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舊稱“渝州”，自隋開皇九年（589）起，到宋崇寧元年（1102）結束，前后有五百多年的歷史。渝州作為正式的行政地名終結于崇寧元年，這一年朝廷將渝州改名為恭州。至于改名的原因，由于史無明文，所以后世談到這個問題時便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坝逯荨弊鳛樾姓乩砻Q是在北宋結束的，但作為一個地名代稱卻一直被廣泛使用，今日重慶的簡稱還被習慣性地叫作“渝”?？梢姟坝逯荨笔褂玫臅r間雖然不如“巴郡”和“重慶”長，但對于這個古稱的歷史記憶，并不會因為它比另外兩個使用超過八百年的名稱時間短了許多而有所褪色。然而歷經隋、唐，持續(xù)了五百多年的渝州，何以會在宋代被朝廷廢棄不用？
一
宋代的重慶，主要沿襲隋唐的渝州而來。宋初滅后蜀統(tǒng)一四川后仍為渝州，按唐制渝州轄有巴縣（治今重慶市市區(qū)）、江津（治今重慶市江津區(qū)幾江街道）、萬壽（治今重慶市永川區(qū)朱沱鎮(zhèn)）、南平（治今重慶市巴南區(qū)雙新村）、壁山（治今重慶市璧山區(qū)）五縣。入宋后在乾德年間（963-968）將萬壽縣并入江津縣，雍熙年間南平縣并入江津縣。慶歷年間朝廷又將南州（治今重慶市綦江區(qū)）、溱州（治今重慶市綦江區(qū)青年鎮(zhèn)）兩個羈縻州劃屬渝州。熙寧七年（1074）此二州劃出，單獨設置南平軍（治今重慶市綦江區(qū)），至此渝州轄縣固定下來，即轄巴、壁山、江津三縣。崇寧元年，朝廷下詔改渝州為恭州。淳熙十六年（1189），又以宋光宗潛藩升為重慶府（喻意宋光宗一步到位地從恭王成為太子進而當上皇帝，是為“雙重喜慶”），從此定名。
創(chuàng)造了“重慶”的宋光宗
重慶地處四川盆地東部平行嶺谷、盆地中部方山丘陵和盆地南緣山地的交接地帶，在自然條件上與富饒的成都平原有著巨大的生存差距。由于環(huán)境惡劣，社會經濟發(fā)展尚處在起步階段，在時人眼中，重慶府的貧困與成都府的富侈形成鮮明對比。南宋中后期曾任重慶知府的度正感到重慶居于“夔峽之間，大山深谷，土地磽確，民居鮮少，事力貧薄，比東西川十不及一二”。尤其是渝南地區(qū)，由于地形上處于四川盆地與云貴高原的交接帶，往往是深山峻嶺，土地尤為貧瘠，“萆山磽確強田疇，村落熙然粟豆秋”。南宋中期游宦路經恭州的范成大對此地的感受是“盛夏無水，土氣毒熱，如爐炭燔灼。山水皆有瘴而水氣尤毒”。
瘴，即唐宋時代南方山區(qū)客觀存在的一種區(qū)域性病毒，在社會生活中，它夾雜著唐宋士人對落后地區(qū)的恐懼想象；同時，瘴的分布在政治上反映的是中原王朝勢力在南方民族地區(qū)的影響力和民族地區(qū)為中原文化所涵化的深淺程度。大山深谷阻撓的不只是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也阻擋著中原勢力在這一地區(qū)的進一步深入。重慶在宋人印象中是“地勢剛險”，人民“重屋累居”或者“結舫水居”（今天重慶的著名網紅景點紅崖洞還仍然保留了這些特色），這是一種大異于中原的景觀。伴隨著這種景觀，這里的人民“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這是一種明顯的落后性的暗示。
重慶的網紅景點紅崖洞
事實上，宋代重慶地區(qū)的社會經濟的確不發(fā)達。在這里，官府能夠控制的戶口相當稀少，西川的成都府在北宋后期登記戶數達18萬之多，東川的梓州稍差一點也有10萬多，而渝州只有4萬?？梢姸日摹氨葨|西川十不及一二”略有夸張，但也離實情不遠。
南宋后期成書的《方輿勝覽》在開列已改名重慶府的渝州的駢文慣用語時，說的是“有易擾難安之俗，多欺孤負弱之奸”，又“盛躋容而剽銳氣”，可見此地難治的印象已經沉淀下來成為一種風俗的象征性符號了?？鬃诱f：“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保ā墩撜Z·泰伯篇》）渝州有這樣的意象，在當時自然也就成了仕宦之人的畏途。對不少人來說，到渝州做官就頗有些不情愿，鄙視當地的風俗也就成為當然，當年蘇軾所擬燕若古知渝州詔書是這樣說的：
