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奴至對馬島”——崇禎八年的“倭情”

崇禎八年四月八日，二十五歲的崇禎皇帝朱由檢正處在前所未有的低谷期。就在兩個月前，鳳陽皇陵被毀的消息傳來。巨大的屈辱感與挫折感讓這位青年皇帝再也不敢小瞧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 “流賊”，將其視為不共戴天的死敵。與此同時，與宣、大兩鎮(zhèn)接壤的“插夷”（察哈爾）也被“建奴”（后金）所降服。后金對明朝的威脅隨之加大。但就在四月八日這一天，他卻表現(xiàn)出了與“流賊”“建奴”無甚關系的憂慮——“倭奴至對馬島”。對于這個籠統(tǒng)泛泛的消息，崇禎皇帝并不了解具體的情況，但也覺得“事殊可駭”。 為此，他下旨令有司立刻派機敏干練之人前去偵查確切情況。

在“流賊”與“建奴”決死交逼的情況下，崇禎皇帝為何又警惕起了沉寂三十多年的倭患？而所謂“倭奴至對馬島”又是怎么回事？

漂流軍官帶來的“倭情”

崇禎七年冬，明朝東江鎮(zhèn)總兵麾下一位叫豐報國的差官在海上遭遇颶風，漂流到了朝鮮南部。豐報國到了朝鮮，注意到了當?shù)鼐o張的氣氛，因為倭商今年沒有如期而至，看來倭寇那邊“有情況”！

“壬辰倭亂”給朝鮮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chuàng)傷，但沒有永久中斷朝鮮與日本的往來。萬歷三十七年，朝鮮與日本的對馬藩恢復了貿(mào)易。每年春秋兩季，對馬島的日本商人都會駕船來朝鮮貿(mào)易。二十多年過去了，已成慣例。但崇禎七年，對馬島商人卻沒來。這一反常情況，引發(fā)了朝鮮沿海居民的強烈警惕。事后用朝鮮國王的解釋就是：“南邊之民皆鋒鏑余生，有同傷弓之鳥，訛言煽動，往往有之”。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倭商不來的反常情況，激起了朝鮮人的PTSD（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而豐報國漂流到朝鮮后，恰恰趕上了這樣的輿論氛圍。

豐報國所供職的東江鎮(zhèn)，也就是今天渤海灣上的一系列島嶼，比如其中毗鄰朝鮮的皮島，就是當年袁崇煥誅殺毛文龍的地方，而此時仍然是東江鎮(zhèn)總兵沈世魁的“總部”。雖然崇禎年間的東江鎮(zhèn)是對抗后金的海上前沿，但也沒理由忽略來自日本的隱患信息。

作為天朝將官，豐報國漂流到朝鮮，自然會得到當?shù)氐耐咨普写?。如此，他就遇到了一位叫李聲龍的通官。所謂“通官”，也就是翻譯。在與李聲龍交談后，豐報國恐怕就更覺事態(tài)緊急了。朝鮮百姓雖然緊張，但也就是覺得日本那邊有情況，但具體是什么情況，并沒有說明。而跟李聲龍談完后，情況就變成了“倭兵來到對馬島”！

要知道在航海技術還不夠發(fā)達的年代里，橫渡日本海有著巨大的風險，而對馬島就成了日本侵朝的跳板。之前豐臣秀吉兩次侵朝，都是在對馬島集結。明朝方面也了解這一基本的軍事地理知識。所以，豐報國回國后，這一消息得到了明廷上下的高度重視，直至“上達天聽”，送至崇禎皇帝的御前。事后，明朝兵部回溯：“對馬島有倭深入其地事屬于可駭。故奉有確偵馳奏之旨”。也就是說，崇禎皇帝收到這樣的情報是非常警惕的，下旨令有關部門進行確切調(diào)查。

虛驚一場

最晚在當年五月，東江鎮(zhèn)總兵沈世魁就接到了朝廷指令。此時沈世魁面臨的局勢非常緊張。兩年前，遼東半島最南端的旅順被后金攻占。而在剛剛過去的崇禎七年年末，自己節(jié)制的廣鹿島（今大連市長?？h）副將尚可喜也投降了皇太極。至此，東江鎮(zhèn)已經(jīng)徹底被趕出了遼東半島，龜縮到海島之上。

