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祖籍問題

曹雪芹（約1716-1763）及其同時代的人，可能均想象不到這位在世時籍籍無名的落魄八旗文士，會在后世以一部《紅樓夢》就進入中國文學史的最高殿堂。然而，我們對這位年少時過著“烈火烹油、鮮花著錦”般生活（小說第十三回對賈家的描述），稍后陡然遭抄家籍沒，終致潦倒一生的作家，卻長期因文獻不足而欠缺較清晰的認識。

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一文于1921年問世后，其所揭舉的新紅學形成一新典范（paradigm），不少當代學者相信《紅樓夢》就是曹雪芹的自敘體，故致力于考證曹雪芹的家世與生平，認為“《紅樓夢》是以曹家史實及雪芹個人經(jīng)驗為骨干和藍本，然后加以穿插、拆合”，期盼能因此理解《紅樓夢》的要旨與情節(jié)。此趨勢令原本屬文學領(lǐng)域的“紅學”延伸進史學范疇的“曹學”研究，但隨著我們對曹家史事的掌握愈多，就愈發(fā)現(xiàn)這部小說遠非只是單純的雪芹自敘。 

拜一個世紀以來紅友們鋪天蓋地搜尋相關(guān)資料之賜，加上大數(shù)據(jù)時代資料豐富的研究環(huán)境，我們現(xiàn)在或已爬梳出存世文獻中直接關(guān)涉曹雪芹的多數(shù)記載，但這些顯然僅能呈現(xiàn)其生命歷程里的零星足跡，本書因此將透過歷史研究中對清代社會運作方式的掌握，嘗試經(jīng)由合乎情理的推論，把原本間接或點狀的材料連成線段。此外，本書亦將“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努力帶入最嚴謹?shù)膶W術(shù)要求，以重新還原曹家最接近真實的歷史。從胡適揭舉新紅學迄今已過百周年（1921-2023），筆者謹以此書表達個人對上一輩學者的誠摯敬意，即使他們的部分學術(shù)觀點已稍嫌過時，但始終激發(fā)著后世研究者的熱情與思考。 

本章即站在一整代紅學前輩的肩膀上，從筆者已出版之《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再出發(fā)，嘗試有系統(tǒng)地梳理曹雪芹的祖籍問題以及相關(guān)文獻，希望可導正部分人云亦云的錯誤，進而對曹氏先輩的生命故事有一較深刻且正確的了解。 

一、曹雪芹祖籍問題的厘整 

曹璽（雪芹曾祖）于康熙元年被工部織染局派駐江寧擔任“公織造”官員，三年因該局歸并內(nèi)務府而成為首位“專差久任”的江寧織造。除他在康熙二十三年過世后的八年期間，曹家的璽、寅、颙、頫等三代四人共先后擔任該織造近一甲子，直至曹頫一家于雍正六年因抄沒而被迫歸旗北京（圖表1.1）。其時十三歲左右的曹雪芹，自此在京度過三十多年的歲月。

圖表1.1 曹雪芹家族世系圖。訂正自拙著《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

曹家作為八旗的一分子，理應只問旗屬不問籍貫，然因曹氏流著漢人血液，且于曹振彥（璽父）從龍入關(guān)后相繼出仕，因與被統(tǒng)治的漢人互動日增而深受漢文化的熏陶，此在工詩詞、戲曲的曹寅（璽子）身上表現(xiàn)尤其明顯。先祖的認同與譜系的溯源，或因此成為曹家在鋪陳家族底蘊時必須補上的功課，也成為今人研究曹雪芹生平時不能跳過的一環(huán)。

家族籍貫往往是時間長軸上一連串動態(tài)遷徙過程所留下的生命足跡，曹雪芹雖生長在江南并老死于北京，然其家在關(guān)外以及此前其他長期居停過的地點，就成為許多地方文史工作者鉚足全力希冀能證真的目標。先前紅學界對明清以來曹雪芹祖籍的認知，主要分成“豐潤說”（以周汝昌為代表）、“遼陽說”（以馮其庸為代表）、“沈陽說”與“鐵嶺說”，但大家對曹家何支、何代，于何時遷至遼東，又落腳何地，中間有無定居過河北豐潤，再往前可否追溯至江西南昌等問題，雖已有十幾本專書論此，卻始終各說各話，眾說紛紜。

