抗軍國主義的象征”，因而就有了戰(zhàn)爭時期軍隊禁止讀書的錯覺。
事實上，正如中野綾子指出的一樣，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對“戰(zhàn)場上的讀書行為”的解釋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爱攽?zhàn)爭不僅僅是武力戰(zhàn)爭，而是呈現(xiàn)出文化戰(zhàn)爭的一面時，書籍也有可能成為戰(zhàn)場上沒有攻擊性的武器。但是，到了戰(zhàn)后，戰(zhàn)場上的讀書行為失去了作為學生兵武器的意義，反而強化了對戰(zhàn)爭表示懷疑的意義?！睋Q言之，在戰(zhàn)場上的讀書行為，被解釋成為不積極參與戰(zhàn)爭的反戰(zhàn)態(tài)度。因此，巖波文庫不再被視為是文化戰(zhàn)的撫軍品，而是反戰(zhàn)態(tài)度的象征了。
戰(zhàn)爭期間，軍隊為了提高士氣，其實主動地提供了閱讀需求。小林勇（1903-1981）回顧道，“軍部不喜歡巖波書店。但是，上大陸前線的年輕人，背囊里卻裝著巖波文庫本。而且要求購買巖波文庫作為軍需品的呼聲很高。陸軍撫軍部不得不發(fā)出數(shù)百萬冊的訂單。還附加了一個命令，要求不計利潤地供貨”。
戰(zhàn)后的巖波文庫全集
1940年，陸軍省要求巖波書店供給特別定制版本的巖波文庫，共計20種，各5千冊，也就是10萬冊的訂單。當然，春陽堂文庫、新潮文庫、改造文庫也收到了同樣的訂單，分別是7萬5千本、5萬本、2萬5千本。軍隊主要是想向士兵灌輸“日本主義”思想，因而采購的主體是《古事記》《日本書紀》《源氏物語》《神皇正統(tǒng)記》《日本外史》《明治天皇御集》等反映“皇國史觀”的讀物。但也有一些日本作家的書，如夏目漱石《虞美人草》、德富健次郎《黑色眼睛和茶色眼睛》、德田秋聲《野生》、泉鏡花《注文帳?白鷺》、永井荷風《阿龜笹》、志賀直哉《小僧之神樣?他十篇》、《萬歷赤繪?他二十二篇》、中勘助《銀鑰匙》等。
事實上，這批訂單中還有許多外國文學作品，包括施皮里《阿爾卑斯山之女》、喬治??！稅鄣难ㄐ》焯兀罚▽m崎嶺雄譯）、巴爾扎克《不為人知的杰作 他五篇》（水野亮譯）、都德《達拉斯貢的達達蘭》（小川泰一譯）、福樓拜《三故事》（山田九朗譯）、普羅斯佩?梅里美的《高龍巴》（杉捷夫譯）、馬克?吐溫《王子與乞丐》（村岡花子譯）、簡?韋伯斯特《長腿叔叔》（近藤壽子譯）、威廉?哈德森《綠色寓所?熱帶森林的羅曼史》（村山勇三譯）、普希金《上尉的女兒》（神西清譯）、阿拉爾孔《三角帽 他二篇》等。
1942年，軍隊再次對巖波書店下達共計10萬冊的訂單，其中外國文學部分包括了拉斐特夫人《克萊芙王妃》（生島遼一譯）、司湯達《卡斯特羅女修道院院長》（桑原武夫譯）、塞黑《漂泊的靈魂》（相良守峰譯）等。相對于1941年，對美開戰(zhàn)后的1942年，陸軍就不再訂購英美文學，只剩德法文學了。有意思的是，與當時日本親德的主流輿論相反，在軍部的圖書訂單中，法蘭西文學壓倒了德意志文學。
三、戰(zhàn)爭景氣
或許是由于“津田起訴事件”和《日本資本主義發(fā)達史》禁售的影響，巖波書店給后人留下了在戰(zhàn)爭期間被軍國主義迫害的印象。但實際上，如前所述，軍部把最大的圖書訂單給了巖波書店，開戰(zhàn)以后的巖波書店反而迎來了一段景氣的時光。小林勇在回顧1939年的情況時寫道，“銷售額增長，欠款已經(jīng)結(jié)清了。存款反而達到了70萬日元以上。這是創(chuàng)業(yè)以來最繁榮的時期”。
