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文獻記載，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桓公友于鄭，姬姓鄭氏作為宗周王畿內的采邑貴族家族得以始封。幽王末年，鄭桓公憂心于周王室的重重危機，將民眾東遷至洛邑以東的東虢、鄶國一帶。之后，鄭桓公和幽王死于犬戎之難，鄭武公與平王一同東遷，將鄭國完全遷至鄭州地區(qū)，逐漸發(fā)展壯大。學界多認為，鄭國自武公東遷至其滅亡的都城一直在新鄭，鄭韓故城遺址即東周時期的鄭都所在。梳理鄭韓故城遺址的早期遺存，并聯(lián)系滎陽官莊遺址的新發(fā)現(xiàn)，這一認識似可商榷，現(xiàn)略呈管見，提請方家批評指正。
鄭韓故城遺址早期遺存
鄭韓故城遺址位于今河南省新鄭市區(qū)，雙洎河（古洧水）、黃水河（古溱水）的交匯處，城內面積約16平方千米。遺址內發(fā)現(xiàn)有春秋時期的夯土城墻和建筑基址、鑄銅和制骨作坊遺址、不同規(guī)模的墓葬等遺跡以及各類遺物。其中不乏年代比較明確的高等級遺存：1923年在李家樓發(fā)掘的1座大型銅器墓，應為春秋中晚期之際的鄭國國君墓；1965年對故城東部的制骨作坊遺址進行了試掘，其年代從春秋中期延續(xù)至戰(zhàn)國晚期；1993年至1998年在中國銀行新鄭支行遺址點進行了大規(guī)模發(fā)掘，發(fā)現(xiàn)包括青銅禮樂器坑18座、殉馬坑45座、社壝墻基在內的春秋中期國君社祭遺址，以及鑄造青銅禮器、錢幣、生產工具等的春秋中、晚期的鑄銅作坊遺址。
另外，1968年在遺址西南部的后端灣村附近發(fā)現(xiàn)器形、紋飾相同的銅方壺2件，當時認為是西周時期的器物，后有學者將其年代定為春秋早期。后端灣附近為鄭國公室的公墓區(qū)所在，成組的青銅方壺也是高等級遺跡才有的遺物，因此這2件方壺很可能也出自高等級墓葬中。后端灣方壺的蓋頂捉手寬度明顯超過蓋寬、蓋頂捉手直壁較高、器身較窄瘦等器形特點及紋飾特點均與K6：27等中行新鄭支行春秋中期祭祀坑出土方壺一致，年代定在春秋中期更為合適。
鄭韓故城遺址內國君墓、國君社祭遺址、鑄銅和制骨作坊遺址等高等級遺存的存在，表明其是春秋時期的一處都邑性遺址?！稘h書·地理志》記載河南郡新鄭縣為“《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后為韓所滅，韓自平陽徙都之”?！蹲髠鳌る[公十一年》記載鄭武公之子莊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杜預注：“此，今河南新鄭?！薄秶Z·鄭語》韋昭注：“后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說文·邑部》云：“宗周之滅，鄭徙潧洧之上，今新鄭是也?！睗h晉著述多以新鄭為鄭武公東遷所都，直到公元前375年鄭國滅亡韓國又遷都于此。將考古發(fā)現(xiàn)與古人著述對照，現(xiàn)今學者多認為位于新鄭市區(qū)的鄭韓故城遺址即東遷后的鄭都所在，之后未再遷都。
不過，根據(jù)以上梳理，鄭韓故城遺址已發(fā)現(xiàn)的春秋時期高等級遺存的年代均在春秋中晚期，未見明確屬于春秋早期的。目前該遺址報道的早于春秋中期的周代遺存，以發(fā)掘者定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為主，包括位于城內中東部的中行祭祀遺址區(qū)3座，東部的興弘花園墓地11座、熱電廠墓地10座，南城墻以南約2千米的天利墓地17座、郜樓墓地9座。它們絕大多數(shù)是陶器墓，罕見銅容器。另外，中行祭祀遺址區(qū)有一些定在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灰坑、水井等遺跡，也有陶器等遺物出土。