但接到圣旨的沈世魁自然不敢怠慢。況且，如果倭兵真的集結到了對馬島，隨后再次進攻朝鮮，那他所鎮(zhèn)守的東江，將會首當其沖成為新一輪倭患的受害者。從這方面講，沈世魁自然也有責任去偵查倭情。為此，他給朝鮮國王發(fā)去了咨文。所謂“咨文”，在當時的文書中，屬于平行文，也就意味著信息發(fā)出者與接受者之間的平等地位。朝鮮國王在明朝的冊封下是郡王，而沈世魁的本官只是三品的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即便有個“掛征虜將軍印”的頭銜，也比不上郡王。但這恰恰又是宗藩關系的慣例。在明代歷史上，朝鮮國王與遼東都司之間的文書也是“平行”的咨文。時至今日，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仍然保留著這樣的咨文。

一檔館所藏隆慶六年朝鮮國王至遼東都指揮使司的咨文

接到沈世魁的咨文后，朝鮮國王同樣不敢怠慢，隨即給明朝回信，講述了所謂“倭奴至對馬島”的來龍去脈：

原來是對馬島內(nèi)部發(fā)生了權力斗爭——“島主平義成與其副將平調(diào)興有隙，勢不兩容，俱赴訴關白”。所謂“平義成”，也就是對馬藩大名宗義成。而“副將平調(diào)興”也就是宗氏家臣柳川調(diào)興。朝鮮國王提到了雙方激烈的矛盾，但沒有提及背后的原因。根據(jù)現(xiàn)在的歷史敘事，爭端源自柳川調(diào)興想跳槽到德川幕府，但宗義成卻不答應。為此，柳川調(diào)興就跑到江戶向幕府將軍舉報宗義成“篡改國書”。宗義成同樣也到江戶舉報柳川。也就是朝鮮國王說的“俱赴訴關白”。

對馬藩主宗義成

在江戶打官司的時候，宗義成似乎了解到了朝鮮方面對于“倭商不來”的猜測，為此派船告知朝鮮的釜山、東萊地方官員，最近商人沒來朝鮮是因為“辨佞臣之讒”，沒有什么別的情況，請放心。朝鮮國王將宗義成的解釋轉述給了明朝方面，并認為倭商不來只不過是因為倭人自己的矛盾，沒啥大事，至于去年豐報國聽到的情報，首先是出自朝鮮民眾的過度反應，但最惡劣的是翻譯李聲龍夸大其詞，唯恐天下不亂（“必是李聲龍增衍之言”）。說到這，我們不禁想到了相近四十年前忽悠明日雙方的沈唯敬，以及一百五十多年后翻譯在中英禮儀之爭中所發(fā)揮的惡劣作用，加劇了雙方的誤會。當然，這次的誤會及時解除了，李聲龍的夸大其詞并沒有造成嚴重的后果。

兵部接到朝鮮國王的咨文，已經(jīng)到了當年八月。距離崇禎皇帝下旨調(diào)查已經(jīng)過去了四個月。此時的兵部尚書張鳳翼已經(jīng)因為“祖陵失事”而挨了一個“降三級戴罪”的處分。他以“倭兵至島之說，信屬訛傳矣”作為事件的結論，報給了崇禎皇帝。崇禎皇帝的批復很簡單，只有三個字——“知道了”。也許這三個字恰恰反映了他半年以來難得的輕松。這雖然也談不上什么好消息，但最起碼是虛驚一場，總不是個壞消息。要知道這半年來，除了東南海賊劉香被誅外，中原戰(zhàn)場幾乎全是敗仗。尤其是剿殺農(nóng)民軍的干將曹文詔在兩個月前剛剛戰(zhàn)死。所以即便“倭奴至對馬島”被證實不過虛驚一場后，崇禎皇帝也遠遠沒有走出低谷。兩個月后，面對中原戰(zhàn)場的節(jié)節(jié)失利，崇禎皇帝下詔罪己，穿上了青衣素服，搬出了豪華的宮殿。

順便再提一下宗義成這個案子的結局。崇禎九年，幕府將軍判定宗義成無罪，反倒是原告柳川調(diào)興被流放了。

備倭的慣性

所謂“倭奴至對馬島”這個消息不過就是個“情報烏龍”，是古代技術條件下通訊不暢的結果。但從崇禎皇帝，以及沈世魁、張鳳翼等大員的反應看，朝廷對這個信息是相當警惕的，并沒有因為“流賊”與“建奴”的決死相逼，而放松其他勢力的隱患。從結果論看，明廷這次的敏感反應似乎“多此一舉”。但從另一個方面看，情報工作本就是不吝“機會成本”的，“十防九空”是難免且必要的。所以，此時明廷的敏感態(tài)度，反映了逆境中對全局意識的堅守。如此說來，崇禎皇帝并沒有“祖陵之辱”而對其他事情不管不顧。單純在這一點，朱由檢這個皇帝還是合格的。

