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糧北運：清代漕運的社會意義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主辦的“2024大學問年度學術出版論壇”于11月2日在廣西桂林舉行。論壇以“城市、紅塵與山水：明清時期的社會、文化與生活”為主題，邀請明清史名家與來自全國各地的600多名讀者一起探討明清社會、文化與生活，暢聊多元視角下的明清史研究與寫作。本文系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吳琦的主題報告，題為《南糧北運：清代漕運的社會意義》，經(jīng)授權由澎湃新聞首發(fā)。

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吳琦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主辦的“2024大學問年度學術出版論壇”上做主題演講“南糧北運：清代漕運的社會意義”。大學問供圖

一、中國漕運

之所以叫“中國漕運”，是指它屬于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現(xiàn)象。我曾去韓國做學術交流，他們有一個東亞海上交通的論壇，去了以后我發(fā)現(xiàn)韓國的歷史文獻里也有“漕運”這個詞，但韓國的漕運主要是指通常意義的內河水上運輸。所以同樣是漕運，中國的漕運有其獨特的內涵和完全不同的意義。

中國漕運到底是什么呢？其字詞意思，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是，“漕，水轉谷也”，后世學者根據(jù)一些歷史文獻的記述、考辨，總體認為，漕運主要是指水運，尤其是水運谷物，但不專于谷物。

翻閱歷史文獻可見，統(tǒng)一王朝建立以后，“漕運”這個詞的指述有其特定含義，在于三個方面：一是“官家水道之運輸”，即由官方組織的特定水道的運輸活動。第二，專指糧食的征運。第三，征運的糧食用于供應京城皇室、百官、駐軍及百姓日用。這是中國漕運的幾點內涵。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中國漕運之所以屬于中國特有的，一定還包括它的社會條件和土壤，比方說在集權政治之下，利用集權的政治資源，大規(guī)模開展全國性的征運；同時以小農(nóng)為基礎的社會，朝廷需要在廣大的地區(qū)征集以糧食為主的資源。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漕運的屬性是不變的，比方說糧食等實物的征運，明清時期賦稅折銀，或者叫賦稅的白銀化，但是漕運仍然是以實物的形態(tài)來征收、運輸?shù)模鋵傩圆蛔?，另外，供給對象也是不變的。但漕運的內涵在不斷地豐富，尤其是宋以后漕運發(fā)揮的社會功能越來越廣泛。

漕運有一個演進的過程，今天我們講南糧北運，其實漕運并不一直都是南糧北運。南糧北運主要是指宋以后，早期漕運是東糧西運。

秦漢乃至隋唐時期，中國的富裕之區(qū)在關中、山東一帶，所以漕運主要依靠的水道是黃河等。從山東征取的糧食通過黃河等運到咸陽、長安、洛陽等地。這是早期的漕糧征運簡單的示意圖，圖示了由東向西的漕運線路和方向。

隋唐時期，有兩個方面的舉措對后世影響極大，一個是運河的開發(fā)，一個是糧倉的設置。運河的開發(fā)當然是為了保證糧食生產(chǎn)地和供應地的連接，但不同的水道受氣候、季節(jié)的影響，水情不一樣，所以隋唐時期采用節(jié)級轉運的方式，從一個地方運到另外一個地方，儲存起來，適運的時候再行運輸。隋唐時期的節(jié)級轉運對后世影響很大。

隋唐時期在漕運線路上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漕運不僅僅是由東向西，還出現(xiàn)了由東南向西北的線路。這時候南方的經(jīng)濟開始發(fā)展，對王朝有著重大的作用。陳寅恪先生評價：“唐代自安史之亂后，長安政權之得以繼續(xù)維持，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財賦之供給?！?   

唐后期的一百多年，東南財富對于唐王朝的維持特別重要，所以陳寅恪先生又有一評：“黃巢既破壞東南諸道財富之區(qū)，時溥復斷絕南北運輸之汴路，藉東南經(jīng)濟力量及科舉文化以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唐僖宗以后東南財路的供給完全被斷絕，所以李唐王朝不得不走向傾覆，李唐皇室確實也再沒有崛起過。

隋唐時期，除了我們看到的早期由東向西的運輸線路仍然保持之外，出現(xiàn)了由東南向西北的運糧線路。

由東向西，由東南向西北，這里面隱含著什么樣的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狀況？就是我們講的經(jīng)濟重心南移。學術界通常認為：經(jīng)濟重心南移從東漢開始。這一歷史進程，經(jīng)過隋唐南方經(jīng)濟發(fā)展，最后在宋代確立了南方的經(jīng)濟重心地位。我們從漕運發(fā)展的情況也可以印證這一點。

