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鮮為人知的《古匋文孴錄》書評

顧廷龍（1904年—1998年）是知名圖書館事業(yè)家、古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書法家，并在古文字、近代史等領域成就卓著。今年是上海圖書館原館長顧廷龍先生誕辰120周年，一系列紀念活動前不久在上海舉行，其中包括“畢生盡瘁圖書業(yè)——顧廷龍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紀念展”。澎湃新聞本期刊發(fā)的是對蕭仲珪先生評顧廷龍先生《古匋文孴錄》的鉤沉。

顧廷龍先生很早就開始發(fā)表學術(shù)作品。在1935年32歲的時候，他出版了《吳愙齋先生年譜》，1936年又出版了《古匋文孴錄》，1938年出版《章氏四當齋藏書目》，1941年與潘景鄭先生合編《明代版本圖錄初編》，這些著作是他在圖書館工作之余完成的，并出版于他40歲之前，為確立他的學術(shù)聲譽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前三部書都是他在燕京大學時期的著作，尤其《吳愙齋先生年譜》與《古匋文孴錄》二書，均不屬于他后來主要從事的圖書館、文獻學領域，反映了顧廷龍先生早年的學術(shù)志向，對后人了解他的學術(shù)歷程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

顧廷龍先生撰作《吳愙齋先生年譜》和《古匋文孴錄》，與他對文字之學的興趣和對書法的愛好有著密切關聯(lián)，他之號“匋誃”，更與后一書頗多淵源?！督夥湃請蟆?989年11月18日發(fā)表查志華《大叩大應的顧廷龍》一文，曾提到在20世紀30年代，顧廷龍先生“看到當時研究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璽印文均有專編，唯獨陶文一直不曾有同類編集出現(xiàn)。為了彌補這個缺憾，他就以‘匋誃’為自己的別號，用了多年工夫搜集考釋，終于編輯出版了《古匋文孴錄》”。

青年顧廷龍

顧廷龍先生這些早年著作在出版之際，就收獲了不少書評，如《吳愙齋先生年譜》甫一出版，北平《圖書季刊》、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燕京大學《燕京學報》、浙江省立圖書館《圖書展望》陸續(xù)刊登了書訊或書評，引起學界對此書的重視。

《古匋文孴錄》在1936年6月面世，6月15日《燕京大學圖書館報》第92期便先行公布了出版信息；7月30日，《大公報·圖書副刊》刊登了署名為“風”的簡短書訊；9月，《圖書季刊》第3卷 第3期也發(fā)表了大同小異的圖書介紹，作者署名仍是“風”。這兩則信息基本上都是根據(jù)顧廷龍先生的《自敘》加以改寫，為《古匋文孴錄自敘》作宣傳的。到12月，《燕京學報》第20期刊登了蓉江（即朱士嘉之字）的書評，1937年3月，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發(fā)表了張政烺的書評，與簡短書訊不同，這兩篇都是相對正式一點的評論文字，對于理解《古匋文孴錄》其書大旨及學界反響很有助益，其文字也已被擇要收入沈津先生數(shù)十年前編著的《顧廷龍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和新近出版的《顧廷龍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24年）之中。張政烺的書評還可見于前些年出版的《張政烺文集》（《張政烺文集·苑峰雜著》，中華書局，2012年）中，方便易得。

《古匋文孴錄》

其實在上述諸文之外，還有一篇對《古匋文孴錄》的書評也很及時而有意味，卻較少為人注意。

這篇題為《評顧廷龍古匋文孴錄》的書評，作者署名“二土”，當系筆名。登載書評的刊物叫作《新苗》，是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所辦，編者署“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出版委員會”，刊期是第10期，1936年10月16日刊行，距離《古匋文孴錄》出版不過數(shù)月之久。