山本夏彥（1915-2002）在《我的巖波物語》中也說，“昭和十四（1939）年是書賣得最好的一年，倉庫漸漸空了?！皻獾漠斎徊恢皇浅霭娼?。因為大部分的生意都很景氣，所以大家才會去酒吧、咖啡館，舞廳都擠滿了人。晚上很多人都興高采烈地走在街上”。
后來成為明治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社長的山中宏（1913-2008）在1939年的《財界日本》中寫道，“軍需部門的繁榮掩蓋了和平部門的停滯。整體而言，經(jīng)濟上是呈現(xiàn)出持續(xù)上升的景氣趨勢。這一點，與歐美的蕭條形成了對比。我認為今年度也會保持這樣的趨勢，甚至會以更加擴大的形式展示出來”。
山本夏彥與《我的巖波物語》
巖波書店的雜志《圖書》（1938年11月）的報道也顯示后方一片樂觀的情緒。與陷入蘇德臺危機的歐洲首都相比，“在東京——盡管日本已經(jīng)成為戰(zhàn)爭國家——與往年一樣，還是在上野、二科、文展召開了美術展覽會，東劇和歌舞伎劇場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好評，神宮外苑的聯(lián)賽也順利進行。戰(zhàn)爭在海的另一邊，深入大陸深處?；受妷旱剐缘耐Σ粫o國內(nèi)帶來絲毫危險”。
當然，這是一種畸形的繁榮景觀。歷史學家小熊英二的父親小熊謙二當時還是中學生，在東京的某市場從事炸魚小吃的生意。他回顧道：“從1938年開始，街頭逐漸看不到出租車。在此之前，為了能夠買到更新鮮的魚來炸天婦羅，伊七（祖父）還會與公營市場的魚販合搭一輛出租車去筑地市場買魚。不過，從這年五月起，隨著施行《國家總動員法》，汽油也改為配給制，沒有油票（政府公認的購買許可證明）便無法購得?！薄?939年后半，連炸天婦羅的油與魚，都變得難以購得。”“公營市場在統(tǒng)制經(jīng)濟之下沉寂。但另一方面，與公營市場隔街相對的中野新橋娛樂街區(qū)，卻聚集著發(fā)了戰(zhàn)爭財來此找藝伎飲酒作樂的人們，呈現(xiàn)出一段時期的繁榮景象?！?/p>
當然，出版界的繁榮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軍隊管制人們的娛樂行為，使得讀書成為為數(shù)不多的消遣活動之一。巖波書店的業(yè)績在1940-1941年左右達到了巔峰。巖波茂雄的得意地說：“最近，出版界遇到少有的盛況，出版的書籍立刻被消化，訂單紛至沓來。我不能準確地推測這種盛況的原因，但同樣的盛況在震后也曾出現(xiàn)過。最近，讀者的傾向好像非常堅實，他們的目光非常敏銳地投向古典或基礎學術書、嚴肅書籍上，這是令人高興的現(xiàn)象。戰(zhàn)時國民的精神處于極其緊張的狀態(tài)下，這從讀者的動向得到充分的證實?！?/p>
祖父與坐在椅子上的謙二；小熊英二《活著回來的男人》
安倍能成（1883-1966）羅列了具體的出版目錄?！俺霭鏁砍^70種，除文庫外，還加上第二年的部分，發(fā)行量超過2萬，天野貞祐的《我的人生觀》超過1萬5千，山本有三的小說《路旁的石頭》達3萬。叢書中受到歡迎的是年末出版的《為了少國民》?！送猓瑪?shù)學及自然科學方面，質(zhì)樸的理論著作也出版了近十種。……日本文化方面，除澤瀉久孝的《萬葉的作品與時代》、池田龜鑒的專業(yè)著作《關于古典的批判處置的研究》、時枝誠記的《國語學原論》和《國語學史》外，還有東北帝國大學的德國人哲學教師黑利戈爾著、柴田治三郎翻譯的《日本的弓術》，這部著作雖然是廉價版，發(fā)行量卻超過1萬，可以說，這還是顯示了時代對日本文化的關注。此外，還有關于中國和東洋方面的書籍，倉石武四郎的《中國語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宇井伯壽的《第二禪宗史研究》、已故白鳥庫吉的《西域史研究》（上）等發(fā)行量也相當大。”