鄭韓故城遺址出土的這些西周晚期、春秋早期陶器（以下統(tǒng)稱為“早期陶器”），以鬲、盆、豆、折肩罐為主。對這四類陶器進行類型學分析，它們存在比較明顯的式別變化（圖一）。
圖一 鄭韓故城遺址早期陶器分組
鬲 陶質以夾砂陶為主，泥質陶也比較多；陶色多灰色；紋飾以繩紋為主，弦紋次之。根據(jù)鬲襠與足部形態(tài)差異，可分為五型。
A型：弧襠，錐狀足。根據(jù)口沿與襠部形態(tài)變化，可分為四式，即Ⅰ式標本郜樓M34：6→Ⅱ式標本郜樓M145：6→Ⅲ式標本天利M242：7→Ⅳ式標本天利M80：12。演變趨勢表現(xiàn)為口沿由寬折沿發(fā)展為窄平沿，襠部逐漸變低。
B型：平襠，柱狀足。根據(jù)口沿與襠部形態(tài)變化，亦分為四式，即Ⅰ式標本天利M119：10→Ⅱ式標本郜樓M139：7→Ⅲ式標本郜樓M144：10→Ⅳ式標本天利M27：6。口沿、襠部的演變趨勢與A型鬲基本同步。
C型：分襠近平，大袋足。根據(jù)口沿形態(tài)變化，可分為四式，即Ⅰ式標本興弘M55：4→Ⅱ式標本中行M794：2→Ⅲ式標本天利M252：7→Ⅳ式標本天利M232：5?？谘氐难葑冓厔菀嗯cA型鬲相同。
D型：平襠，乳狀足。根據(jù)口沿形態(tài)變化，可分為二式，即Ⅰ式標本天利M251：3→Ⅱ式標本天利M191：5，演變趨勢亦與A型鬲相同。
E型：分襠，小袋足外撇，數(shù)量較少。根據(jù)襠部形態(tài)變化，暫分二式，即Ⅰ式標本天利M119：8→Ⅱ式標本天利M191：4，式別特征分別與A型Ⅰ式、Ⅳ式鬲相同，襠部由高變低，口沿則有由侈沿到折沿近平的演變趨勢。
盆 絕大多數(shù)為泥質灰陶，紋飾以弦紋為主。根據(jù)口沿形態(tài)變化，可分為四式，即Ⅰ式標本天利M119：12→Ⅱ式標本郜樓M139：11→Ⅲ式標本天利M251：4→Ⅳ式標本天利M80：11?？谘氐难葑冓厔菖cA型鬲基本同步。
豆 絕大多數(shù)為泥質灰陶，素面。根據(jù)豆盤與柄部形態(tài)變化，可分為三式，即Ⅰ式標本天利M119：9→Ⅱ式標本天利M251：12→Ⅲ式標本天利M130：9。演變趨勢表現(xiàn)為豆盤由直口逐漸外撇為敞口，豆柄變高，柄上凸棱逐漸上移至消失。
折肩罐 絕大多數(shù)為泥質灰陶，常飾弦紋。根據(jù)口沿形態(tài)變化，可分為四式，即Ⅰ式標本天利M119：4→Ⅱ式標本郜樓M139：8→Ⅲ式標本天利M251：13→Ⅳ式標本天利M130：5?？谘厥絼e特征及演變趨勢亦與A型鬲基本同步。
依據(jù)以上型式演變及組合關系，可將鄭韓故城遺址早期陶器劃分為四組，進而將遺址內隨葬以上型式陶器的墓葬歸為四組（表一）。各組器物形態(tài)逐漸變化，應是早晚相繼的四個年代組。
表一 鄭韓故城遺址早期墓葬分組
這四組墓葬中，僅郜樓M139隨葬1件青銅容器——立耳鼎（M139：1），半球腹較淺，蹄足較肥大，腹上部飾一周重環(huán)紋，與之器形、紋飾較為相似的有曲沃北趙M93：49、三門峽上村嶺M2001：130、聞喜上郭村74M373：9、上郭村75M1：27、芮城壇道村東周墓出土的Ⅰ式鼎等（圖二：A）。其中，北趙M93的墓主為晉文侯，墓葬年代應在春秋早期早段，上村嶺M2001、上郭村74M373、75M1、壇道村東周墓的年代也均在春秋初年，由此判斷，郜樓M139：1及其所屬的第2組的年代亦當如此。
第1組中的C型Ⅰ式分襠大袋足鬲，如興弘M55：4、熱電M59：1，斜折沿寬大、沿面有數(shù)周弦紋、袋足外張、襠部極低，以往多將此式陶鬲的年代定在西周晚期。新近公布的黎城西關春秋早期銅器墓中，出土有形制相似者M7：4（圖二：B），可見此式陶鬲可延續(xù)至春秋早期。因此，將第1組墓葬的年代定在兩周之際比較穩(wěn)妥。
圖二 鄭韓故城遺址早期遺物比較
第4組中的鬲、盆、豆、罐等陶器，形制特征與興弘花園M42等鄭韓故城春秋中期銅器墓中伴出的同類器非常接近，與鄭州地區(qū)春秋中期陶器墓中出土的同類器也都很接近，年代可能晚至春秋早中期之際。那么，處在第2、4組之間的第3組墓葬的年代當可推定在春秋早期偏晚階段。
