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繪祖先記憶的光譜

《祖先光譜：中古士族的譜系與譜牒》，范兆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10月版，368頁，98.00元

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世人在追溯祖先之時，都會面臨兩種情境：一是客觀的無限性。即人們的祖先原本可以追溯父祖曾高，以至十世祖、二十世祖、三十世祖，甚至可以向上無限追溯至遙遠的先秦，乃至傳說時代。二是主觀的有限性。是指人們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如編修家譜、祭祀祖先之類），絕無可能將祖先無限向上追溯，大概都會選定某個時代某個關鍵人物，作為“始祖”，不會再向前邁進一步，盡管這個“始祖”必然還有祖先。[1]追問隨之產生：為什么選定這個時代，而非其他時代，為什么選定這個人物，而非其他人物？這個“始祖”前后的祖先信息有何差異？如此選擇的動機何在，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可以想見，不同時代、不同地區(qū)、不同族群的人們，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一定有所不同。那么，具體到中古時期的門閥大族，這些情況又如何呢？

我們不妨從北魏外戚馮熙與十二代孫馮元德的故事開始談起。馮熙是北魏文明太后之兄長，生前酷信佛法，史書記載他在各個州鎮(zhèn)建造佛圖精舍，累計七十二處。其中一處位于洛陽北邙寺，由賈元壽制文，孝文帝“頻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2]馮熙死于太和十九年（495）。時過境遷，唐代大中年間，一個叫馮元德的人，居住在洛陽溫谷川，目睹遠近里社的士庶經常祭祀臨近的一座廟宇，便詢問所祭人物的名位爵邑，皆不知曉。于是他前往拜謁，驚喜地發(fā)現(xiàn)竟然是十二代祖馮熙之廟，故專立廟碑云：

問王之名位爵邑，皆失其傳，乃乘暇謁拜，碑版堙滅，莫識何從。退尋家諜，考于魏史，是知即愚之十二代祖也。伏念甘棠勿翦，邵德實思，若非績化深洽民心，即何能五百年之后而血祀不絕乎。恐盛烈沉翳，無復彰明，不敢多文，遂斫石重紀。[3]

由此看到，馮元德確定馮熙為十二代祖的根據是“退尋家諜，考于魏史”，家諜，就是家族譜牒。不過稍加瀏覽馮元德所撰馮熙新廟碑文，就會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文字與《魏書·馮熙傳》基本相同，可信后者正是馮元德刻碑記事的史源之一。另一方面，盡管碑文沒有顯示他與“十二代祖馮熙”的血脈關系，似乎也不宜斷然否定他“退尋家諜”的聲稱。新廟碑重立于大中六年（852），前距馮熙之死，近三百六十年。以一世三十年計，正好十二代。即便存在世代的合理性，但依然不能消除某些疑慮。據現(xiàn)在存世的姓氏書，《元和姓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古今姓氏書辯證》，以及現(xiàn)存的中古石刻文獻，均無法建立馮熙和馮元德之間完整可靠的世系勾連。前引碑文“五百年之后”云云，有所夸飾。這自然讓人聯(lián)系到兩個同姓人經常會說“五百年前是一家”。在某種意義上，五百年已經是人們逆向追祖的主觀極限，更加遙遠的祖先雖然存在，但已經被人們有意無意地選擇了“遺忘”。即便中古中國最有影響的世家大族，幾乎很難找到五百年內連續(xù)不斷，沒有偏差、沒有訛誤的完整世系，前舉中古姓氏書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訛誤和斷裂，就是明證。在這個意義上，“五百年前是一家”，與其說表達的是確定性，不如說是不確定性；與其說是歷史事實，不如說是歷史記憶。但這自然不能妨礙馮元德或類似馮元德的人追溯數(shù)百年內的祖先，“魏史”之類的正史列傳只能提供極為有限的祖先資源和相關證據，譜牒成為他們追認祖先的主要來源。