巖波在日記中深感安慰：“書的定價低、版稅高、質(zhì)量好、工人的工資高、材料好。如此，剩下的善款再為社會所用，肯定誰都不會抱怨了?！背弥@樣的大好形勢，1939年9月20日，巖波書店以岡崎義惠的《日本文藝的樣式》為開端，對新書實行了“買斷制”。 所謂“買斷制”是指解除委托銷售合同，不允許零售書店退貨。這個時期的巖波文庫和巖波新書基本上是供不應求，談不上退貨?！稁r波通信》（1939年10月號）解釋說，“為了緩解紙張不足，合理地使用紙張，不允許有絲毫的浪費，使書籍的配給方法完全適應今天的國情，大部分的出版物，將從原來的銷售制度（弊店刊物委托零售書店銷售的制度）改為買斷制度（不退貨）。我國書籍的配給銷售制度發(fā)生了相當大的改變。這也是目前以及將來的合理的、妥當?shù)匿N售制度”。四年后的1943年4月21日，日本全國的出版會統(tǒng)一實施了“買斷制”。
四、“慰問袋”中的巖波文庫
1943年1月，報紙上刊載了一篇《給讀書人增印好書》的文章。它呼吁：“為了增印巖波文庫和改造文庫等所謂文庫中特別有益的書，需要給出版文化協(xié)會施行紙張?zhí)貏e配給，以滿足讀書人的要求?！彼e的“特別有益的書目”有《萬葉集》《古事記》《日本書紀》《日本外史》《葉隱》等古典作品，歌德的《浮士德》等外國文學，還有自然科學、文化科學文庫。事實上，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巖波文庫的新發(fā)行種類呈現(xiàn)出快速上升的趨勢。1934年發(fā)行了77種，1935年106種，1936年83種，1937年95種，1938年136種，1939年151種，1940年132種，1941年128種。此后，由于受到物資不足等因素的影響，發(fā)行量有所下降，但1942年是72種，1943年43種，1944年24種。巖波文庫的再版也非常暢銷。根據(jù)堀口剛的統(tǒng)計，戰(zhàn)爭期間巖波文庫再版了89種，合計印數(shù)為94萬1千冊，平均加印10573冊?！缎鲁蔽膸臁吩侔娣N數(shù)為37種，合計18萬8千冊，平均5081冊。《改造文庫》只再版了5種，合計印刷了4萬4千冊，平均印刷了8800冊。
《葉隱》與《心》
這是因為，在各種“讀書指導”下，巖波文庫受到了帶有國策團體性質(zhì)的“大日本聯(lián)合青年團”的青睞。他們在“適當推薦青年讀物的事業(yè)”中，推薦的巖波文庫51本，而改造社只有7本。按照竹內(nèi)洋的說法，從戰(zhàn)前開始，由于軍部的鎮(zhèn)壓，左翼色彩的青年學生團體遭到了毀滅性的打壓。1933年，剛成為一高三年級學生的丸山真男僅僅是參加了佛教青年會館舉辦的唯物論研究會的演講就被特高警察拘捕，毆打和監(jiān)視。因此，在當時社會層面上的馬克思主義教養(yǎng)幾乎消失了。填補這一思想需求空白的是“日本主義的教養(yǎng)”。這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左右兩邊在生態(tài)位上具有同構(gòu)性。正如馬克思主義文化主義在其閱讀清單上列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一樣，日本主義也可以列舉出諸如《古事記》《日本書紀》《圣德太子三經(jīng)義疏》《萬葉集》《愚管抄》和《神皇正統(tǒng)記》等必讀書籍。并且，與馬克思主義批判單純的教養(yǎng)主義的說法相同，日本主義也會說僅有西洋的教養(yǎng)是不夠的，研究和體會日本精神同樣很重要。日本主義同一信仰的人相互合作，從禮拜開始，努力學習日本的古典，過著共同信仰的生活，這也類似于左傾學生的讀書會。
