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朦朧的鏡子》：精神創(chuàng)傷與歷史書寫

《朦朧的鏡子》，[美]杜潤德著，丁波、丁慧添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256頁，69.00元

1890年，沙畹法譯《封禪書》出版，至今已有一百三十余年，恰合乎《史記》一百三十卷的結(jié)構(gòu)。在這一百三十年間，海外學界不乏對司馬遷《史記》的研究，涵蓋翻譯、文獻學、史學、文學各方面。只是這些研究多為單篇論文，以專著進行討論的并不多，而其中有分量的則更少，商務印書館近年翻譯的兩部便是其中翹楚。侯格睿《青銅與竹簡的世界》（1999）、杜潤德《朦朧的鏡子》（1995）分別從史學與文學角度回應《史記》的“一致性”問題，觀點迥異而又可互資為用，如同雙生。雖然侯格睿書后出，然其博士論文《〈史記〉的客觀與闡述》（Grant Hardy, 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Shih chi", Yale University, 1988）早在1988年已經(jīng)完成。二人均在著作中引用了彼此論文（如杜著頁14，侯著頁9），可知寫作時互有借鑒。將二者對讀，觀其問題意識與方法論上之異同，會發(fā)現(xiàn)諸多有趣之處。

《青銅與竹簡的世界》，[美]侯格睿著，丁波譯，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

《史記》的第一命題

兩人的問題意識不約而同集中在《史記》一致性問題，與其相同的文化背景有關(guān)。眾所周知，《史記》不同篇章的敘事結(jié)構(gòu)、語言風格迥然不同，文本甚至前后矛盾。西方學者閱讀時，不可避免產(chǎn)生困惑，“任何習慣了西方‘不間斷’敘事特點的人——也就是說任何渴望單一、清晰敘事線的讀者——注定會被《史記》的敘事特點所折磨”（頁113，此后引文若不特注書名，即指杜著《朦朧的鏡子）。

以史學傳統(tǒng)而言，西方讀者往往將司馬遷與修昔底德相提并論。然而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只聚焦于雅典與斯巴達短短二十五年間的戰(zhàn)爭，以近乎中國紀事本末體的形式連貫陳述，字里行間試圖呈現(xiàn)純粹客觀的態(tài)度。相比之下，《史記》作為通史，時間尺度跨越千年；其紀傳體結(jié)構(gòu)似乎隱含了司馬遷理性解釋歷史的企圖；而各傳記短篇之間，卻又風格迥異錯出，內(nèi)容矛盾參差，像由斷片連綴而成，無法抽繹出一個明確的態(tài)度或觀點。若以閱讀修昔底德的期待去讀太史公，必將遭遇巨大困惑：作者是否有自己的歷史態(tài)度想要表達？

這種困惑早被華茲生所注意：“（《史記》）與西方對歷史書寫形式的一般認知有著極大的差異，需要很仔細的解釋?！保˙urton Watson, Ssu-ma Ch’ie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104；譯文引自《歷史的長河》，[美]倪豪士著，鄺彥陶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頁99）沙畹法譯本《史記》序言亦提出：“我們可以稱西方歷史學家的作品為化合物，而中國作者的作品只能是混合物?！瓕λ抉R遷批評的標準就不能與對修昔底德、李維或是塔西佗的相提并論。”（轉(zhuǎn)引自《歷史的長河》，頁94）總之，正如杜潤德所言：“在司馬遷筆下，我們找不到修昔底德的歷史那種特有的在論證意圖上確鑿無疑的明晰性?！保ā逗Ｑc圣人》，杜潤德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年版，頁229）