綜上，我們認為鄭韓故城遺址早期陶器墓的年代介于兩周之際至春秋早中期之際。中行祭祀遺址區(qū)灰坑、水井等遺跡出土的早期陶器，類型與前述鬲、盆、豆、折肩罐相同者，亦可根據(jù)式別特征分別歸入四組陶器中。由此推測，這些遺跡的年代也不早于兩周之際。如是，鄭韓故城遺址周代遺存的年代上限應在兩周之際。
始自兩周之際的鄭韓故城遺址，年代可與當時鄭國東遷的歷史事件相對應，也與漢晉著述中新鄭始終為春秋鄭都的記載相符合。不過，如前所述，春秋早期前后，該遺址內僅有少量等級比較低的遺存，分布也比較零散，更像是幾處相對獨立的小型聚落，難以與春秋早期強國鄭國的都城相匹配。直到春秋中期以后，隨著國君墓、社祭遺存、鑄銅作坊等高等級遺存的出現(xiàn)，鄭韓故城才顯現(xiàn)出國都氣象。
官莊城址的興衰
鄭州地區(qū)近年發(fā)現(xiàn)并發(fā)掘的官莊遺址，年代在春秋早期前后，規(guī)模較大且內涵豐富，為探尋春秋早期鄭都提供了重要線索。
官莊遺址位于滎陽市區(qū)以北約7千米的官莊村西部，總面積約130萬平方米。遺址有多重環(huán)壕、城墻組成的城防設施，最外圍為外壕，現(xiàn)存南、東外壕和北外壕東段；外壕內中部為大城，大致呈橫長方形，由城墻和環(huán)壕組成，面積約31萬平方米；大城之北為小城，大致呈方形，由城墻和內、外環(huán)壕組成，面積約3.6萬平方米，小城的內、外環(huán)壕與大城環(huán)壕相通；在小城南壕中部發(fā)現(xiàn)一處出入口遺跡，應為小城的南城門（圖三）。
圖三 滎陽官莊遺址平面圖
大城中部偏北為手工業(yè)作坊區(qū)，發(fā)現(xiàn)鑄銅、制陶、制骨遺存。出土的鑄銅遺物種類豐富，有熔爐殘塊、坩堝內壁銅液凝結層、澆包、鼓風管等熔銅遺物，削刀、磨石等鑄銅工具，以及大量的陶質模、范、芯等鑄銅模具。根據(jù)模、范判斷，所鑄銅器種類有禮容器、樂器、兵器、工具、車馬器、貨幣、附件等，且以禮容器、工具占多數(shù)。制陶遺跡有陶窯、泥料坑，遺物有陶拍、陶墊、泥坯、燒制變形的陶器殘次品等。制骨遺存主要是多個灰坑出土的制骨廢料。在大城內外的其他地點，很可能還存在其他鑄銅、制陶作坊。
在大城內西北部，發(fā)現(xiàn)大量坑壁較為規(guī)整、底部有草木灰及燒土硬面的窖穴，其中有數(shù)個直徑在5米以上，推測該區(qū)域是城址的倉儲區(qū)。在小城內東北部，發(fā)掘墓葬10余座，是一處排列有序、布局規(guī)整的墓地。在大城外南部、西南部的遺址邊緣區(qū)，也發(fā)現(xiàn)較多灰坑、小型墓葬、半地穴式房址等級別較低的遺存。
先前對于官莊遺址春秋早期以前周代遺存的報道，多將年代上限定在西周晚期，其斷代遺物以陶器為主，且主要是通過與鄭韓故城遺址同類遺存的對比確認的。根據(jù)前文對鄭韓故城遺址早期陶器的年代認識，原先所定的西周晚期遺存的年代可能已至兩周之際以后。如是，官莊遺址的遺存年代應做相應的調整。最近官莊遺址報道的鑄銅作坊區(qū)遺存中，有陶器與陶模、范共存，根據(jù)模、范反映的銅器特征，也可以更加準確地推定遺存年代。
根據(jù)層位關系和遺存特征，發(fā)掘者將官莊遺址鑄銅作坊區(qū)出土的遺存分為兩期。第1期陶器特征為：陶鬲口沿較寬，沿面有二至三周弦紋，沿下角較大；陶豆盤口較直，柄中部偏上有一周凸棱。典型陶模、范紋飾有重環(huán)紋、竊曲紋、卷身龍紋等。根據(jù)模、范的紋飾特征推斷，第1期的主體年代為春秋早期偏早，上限或可至西周晚期。第2期陶器特征為：陶鬲口沿較窄，沿面一般有四周弦紋，沿下角較小；陶豆盤口外敞，柄部無凸棱。典型陶模、范紋飾有交龍紋、連體龍鳳紋等。根據(jù)模、范的紋飾特征推斷，第2期的年代大致為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中期偏早（圖四）。綜此，官莊遺址鑄銅作坊區(qū)遺存的年代在兩周之際至春秋中期偏早。