盡管右翼團體攻擊巖波書店的津田左右吉對“皇室不敬”和宣揚唯物史觀的《日本資本主義發(fā)達史》，但巖波文庫自1927年發(fā)行以來，也收錄了許多日本主義教養(yǎng)的作品，如《萬葉集》《古事記》《神皇正統(tǒng)記》《明治天皇御集》《葉隱》。于是，在巖波書店就出現(xiàn)了一邊被右翼攻擊，一邊又被軍需訂單催著加班加點印書的滑稽的局面。
當時的新聞報道說，“巖波文庫，或同類型的小冊子，因為很小型，所以特別適合帶入戰(zhàn)場閱讀”，“巖波文庫的《萬葉集》、《奧之小道》等，可以隨時放進士兵的袋子里，根據(jù)戰(zhàn)斗形勢，在營地的空余時間閱讀”，因此，“慰問袋里一定要裝那種小冊子”。巖波書店自己也主動地在文庫本上打出了“慰問袋里一定要裝一本巖波文庫”的廣告語，強調(diào)這是在戰(zhàn)場上讀書時的首選。在HNK的海外廣播中，巖波茂雄驕傲地說：“便于攜帶的巖波文庫，成為趕赴戰(zhàn)場的士兵們的最好伴侶。在中國打仗的士兵們的口袋和行囊中，揣著上述中國哲學家們的典籍，還有李白、杜甫等唐代詩人的詩集?！焙髞砭腿未笳碣潟幕扛辈块L的日比野士郎（1903-1975）說道，在戰(zhàn)斗激烈的戰(zhàn)場上，他最后也舍不得丟棄的，就是巖波文庫的佐佐木信綱篇《新訓?萬葉集》（1927年）和山口察常譯注的《譚菜根》（1934年）兩本書。
巖波茂雄與慰問袋
戰(zhàn)后，當記者問花森安治（1911-1978）在戰(zhàn)場上有沒有讀過巖波文庫時，他回答道：“它又便宜，又很小。可能這是我的弱點，太重的書我背不動。我非常信任巖波。在讀書被限制的時候，讀那些無聊又讀不懂的書，反而更有意思?！绷硪晃皇勘貞浾f：“慰問袋里的巖波文庫對我來說簡直是意想不到的禮物。因為在戰(zhàn)場上，一提到書，就只允許最低限度地帶一些軍隊內(nèi)務令、炮兵操典之類枯燥無聊的讀物?！薄耙贿呑x巖波文庫，一邊回味擺放在家里的許多巖波文庫，讓我想起了那些藏書的許多事情。我幻想有朝一日能在家里再次平靜地讀書?！?/p>
在戰(zhàn)場上，由于無聊，反而是艱深難讀的書更能夠打發(fā)時間。戰(zhàn)前，富倉德次郎是京都女子專門學校的教授，在1939年諾門坎事件爆發(fā)時，他被編入北“偽滿州”的國境警備隊。一位鐘表匠士兵邀請他講授《源氏物語》。他最開始拒絕了。他告訴士兵，“實際上讀一下就會厭倦”。但上等兵拿出巖波文庫《源氏物語（一）》說，“我們六個人到現(xiàn)在為止一直在讀，根本讀不懂，所以很清楚學起來會很困難”。于是，以巖波文庫三冊為教材的輪讀會開始了。當然，對于軍隊來說，鼓勵士兵閱讀古典的意義，其實在于讓他們坦然地面對死亡。某位士兵讀完巖波文庫的夏目漱石《心》后寫道：“我讀完《心》后深感死亡的嚴肅。在撫恤品下的廣袤戰(zhàn)場上，大量的巖波文庫震撼著以各式各樣的方式直面死亡的年輕靈魂。現(xiàn)在想來，那都是古典之作?！币吧显容^了德國士兵與日本士兵在戰(zhàn)場上的讀物。有趣的是，德國也為士兵配備了《雷克拉姆文庫》的撫軍品，內(nèi)容大多是歌德（Johann von Goethe，1749-1832）、荷爾德林（Johann Friedrich H?lderlin ，1770-1843）的古典作品。而日本的巖波文庫大多是《神皇正統(tǒng)記》《葉影》《明治天皇制集》等等。他們都具有借助“古典”超越死亡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