正如南朝精英所云“士庶之際，實自天隔”“士庶雖殊”“區(qū)別士庶，于義為美”“士庶緬絕，不相參知”，[4]身份制是中古社會的基本特征。門第的尊卑、身份的高下，對于活躍在中古時期的精英人物而言，主要關涉他們的婚姻和仕宦。通婚對象是社會地位之表征，仕宦高低為政治地位之風向，兩者相輔相成，可謂中古門閥大族長盛不衰的奧秘。在實際操作中，如何確定某人屬于或者不是門閥成員，抑或根據什么標準判定某人是不是合理的通婚對象，是否具備合理的任官資格？史稱：“又載《諸氏族譜》一卷，云：梁天監(jiān)七年中丞王僧孺所撰，俾士流案此譜乃通昏姻。”[5]“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zhèn)?。”[6]可見譜牒正是區(qū)分和界定士庶身份的重要標準。遺憾的是，在唐末五代長期的兵燹禍亂中，譜牒廢絕，“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7]各種綜合性譜牒和私家譜牒紛紛亡佚。迄今存世的中古譜牒，僅有數(shù)件敦煌氏族譜殘卷，以及散見于中古傳世文獻中的殘篇斷句。中古譜牒舉足輕重，而又大規(guī)模亡佚殆盡，成為中古士族研究中的一個謎團。

那么，通過輯佚和拼湊傳世文獻中的譜牒殘句，集腋成裘，或許會讓我們窺見中古譜牒的“冰山一角”，還有無其他方法重現(xiàn)中古譜牒的面貌或內容？這將是本書上編“貞石證譜”嘗試解答的主要問題。就此而言，近年貢獻較大的成果，首推陳爽關于中古譜牒的研究。如所周知，一方標準的北朝墓志，常規(guī)內容通常包括志蓋、志題、銘序和銘文等相關部分，但南北朝時期的部分墓志，約六分之一，往往又“衍生”出其他部分，如志首、志尾、志側、志陰等部分，甚或包括志蓋、蓋陰、蓋側，這些通常并不記載文字的部分也刻寫文字，且?guī)缀跞渴亲V系內容。這些資料并非不宣之秘，任何中古史學者均可唾手可得。陳先生通過對讀錄文和圖版，發(fā)現(xiàn)相當一部分內容都以“特殊格式”進行書寫：分段提行、前后留白、間有空格，并以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高昌某氏殘譜》和《某氏族譜》，以及傳世文獻中的氏族譜殘句為佐證，大膽推斷墓志特殊位置（志首、志尾、志側等）記載的譜系內容，就是官私譜牒的直接抄錄或簡單改寫。陳氏據此標準，從出土墓志中輯考二百一十一份魏晉北朝的譜牒。[8]這無異表明，“久已亡佚”的中古譜牒正是以墓志等石刻文獻作為載體，經?！俺霈F(xiàn)”在研究者面前。此項研究可謂見微知著，于平常中發(fā)現(xiàn)不平常，對于中古士族乃至石刻文獻研究皆有突破性貢獻。

但是，墓志特殊位置記載的譜系，能否完全等同于譜牒，尚未定讞。故暫將陳氏的發(fā)現(xiàn)稱作“假說”。本書上編“貞石證譜”，收入五篇論文，其中兩篇對此假說進行深入討論。出現(xiàn)在墓志特殊位置的譜系，通常以極為簡潔的文字，記載墓主近世祖先的婚娶職狀。這些內容能否直接等同于譜牒？譜系內容既已清楚，那就需要考察中古譜牒應該包括哪些內容？上編《中古早期的譜系、譜牒與墓志關系辨證》一文，從傳世文獻所記六朝隋唐譜學家的專業(yè)特征、譜牒殘句、后世譜牒中保存的中古譜牒，以及敦煌氏族譜殘譜等幾個維度，大致“拼湊”出一份中古譜牒的“全貌”：大概包括近世祖先的婚娶職狀，主要分布于墓志的志首、志尾或志陰等特殊位置；還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內容，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銘序和志銘等正文部分，近世祖先的名爵也經常出現(xiàn)在墓志正文。由此可見，南北朝墓志特殊位置記載的譜系內容，僅僅是中古譜牒的子集，其他內容分布于墓志的銘序和銘文等位置。換言之，墓志不同位置記載的譜系內容，可以互相補充，而非互相排斥。例如，北魏楊穎墓志志尾記載曾祖母、祖母和母親的姓氏和家族背景，[9]難以想象弘農楊氏譜牒僅僅記載女性情況，而不記載父系成員。楊穎曾祖、祖父和父親的情況，相應出現(xiàn)在墓志正文。此志正文和志尾所載譜系構成有力的橫向補充。楊穎墓志并非孤例。