此事無法獲得共識的主因，在于先前研究者往往只選擇對己說有利的材料，并加以發(fā)揮，而未能探究各個材料的本質(zhì)及其表述的視角，以致將曹家的遠祖（多屬無實證的主觀攀附）、入遼后的足跡（根據(jù)其他遼東曹氏的朦朧說法）、入關(guān)后與其他曹氏的族屬稱謂（多因聯(lián)宗所產(chǎn)生的親誼），均從實看待，無法析辨其為客觀事實抑或主觀認定，遂始終未能提出一可全面理解各文本記述的統(tǒng)合看法。 

譜牒類文獻雖然通常會追溯先祖及其遷徙過程，但在無法獲得血緣證據(jù)且各譜又往往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下，我們或許該先嘗試析探其可信度。此外，在討論籍貫時，我們對內(nèi)容出自曹雪芹家族中人或其親友的文本，應給予較大權(quán)重。只有掌握了這些自我形塑或認同的內(nèi)容，才較可能具體理解紅學研究中某些透過“官場聯(lián)宗”或“攀親結(jié)姻”所形成的人際網(wǎng)絡。

翻查曹雪芹祖父曹寅的著述《楝亭詩鈔》《楝亭詩別集》《楝亭詞鈔》《楝亭詞鈔別集》《楝亭文鈔》等，共有十五處自署“千山曹寅子清”，曹寅《楝亭書目》也有“千山曹氏家藏”字樣。此外，《國朝詩的》亦稱曹寅是“千山”或“遼左”人（圖表1.2）。千山應指遼陽城南的千頂山，乾隆四十二年遼陽王爾烈的《詠千山詩》即有“千華千頂孰雕鎪”句（圖表1.3），注稱“千華山、千頂山皆見，香巖寺明代碑記曰‘千山’者，蓋俗簡其字”，又謂“按張玉書《游千山記》：‘遼陽城南五十里為千頂山……山多奇峰，巑岏稠疊，不可指屈，故名千頂?！敝侥饲ы斏剑ㄓ置A山）的簡稱。王氏并稱“千山發(fā)脈于長白”“吾地有千山之盛”，且引康熙帝《望千山詩》“華岳泰岱應齊峻”句，稱許遼陽千山的秀拔可與華山、泰山擅勝生輝。

圖表1.2 記載曹雪芹家族籍貫的文獻

圖表1.3 遼陽王爾烈寫于乾隆朝的《同游千山詩錄》

再者，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宋趙伯駒漢宮圖》上鈐有“千山耿信公書畫之章”，耿昭忠，字信公，平南王耿仲明之孫。由于仲明墓位于遼陽東南梅家花園村南，耿家的宗祠懷王寺亦在城內(nèi)，知千山（今歸鞍山市）因是地理名勝，時人（包含曹寅）確有以之代指遼陽的情形。

此外，康熙朝之《江寧府志》與《上元縣志》皆可見雪芹曾祖曹璽的小傳，分別記稱“曹璽，字完璧，宋樞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寶宦沈陽，遂家焉”“曹璽，字完壁【璧】，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沈陽有聲”（圖表1.4及1.5）。襄平乃古代遼陽的別名，遼陽知州何夢瑤于雍正十年登城西南的首山（系千山之首），并賦有《襄平雜詠》組詩；王爾烈亦于乾隆五十八年為去職的奉天府遼陽州學正元振采撰《元大司鐸去思碑》，文末稱“偕遼陽州紳士公立”，并謂“幸襄平有賢師矣”；遼陽白塔頂上所發(fā)現(xiàn)的隆慶五年《重修遼陽城西廣佑寺寶塔記》銅碑，亦謂“吾襄平為全遼都會”；現(xiàn)藏遼陽民俗博物館的天聰四年《重建玉皇廟碑記》也稱“昔襄平西關(guān)西門外不越數(shù)趾，有玉皇廟焉……”。這些均坐實清人常以襄平為遼陽的代稱。

