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為初唐四杰之首,最為人知的篇目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也有將“蜀川”寫為“蜀州”的,根據(jù)史料,“蜀州”是垂拱二年建置,在此之前它是益州的一部分,在王勃生活的初唐時期巴蜀一帶尚稱為“蜀川”?!峨蹰w序》當然也文采斐然,但除卻“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二句外,我還背不全,閉上眼睛“鶩”字還未必能寫對。而《送》詩為五律,又入選語文課本,普及程度更高——誰還不曾在畢業(yè)留念冊上寫下“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兩句呢?
有唐一代,歌吹宴飲,干謁投贈,唱和送別,悉能入詩,全唐詩中有大量送別詩?!端投派俑问翊ā分小昂?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一聯(lián),對仗工整,平仄和諧,視通萬里,氣象博大,壯闊的胸襟內(nèi)包含深沉的友情,將有限的“人”置于“海內(nèi)”與“天涯”這樣的無限之中,頗有“天人之際”的哲思,剛健昂揚,一掃送別詩黯然蕭索的氣氛,王勃在最后二句甚至還勸杜少府,不要做臨別涕泣的小兒女之態(tài),可謂曠達。
少年時讀此詩,會以為有唐一代的,或至少是初盛唐之際的士人生逢其時,被這昂揚雄杰的勢焰所光照,“與子之別,思心徘徊”式的別離他們是羞于寫的,至少王勃是不寫的。王勃的祖父是隋代大儒王通,王通扭轉(zhuǎn)漢儒歧路,直學孔孟,開河汾之學,雖因故隱于《隋史》,但他的弟子魏征卻聞名天下。王勃的叔祖之一是寫下“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的王績,史載王績“性簡傲,嗜酒”,受其兄王凝牽累,三仕三隱,最終老于江湖。據(jù)說王績十一歲游歷西京,拜謁楊素,滿座公卿譽之為“神仙童子”。唐朝的“神童”和今天的仁波切一樣繁盛,真正的看點倒是王績小小年紀就往來公卿,其門族之盛可見一斑。當然,王績不負盛名,被后世公認為五言律詩的奠基人,對五律的貢獻很大。
他的侄孫王勃也是一位神童,《舊唐書》本傳謂王勃“六歲解屬文,構(gòu)思無滯”。少年天才崇拜是天朝傳統(tǒng),少能屬文三步成詩的逸聞趣事史不絕書,連沉郁的杜甫都自述“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但同為初唐四杰,并直言“愧在盧前,恥居王后”的楊炯在《王勃集序》中也說王勃“九歲讀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綜六經(jīng),成乎期月,懸然天得,自符音訓”,瀝干為友坐臺的水分,也多少有些實情。翰墨之家,少有才學,王勃一路快馬輕裘、志得意滿,未冠而仕,十六歲(也有說十四歲)便官拜朝散郎,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朝廷命官,其昂揚之志可想而知。
寫下《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正是這樣的王勃。唐時看重京官,巴蜀之地山長水遠,遠離權(quán)力中心,多為貶謫發(fā)配之地,少府又是個下級官吏,杜先生離開帝京的離愁別緒可想而知,但王勃僅僅用“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一筆帶過,與其說是“曠達”,倒不如說是春風少年輕別離:“輕”是面對離人、面對離別的不以為意,甚至連“宦游人”里包含的苦辛都未必有所體悟,“天涯若比鄰”這種心境非少年不能道,老年人怎么道別呢?杜甫說:“便與先生應(yīng)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杜少府”系何人與史無征,但王勃另有兩篇送別詩也很有名:《別薛華》與《重別薛華》。薛華就是薛曜,字升華,和王勃是同鄉(xiāng),薛曜的祖父薛收,是王勃祖父王通的得意門生,又與王績私交甚好;而薛華的父親薛元超也曾提攜過王勃,薛王有累世通家之好,因此王勃送別薛曜,就出現(xiàn)了這樣的詩句:
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
悲涼千里道,凄斷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
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
“窮”“獨”“悲”“凄”“漂泊”“苦辛”——這和寫下“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王勃判若兩人,在《重別薛華》甚至出現(xiàn)了“窮途唯有淚,還望獨潸然”的句子,和“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也情致迥異。送杜少府與送薛華,親疏有間,下筆的情思也就有別,這與所送之人有關(guān),也與送別之人有關(guān)。此時的王勃因在沛王府作《檄英王雞文》而遭貶謫,被斥出府游歷巴蜀,人在羈旅情何以堪,胡應(yīng)麟說《別薛華》“終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宛然,氣骨蒼然,實首啟盛、中妙境”,這是從文學手法和價值而言,而讀來直觀感受是沉郁深婉的離情。如果說《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舉輕若輕,那《別薛華》就是舉重如重,經(jīng)歷過宦海沉浮,當年春衫輕薄的少年郎經(jīng)過宦海沉浮,是不是已經(jīng)望見盛世之中屬于自己的蕭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