北魏楊穎墓志[10]

與此同時，此文又對譜牒內容的史源進行追溯，發(fā)現(xiàn)來源駁雜：他們往往繼承、鈔撮和整合戰(zhàn)國秦漢各種文獻——前朝姓氏書（如《世本》《風俗通》等）、漢代碑刻，抑或先秦兩漢典籍（如《大戴禮記》《左傳》《史記》等）——的姓氏知識。通過對史源的追溯，我們可以清楚地發(fā)現(xiàn)，中古譜牒的內容包括公私兩個屬性：碑志正文所載的姓氏源流與房支分化，具有“大眾文化”的意味，知識階層均可輕易獲得這些知識，公共性、流通性和延續(xù)性是其特點；墓志特殊位置記載近世祖先的婚宦，具有“精英文化”的意義，機密性、壟斷性和封閉性是顯著特點。中古門閥選擇通婚對象，有司部門選拔各級官吏，稽考譜籍的重點就是屬于不宣之秘的后者。在這個意義上，近世祖先和遙遠祖先雖然都已成冢中枯骨，但近世祖先的名爵婚娶對后裔子孫能否成為當朝冠冕，在中古時代具有重要作用。

陳爽“假說”還有一個重要結論，就是引譜入志，墓志特殊位置抄錄家族譜牒的方式，是中古墓志撰寫的特殊體例。前文已對“特殊內容”進行辨析，上編另一篇《士族譜系的構造及其與碑志關系探微——從〈出土墓志所見中古譜牒研究〉談起》，原本是一篇書評論文，首先肯定陳爽《出土墓志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的學術貢獻，以及給中古史學界帶來的諸多啟示，同時還著眼于碑志與譜系的共生關系，通過披覽漢唐時期大量的石刻文獻，發(fā)現(xiàn)漢代譜系入碑，唐代碑志錄譜，宋元以降譜碑定型，由此推斷譜系進入碑志，并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時代特色，而是秦漢以降石刻流行以后或隱或現(xiàn)的一貫傳統(tǒng)。只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這種石刻化傳統(tǒng)有不同的呈現(xiàn)方式，與前文所考譜牒內容中的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構成譜牒內容中“不變”的部分，正好呼應，成為譜系與碑志共生關系中不變的因素。南北朝墓志出現(xiàn)特殊位置（志首、志尾、志側等），進而記載特殊內容（近世祖先的婚宦等譜系內容），這種特殊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正是在繼承基礎上的變化。

上編還包括三篇論文：《行動指南：中古譜牒的基本功能及實踐》《胙土命氏：漢魏士族形成史論》《南北朝門閥大族譜系的異同》。第一篇從沈約《奏彈王源》出發(fā)，嘗試討論六朝士人使用譜牒的過程和方式。第二篇提倡從長時段的視野，觀察精英階層的變動，特別提示兩漢大族與先秦貴族之間的有機關聯(lián)，兩漢大族貴族意識的生長及其祖先記憶的模式，成為魏晉大族編織家族譜系的來源。尤為重要的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的譜系構建，部分史料與漢代碑志或史傳同源，亦可視作兩漢士人祖先記憶觀念在唐宋時期的層累和投影。中國古代的社會精英和統(tǒng)治階層，呈現(xiàn)出一脈相承、波動發(fā)展和代際更新的復雜面相。不僅如此，如要解決中國古史研究中的重大問題，或許都有跨斷代的必要。第三篇對南北朝墓志記載譜系的異同及意義進行初步討論。

如前所云，南北朝墓志特殊位置記載的譜系內容，通常是高曾以內近世祖先的婚宦。陳爽將這種因素歸因于“詳近略遠”。[11]誠然，任何一個高門大族，持續(xù)時間愈長，時間跨度愈大，世系斷裂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但脫落的環(huán)節(jié)往往是比較遙遠的祖先。不僅中古時期如此，宋元以降，宗族的譜系構造也有“篤近舉遠”之法。[12]呂思勉稱宗法僅貴族有之，對于譜系追溯，“其位愈尊，所追愈遠，即可見平民于統(tǒng)系不甚了了?！盵13]宋儒朱熹主張在祠堂祭祀高祖以內祖先，正所謂“五世則遷者，是謂小宗”，高祖以前的神主都葬于墓中；但程頤、夏言則主張家廟常祭高祖以下祖先，冬至、立春則祭祀始祖以及高祖以上的先祖，[14]似乎暗示中古譜系不止是遠近問題，還涉及宗法中的大宗和小宗問題。此外，中古碑志文獻與正史列傳記載人物的譜系，有所不同，如果說墓志的特殊位置記載的是近世祖先，那么碑志的正常位置（正文）所記內容，經常“溢出”近世祖先的范圍，往往會繼續(xù)向前，有時堅決越過高祖曾祖，追溯更加遙遠的祖先。其意義何在呢？

