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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誕辰120年:巴金如何談?wù)撟约旱淖髌罚?/h1>

盡管西方文論中早有“作者已死”的論調(diào),突出讀者在作品價值和意義生成上的主要地位。

盡管西方文論中早有“作者已死”的論調(diào),突出讀者在作品價值和意義生成上的主要地位。但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字,作家寫作過程中有哪些心理活動,一些人物是否有典型、是否有現(xiàn)實依據(jù),始終是讀者心中十分好奇的問題。巴金就是這樣一個不吝于談?wù)撟约簩ψ髌返睦斫狻⑸踔翆τ谄渲胁糠秩宋锖脨旱淖骷?,他曾在自己的小說《萌芽》的題記中寫道:“對于自己的文章總不免有點偏愛,每次在一本書出版時我總愛寫一些自己解釋的話?!彼簧鷮懽髁舜罅孔约鹤髌返男蛭?、評論,有時甚至同一本小說要寫作十篇以上各類序文、后記,閱讀這些序文,可以窺見他的個性和喜好,有時也能看到歷史滄桑變化的痕跡。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1980年攝于上海


巴金如何評價他的小說?

巴金在序跋中常常坦誠地流露對自己作品的愛,這種情感使他的創(chuàng)作激情與個人生命體驗緊密交織?!拔业膶懽骶褪俏业纳??!彼麑Α稅矍榈娜壳贰鹅F》《雨》《電》——有獨特的偏愛,曾說在這三部小說中“有我喜歡的東西”(盡管之后他的態(tài)度又有變化),坦言:“我從來不曾把我這個‘靈魂的一隅’打開給我的讀者們看過,因為我覺得這完全是個人的事情。”《愛情的三部曲》是具有“私人性質(zhì)”的作品,“咽在肚里的自己的話卻成了火種,在我的心里燃燒起來”。這三部作品是激情之作,通過其中的人物表達了他對愛情、理想與自由的追求,也反映了他的社會反思與熱情。《家》是他另一部有著深厚的情感聯(lián)系的作品,他坦言:“我的確喜歡這本書。小說里并沒有我自己,但是我在這里看見了我的童年和少年。”(《家》五版序,1936年)他將作品與自己的經(jīng)驗融合,尤其是覺慧這個角色,寄托了他對于自由和反抗的渴望:“覺慧不是一個英雄,他很幼稚。然而看見他,我就想起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應(yīng)該拿這句話來勉勵自己?!保ā都摇肺灏嫘?,1936年)

《愛情的三部曲》,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8年6月版


他也毫不諱言對部分作品的失望與不滿。在《火》的序中,他坦誠提到對這部作品的遺憾:“我寫這小說,不僅想發(fā)散我的熱情,宣泄我的悲憤,并且想鼓舞別人的勇氣,鞏固別人的信仰……但是看看寫完的十八章,自己也覺得這工作失敗了?!保ā痘稹返谝徊亢笥洠?940年)他在寫作中缺乏充足的時間和經(jīng)驗,導(dǎo)致作品未能如愿傳達他想要的思想與情感。類似這樣的描述,在他的序跋中非常多見,他對自己大多數(shù)的創(chuàng)作都抱有類似的態(tài)度,認為是“失敗之作”,并且沒有一部滿意的作品。

在序跋中,巴金還會直接表露對于部分人物的愛憎之情,這在一些秉持著寫作需要更客觀的視角的評論家而言,可以說是很罕見的姿態(tài)。他喜愛那些勇敢反抗、不屈服于命運的人物,例如《家》中的覺慧,那個“幼稚而大膽的叛徒”,寄托了巴金對于自由與變革的希望。而對于覺新這樣的角色,巴金的態(tài)度則更為復(fù)雜。覺新象征了對封建制度的屈服與妥協(xié),“他(陳劍云)甚至比覺新還更軟弱,還更缺乏果斷”,覺新是他口中軟弱的代言。他在序跋中傳達出對軟弱者的理解與批判,但也顯露出一種無法抑制的悵惘。

巴金敬重那些為自由而抗?fàn)幍撵`魂,喜愛他們的勇敢和堅持,同時,他對那些屈服于命運、沒有勇氣去抗?fàn)幍娜宋锍錆M復(fù)雜的感情,既有理解,又有遺憾。一個愛憎分明而又熱情洋溢的創(chuàng)作者的形象通過序跋呈現(xiàn)在了讀者眼前。閱讀巴金的序跋,就像是在和他對話,感受他的情感、個性。

巴金的序跋有什么特點?

巴金的序跋不僅是作品的附加說明,更是他表達個人思想、情感和藝術(shù)觀念的重要途徑。在這些序跋中,他不斷與讀者、評論家對話,顯示著他對于小說藝術(shù)的理解。有時序本身也成為他文體實踐的場所,他在序中探索不同的形式風(fēng)格。

在序跋中,巴金特別喜歡探討作品的真實性,回應(yīng)讀者對其作品是否來源于生活的好奇。例如,在《家》的序言中,他提到:“有不少的人以為這是我底自傳,其實,這是一個錯誤?!彼3W鞔祟惿贽q,有時甚至長篇大論。但同時,巴金又在許多地方不斷地表示自己某些小說失敗的原因是“沒有生活”,又說“我的創(chuàng)作就是我的生活”。這看似有些矛盾的表述其實體現(xiàn)了巴金對于創(chuàng)作與現(xiàn)實關(guān)系的深思,以及他對虛構(gòu)文學(xué)如何構(gòu)建真實感的理解。他希望通過覺慧的故事,讓讀者看到一個青年在封建家庭中的掙扎和覺醒。對巴金來說,創(chuàng)作的核心不在于簡單復(fù)制生活,而是通過虛構(gòu)揭示更深層次的社會現(xiàn)實。