圖四 官莊遺址鑄銅作坊區(qū)遺物分期
官莊遺址鑄銅作坊區(qū)陶器與鄭韓故城遺址早期陶器比較，官莊第1期與鄭韓第1、2組接近，后者的年代為兩周之際到春秋早期偏早，前者的年代正與之相當；官莊第2期與鄭韓第3、4組接近，后者的年代為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早中期之際，前者的年代也基本相當，下限可能略晚。二者互證，也說明各自的年代判斷較為合理。
官莊遺址其他地點的早期陶器遺存（即原先報道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遺存），根據(jù)層位關系和形制特征，也可粗略地分為兩組。以完整器較多的分襠鬲、折腹盆、弧腹盆、豆為例，兩組之間形制差異較為明顯。第1組中鬲、盆的口沿較寬，沿下角較大；豆盤口較直，柄中部偏上有一周凸棱，與鑄銅作坊區(qū)第1期特征接近。第2組中鬲、盆的口沿較窄，沿下角較??；豆盤口外敞，柄部無凸棱，與鑄銅作坊區(qū)第2期特征接近（圖五）。因此，兩組遺存的年代應可與鑄銅作坊區(qū)的兩期對應，大致也在兩周之際至春秋中期偏早。
圖五 官莊遺址早期陶器分組
基于以上推斷，官莊遺址周代遺存的主體年代應即兩周之際至春秋中期偏早，是其最為興盛的時期。此時，遺址內不僅有多重城墻和城壕組成的城防設施，而且有頗具規(guī)模的鑄銅作坊和倉儲區(qū)，制陶、制骨遺存的年代也基本同時，還有灰坑、墓葬等常規(guī)遺存。根據(jù)對官莊遺址周邊地區(qū)的調查，在其周邊有十余處同時期遺址，官莊遺址的面積明顯大于周邊其他遺址而居于主導地位，應是區(qū)域內的中心聚落。與鄭州地區(qū)的娘娘寨遺址、鄭韓故城遺址等其他遺址相比，這一時期的官莊遺址也規(guī)模更大，內涵更為豐富。
但到春秋中期，官莊遺址大城、小城的城壕均被嚴重淤積，淤積層內還發(fā)現(xiàn)夯土殘塊，很可能是來自倒塌的城墻，可見此時的城墻和城壕已經廢棄。鑄銅、制陶、制骨手工業(yè)遺存以及倉儲區(qū)似也僅大致延續(xù)至春秋中期偏早，之后基本廢棄。同時，遺址內的灰坑、墓葬等普通遺存也明顯減少。由此可見，官莊城址在春秋中期明顯衰落，遺址性質很可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由中心城邑淪為普通聚落。
官莊遺址位于春秋鄭國的疆域之內，是區(qū)域內的中心聚落。其興盛期始于兩周之際，與鄭國東遷的時間相吻合；終于春秋中期偏早，又與鄭韓故城春秋中晚期高等級遺存的年代相銜接。而且從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看，兩周時期具有大規(guī)模鑄造青銅禮器作坊的遺址，除王都外，或為畿內中心采邑，或為畿外諸侯國都，都是封君的核心城邑。因此，春秋早期前后處于興盛期的官莊遺址，很可能是一處都邑性遺址，或許即為當時的鄭國都城所在。
政治局勢與鄭都變遷
如果以上判斷不誤，那么，鄭國經歷了兩周之際從關中遷都于滎陽官莊城，春秋中期再由官莊城遷都于新鄭城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史籍中缺乏明確記載，但考察相關史料，其正與當時的政治局勢相符合。
幽王末年，鄭桓公企圖東遷避禍，向洛邑以東的東虢、鄶國一帶發(fā)展。鄭桓公雖然是王室重臣，但自身軍事力量較弱，《清華簡》記載其僅“車七乘，徒三十人”。史伯建議桓公“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鄭桓公很可能利用了自己的王臣身份，主要借助洛陽的成周王師來擴張。而且，鄭桓公時期也只是占據(jù)了東虢和鄶國的一些城邑，《漢書·地理志》記載“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鄭武公時期才將它們完全吞并。