本書下編“個案研究”征引的核心資料，主要集矢于學者廣泛忽視的中古碑志中介于虛實之間的祖先描述。中古碑志關于人物遙遠祖先的記載，此前經常被視作不可憑信的材料而擱置起來。不過，史學研究一味辨?zhèn)问遣粔虻?。即便“號稱精密”的《歐陽氏族譜》，也被周密抓住極大的謬誤：“以是考之，詢在唐初，至黃巢時，幾三百年，僅得五世。琮在唐末，至宋仁宗才百四十五年，乃為十六世，恐無是理?！盵15]正如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云，證明作偽只是完成任務的一半，還要“抓住在幕后策劃騙局的騙子?！盵16]士族譜系的研究不應該停留在“去偽存真”的層面，士族譜系中的“舛誤”和“虛像”可能也包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下編追蹤三個士族的譜系建構，他們是太原王氏、太原郭氏和太原白氏，分別對應門閥士族的不同層級。迄今所見三個士族碑志文獻的數(shù)量多少，與其門第高低成正比關系。太原王氏一文，資料基礎是四百余通碑志文獻，通過對這些文獻的整理分析，可見北朝隋唐太原王氏的追祖情況，分為三類：一類是祖先不可靠者，包括將祖先追溯至瑯琊王氏、秦漢將相、上古先王等等；一類是祖先相對可靠者，包括六朝時期的名流賢達；一類是祖先可靠者，通常是高曾以內的近世祖先。即同一份王氏碑志所追溯的祖先，往往含有“真實”的嫡系祖先，通常是高曾以內的名流；以及“虛構”的想象祖先，通常是漢魏以前的祖先。如果說近世祖先是血脈相連的話，想象祖先則有擬制血緣的味道。[17]這種擬制血緣，類似生物演化中的擬態(tài)現(xiàn)象：親緣關系較遠的昆蟲物種在形態(tài)上有相似性，多為可食用的物種模擬不可食用物種的形態(tài)，欺騙和躲避天敵的捕食。王氏成員攀附想象祖先，正是借此英雄祖先作為“保護色”。仇鹿鳴援引顧頡剛先生的“層累說”理論，極富創(chuàng)意地指出渤海高氏的譜系具有“層累構成”的特征：縱向的攀附先世和橫向的偽冒世籍，構成高氏世系特征的一體兩面。[18]這個發(fā)現(xiàn)對十幾年來的士族譜系研究，影響甚大。中古太原王氏的譜系建構，發(fā)生著相似的故事?！缎绿茣ぴ紫嗍老当怼贰巴跏蠗l”是唐人譜系知識整合利用、層累構成的產物。所謂“層累”是指，一通太原王氏的碑志，往往包含著真實的近世祖先，同時縱向疊加著虛假的想象祖先，以及橫向追認同姓名流。例如，東漢初葉的隱士王霸，被塑造成太原王氏的偉大祖先，作為勾連魏晉王氏與先秦王氏的重要紐帶，但王霸顯然不是太原王氏的可靠祖先。可見，中古各類姓氏書、碑志史傳所載層次清晰、言之鑿鑿的士族譜系，還有模糊化的另一面。[19]