宋代漕運制度有很大的發(fā)展，比如說開始有固定的年漕額，征多少，甚至是在哪些地區(qū)征，宋代都明確了。宋代漕運有汴河、黃河、惠民、廣濟這四河，最重要的是汴河，為什么汴河最重要？因為汴河直接指向東南財富之區(qū)。你們看看景德四年確定的漕額600萬石在東南六路的分配情況就很清楚了。

經(jīng)濟重心移到南方，漕運的指向也到了南方，所以漕運的線路由原來的東西向、東南—西北向兼具完全轉變?yōu)闁|南—西北向。

這是宋代的，東西向沒有了，由東南向西北（PPT所示）。漕運直接指向東南財富之區(qū)，經(jīng)濟重心南移，最終確立在南方。

元代，大運河全線貫通，南北大運河格局形成。但元代的運河存在問題，新開的河道不足以支撐漕船行駛，載重的漕船難以運行，所以元代的漕運取道海上。海運的運輸量遠不及內河，海上不可預測的氣候、洋流等情況，導致海運的漕糧數(shù)量是有限的。

明清時期漕運制度完備，剛才敬雅老師說清代達到頂峰，清代漕運形成了完整的體系，且漕運發(fā)揮了越來越重要的社會功能，漕運線路由南至北。

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漸東移，從秦漢以來的咸陽、長安、洛陽，再到宋代的汴梁，逐漸地東移，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王朝政治中心向東北方向遷移。而經(jīng)濟重心越來越南移，確立于南方，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導致政治中心和經(jīng)濟中心分立南北的格局。這種格局的形成直接帶動了漕運線路的變化，漕運線路一定是以政治中心為軸心不斷地在變動中指向經(jīng)濟重心之區(qū)。我們的一個理解是：一方面，南漕北運始終是政治中心羈絆經(jīng)濟發(fā)展之區(qū)的繩索。但另一方面，由于長距離的運輸，漕運便發(fā)揮了更多的社會功能。

二、清代漕運

清代漕額為400萬石，每年一運，年復一年，征自“有漕八省”，各有漕省的準確漕額我沒有統(tǒng)計，但計算了一個比例，大家一看就能知道漕運主要出自哪些地方？

清代有漕八省：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

歲漕400萬石。     

各有漕省份漕糧正米占總額的比率：江南44.86%，浙江15.75%，江西14.25%，湖廣6.25%，山東9.375，河南9.5%。江蘇居首（江南于康熙六年拆分為江蘇和安徽，江蘇漕糧仍占總額的39.60%），遠高于其他有漕省份；浙江其次，江西第三。

湖廣、江西運漕道路最遠。

江南這一個區(qū)域占到400萬石的44.86%?？滴趿杲戏质?，分成江蘇和安徽，分了以后我們看到江蘇仍然占39.6%，將近40%。這對于一個區(qū)域財富的積累來講確實有很大的影響。其次是浙江和江西。

清代漕運的屬性是什么？一是屬于國家事務，自上而下的國家事務；二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長期以來，學術界研究漕運主要是將其放在制度和經(jīng)濟的范疇，但后來我發(fā)現(xiàn)，于王朝而言，漕運具有鮮明的、高度的政治性。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高度政治化。我們看看歷朝歷代對漕運的定位，尤其是清代人的論述：“天庾正供”“國之大事，惟兵與漕”“為一代之大政”“天下之大命所系”，把漕運提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政治高度。清代的漕運從制度上來說，第一是不能蠲免的，因為是給皇帝吃的糧食；第二是不能變更它的屬性。這就是基于它的政治屬性。

二是嚴密的制度保障。清代每十年一修《戶部漕運全書》。

三是強烈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指令性意味著規(guī)定性和強制性。

四是高成本運行。漕運從南方運糧到北方，成本到底要多少？清代文獻有記載，但數(shù)額都不相同。

舉一個例子，據(jù)《漢陽府志》記載：康熙年間湖廣衛(wèi)所漕糧運費“一丁領運，一運首尾，大約必四百余兩，方可結局”。按照一個運丁或者旗丁漕糧運輸量的情況，我們計算平均數(shù)，最后算出來的每石約需銀5.38兩，這個成本應該是相當之高，還不包括人力、時間等成本。

所以作為國家的重大事務，清代漕運具有無可替代的政治意義，對于朝廷而言，政治意義大于經(jīng)濟意義；對廣大的民眾來講，經(jīng)濟壓力至大。

三、幾個視點：清代漕運的社會面向

清代漕運的社會面向很多，我們這里只能選取幾個視點。

漕運關聯(lián)著朝廷與地方，關聯(lián)著大運河南北，關聯(lián)著長江與運河，關聯(lián)著“有漕八省”的區(qū)域社會，關聯(lián)著政治、經(jīng)濟、法律、信仰以及社會其他領域。它觸及社會的方方面面，比如說今天不會談到的、沒有時間談的信仰問題等。漕運對社會的影響貫穿于從征漕到運漕的全過程，漕運的持續(xù)運行在地方社會引發(fā)了一系列后發(fā)的、逐漸擴散和深入的影響，這種影響往往是持久而深刻的，甚至導致區(qū)域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并且與區(qū)域社會變遷密切關聯(lián)，成為社會變遷的重要組成部分。