這篇書評開篇先講起古文字類書籍的發(fā)展近況，和陶文發(fā)現(xiàn)與研究的歷史，將《古匋文孴錄》放在這樣一個框架中加以評論，表現(xiàn)出書評作者對相關學術(shù)領域的熟悉。該文將《古匋文孴錄》與此前出版的商承祚《殷墟文字類編》、孫海波《甲骨文編》和容庚《金文編》《金文續(xù)編》諸書并舉，認為有顧廷龍此書作為陶文字匯，“那么除了泉幣及兵器文字，尚沒有編輯外，商周六國文字的字匯，差不出都要齊全了”（“差不出”，原文如此，應作“差不多”。排版錯誤，或為某地方言？）?！豆艅膶T錄》一書的學術(shù)史地位由此可見。

晚年顧廷龍

針對顧廷龍此書的內(nèi)容，書評作者首先肯定《古匋文孴錄》“考釋之精碻，排比之嚴核，與夫摹寫之工整，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而絕不是草草成事的東西，可以說是研究古文字尤其是六國文字的一部最不可少的書籍了。”其中，“摹寫之工整”，應當說顧廷龍先生是最稱擅場。書評又說：“此書的好處很多，讀者看了自可明白，這里不必多敘?！彪S后主要從體例、正編、附編三點對此書提出了批評性的意見。

盡管分為三點，但這篇書評基本上主要是從文字釋讀一個角度對《古匋文孴錄》提出批評的。唯有第一方面的第一點，強調(diào)字頭要能互見，合文“司馬”，《古匋文孴錄》列于“司”字下，書評作者“二土”建議在“馬”字下也應增列，從體例方面觀之，確實也有一定的道理，而在其他方面的指摘，則實與整本書的體例無涉。

書評作者沒有對全書體例提出太多不同意見，因為，正如張政烺的書評所言，“本書是用《說文》的部次編排的，這是向來編次古文的成法，不過卻有些人反對……主張據(jù)形系聯(lián)，另創(chuàng)系統(tǒng)。我以為這意見卻也有討論的余地。我們編一部辭書，目的是在供人翻檢，所以怎樣才最便于翻檢，是第一件應注意的事情。假如廢除一切舊有法則，另立新的系統(tǒng)，在短期間既未必能夠作得周密無訛，而別人檢查起來，更未必能便利實用。《說文》是研究我國古文字學的寶典，凡是研究古文字學的人大致都曾讀過，它的部次大家也十九可以熟記，所以依據(jù)《說文》的部次來排編，雖不能合于我們的理想，終不失為一個妥當而適用的辦法。至如《說文》的字有許多和古文字的偏旁不同，那正好用古文來證明《說文》的錯誤，而《說文》所無之字，也正好藉古文來補苴。”后來包括陶文字典在內(nèi)的許多古文字字典，還是按照《說文解字》的部次編排，可見這一方法的確有其合理性。亦如“二土”所說，從“排比之嚴核”也能看出顧廷龍先生的用心。

至于具體文字的釋讀，“二土”解說的幾例，比如將陶文的一個字改釋為“卒”，以顧廷龍先生釋“衣”為誤，大致是可以信從的。后來學術(shù)界新編陶文字典，其釋文頗有與“二土”相同、相通之處。當然，文字釋讀的尺度，學者各人把握不同，有人從寬，有人從嚴，像容庚先生的《金文編》，自問世迄今，一直有人批評其釋字“保守”。而這種所謂的“保守”做法，也自有其值得遵循的學術(shù)理據(jù)。顧廷龍先生或多或少是受了容庚先生“保守”學風的影響，并不要強行釋讀。他在《古匋文孴錄自敘》中也提到，“成此兩編，自維草創(chuàng)，必多漏訛，惟愿當世學人加以劻正”。

草創(chuàng)維艱，“二土”正是這樣一位愿加劻正的當世學人。其解說時有見地，批評或不無道理，但也無損于《古匋文孴錄》作為第一部陶文字典的成就?？傮w而言，“二土”對此書“考釋之精碻”還是充滿贊賞的。