太原郭氏一文的資料基礎是一百四十余通碑志文獻。傳世文獻和碑志資料關于士族譜系的記載模式也截然不同：中古時期的正史列傳經常溯及高祖以內具有血緣關系的真實祖先，而碑志則攀附人為構造、亂中有序的虛擬祖先。魏晉史籍關于太原郭氏的祖先記憶，通常僅追溯兩三代人。北朝郭氏墓志開始將譜系向前延伸，司徒郭丹、名士郭泰等名流成為祖先記憶的對象，隋唐時期郭氏追祖的觸角不僅縱向延伸，還橫向擴充，郭巨、郭汲、郭隗等與太原郭氏無涉的同姓人物，都被納入追祖對象，魏晉太原郭氏的主軸人物郭淮、郭配兄弟反而“門庭冷落”，后世追認祖先者僅有兩例。饒為有趣的是，唐代郭子儀家族塑造的遠祖漢馮翊太守郭孟儒，子虛烏有，但郭氏家族將之視作排他性資源進行壟斷。若說太原王氏建構譜系的特征主要是“層累”，郭氏建構譜系的特征就是“虛實相雜”。馮翊太守郭孟儒雖然出自虛構，但也頗有“始遷祖”的意味，反映了太原郭氏部分房支遷往關中并定居下來的歷史事實。

整體觀察中古士族的譜系建構，其祖先記憶的書寫畫卷猶如滾滾江河，近祖和遠祖等列祖列宗，正如江河的不同流域：祖先下游以父祖曾高等近世祖先為主，比較真實；祖先上游以遠祖乃至始祖為主，傾向虛構和想象；中間則是內容豐富的祖先中游，各個階段的祖先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但又非簡單對立，涇渭分明，這些異質的祖先記憶有所區(qū)別，卻又環(huán)環(huán)相扣。這種連綿不斷的“矛盾統(tǒng)一體”，呈現(xiàn)出祖先形象的千姿百態(tài)，自然會讓人聯(lián)系到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論宗族模型A和Z系列的所謂“光譜”。[20]小書主標題“祖先光譜”即來自此。當然，具體指涉有所不同：一是形容宗族規(guī)模的大小，另一個是指稱祖先記憶的特征?！白嫦裙庾V”不僅包括士族祖先記憶和書寫中遠近、親疏、虛實等簡單的對立和緊張，還要加上這些關系的層層嵌套，乃至重疊、過渡和打破，這些信息和關系的總和，整體構成中古士族祖先記憶的歷史事實。我們不能奢望像庖丁解牛一樣，揭秘每個不同的祖先流域之間光譜的明暗變化，深描不同祖先光譜褶皺之間的肌理紋路，畢竟“歷史是歷史學家的暴君，它自覺或不自覺地嚴禁史學家了解任何它沒有透露的東西。”[21]更不用說，士族祖先記憶的界限變化，經常是不落痕跡、變化多端的。類似的故事，同樣發(fā)生在其他時代其他地域的家族身上。宋怡明發(fā)現(xiàn)，入閩以后的華北移民，建構出一種關于祖先移民的說辭，即虛構祖先世系至華北祖先，從而將自身與福州本地族群（即船居的疍民和山居的畬民）區(qū)分開來，這套說辭同樣具有排他性。[22]又如，珠江三角洲不少宗族的族譜，均將祖先追溯至宋代南雄珠璣巷的某個人物，[23]抑或在華北傳布更廣、更加膾炙人口的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24]這些祖先追溯的內容和敘事方式皆有同構性，都具備區(qū)分自我與他者的社會功能。中古士族的譜系建構，體現(xiàn)出系譜性血緣群體與功能性團體的沖突與調和。這原本是歷史人類學家面對近世宗族所產生的基本問題。[25]王明珂對羌人的調查也發(fā)現(xiàn)，所謂家族成員不必有生物性血緣關系，卻有密切的居住空間關系。這是一種強調地緣的“親屬關系”。[26]

讓我們回到中古士族譜系的話題。與王郭兩大一流高門相似，太原白氏的祖先追溯同樣包括上古圣王、秦漢英雄、六朝名士和近世祖先等部分。這些譜系知識多數(shù)來自戰(zhàn)國秦漢及其以前的歷史文獻和傳說故事，經過剪裁加工，從而嫁接于近世祖先的真實譜系之前，構成一份相對完整的士族譜系。不同的是，出自龜茲族的白氏曾以南方祝融等為先祖，后來由夷入夏，變羋姓為姬姓，搖身一變，成為黃帝子孫，從而實現(xiàn)家族的華夏化歷程。漢人高門常以華夏化的黃帝為祖先。通過對太原王氏、太原郭氏、太原白氏三個層級士族譜系的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中古士族譜系表現(xiàn)出具有“二元對立”色彩的若干特征：虛與實、遠與近、詳與略、南與北、夷與夏、神話與世俗、連續(xù)與斷裂、沿襲與損益、真實祖先與虛擬祖先、傳說故事與歷史事實并存的“雙軌制”特征，猶如逆向卻具有同等標準的公路系統(tǒng)，相互對沖和糾纏，卻又嚙合與共存于中古士族的譜系文獻。正如王明珂和伊恩·霍德所論，需要以鮮明的文化特征強調身份的人群，往往是有認同危機或族群身份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群。[27]中古士族和近世宗族的祖先記憶，當然屬于鮮明的文化特征。太原白氏祖先記憶的矛盾特征，尤其是夷夏之變，集中體現(xiàn)他們在華夏化進程中的認同危機。