清代漕運對于區(qū)域社會的影響既有消極的，又有積極的，既有整體的，又有區(qū)域的，既有有漕區(qū)內部的，也有有漕區(qū)之外的；它包含著朝廷意志、王朝治理、社會變動等很多層面的問題。

1、漕務中的地方政局

漕運對地方政局的影響特別大，這里有一個視角，就是利益群體或集團。因為漕運是巨大的利益淵藪，各利益群體或集團都深陷其中，集團、群體之間被漕運的鏈條緊密關聯(lián)。

一是漕運系統(tǒng)官員。比如說漕運總督、漕道，這是屬于漕運系統(tǒng)的。還有各級地方行政官員，比方說清代的總督、巡撫、府州縣官。這里面都有漕規(guī)，他們必須從漕運系統(tǒng)里獲利。

糧道有漕規(guī)，本管府道有漕規(guī)，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規(guī)；院署有房費，司署有房費，糧道署及本管道府署書吏各有房費，此冗費之在上者也。

——胡林翼：《湖北漕弊擬辦減漕密疏》，王廷熙、王樹敏輯：《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27下《戶政》。

州縣辦漕，道府本有規(guī)禮，至收漕時，糧道到倉有費，本府催漕有費，撫藩及漕督委員又有費，而州縣之私用悉取盈焉，此費之在官也。

——清檔，山西道監(jiān)察御史朱昌頤奏，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

這兩段材料，充斥著漕規(guī)、漕費。

二是運漕官軍。這是一個巨大的群體，運漕官軍是一定要勒索的。向誰勒索？向州縣勒索。漕運官軍在與州縣交兌漕糧的時候，向州縣勒索。怎么勒索呢？比如借口漕糧斤兩不夠、質量不好等，向州縣勒索。但官軍在運糧的過程中，又必須饋贈，沿途經(jīng)過盤驗的關卡、經(jīng)過的閘壩等，都必須打點。所以官軍既是勒索的主體又是被勒索的對象。

三是州縣。州縣官主要是通過浮收勒折的方式獲取利益。清代的州縣官是很可憐的，他要做大量的事務，事無巨細，同時還要多方支出。但他自己必須要在里面獲利，他要在滿足自己利益的同時，應對上司、運軍甚至于地方家族、地方士紳的分利。材料里面顯示了百余年來弊病叢積，你們仔細看看這些材料就可以發(fā)現(xiàn)，州縣充當一個很特殊的角色。

百余年來，弊病叢積。其源由于冗費太多，日益增長，其流遂至浮收難禁，習為固然，于是小民之膏脂盡中飽于官吏。浮收不盡，捏災枉緩，私征挖征諸弊繼起，加以奸胥猾役朋比為奸，包戶刁民把持耗蠹，各州縣以相沿日久，惟事因循。

——胡林翼：《漕務章程辦有成效疏》，王廷熙、王樹敏輯：《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二十七下《戶政》。

圍繞著征漕與運漕，利益群體利用規(guī)則與現(xiàn)實之間的矛盾，盡可能地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更多的利益。在利益分配中，利益群體不斷調整相互之間的合作和對立關系，在與制度的博弈中，極力利用規(guī)制的漏洞和體制的缺陷。

因為這些利益的追逐在地方社會引起了諸多問題，清代方志以及其他文獻材料記載了不少鬧漕事件。鬧漕包括兩種：一個是漕控，漕控是法律路徑；另一個是抗漕。漕控輕則府控，重則京控。《皇朝經(jīng)世文編》里面提到，“江蘇訟案，大半在漕”，這很能說明問題?？逛畹男问胶芏?，我們可看到對地方政局影響最大的是集體抗漕，最后成了百姓和官府兵戎相見的大事件。

鬧漕反映了州縣的政治生態(tài)，而漕案背后總是伴隨著地方政局的變動。比方說匡光文鬧漕事件?？锕馕氖且粋€地方士紳，帶著老百姓一起鬧漕，一直到京控。在鬧漕事件的處理過程中，這個地方連換了三任縣令。鐘九鬧漕也是一樣。鐘九鬧漕發(fā)生在湖北崇陽，也是幾任縣令被更換。州縣官的頻繁變動當然是地方政局的大事件。另外如分縣析地，以及之后新老縣漕糧債務的糾紛問題，都是漕運對地方政局造成的影響，這里不細講了。