故此，一致性問題真可謂西方學者面對《史記》的第一命題。其解答必然導向兩種結(jié)果：這種不一致是司馬遷有意而為（如侯格睿所言），抑或是無意而成（如沙畹所言）。對前者而言，學者往往會比較不同篇章，為其差異尋找一個可供理解的邏輯結(jié)構(gòu)。如簡小斌博士論文《〈史記〉的空間化》（Jian Xiaobin, Spatialization in the "Shiji",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2, Print），便將歷史空間化而非時間化，從而解釋《史記》非線性時間的章節(jié)設計結(jié)構(gòu)——這或許啟發(fā)了之后侯格睿的研究。杜潤德也意識到這一點，他在第六章指出《史記》文本“碎片化”，并將之擴大為中國與西方文化的廣泛差異，認為這種差異源自中國人認知體系所獨有的“多元性”和“分離性”（頁180-182）。但是，他沒有像侯格睿一樣從結(jié)構(gòu)建構(gòu)上做出努力，而是恰恰相反，坦然承認《史記》的文本在某種意義上確實脫離了司馬遷的把控，并試圖理解導致失控的原因。從這一點可說，他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并推進了沙畹的意見。

《歷史的長河：倪豪士〈史記〉研究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

過去為何朦朧

杜潤德在《朦朧的鏡子》中，將歷史寫作比作鏡子，反射的是過去。所謂“朦朧”，意指司馬遷筆下的歷史并非過去的客觀呈現(xiàn)，而是被扭曲過的畫面：“這位文學天才在自己所講述的故事中看到了復雜性、矛盾性和模糊性，最終顛覆了自己‘假定的原則’——某種意義上，他喪失了對文本的控制?！保?89）此話大概已將杜氏的任務交代清楚：司馬遷的底色是文學家，撰寫《史記》某種意義上是在講故事，他有自己撰寫歷史“假定的原則”，但由于某種原因沒有遵守。杜氏需要厘清司馬遷的原則是什么，為什么會打破這個原則。

杜氏此書分作六章，結(jié)構(gòu)十分清楚。導言開宗明義，以“禮”指陳規(guī)范要求和中正情緒，“文”指代企圖沖破規(guī)范的審美傾向?！岸Y-文”這一組概念貫穿全文，既提煉司馬遷長安正統(tǒng)世界與出生地龍門浪漫世界的隱喻，又揭示出他“歷史哲學家”與“故事講述者”的身份矛盾，以及《史記》一致性與全面性之沖突。

杜氏有兩個基本洞見：其一，修昔底德在柏拉圖之前寫作，而司馬遷則在孔子之后寫作，一為前哲學的歷史觀，一為后哲學的歷史觀（《海妖與圣人》，頁127）。因此，想要理解司馬遷，必須先理解司馬遷眼中的孔子。其二，“孝”對司馬遷具有重要意義，理解司馬遷首先要理解司馬談與孔子，一為生身之父，一為精神之父?？鬃訉λ抉R遷的意義至少有兩重：一方面，作為精神之父，孔子作《春秋》，為史家樹立了高度與法度；另一方面，作為生身之父，司馬談臨終遺命，令司馬遷紹述孔子，“無忘吾所欲論著”（《太史公自序》），從而令司馬遷“盡孝”與紹述孔子有了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因此，“孔子是《史記》的中心人物”（頁55），前三章都圍繞司馬遷與孔子之關(guān)系展開。

在杜氏看來，司馬遷筆下的孔子不僅是理解孔子，更是理解司馬遷的入口。司馬遷希望像孔子一樣綜合歷史，成為“第二個孔子”。但他無法寫出《春秋》那樣克制的史書，因為他所面對的歷史材料已經(jīng)太過復雜。更重要的是，司馬遷的個性具有一種內(nèi)在張力，去勢之恥使他充滿了郁憤之情，拒絕自殺、忍辱茍活更令他備受煎熬，只有通過文字才能“發(fā)憤”。在許多人（甚至他自己）看來他早已該死，他必須要為自己的寫作塑造崇高的緣由，以維持“生”的合法性。司馬談命他紹述《春秋》的遺志（即使可能是司馬遷所杜撰），孔子“厄而作《春秋》”，這些都為他創(chuàng)作《史記》提供了合法性與神圣性：“只有當他最終能復制‘至圣’的貢獻，并把他個人的挫折與他經(jīng)歷的一切編織成一個新的綜合體時，他拒絕自殺才是合理的?！保?0）