由此可見，下編三篇個案關注士族譜系的層累、虛實和變奏，以及對譜系中祖先記憶的類型劃分，與學者對士人祖先真?zhèn)蔚目甲C相比，旨趣稍有不同。此前學者多數(shù)通過碑志文獻，考證胡漢士族的世系，辨析真?zhèn)?，訂正訛誤，實際上受到金石學證史補史傳統(tǒng)的影響，可歸為“實證研究”。[28]如果說上編側重于碑志證譜，以實證研究為主，而下編三篇個案則以歷史闡釋為主，考證為輔，重點不是辨析祖先的真?zhèn)?，[29]而是探討和解釋祖先世系何以如此，特別是討論和重繪那些“虛構”的祖先和世系是如何形成的，又有怎樣的意義?？甲C與闡釋兩種理路各有側重，對于認識中古士族譜系的構成與意義，皆有力焉。

附錄兩篇是關于士族研究理論與方法論的思考?！侗泵朗孔逖芯總鹘y(tǒng)的演變——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的研究為線索》一文，基于筆者翻譯姜士彬《中古中國的寡頭政治》、伊沛霞《博陵崔氏個案研究》的學術前提，廣泛閱讀和深入體會英文世界的學人關于中古貴族制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總結和思考，旨在攬鏡自照，冀望推動中外學術交流和中古士族研究的深入開展?！斗妒降男纬膳c分合——以守屋美都雄〈六朝門閥：太原王氏家系考〉為中心》一文，則以守屋美都雄關于太原王氏個案研究中譯本的出版為契機，從作為方法論的個案研究（case study）入手，整體回顧海內外學界關于士族個案研究的方法使用和問題關懷。大體來說，田余慶、陳爽的士族研究是政治史取徑的。守屋氏的士族研究則是社會史取徑的，“士”的色彩更加強烈。而姜士彬、伊沛霞的個案研究則是人類學和社會學取徑的，可見姜、伊二氏的研究取徑，相對接近守屋氏，而缺乏政治史的考量。姜伊二氏的研究雖然也以中古為主要時段，但其對話和交鋒對象顯然以明清宗族為主要參照，“族”的色彩更加強烈。若說域外研究中譯本的介紹和出版，為學人提供了系統(tǒng)全面的新理論、新觀念、新方法，那么，近三十年來出土碑志的整理與刊布，無疑提供了豐富的新數(shù)據、新文獻、新資料。

需要說明的是，小書下編“個案研究”三篇論文所使用的六百余通碑志文獻，特別是太原王氏和太原郭氏追祖信息簡表，限于篇幅，無法呈現(xiàn)。小書收錄的十篇論文，陸續(xù)成文和發(fā)表于十年之間，不少表達和敘述似斷而連，似連而斷，在收入小書時予以適當?shù)难a充和必要的修訂，主要觀點沒有大的改動，行文或許還有少許重復之處，敬請讀者諸君見諒。其中部分論文獲得筆者近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漢魏南北朝墓志箋證”、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古氏族譜的整理與綜合研究”的資助，在申報評審和鑒定結項過程中，諸多評審專家提出寶貴意見。這些論文撰成之初，在不少場合進行報告和演講，有幸獲得前輩學者和中青年同仁的教益，又在修改過程中，充分吸收責任編輯和外審專家的卓見，隨后發(fā)表于《中國史研究》《中華文史論叢》《唐研究》《復旦學報》《文史哲》《史學月刊》《廈門大學學報》《中外論壇》《學術研究》等學術刊物。上海古籍出版社胡文波、陳麗娟老師，慨允出版小書；陳老師細致認真的編輯工作，讓人感動。白炳權、陳莎莎、蘇瀟龍等同學對小書初稿進行校對，糾正不少謬誤。我愿借此機會，謹對上述師友的批評、鼓勵和鞭策，表達深深的謝意。