圖表1.4 《江寧府志》與《上元縣志》中的《曹璽傳》

圖表1.5 曹錕于1932年壬申歲所題之武惠王曹彬遺像。曾貴為民國總統(tǒng)的曹錕亦與曹雪芹家同以曹彬為顯祖

由于上元縣與江寧縣乃同城而治，均屬江寧府，而曹家的璽、寅、颙和頫三代四人在次第擔任江寧織造期間，又恰與修志過程相重疊，知半個世紀以來作為宦居當?shù)刈铒@赫的八旗望族，前述曹璽小傳之內(nèi)容不應與曹家的自我認知有差，且情理上亦應曾咨詢過曹家。亦即，如考慮出版時間的先后，《上元縣志》所敘述的“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沈陽有聲”，應是對較早成書之《江寧府志》“及王父寶宦沈陽，遂家焉”的具體補充，強調(diào)其家原本“著籍襄平”。再者，曾于《楝亭圖》上為曹寅、曹荃兩兄弟跋詩的鄧漢儀，在其康熙十七年成書之《詩觀》二集中，收錄三首曹寅的詩，并記其簡歷曰：“子清，雪樵，奉天遼陽人，《野隺堂草》。”而此詩集的編選體例是根據(jù)作家自行提供的內(nèi)容，知該三詩應摘自曹寅的《野隺堂草》（今佚），且曹寅著籍遼陽的敘述也很可能直接出自作者。

至于曹寅在其助印且校閱的施閏章《學余全集》中署名“長白曹寅子清”，友人韓菼（音“毯”）于《織造曹使君壽序》中稱他為“三韓曹使君子清”，吳綺文集的參訂姓氏中亦記“三韓曹寅子青”，寅弟荃在序《四言史征》時自署“長白曹荃”（圖表1.2），應均是用“三韓”與“長白”來泛指遼東（指遼河以東的地區(qū)），此為明清文士圈常見不直用地名的儒雅做法，類似情形亦可見于三湘、嶺南和八閩等例。

“三韓”原指朝鮮半島南部的馬韓、辰韓和弁韓三個小國，由于遼圣宗開泰五年（1016）耶律世良大破高麗軍時，除斬首數(shù)萬級，還將大量來自三韓的俘虜遷置遼東，故當沈陽、遼陽等地在明末被金國攻陷后，遼人遂將遭遇相近的遼東以“三韓”稱之（“長白”的用法亦然）。康熙《遼陽州志》的跋文即明指“遼陽昔為三韓總會之區(qū)”，康熙《寧遠州志》亦因此稱寧遠是“關(guān)東一要會也……雄麗甲三韓，為遼、沈門戶”。

更有甚者，大量與曹家人歷宦過程相涉的清代方志類官書中，有謂振彥是“遼陽人”“奉天人”“遼東人”“奉天遼東人”“奉天遼陽人”或“遼東遼陽人”，曹璽是“遼東漢軍人”“漢軍，世居沈陽”，或指曹寅是“奉天人”“千山人”“世居沈陽”“世居沈陽地方”（圖表1.2）。由于順治十四年始在盛京沈陽城內(nèi)置奉天府，下轄遼陽、撫順、鐵嶺、開原等地，并一直沿用至民國北洋政府時期，知這些記載多與前述之遼陽說若合符契，前人往往糾結(jié)于遼東、奉天、三韓、長白、千山、襄平、遼陽等地名的不同，而不知它們彼此間并無矛盾，只是涵蓋范圍有別，至于沈陽與遼陽兩地名則是宦居與祖籍間的差異！

綜前所論，曹雪芹的先輩一直“著籍遼陽”（此說與目前包含方志在內(nèi)的幾乎所有一手文獻的敘述皆若合符契），直至其高高祖世選因在沈陽中衛(wèi)任官始遷住沈陽。天啟元年三月沈陽城陷時（八日后遼陽亦陷），世選舉家被俘或降，《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略稱《通譜》）因此稱曹世選“世居沈陽地方”（圖表1.6），但曹家仍以遼陽為祖籍。在馮其庸原藏的同治《曹氏譜系全圖》（與《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最后增補材料的時間大致相同，然此圖似已佚）上，四房的振彥、寅、璽、鼎名下，有“向聞分住遼陽，譜失莫記”等字（此句應描述的是振彥及其祖籍；圖表1.7）！