序跋中充滿了巴金的熱忱,語言中洋溢著對理想和人性的熱愛。尤其是他與劉西渭圍繞《愛情的三部曲》的通信中,劉西渭強調(diào)巴金的“熱情”,甚至稱其為“幸福的巴金”,但巴金卻顯露出了不同的意見,對他而言,“信仰給熱情開通了一條路,讓它緩緩地流去,不會堵塞,也不會泛濫”。是信念貫穿了他的創(chuàng)作,而不僅僅是熱情,使得這些作品充滿了生命的熱度和對社會理想的不懈追求。他用直率且熱烈的語調(diào)談?wù)搻?、理想和青年人的命運。這種解釋并非僅為澄清讀者的疑惑,而更像是一種信仰的宣言。

體裁上的獨特性也使得這些序跋頗具文學(xué)魅力。有時,巴金喜歡將序?qū)懗梢环鈺?,使得序跋帶有明顯而獨特的私人性質(zhì),諸如《家》的第一版序。而在更多的序文里,巴金有意以《野草》式的散文詩般而又抽象的言辭,使序跋本身成為作品文學(xué)性的一個部分。這在《復(fù)仇》的序和《最后的審判(代跋)》中體現(xiàn)得格外明顯,我將《最后的審判(代跋)》的結(jié)尾部分附在這里,可以感受這種獨特文體的魅力:

我醒過來的時候,挺直地躺在床上,薄薄的被蓋著我底身子。四圍沒有人聲,屋里抖著熹微的晨光。我底心還在胸膛里跳,我底身子還有熱氣,我底手還能夠動,我底口還能夠發(fā)聲。我很快活,我知道我還沒有死,我還活在這世界上?!?/p>

漸漸周圍起了人聲。

這不復(fù)是黑夜。天已經(jīng)亮了。

藏在序文里的時代印記

巴金在《家》的序文與后記中,對這部小說的主題和反封建的定位表現(xiàn)出顯著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個人思想的不斷深化,也與不同時代的社會與文化氛圍息息相關(guān),尤其是在“文革”后的“新時期”對“文革”的重新定位中,巴金對封建主題的理解逐漸走向復(fù)雜化與深刻化。

《巴金選集1·家》,四川文藝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在1930年代的序文與后記中,巴金對封建制度的控訴直接而激烈。他明確表示,《家》的創(chuàng)作動機在于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壓迫個體生命的舊禮教。正如他在1937年的《十版代序》中所說:“我所憎恨的并不是個人,而是制度?!边@種憤怒在《家》中通過對高家這個典型封建家庭的描繪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巴金通過塑造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的不同命運,展現(xiàn)了青年在封建家庭中的不同應(yīng)對方式,尤其是覺新的軟弱和屈從成為封建禮教壓迫下的悲劇典型。他希望通過這些角色,喚醒人們對封建制度的認知與反抗,尤其是對青年自由與尊嚴的渴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巴金對《家》反封建主題的理解開始發(fā)生變化。1953年新版后記中,巴金依然重申了反封建的立場,但他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更為冷靜的反思。他坦誠地承認,自己在創(chuàng)作中“太重視個人的愛憎”,缺乏冷靜的思考和對社會問題建設(shè)性解決方案的提出,“指出一條路”。同時,他也提出“《家》已經(jīng)盡了它的歷史任務(wù)了”,在寫文章時的1953年,“路”的含義十分明確的,那時的知識分子們真誠地相信封建制度已經(jīng)徹底被消滅了,我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而在1977、1978這兩年間,巴金的觀點又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1977年8月的重印后記中,巴金仍然堅持“我的作品已經(jīng)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任務(wù),讓讀者忘記它們,可能更好一些”,而他在同年給法譯本撰寫的序中仍然強調(diào):“我的書中描寫的生活已經(jīng)不是新中國青年所熟習(xí)的了”。但到了1978年11月29日的文字里,他的態(tài)度已經(jīng)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zhuǎn)彎,他寫道:“這篇序文在這里第一次發(fā)表,我想借這個機會糾正自己的一個錯誤。我前天寫成的《爝火集·序》里有這樣一段話:‘今天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就必須大反封建。去年八月我寫了《家》的《重印后記》,我說這部小說已經(jīng)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wù)’?,F(xiàn)在我知道我錯了。明明到處都有高老太爺?shù)墓砘瓿霈F(xiàn),我卻視而不見,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無知?!?/p>

為何發(fā)生這樣的轉(zhuǎn)變?我們必須回到那個歷史的現(xiàn)場中去尋找答案。1977年到1978年,“文革”剛結(jié)束,正是歷史轉(zhuǎn)換的當(dāng)口,正是“時間開始”的時候,首當(dāng)其沖的,便是對“文革”的歷史評價問題。1970年代前幾年的主導(dǎo)話語是“反右”,無論是林彪集團還是“四人幫”,都被看作“修正主義走資派”,是“極右的路線”,但到1978年,尤其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biāo)準》一文中,將“四人幫”定性為“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的“極左路線”,七八月間《人民日報》的系列文章更直接將“四人幫”定性為“封建主義的陰魂”。而這同一年的11月,巴金正式調(diào)整了自己對《家》的判斷,他再次將《家》中的“反封建”視作當(dāng)下緊迫的時代任務(wù)了,這其中的歷史意味耐人尋味。

巴金不僅是寫作序跋,他也通過一次次回顧和重思不斷調(diào)整自己的創(chuàng)作立場和歷史觀念,將其與時代的命運緊密相連。從反封建的憤怒呼喊,到反思性的冷靜自省,再到對現(xiàn)實社會的警示與鏡鑒,《家》的序跋內(nèi)容記錄了一個作家的屈折變化,也記錄了一段時代的精神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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