士族研究是中古史的傳統(tǒng)話題，恐怕也是研究中古史其他問題無法完全繞開的一個話題。筆者近十年的研究旨趣已經移步石刻文獻，希望擺脫這個話題的“糾纏”，也希望果斷走出這個話題帶來的“研究舒適區(qū)”，但又經常不期而遇。這個階層人物的身影，化身萬千，搖曳于絕大多數(shù)重要的碑志之上。這種情況讓筆者堅信：士族群體是中古中國政治社會的基石。這本小書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作為階段性的思考，權且向諸位師友和讀者諸君匯報，誠摯希望得到有益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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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當然也有極少數(shù)例外，如哈尼族《窩果策尼果》追溯至始祖“俄瑪”，是最高最大的天神，甚至追溯至金魚娘。參見王鶴鳴：《中國少數(shù)民族原始形態(tài)家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60-61頁。

[2] 《魏書》卷八三上《外戚·馮熙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819頁。

[3] 《全唐文》卷八〇四《后魏洛州刺史侍中兼太師昌黎馮王新廟碑》，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460頁。

[4] 《宋書》卷四二《王弘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318-1320頁。

[5] 《玉?！肪砦濠枴端囄摹ぷV牒》“唐編古命氏”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53頁。

[6] 《新唐書》卷一九九《儒學·柳沖附柳芳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677頁。

[7] 《歐陽修全集》卷七〇《與王深甫論世譜貼》，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017頁。并參姜士彬：《一個大族的末年——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范兆飛編譯：《西方學者中國中古貴族制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第255-263頁。

[8] 陳爽：《出土墓志所見中古譜牒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15年。

[9] 趙超：《漢魏南北朝墓志匯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1頁。

[10] 墓志圖版據中國文物研究所、陜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新中國出土墓志·陜西壹》2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4頁。

[11] 陳爽：《出土墓志所見中古譜牒研究》，第111頁。

[12] 林濟：《宋元宗族譜系的構造——以徽州程氏為例》，《安徽史學》2014年第3期，第116-127頁。

[13] 呂思勉：《中國宗族制度小史》，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8年，第23頁。

[14] 井上徹：《中國的宗族與國家禮制——從宗法主義角度所作的分析》，錢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第103-117頁。

[15] 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一《譜牒難考》，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91-192頁。

[16] 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張和聲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89頁。

[17] 馮爾康：《擬制血親與宗族》，收于氏著：《中國宗族制度與譜牒編纂》，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91-130頁。

[18] 仇鹿鳴：《“攀附先世”與“偽冒士籍”——以渤海高氏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0-74頁。

[19] 歐洲貴族也有譜系模糊的特征，參見朱孝遠：《中世紀歐洲貴族的結構變化》，《北大史學》第2輯，1994年，第168-173頁；《中世紀歐洲貴族》，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12頁。

[20] 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劉曉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7-170頁。

[21] 馬克·布洛克：《歷史學家的技藝》，第64頁。

[22] 宋怡明：《實踐中的宗族》，王果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59-67頁。

[23] 陳樂素：《珠璣巷史事》，《學術研究》1982年第6期，第71-77頁。劉志偉：《歷史敘述與社會事實——珠江三角洲族譜的歷史解讀》，《東吳歷史學報》第14期，2005年，第77-105頁。

[24] 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49-64頁。

[25] 劉志偉：《宗族研究的人類學取徑：從弗里德曼對林耀華先生家族研究的評說談起》，收于氏著《溪畔燈微：社會經濟史研究雜談》，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09-127頁。

[26] 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征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1頁。

[27]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九章《邊緣人群華夏化進程：吳太伯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01頁。

[28]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林寶撰，岑仲勉校記：《元和姓纂（附四校記）》，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29] 因為中古士族譜系的建構，與明清族譜的敘述一樣，都是真?zhèn)尾⒋妗⒅緜ド踔琳f，宋明時代始修族譜中構成世系群體的祖先，一般以高祖為始祖，故后來大多數(shù)族譜中始祖之上的世系，并不可能有真實的記錄為憑。參見劉志偉：《明清族譜中的遠代世系》，《學術研究》2012年第1期，第90-97頁。

本文為《祖先光譜：中古士族的譜系與譜牒》自序，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