圖表1.6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曹錫遠家族的滿漢名

圖表1.7 《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與《曹氏譜系全圖》的書影

另，曹寅亦透過別號“柳山”顯露他對遠祖的認同。曹寅幕友張云章嘗稱其“柳山先生”，并注稱“公以柳山自號”。查士標《梅花冊》上有六幅畫的題詩署名“柳山”，且鈐用“曹寅之印”“荔軒”“楝亭”“楝下客”。博爾都（字問亭）命曹寅在石濤所繪《臨眾爵齊鳴圖》寫賦時，寅自署“柳山弟”，圖上曹寅手書的“云漢高尋”引首，亦署“柳山寅題”，并鈐“楝亭”等印。石濤為博爾都臨摹的《蓬萊仙境長卷》上，也有“柳山寅題并識”之跋。此外，曹寅自序《太平樂事》雜劇時，末署“柳山居士”；在題明·馬守真（號湘蘭）所畫之《蘭竹》時，署名“柳山聱［音‘敖’］叟”（因其曾患“耳閉”之疾）；且于《北紅拂記》末題“柳山自識”，程麟德跋此書時亦盛贊“柳山先生材大如天”（此段參見圖表1.8）。

圖表1.8 記載曹寅以“柳山”為自號的文獻

柳山亦為名岳，在江西隆興府（明清改稱南昌府）武寧縣西南三十里，山名乃從曾隱居此地的唐·柳渾之姓。由于不少曹譜以南宋曾知隆興府的曹孝慶為南昌始遷祖，并稱該支后有遷豐潤者，故曹寅之所以別號“柳山”，不僅因其“性愛柳”，應也是借此表明自己為曹孝慶后人。

曹寅詩文中另可見不少與其遠祖相關(guān)的敘述：如他在賦贈曹鋡時有“吾宗自古占騷壇”“吾宗詩淵源，大率歸清腴”句，就以曹操父子（“三曹”以詩歌名世）為遠宗；袁瑝題《楝亭圖》時，亦謂“惠、穆流徽，朝野重，芳名循譽”，譽他上承曹彬（謚號“武惠”；圖表1.5）與曹瑋（謚號“武穆”）父子的家聲；曹寅和李煦的幕友張云章也透過“俶［音‘觸’］裝繼相蕭為侶，取印提戈彬作倫”“俶裝終擬繼蕭何”句（圖表1.9），盛贊曹寅功業(yè)堪與漢初繼蕭何為相的曹參比擬，并期許其新得的孫兒可以允文允武的曹彬做榜樣；納蘭成德則用“籍甚平陽，羨奕葉，流傳芳譽”句，揄揚知交曹寅出身累世（即所謂的“奕葉”）流芳的平陽侯曹參世家；杜岕（音“介”）寄詩甫任蘇州織造的曹寅時，其“倘遇蓋公輩，蒼生可以安”句，亦用曹參以蓋公之言治齊因而大治的故事相勉。此外，敦誠作詩寄懷摯友雪芹時，亦有“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后，于今環(huán)堵蓬蒿屯”句，指其為魏武帝曹操以及唐代將軍曹霸的裔孫。

圖表1.9 張云章涉及曹寅和李煦的詩文

可知曹雪芹家族應自認是漢曹參、魏曹操、唐曹霸、北宋曹彬和曹瑋、南宋曹孝慶諸名人之后，故其親友才有前述贊詞。無怪乎曹寅在他創(chuàng)作的傳奇《續(xù)琵琶》（《紅樓夢》第五十四回賈母曾提及此作品）中，替其遠祖曹操“故為遮飾”，以重塑一較正面的形象。當然，這些曹氏名人間的世系連結(jié)，在欠缺史料的情形下，多已無法從血緣上具體印證，而較可能屬于自高世系的追攀行為。下節(jié)即借由現(xiàn)存的族譜材料，探索可否將曹雪芹家族的先祖回溯至遼東以前。