巴峽之險，邑居褊陋。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渝為大州，水土和易。商農會通，賦役爭訟，甲于旁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
宋人對渝州風俗的看法恰恰也印證了“亂邦與危邦”的意象。這道詔書雖然有夸贊渝州的話，但仔細體會其中流露出的，竟有一種這地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味道，末了還要特別提醒一句“毋以僻遠，鄙夷其民”，則更是表明這里常常被鄙夷。以致宋哲宗時知渝州的王叔重僅僅“在渝州不夷陋其俗”，就要讓時人呂陶對此大加贊嘆了。于是，但凡到渝州做官的，友朋送行之時寫上幾句讓赴任者聊以自慰的詩句也就是常事了。
“歌將聽巴人，舞欲教渝童。況常善秦聲，樂彼渝人風”，這是梅堯臣給將去渝州上任的張先寫的送行詩。詩句從表面看來還相當歡愉，體味一下，背后卻暗藏著這種歡快只是因為這里的異域風情恰與當事人的愛好相合而聊以自慰罷了。要是把宋人渝州為官的心情拿來和元人的由衷之喜對比一下，就更能體現出宋人并非心甘情愿。元人范梈在給其將到重慶做官的朋友的詩中寫道：“干戈何草草，只說渝州好。但得渝州官，甘就渝州老。渝州古雄城，彭君舊建旌。至今江石上，猶有古時名?！庇逯菥邆涞男鄢敲?zhèn)的元人情感，表明元代的渝州意象已與宋人大異其趣了。
二
杜甫流寓巴蜀時寫過一首絕句，“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荚娭兴v“殺刺史”的歷史事件，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鑒》俱不載，詳情我們今天已不得而知。南宋黃希在《補注杜詩》中說此事本末如下：
鮑曰：《崔寧傳》所書山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
師曰：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
考鮑文虎所注“段子璋陷綿遂”事，在肅宗上元二年（761），史載：“（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子璋驍勇，從上皇在蜀有功，東川節(jié)度使李奐奏替之，子璋舉兵，襲奐于綿州。道過遂州，刺史虢王巨蒼黃修屬郡禮迎之，子璋殺之。李奐戰(zhàn)敗，奔成都，子璋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為龍安府，置百官，又陷劍州?！蓖晡逶?，亂平?！耙椅?，西川節(jié)度使崔光遠與東川節(jié)度使李奐共攻綿州。庚子，拔之，斬段子璋?！倍熘乐丛诘诙辏磳殤辏?62），史載：“（七月）癸巳，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钡鱽y不及一月，“（八月）己未，徐知道為其將李忠勇所殺，劍南悉平”?？梢婖U注尚合大節(jié)，但渝州、開州之事的細節(jié)已不得而知了。
而師古注所云之吳璘、劉卞、翟封、蕭崇之四人名字，兩《唐書》及《資治通鑒》俱無一言提及。不知注中所言所據何書？且杜鴻漸于大歷元年（766）入蜀為西川節(jié)度使，因懼崔旰之逼，“日與將佐高會，州府事悉以委旰”。而楊子琳于大歷三年（768）舉兵作亂，圍攻成都，次年戰(zhàn)敗沿江東下，經涪州至夔州，其中當路過開州，然楊此時本身即為叛賊流寇，注中其討賊之說恐不足信。
清人錢謙益對此注則徑直斷為偽言欺人：“天寶亂后，蜀中山賊塞路，渝開之亂，史不及書，而杜詩載之。師古妄人，因杜詩而曲為之說，并吳璘等姓名，皆師古偽撰以欺人也?！眲t此注雖然時間、地點、人物俱全，但其中細節(jié)亦頗為可疑。