花森安治與阿川弘之
從中國戰(zhàn)場回國的心理學家、三高的副教授佐藤幸治指出，“在戰(zhàn)場上大家都渴望讀書。不管給他們什么都會讀。不知道巖波文庫是什么的人也在讀尼采、蒙田。他們有一種至死都在努力讀書的感覺。即使在中國戰(zhàn)場的前線，如果仔細調(diào)查的話，幾乎所有種類的書籍都會被閱讀?！趦?nèi)地幾乎不讀書的人在前線也會拼命讀書。電影雜志、寫真周報、朝日畫報等也可以歸入這類輕松讀物中吧。但是，戰(zhàn)爭是關乎生死的事情。面對死亡尋求安心，尋求對戰(zhàn)爭、人生的深刻反省，也是自然的吧。《葉隱》《阿米爾日記》以及西田哲學等相當艱深的著作吸引了許多讀者”。
五、國民的象征：“團結(jié)”還是“隔閡”？
在某種意義上，巖波文庫是戰(zhàn)爭時期國民團結(jié)的一種象征。戰(zhàn)后，阿川弘之說道：“不論如何，我一定要帶上《葉隱》《嘆異抄》和《萬葉集》。當年參軍入伍的時候，帶三卷本的《葉隱》是一種潮流。在軍隊中，不時會被要求檢查隨身物品。這個時候，《葉隱》和《明治天皇御制集》就好像是一種愛國的證明一樣。我其實沒怎么讀，所以這幾本書還是嶄新的?！卑⒋ú⒉蛔x《葉隱》、《嘆異抄》和《萬葉集》，而只是把它當做“愛國的證明”。但實際上，巖波文庫既是國民團結(jié)，也是國民隔閡的象征。
當時，像太田慶一一樣從舊制高中進入帝國大學的學生在同齡人中只有0.7%，在軍隊中屬于絕對的知識精英，因此，他們的閱讀習慣反而會被其他非知識人出身的士兵反感。哲學家梅原猛（1925-2019）這樣回憶學生兵時代：“我學到了一點，就是工人、自耕農(nóng)對我們這些象征特權(quán)階級出身的學生是何等反感?！毙⌒苡⒍赋?，“當時日本社會的貧窮以及城市與農(nóng)村、上層與下層的知識鴻溝非常之大。城里的大學生精通德國哲學與法國文學，相反，農(nóng)村出身的士兵大多連幾行字的信件都不會寫。據(jù)文部省與美國占領軍于1950 年的抽樣調(diào)查，能完全讀懂報紙的人只有 4.4％。所以，大學生屬于極少數(shù)的社會精英”。因此，“在軍隊、大學里學到的知識派不上絲毫用場，而肉體健康、世俗‘精明’的程度則是一個人的全部”。
在《傾聽海神之聲》中，學生們對農(nóng)村士兵也充滿著控訴之詞?！拔蚁萑肓顺跻饬系膶Υ蟊姷膮拹?。不想把他們當作人來對待?！薄八麄冎皇Ｏ卤傲樱恢狼铻楹挝?，敷衍的老手，盜竊的高手，在能贏的爭吵中表現(xiàn)出徹底的傲慢，而在可能會輸?shù)臓幊持杏肿兂蓮仡^徹尾卑劣的人?！?/p>
《傾聽海神之聲》與1943年的學生出征壯行會
在后方，作家大庭美奈子（1930-2007）回顧了讀巖波文庫被打的經(jīng)歷。她被勤勞動員（軍部要求所有人參與義務勞動）至工廠，“我只是沉迷于藏在口袋里的紅帶巖波文庫（注，外國文學系列），就被老師打了耳光。他們認為，對外國文學感興趣的少女是危險的”。的確，巖波文庫視為是“赤化”的標記。奈良本辰（1913-2001）回顧了在戰(zhàn)爭期間，在列車上讀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米川正夫譯，1927年）被特高警察審問的情形?！拔?，那本書是什么？”警察傲慢地問道。奈良回答“巖波文庫”?！斑@點我倒是知道，是誰寫的，書名是什么？”“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什么，戰(zhàn)爭與和平？從題目上看，應該是本赤化宣傳吧，托爾斯泰是哪里人？”警察追問道。奈良說，“他是俄羅斯的文豪呀！”警察氣勢洶洶地說，“什么，俄羅斯人，那就更可疑了?？傊?，你先過來吧！”然后就把奈良逮捕了。