二、難以溯源的武陽曹與豐潤曹

因曹寅家自認是曹參、操、霸、彬、瑋、孝慶諸名人的裔孫，故年代最近的曹孝慶就成為大家關(guān)心的焦點。孝慶登南宋淳祐元年（1241）進士，咸淳元年（1265）知江西隆興府，歷官至權(quán)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浙江圖書館藏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鈔本，稱孝慶長子善翁（名浩）因卜居隆興府城南四十里的武陽渡（在府治南昌縣的長定鄉(xiāng)），遂稱作武陽曹氏，并以孝慶為始祖（圖表1.10）。

圖表1.10 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中的始祖曹孝慶

而據(jù)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及光緒《浭陽曹氏族譜》（現(xiàn)藏唐山市豐潤區(qū)文物管理所，豐潤古名浭陽），豐潤始遷祖曹端明（字伯亮）乃于明永樂年間“由南昌武陽遷豐潤”，其弟端廣則“由武陽遷居遼左之鐵嶺衛(wèi)”“卜居遼東”“占籍遼東，后人失載”“遷遼左”。該自武陽→豐潤→鐵嶺的遷徙說法，就成為紅圈追索曹家先祖移居遼東之前籍貫的關(guān)注焦點。

筆者自2010年春起曾多次赴進賢、南昌、湖口、都昌、上海、南京、北京、豐潤等地，盡可能綜覽相關(guān)的譜牒和碑刻。然因各譜中的世系常記載不一，故我們應有必要將宗族歷史的文本放到大歷史的脈絡中加以對照，以辨定各譜涉及遠祖之記述是否可信。在《中國家譜總目》著錄的曹氏譜牒凡275部，學界有從其中的幾部判定孝慶是宋靈壽（今河北石家莊市靈壽縣）曹彬（931-999）玄孫曹實（原名“晟”，靖康元年遭金人北擄，因避金太宗完顏晟而改名“寔”，通“實”或“是”）之子，亦有指其是唐豫章（今南昌市進賢縣）曹端禮十三世孫應龍之侄孫，惟此兩支曹氏似無直接關(guān)系。

考慮曹彬、曹實、曹應龍與曹孝慶均為史書中可考之人物，筆者遂透過幾個大型文史數(shù)據(jù)庫，嘗試梳理其生平事跡，并在2011年新竹清華大學圖書館裝置“中國方志庫”的測試中，第一次檢索就成功于乾隆《湖口縣志》的進士名錄發(fā)現(xiàn)曹孝慶，令學界首度得知孝慶為江西湖口人。接著，筆者又爬梳了約二十種曹譜以及大量志書和宋元著作，且赴當?shù)匾挼眯c葬于湖口文橋走馬嶺的“西真寺祖墓”（圖表1.11），更縷析出曹孝慶家族于唐宋時期的移居路徑：從安徽宣州南陵縣→江西江州彭澤縣→饒州都昌縣龜山→江州湖口縣，知其入贛后大致不出鄱陽湖周遭地區(qū)。無怪乎《南宋館閣續(xù)錄》中曾以孝慶“貫南康”，此或因都昌縣在當時乃隸南康軍。此外，筆者還自南宋紹興四年（1134）成書的《古今姓氏書辯證》中，發(fā)掘出靈壽曹氏自彬以下五代百余人的世系，以及曹實（譜牒中有稱其是孝慶之父）、曹浩（又名善翁，有稱是孝慶之子）的事跡。