此事在常見的兩《唐書》及《資治通鑒》等史料中都無記載，宋人作注欲推言此事的詳情，也是多憑猜測。問題的關鍵也就在此，對于這么一個史已失載的事件，只因杜甫詩中偶然提到了渝州，宋人就以此詩為渝州人好作亂的明證，時人也對此津津樂道，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
活躍于南宋中期的吳曾在《能改齋漫錄》中講述北宋末年渝州人趙諗因謀反伏法的事，同時不無感慨地說：“然渝州風俗，從古如此。杜詩：‘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似潋炓??！斌w味杜甫此詩的原意，恐怕只是為了表現時局的動蕩而抒發(fā)他漂泊無依的心情，未必有“殺刺史”之地便是亂邦的弦外之音。試想州縣叛亂之事，史書之中何代無之，又何地無之呢？吳曾竟用“前年渝州殺刺史”來證明渝州好作亂是風俗如此，恰恰說明在他那個時代，渝州好作亂的名聲已經深入人心了，才會出現這么一個把杜甫本意為時局動蕩的詩，在指向上做出如此偷梁換柱式誤讀的奇怪現象來。
趙諗謀反在渝州被棄用的問題上關系重大，南宋王明清為當年牽涉趙諗事件的宰相曾布（1036-1107）的外家子孫，其先人曾抄有曾布當年談及此事的節(jié)本，對此事當最為明白。王明清在其所著的另外一部筆記《玉照新志》中對此事所言甚詳：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戕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至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除君側之奸，詞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曾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于蜀中，其徒勾群以前事告變，獄就，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xiāng)里渝州為恭州，文肅亦坐責。
“亂邦”與“危邦”是宋人對渝州的想象，但這種想象絕不是毫無根據的臆想，而是在宋人既有的渝州知識基礎上，通過內在思考而顯現出來的。宋人所接受的渝州知識，是把渝州當作一個蠻荒之地的異域形象來記述。宋初的《太平寰宇記》講到渝州風俗時特別強調了這里的“異”的特質：“大凡蜀人風俗一同，然邊蠻界，鄉(xiāng)村有獠戶，即異也?！钡搅四纤危娙朔冻纱舐愤^已改名為恭州的渝州時也被這里的“異質”性所吸引：“翠竹江村非錦里，青溪夜月已渝州。小樓高下依盤石，弱纜西東戰(zhàn)急流。入峽初程風物異，布裙跣婦總垂瘤?！?/p>
《太平寰宇記》在點出渝州“異”的特質后描述了散居在這里的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活狀態(tài)，“今渝之山谷中有狼猱鄉(xiāng)，俗構屋高樹，謂之閣欄，不解絲竹，惟坎銅鼓，視木葉以別四時，父子同諱，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也”。此外，經過上千年的沉淀，渝州地區(qū)在風俗上迥異于中原禮樂文明的“巴渝舞”仍被持久關注，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人們在渝州知識的異域特質下所做出的選擇性記憶的結果。王應麟在《玉?！分谢仡櫫恕稌x志》《隋志》《唐志》等典籍對巴渝舞的記載，巴渝舞的來歷是漢“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人趫捷善斗，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巴俞之樂自此始”。因它是一種武樂，所以更多的體現出了當地人的天性勁勇和剽銳之氣。這無疑又會反過來加深它異域的形象。
現代人表演的巴渝舞