一般認為，東虢位于今滎陽市境內，鄶國位于今新密市東南的曲梁鎮(zhèn)一帶，官莊城正在滎陽，其地可能原屬東虢。而且，官莊城位于洛陽盆地以東約15千米，西經歷史時期的虎牢關（又叫汜水關）可直達洛邑。與之相比，新鄭城不但距離洛邑較遠，而且有嵩山阻隔，兩地交通不便。以官莊城為都，對于鄭國聯(lián)系洛邑王都和利用成周王師無疑更為便捷。
據(jù)文獻記載，春秋早期鄭國持續(xù)向外擴張。《清華簡》記載鄭武公時期“西城伊澗，北就鄔、劉，縈軛蔿、邘之國”，鄭莊公時期“東伐齊酄之戎為徹，北城溫、原，遺陰、鄂次，東啟隤、樂”。其中，伊澗、鄔、劉、蔿、陰均在官莊城以西的洛陽盆地內；邘、溫、原、隤均在官莊城以北的濟源、焦作一帶，這一地區(qū)在春秋時期被稱為“南陽”?！蹲髠鳌酚涊d在魯隱公十一年（前712年），周桓王將一批原來屬于蘇忿生的土田授予了鄭國，包括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等地點，也都在官莊城以北的“南陽”?？梢姡呵镌缙卩崌臄U張主要是圍繞官莊城進行的，這應與其處在鄭國政治地理格局的中心地位有關。
進入春秋中期，北方的晉國逐漸崛起，但這一時期鄭國與晉國的關系并不友好。《左傳》記載在魯僖公十八年（前642年），也就是齊桓公去世的第二年，鄭國就倒向了南方的楚國。魯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晉國公子重耳流亡到鄭國時，鄭文公對重耳不加禮遇。魯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晉國與楚國為爭奪中原霸權發(fā)生城濮之戰(zhàn)，在開戰(zhàn)前鄭文公還曾到楚國許諾出兵助戰(zhàn)。同年，晉國戰(zhàn)勝楚國后兩次召集中原諸侯會盟，鄭文公都有參加，但晉鄭并未和解。魯僖公三十年（前630年），晉文公重耳以鄭國“無禮于晉，且貳于楚”為由，聯(lián)合秦國攻鄭。
與實力強大的晉國為敵，鄭國面臨來自北方的威脅，北部國土不斷被晉國食。《左傳》記載在魯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晉文公幫助周王室平定王子帶之亂后，周襄王將陽樊、溫、原、欑茅的土田授予晉國，晉國的領地擴展到“南陽”。其中的溫、原、欑茅原本有周王授予鄭國的土田，此時當為晉國所有。官莊城往北僅約10千米即為隔黃河相望的“南陽”，鄭國的北疆被壓縮后，來自北方的威脅已然迫近。在魯文公八年（前619年），有晉國歸還虎牢關一帶土地之事，可見該地此前被晉國占領。虎牢關至官莊城不但距離較近，而且一馬平川，晉國占據(jù)虎牢關一帶，對官莊城的威脅更是近在咫尺。
可能正是迫于晉國南擴的壓力，鄭國不得不將都城從官莊城南遷到新鄭城，以獲得相對安全的生存環(huán)境。《世本·居篇》記載：“文公徙鄭。宋衷曰：‘即新鄭?！编嵨墓诠?72年—前628年在位，鄭國可能是在文公后期遷都新鄭的。不過處在諸侯爭霸的春秋時代，位于晉、楚兩大強國之間的鄭國，其外部壓力并沒有因為遷都新鄭而得到緩解。此后晉、楚對鄭國展開拉鋸式爭奪，于是乎鄭國只得朝晉暮楚，唯強是從，艱難地在大國的夾縫中求生存。
綜上所述，兩周之際鄭國從關中東遷后，可能先是以滎陽官莊城為都，在此鄭公利用其王臣身份，借助洛邑的王室力量發(fā)展壯大。春秋中期隨著晉國的崛起和擴張，鄭國才被迫將都城南遷至新鄭，由此新鄭城步入繁榮，而官莊城隨即衰落。當然，基于現(xiàn)有資料的這些推測，有待國君級別墓葬、有銘銅器等更多鄭國考古發(fā)現(xiàn)來驗證。
（本文摘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4年第9期，作者王建峰[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井中偉[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