而且，如果追根溯源，也不難理解朱由檢的焦慮反應。在很多關于明朝的歷史書寫中，萬歷朝鮮之役勝利后，“倭寇”也就從此“謝幕”，消失于歷史舞臺。但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消失于歷史舞臺的聚光燈。而聚光燈以外的事情并非不存在。要知道從明朝開國伊始，“備倭”就是朝廷從未間斷的大事。嘉靖大倭寇與萬歷援朝鮮不過是明朝二百多年抗倭史的兩個高峰。德川幕府“統(tǒng)一日本”后，日本國內(nèi)局勢的穩(wěn)定或許在客觀上削弱了倭寇的土壤。但猖獗了二百多年的倭寇，作為一個恐怖意象絕不會輕易消失。比如在萬歷四十年，明廷得知日本薩摩藩侵占琉球后，就表現(xiàn)出了這種警惕，甚至認為“（倭）未嘗一日忘中國也”，所以對日本更要“不可不備”。而五年后，廣東海道俞安性奉粵督憲命，在澳門“議事亭”前勒石，“禁畜養(yǎng)倭奴”。

英國人Peter Mundy在其游記所呈現(xiàn)在澳倭人形象

至于“流賊”與“建奴”的決死相逼，反倒更能刺激明廷對于潛在威脅的不安全感。無論是此時的“流賊”“建奴”，抑或剛剛平定不久的奢安土司，哪個不是防患于未然的反面教材呢？

所以，崇禎八年的信息烏龍，并非朱由檢第一次對日本的警惕。早在崇禎二年五月，浙江巡按吳阿衡就提請崇禎皇帝要重視臺州、溫州、寧波、紹興等地仍然面臨倭寇的潛在威脅，并在整飭海防的八項措施中就提到：“禁通倭寇之出沒海上也”。翌年六月，崇禎皇帝給朝鮮國王頒布上諭，告誡朝鮮不要“媾倭款奴”，更是將潛在的倭寇與正在為患的“建奴”并置在一起。此外，猖獗于東南的海盜中，也時不時閃現(xiàn)著倭寇的身影。比如在崇禎六年的時候，福建巡撫鄒維璉在題本中匯報戰(zhàn)績時，不但提到了斬獲的“倭級”、生擒的“真倭”，還匯報了繳獲的“倭銃”“倭島”“倭甲”“倭盔”。

而經(jīng)過崇禎八年的這次“情報烏龍”后，明廷仍然沒有中斷對倭情的警惕。即便到了“流賊”死灰復燃且愈演愈烈的崇禎十四年正月，崇禎皇帝也不忘批準浙江巡按王范提出的“禁止通倭事宜”，并下旨“如議飭行”。王范提出“禁止通倭事宜”是針對有人提出“開洋”（通商）的提議。要知道當時明朝的軍費困境已經(jīng)不是“捉襟見肘”所能形容的了。而提議“開洋”者所展望的“開之則餉可以資兵”，至少對于兵部是有一定誘惑的。所以，這個提議也能得以討論。而浙江巡按王范反對“開洋”并由此延伸為“通倭”的依據(jù)，并非近年倭寇為患的實例，而是對開洋后“不測之患”的擔憂，也就是擔心內(nèi)地奸人引到倭寇來犯。王范的這種推理，成功打動了已過而立之年的皇帝。

參考文獻：

1.《兵部題「朝鮮國王咨」行稿》，《明清史料》，甲編，第9本，第846頁。

2. 《兵科抄出浙江巡按吳阿衡題本》，《明清史料》，乙編，第7本，第620頁。

3. 《明崇禎三年諭朝鮮國王勿媾倭款奴敕》，《明清史料》，丙編，第1本，第20頁。

4. 《兵部題「兵科抄出福建巡撫鄒維璉題」殘稿》，《明清史料》，癸編，第1本，第46頁。

5. 《兵部題行「浙江巡按王范揭」稿》，《明清史料》，乙編，第8本，第763頁。

6. 孔潁：《明季澳門“倭奴”辨析》，《古代文明》，第6卷，第3期，2012年7月，第74～8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