這篇《評顧廷龍古匋文孴錄》書評的作者署名“二土”，這自然是一個筆名。

“二土”是誰？根據(jù)《新苗》這份期刊的“投稿規(guī)則”，可知“投稿人限于本院教職員及同學”。因此，這篇書評的作者應該就在當年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的師生中。從書評展現(xiàn)的學識程度來看，很可能是教師而非學生?？墒?，該院教師眾多，就其中文史學系而言即不乏飽學之士，如許壽裳、沈豈無、羅庸、章廷謙、羅根澤、陸宗達、傅振倫、林庚等先生，一時說不好“二土”究竟是哪一位。

“二土”在書評篇末寫道：“以上所述各節(jié)，不過是看書的時候隨便紀錄下來的，既不成文，而見解亦不甚確，本不足以發(fā)表，貽笑大方，不過蘇甘先生的十二道金牌是非把忠良拖下水不可的！沒有法子，只好出丑?！贝ξ囊猓@位蘇甘先生是向作者“二土”約稿之人，應該就是該刊編輯。在《新苗》中，“蘇甘”發(fā)表了好些文學作品，此外刊物則很少見到這個名號，大概并非職業(yè)創(chuàng)作者，不容易判斷其身份。

幸好《新苗》當期的《編輯后記》及時揭開了這個謎底。署名“徐世度”的《編輯后記》說：“顧廷龍《古匋文孴錄》，本院圖書館新購一部。我們每每因了書評才看到好書，所以本刊請蕭仲珪先生多多介紹?！倍翞楣?，顯然，“二土”就是蕭仲珪，而蕭仲珪即蕭璋先生。

蕭璋，字仲珪，1909年3月26日生于山東濟南，2001年1月2日去世，曾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專長訓詁之學。蕭璋先生原籍四川三臺，其父蕭龍友，是晚清京城的名醫(yī)，家學淵源，文史兼通。蕭璋先生的確曾經(jīng)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任教。

青年蕭璋

查閱1936年的《國立北平大學一覽》，女子文理學院職員、教員名單中均有蕭璋，身份是“圖書館主任兼文史學系專任講師”。徐世度先生也名列其中，“蘇甘”即其字，浙江紹縣（今紹興）人，曾任暨南大學出版課主任、中央研究院文牘員、湖北全省義務教育委員會編輯，時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文書課主任。徐世度較蕭璋年長兩歲，和女子文理學院院長許壽裳有姻親關系，在《新苗》第一期所列“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出版委員會”名單中，徐世度任常務委員，其第10期《編輯后記》說：“本刊迄本期已出十冊。自第六期起，因值暑假，出版委員會未開，由世度負責編輯；本年度委員現(xiàn)經(jīng)院長聘定，干事亦可于本月十五日以前選出，自下期起，仍由出版委員會共同負責。”其第9期《編輯后記》說：“這刊物，每期要愁稿荒，但是每回都有稿子多出來，真是有點奇怪的。往往離出版只有一星期了，稿子還大大的不夠，于是大著急：寫信，電話，滿處磕頭，或托人代為催索；其結(jié)果，卻又得去道歉，說實在對不住，承您趕了來，想留到下期了，抱歉得很。有時，我想，竟等著吧；然而又想，竟不來呢？”可見其編輯工作中約稿、催稿的強度。這樣就和《評顧廷龍古匋文孴錄》一文中“十二道金牌”的謔語及《編輯后記》文中所述內(nèi)容都對應得上了。