圖表1.11 曹孝慶祖墓所在的湖口縣走馬嶺西真寺。遺址在今文橋鎮(zhèn)的曹寺新村，尚存康熙二十二年重建之功德碑

由于《中國家譜總目》所收錄的兩百多部曹譜，僅《南昌武陽曹氏宗譜》以孝慶為南昌的始祖，尤有甚者，曹孝慶的進士科名未見于湖口縣以外他地志書的選舉志，且他在出任隆興知府之翌年即轉(zhuǎn)知浙江婺州軍事，疑曹孝慶本人并不曾遷籍隆興。又，經(jīng)考慮年齡的差距以及取名的規(guī)矩（曹彬后代依序以帶玉、人、言、日、水字根的字表示行輩字派），我們也可推斷孝慶絕不可能是相差一百多歲的駙馬都尉曹實之子，且亦非應龍侄孫（因孝慶較應龍早三年中進士），而曹浩也不會是孝慶之子（有譜稱浩于咸淳八年除大理寺卿，然與孝慶同榜的黃應龍在五年前才授此職）。疑修譜者為攀援名人，遂硬將孝慶插入曹彬后裔曹實與曹浩兩父子當中。

綜前所論，南宋末年知隆興府的湖口曹孝慶為曹彬或曹端禮裔孫的說法，應均屬附會，且曹孝慶亦非像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所稱是南昌的始祖。在江西地區(qū)的一些曹譜中，有關(guān)孝慶父子三代的記述或因此常出現(xiàn)全不搭嘎的情形：如進賢曹氏所編的《贛鄂湘合修曹氏宗譜》（2009），稱恒省生一子孝慶，孝慶娶萬氏，有一子浩；而在龜山曹氏所編的《曹氏大成宗譜》（1988），則記忠甫生子三，長名孝慶，娶柳、帥、王、夏氏，有思、愚、應三子！

經(jīng)詳加比對史實之后，我們可發(fā)現(xiàn)武陽、進賢或豐潤曹譜所記孝慶以下四代裔孫的仕宦經(jīng)歷多屬虛構(gòu)，而豐潤曹氏較可靠的記載應起自端明。至于豐潤曹再遷遼東的歷程，亦同樣無從核實。在武陽曹的主導以及豐潤曹鼎望與曹首望的監(jiān)修之下，康熙三十二年重修的《南昌武陽曹氏宗譜》應為已知存世最早的南北曹合譜。該譜指稱孝慶之曾孫端明于明成祖永樂年間攜弟端廣從江西往北發(fā)展，結(jié)果端明占籍直隸豐潤，端廣則出關(guān)并卜居遼東鐵嶺衛(wèi)。然目前并無任何文獻證據(jù)指出曹端廣支與“著籍襄平”的曹世選支有直接關(guān)系，而鐵嶺與遼陽分別在沈陽的東北與西南方各約六十公里處。亦即，我們欠缺堅實的歷史材料，可將曹雪芹先輩們的遷徙途徑回溯至河北豐潤和江西武陽，此故，續(xù)編自順治《遼東曹氏宗譜》的同治《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下文簡稱《五慶堂曹譜》）中，就從未言及武陽曹或豐潤曹，而是將遼東五慶堂諸曹（包含雪芹祖先在內(nèi)）之鼻祖，附會成元末安徽壽州安豐人的曹良臣。

曹鼎望在其監(jiān)修的康熙《南昌武陽曹氏宗譜》中，不僅將武陽曹與豐潤曹合譜，并期望未來能考訂淵源，補足“遼陽一籍，闕焉未修”的情形（圖表1.10）。曹寅亦認同武陽曹（標舉曹孝慶為其始祖），并以豐潤曹與遼東曹乃同支，遂與鼎望三子釗、鈖、鋡骨肉相稱，且用位于隆興府的柳山為號（間接指稱其家源出曾知隆興府的曹孝慶）。事實上，學界對曹雪芹家族在宋元之前和遼東之外先祖（曹參、曹操、曹霸、曹彬、曹瑋或曹孝慶等）所進行的追索，恐已很難得到合乎史實或基于血緣的客觀關(guān)系。然曹家對顯祖的自我定位，不僅重塑了家族的歷史感與文化層次，更透過聯(lián)宗通譜成功開展了一連串的社會網(wǎng)絡。

本文摘自歷史學家黃一農(nóng)的《曹雪芹的家族印記》，為該書第一章的部分內(nèi)容。

《曹雪芹的家族印記》，黃一農(nóng)/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