不僅僅是普羅大眾疏遠巖波文庫。其實，即便是精英學生，讀巖波文庫也不見得輕松。在戰(zhàn)后的一次對談中，歷史學家色川大吉（1925-2021）回憶在二高時期讀書的情況?！斑M入高校后，宿舍的高年級學生讓我先從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天野貞祐譯，巖波文庫）開始讀。但是，像我這樣的一年級學生無論怎么讀都理解不了。他們說就是要意識到自己的幼稚才能開始?？档轮皇侨腴T書。怎么樣，不明白吧？所以做學問去吧！這是進入這一行的必經(jīng)之路?！敝?，色川就將目標定為“每天讀一本巖波文庫”。
天野貞祐與林大夫
天野翻譯的《純粹理性批判》確實很難懂。即便是從哈佛大學哲學科畢業(yè)的鶴見俊輔也深有感觸，“即便是相當懂德語的人，也會疑問，‘這德語可以翻譯成這樣的日語嗎’，如果他不去對照原文的話，就會判斷不出其含義”。當然，這并不是說天野的日語不好。天野是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即使在戰(zhàn)爭時期，也連續(xù)出版了《給學生的書》《道理的意志》《我的人生觀》等暢銷書。應該說，巖波文庫是為在舊制高校學習德語的讀者而準備的書。1901年，日本對高等學校進行學制改革，文理分科后，又按照當時的外語學習再分為了甲乙丙，分別對應英語、德語、法語。因為巖波茂雄和天野貞祐都是東京帝國大學文科乙類出身，所以翻譯也帶著濃厚的德文原文氣息。這樣一來，鶴見俊輔讀天野譯本的康德也很困難了。
事實上，“艱深難懂”正是巖波文化的特點之一。1939年11月，小林秀雄在《文藝春秋》上撰文批判《思想》上的西田哲學“太難懂”，“西田哲學是無視他人的自問自答的哲學”，“這到底是不是日本人的文章，是不是文明人的文章？”“由于完全感受不到陌生人的抵抗，西田先生的孤獨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怪的體系，它既不是由日本語，也非由世界語書寫。事實上，他既不缺乏才能，也不缺乏創(chuàng)意。我認為這的確是一個真正擁有思想家靈魂的人的悲劇?！?/p>
當然，《思想》的編輯林達夫（1896-1984）發(fā)表了反駁，小林先生“僅僅把哲學家和讀者的關系看作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知識‘交易’”，因此錯誤地理解了西田哲學吸引眾多知識讀者的事實?！鞍ㄎ以趦?nèi)，我認為世界上很少有像這位哲學家那樣擁有廣泛讀者和批判者——以及追隨者的‘幸?！軐W家?！睂τ诙鄶?shù)的一般讀者來說，西田哲學確實是難以理解的。實際上，戰(zhàn)后林達夫在與久野收（1910-1999）的對談中也承認了，巖波書店的書迷“最難得的是將‘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式難懂的術語當作咒符來使用”?；蛟S也正因為如此，巖波文庫才成為讀書人精英群體的“想象的共同體”，具有了永恒的魅力吧。
（本文為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基地培育項目“近代日本研究”階段性成果，由澎湃新聞首發(f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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