晚年蕭璋

在20世紀80年代編輯出版的《中國現(xiàn)代社會科學家傳略》中，收有一篇蕭璋先生的自傳。這篇自傳也提到了蕭璋先生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的任職經(jīng)歷：“我五歲就隨父親到北京，父親先后請了兩個老師在家教我讀四書五經(jīng)。我沒有上過小學，十三歲考入中學，十七歲進北京大學，讀國文系，二十三歲（1931年）畢業(yè)。畢業(yè)后即到吉林省立第十師范學校任教，不久遭‘九·一八事變’，逃難回京。后在天津南開中學教了半年國文，又回京任職北平圖書館。曾編了一部《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錄類》，一九三四年由該館鉛印發(fā)行，線裝兩冊。此書問世后，沈兼士先生、羅庸先生介紹我到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任專任講師兼該院圖書館主任，教文字學、目錄學等課?！摺て摺伦儼l(fā)生，女子文理學院遷至平谷，我因未被該院續(xù)聘，暫時在家賦閑?！庇纱丝磥?，蕭璋先生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任職是無可置疑的，他之撰寫《評顧廷龍古匋文孴錄》一文，也應該是確鑿可信的。他和顧先生一樣都在多個圖書館服務過，說起來還算是同行。

蕭璋先生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個人文集《文字訓詁論集》沒有收錄這篇書評，該論集書后所附“蕭璋本書未收論著目錄”中，也未列入此文，看來未曾留心于此。書評中說此書評“不過是看書的時候隨便紀錄下來的，既不成文，而見解亦不甚確，本不足以發(fā)表”，雖屬自謙，亦是由衷之言。

那么，顧廷龍先生本人有沒有留意到這篇書評呢？

《新苗》公開售賣，在當時的北平學界應有一定范圍的流布，不過并非特別著名的刊物，影響未必有多么大，而且，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與燕京大學分屬不同的學人圈，往來不算密切，但也絕不可能沒有任何交流的機會。

顧先生認識蕭璋的師長沈兼士先生。據(jù)沈津編著《顧廷龍年譜長編》，1932年夏，顧廷龍先生在為吳大澂編寫《年譜》，常去故宮博物院檢閱檔案，因與時任文獻館館長沈兼士結(jié)識， 后來不知是否聊起過蕭璋的書評。顧先生與謝國楨先生終生友好，在古文獻領域交流不輟，而謝先生與蕭璋先生有戚誼，彼此有無談起過此事，也不得而知。顧廷龍先生晚年為謝先生的《江浙訪書記》作序，曾回憶：“一九三一年夏我上燕京大學研究院肄業(yè)，有時即至北平圖書館閱書，由王以中先生之介得識先生及向達、賀昌群，劉節(jié)、趙萬里、胡文玉諸先生，相談甚得，從目錄版本、金石文字、輿圖水利，導牖聞見，獲益良多。”其中沒有提及蕭璋。

不過，蕭璋先生說他到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工作之前，也曾在北平圖書館任職，還編有《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目·目錄類》。檢《顧廷龍年譜長編》和蘇健、趙曉虹著《國家圖書館學人著述目錄1909—1949》（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21年），知顧廷龍先生從1933年7月開始，就任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文采訪主任兼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駐平采訪處主任，而蕭璋先生1933年至1935年2月在國立北平圖書館編目部中文編目組任職，時間接近，或許有一二過從的機會，可惜尚未查到他們交往的記錄。

晚年顧廷龍

總之，現(xiàn)在尚不十分清楚顧廷龍先生是否讀過這篇書評，或有什么回應的意見。顧先生在后來的學術(shù)生涯中，將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圖書館的工作及文獻學研究當中，一直沒有機緣增補、修訂早年的這部《古匋文孴錄》。顧先生當年“他日尚擬選集各家藏拓，付之景印，以供同好”的愿望，也已由后輩學人接力實現(xiàn)。今日紀念顧廷龍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翻檢出蕭璋先生在《古匋文孴錄》出版當年寫作發(fā)表的這篇書評，一方面可供了解顧先生早年著作的學術(shù)反響，另一方面也可讓我們借此對民國時期圖書館學人在其他領域的學術(shù)研究工作有所領略、體會。

(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