因此，司馬遷將孔子塑造為一個英雄，并發(fā)自內(nèi)心地宣稱孔子是至圣。磨難和挫折為孔子提供了動力，促使他整理編纂六經(jīng)。通過論述孔子行跡并賦予《春秋》重要性，司馬遷暗示自己與《史記》正在經(jīng)歷相同的過程。但是，過去的精神創(chuàng)傷如同一個幽靈揮之不去，迫使司馬遷從一個歷史哲學家轉(zhuǎn)變?yōu)楣适轮v述者，講故事的沖動顛覆了“禮”的克制，使《史記》的寫作溢出了《春秋》的邊界。

接著，第四章《亡父與活著的記憶》以銳利的眼光發(fā)掘了《伍子胥列傳》對自殺與忍辱這一命題的隱喻式回答。杜氏分析從《左傳》《國語》《呂氏春秋》到《史記》的伍子胥敘事，指出司馬遷特別關(guān)注兩個問題：“首先，兒子對父親有什么責任，這種責任與中庸之道如何平衡；其次，對于將缺席的未來，失敗者和被拋棄者如何在死亡之時獲得安慰?！保?29）具體而言，不同于《左傳》《國語》等書中的記述，《史記》的伍子胥故事中增加了伍奢的發(fā)言，體現(xiàn)出“司馬遷對一個父親臨死之前說的話有特殊的興趣”（頁134）。同時，伍子胥成了狂熱貫徹父親遺命的代表，而夫差則是不孝忽視父親遺言的典型；司馬遷則在二者之中為自己尋找一個中間地帶：他既不能完全按照儒家典型要求自己，又無法不去寫作歷史，因之只有創(chuàng)作出帶有自身印跡的全新歷史著作。

第五章依舊圍繞自殺與自贖的主題展開。杜氏從七十篇列傳中，專門檢選出《刺客列傳》與《魯仲連鄒陽列傳》中，聶政自殺、聶榮哭街與魯仲連勸降燕將兩段敘述，指出司馬遷在死與不死之間的矛盾糾結(jié)。如果沒有聶榮，聶政便會聲名不顯，就像燕將的自殺讓自己在歷史上從此銷聲匿跡一樣。從具體的事件分析中，杜氏做了非常精彩的提煉：“在這兩個故事中，司馬遷關(guān)心的主題是如何死、何時死，他在其他地方直接談到這個問題：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保?70）而《魏公子列傳》則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盡管能識人用人，信陵君自己卻并未被器重，最終淪為嫉妒者迫害的對象。司馬遷從中看到了自己。不公正與不正義——就像《伯夷列傳》中質(zhì)疑過的一樣——令他感到需要有所作為。因此，記錄歷史，“用自己的一生照亮過去的英雄”（頁178），成為他自贖的方式。

最后一章則別出心裁地比對《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給出了十分精彩的分析，如：傳文文本中呈現(xiàn)的項羽是動態(tài)成長的，而劉邦則處于靜態(tài)的形象；動態(tài)的項羽，歷史觀卻是希望倒退回戰(zhàn)國，而劉邦則代表了向前發(fā)展的歷史制度。杜氏指出，兩篇本紀結(jié)尾論贊的態(tài)度與正文所呈現(xiàn)的傳主形象是不吻合的：“在這卷的最后，司馬遷放下敘述者的架子，把他自己的故事放在一邊，以儒家歷史學家和思想家的身份發(fā)表了對他剛剛講過的故事的評論。”（頁207）從而指出，在一篇之中，存在作為講述者的正文的司馬遷，和思想者的總結(jié)的司馬遷之斷裂。司馬遷試圖成一家之言，但是故事的矛盾性、復雜性、模糊性最終使他喪失了對文本的控制。于是再次確認了作者的論斷：“司馬遷不是一位歷史哲學家，當然，他也不是一個說教者。相反，他是一個既寫歷史又寫故事的文學天才?！保?09）