北宋中后期做過渝州知州的王叔重發(fā)現他所治理的地方，還是一個尚未被華夏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開發(fā)”的蠻荒之區(qū)，他在這里為官所做的工作正是文明開化的工作，他“葺鄉(xiāng)校，集諸生，躬自課試，以補不學少儒之弊。置醫(yī)生，審方劑，督察診療，以救尚鬼不藥之死”。此外，宋人流傳的前代在渝州發(fā)生的神異故事，也多少說明了這里的蠻荒異域形象已進入宋人的知識結構。僅《太平廣記》就記載有《牙將子》《渝州蓮華》《仙池》《渝州灘》《碧石》等五個發(fā)生在渝州的神異故事，人類學的相關研究認為：“蠻荒的地域環(huán)境容易滋長出神秘主義的價值取向與非理性的情緒?！庇纱朔赐疲藗兿嘈派癞惞适履軌虬l(fā)生在這個地方，表明他們的意識深處這里就是所謂的蠻荒異域。
三
渝州這種“異”的特質的形成似乎與它靠近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區(qū)的地理位置有很大關系，南平蠻就世代居住于渝州附近。同時，作為漢人聚居區(qū)與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區(qū)的邊緣地帶，渝州常常反復出現戎漢之間的沖突與交融。程師孟“提點夔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張商英“調通川主簿，渝州蠻叛，說降其酋”，而辛有終“治平二年（1065），知渝州。州界濱帶獠夷，種人喜乘間內侵，捕吏平居未嘗撤警”。可見，沖突頻繁到已需隨時預警的地步。最大的一次沖突則是神宗熙寧年間以南平軍的建置為結果的李光吉之亂。這次沖突激烈，前后反復，相持達數年之久。
渝州的異域形象與長期戎漢競爭的背景，自然會讓官方產生“異域”必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疑慮。而長期的戎漢競爭又使這里絕非安全之地，由此讓人覺得這里是好犯上作亂和危險的地方也就不足為怪了。有別于中原的異域形象，宋人“亂邦”與“危邦”的渝州想象的知識基礎，加上長期戎漢相爭的事實背景，不得不對異域的渝州產生“亂”與“危”的憂慮，這就是渝州意象的全部內涵。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再來解讀宋人對“渝”字的敏感，以及重新審視渝州的易名，自然就豁然開朗了。
渝州的異域形象與長期戎漢交融的背景形成了宋人“亂邦”與“危邦”的意象，這一意象反過來又會加深對作為異域的渝州的憂慮。趙諗事件的發(fā)生在時人看來正好印證了渝州“亂邦”與“危邦”的意象，證明了他們對異域的渝州的擔憂不是杞人憂天。漢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作為地名標記符號時，仍會讓人聯想到符號本身每個字的意義。“渝”字的意思是“變”，變就意味著對朝廷有異心，有異心就意味著要犯上作亂。于是渝州這個名字就成了一個刺激他們對“亂邦”與“危邦”憂慮的符號，導致朝廷在趙諗事件后的第二年做出了把渝州改為恭州的舉動。
正如前揭《能改齋漫錄》中吳曾吐槽的“渝州風俗，從古如此”那樣，宋人普遍認為趙諗這樣的亂臣賊子的出現與渝州自古風俗不夠純良有直接關系，出一個趙諗這樣的“壞人”并非什么心腹大患，渝州地方充斥的邊鄙危亂習氣才是朝廷的心頭刺。趙諗作為渝州地方亂邦與危邦的異域文化特質非常有沖擊力，其父趙庭臣本為渝州當地少數民族南平僚的某部酋長，據《能改齋漫錄》所記，趙庭臣曾與當地部落首領一起盟約歸降朝廷，但他卻使詐“醉諸酋殺之，揚言眾叛，掩為己功”，可見趙諗與其父在時人看來，皆是兇狠險詐之人，渝州有此風俗，趙諗最后做出這樣“大逆不道”的事情，也就不是個人品質問題而是地方風俗問題。
不過，宋廷最后用“恭州”替換渝州，恐怕也只是一廂情愿的文字游戲，渝州易名恭州的背后，真正的動因可能是朝廷試圖通過“易名”的方式對渝州進行一次移風易俗的改造，盡管這種改造應該并無任何實質意義的行政資源的投入，純粹是一種“口嗨”，即將“恭州”之名宣示天下來表達一種變易渝州地方惡劣風俗的意愿而已。
（本文摘自黃博著《不與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