《海妖與圣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年版

精神分析與歷史書寫

認為作者個性有意無意參與了文本塑造，進而探討其寫作目的，不可避免會走向精神分析的范式。宮刑的羞辱、父親的遺命、拒絕自殺、與權(quán)威（父親、孔子、漢武帝）的復雜關(guān)系……正如這里所展示的，精神分析總是格外關(guān)注作者的精神創(chuàng)傷、父子關(guān)系、自殺與自贖、權(quán)威與壓抑。而為了使文本與作者自身發(fā)生關(guān)系，以證明司馬遷確實將個人情感深刻地投射在其歷史寫作，杜氏便需要通過文本分析將司馬遷個人經(jīng)歷比附其中，探討文字背后的精神訴求。這正是他所試圖做到的。譬如，杜氏稱：“我已注意到司馬遷對自殺的迷戀，他自己拒絕自殺，但他筆下許多優(yōu)秀的文學形象，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另一個自我，都堅定地選擇了自殺?！保?03）又如，魯仲連警告燕將規(guī)小節(jié)者不能成榮名，而司馬遷在同樣的話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自殺以免得蒙羞是小節(jié)，而忍受羞辱繼續(xù)生活并努力成榮名，提供了更高尚的選擇。司馬遷和伍子胥、管子、曹沫一樣，不愿意“絕世滅后，功名不立”。而聶榮、燕將、項羽面對死亡做出的不同選擇，都是司馬遷另一個自我的呈現(xiàn)：“通過他的選擇成為司馬遷的另一個自我，一個‘未走之路’的案例研究?！保?70）由此推得，司馬遷的傳記書寫烙有深深的個人印記：“他在發(fā)現(xiàn)了自己生活和經(jīng)歷的輪廓之處，進行了改編?！保?71）這也便是《朦朧的鏡子》書名的涵義：司馬遷所面對的過去的復雜性與他個人的焦慮抑郁相交織，呈現(xiàn)出一面扭曲的、陰云密布的鏡子。

不同于侯格睿主要從史學角度對《史記》一致性問題的回應，杜潤德此書則從文學、敘事學、精神分析的角度給出了他的答案，其中往往有令人激賞的洞見。杜氏對《史記》中伍子胥、聶榮、魯仲連、項羽和劉邦的文本分析，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將司馬遷個人經(jīng)歷與傳主相互勾連、探幽索隱，不僅展現(xiàn)出一個受情感強烈影響的司馬遷，也提供了解讀這些傳記的全新視角。

當然，杜氏對司馬遷的分析亦有仍待商榷之處，李惠儀在其書評中，已經(jīng)對杜氏認為司馬遷將個人情感強烈投射于書中的基本觀點做出質(zhì)疑。再譬如，杜氏強調(diào)《史記》無節(jié)制的寫法違背了《春秋》的克制，但卻沒有注意到兩者在微言大義、褒貶古今上是一致的。這種褒貶表達了司馬遷特殊的個人道德觀，正是這種道德觀使《史記》在早期不如《漢書》受到經(jīng)學家歡迎。這種以史書抒寫個人褒貶的作法恰恰是司馬遷從精神內(nèi)核上遵從孔子的證明。

從學術(shù)史來看，早先沙畹對《封禪書》和何四維對《大宛列傳》（A.F.P. 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Brill, 1979）等的研究，反映的是歐洲漢學界以歷史學家眼光將《史記》作為史料加以利用的一條線索。而英文學界對《史記》專書的研究，則往往將目光集中于其中部分篇章，如《項羽本紀》《孔子世家》《伯夷列傳》《伍子胥列傳》《刺客列傳》等；他們將《史記》與司馬遷作者意識相聯(lián)系，并試圖兼顧文學與史學層面的分析，引入文學批評領(lǐng)域的諸多方法論來解讀史學文本。侯格睿、杜潤德的研究即是沿此路徑展開的，只不過各有側(cè)重而已。作為海外《史記》研究的經(jīng)典之作，此書確能給予讀者多方面啟發(fā)，從諸多學者均有書評（如方葆珍、李惠儀、倪豪士、魏綸、普鳴、柯睿等）這一點，即可見其分量。且該書篇幅短小，語言平易，丁波、丁慧添之譯文亦曉暢通達，今收入“海外司馬遷與《史記》研究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必然可以進一步推動當前《史記》研究的發(fā)展。

由漢學家雅克·班岜諾（Jacques Pimpaneau）在沙畹法譯本《史記》基礎(chǔ)上補充翻譯完成的法文版《史記》九卷，于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