2、有漕區(qū)的經(jīng)濟與民生

漕運對農(nóng)業(yè)的影響肯定是消極的，但對于商品經(jīng)濟呢？漕運對商品流通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清代每艘漕船除運載500石的糧食之外，漕運人員還可以附載“土宜”，所謂“土宜”就是地方土特產(chǎn)。漕船可以附載的土宜數(shù)量，在整個清代呈現(xiàn)不斷增加的態(tài)勢，到道光年間，每船可以附載180石。

所以張照東先生統(tǒng)計，清代內河漕運最興盛的時候，通過漕運附載的貨物量平均達到400萬石以上，每年的漕糧額是400萬石，附載的數(shù)量超過了漕糧的數(shù)額，這個量就特別大了。土特產(chǎn)有的是簍裝，有的是裝箱，有的是桶裝的形式，比如酒、中藥，有的則以打包的形式，那到底怎么樣計算石數(shù)呢？這里有一個統(tǒng)一的規(guī)制安排。以江蘇省“土宜”為例，江蘇漕運“土宜”論石，記載了紙36種、雜貨34種，等等。

漕運影響城鎮(zhèn)興衰。整個運河、長江中下游，當然還包括有漕各省區(qū)域內的河道，漕運對市鎮(zhèn)的影響極大。我這里列舉運河一線諸如杭州、蘇州、揚州、淮安、濟寧、德州、臨清、天津等城市，此外還有小的市鎮(zhèn)，其興衰都深受漕運的影響。

運河城鎮(zhèn)因漕運興盛，沿運河以此為生的，史稱有數(shù)百萬“衣食者”。丁顯《河運芻言》記載，“漕河全盛時，糧船之水手，河岸之纖夫，集鎮(zhèn)之窮黎，藉此為衣食者不啻數(shù)百萬人”，繁盛之極。廣大民眾以此為生，完全仰食于漕運以及漕運帶來的各種商業(yè)活動。運丁和水手，纖夫和腳夫，淺夫和泉夫，商人、商人群體、商人組織都匯集在運河一線，包括長江中下游。那個盛況可能是我們現(xiàn)在都很難想象的。

剛才王敬雅老師也提到，漕運一個很大的作用是促成運河經(jīng)濟帶。運河經(jīng)濟帶與漕運有密切關聯(lián)，包括剛才講的南北物質流通，包括市鎮(zhèn)的崛起等。這個經(jīng)濟帶輻射“有漕區(qū)”及其以外的更大區(qū)域，比如說推動了物質的匯集、人口的流動。這個經(jīng)濟帶既有集聚功能，又有輻射功能。

當然考察運河經(jīng)濟帶必須深入思考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它的繁榮是有條件的，它并不具有內生的驅動力，比如良好的產(chǎn)業(yè)結構等等，而是漕運這種國家物質調控帶來的結果，所以當這個條件變化了，它的由興而衰就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運河的漕運一直是以實物的形式進行的，所以它影響了中國社會明清時期更高級別市場的出現(xiàn)或者自由市場的產(chǎn)生。

3、運漕家族：基層社會的漕務應對

我這兩年主要在做這個方面的研究。我們查閱了大量運漕家族的家譜，這是以往漕運研究沒有關注的方面，很有意思。清代，真正支撐運丁或旗丁年復一年運漕的是他們后面的運漕家族，運漕需要的人力、物力、財力均來自運漕家族的支持。

運漕家族又叫軍戶家族，不少運漕家族的家譜記載，“我族歷苦漕政，艱難萬狀，苦無所出，逃避隨之”，可見漕運確實給中國的基層社會帶來了巨大的負擔。然而，運漕家族何以承重？如何承重？在閱讀家譜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 “宗漕”的理念與實踐支撐著他們。

什么是“宗漕”理念？我們理解的是，第一，家族以運漕為尊，把承運“天庾正供”之漕糧視為家族的重大事務，作為有別于其他家族的特征而大書特書。比如：“世任運軍，勤勞王事”，“糧可運以報國”，“輸粟于天家”，這一類的記載在運漕家族家譜里面有很多。第二，以“宗漕”的名義組織運漕事務，動員家族成員積極承運，闔族“濟運扶漕”。第三，通過“宗漕”，整肅家族，達到敬宗收族、發(fā)展家族的目的。所以“宗漕”不僅是運漕家族完納漕差的一種理念，它同時也記錄和印證了強制性、規(guī)范化、一體化的國家賦役制度在基層社會的推行和落實。

在運漕家族中，大家族和中小家族應對漕務的方案是不同的。大家族會成立共漕會、積谷會等。中小家族比較常用的方法是闔族應役，聯(lián)宗幫運，幾個不同姓的家族聯(lián)合在一起，共同承運。當然家譜里還記載了很多，像軍田民佃、入贅、聯(lián)姻，都是擺脫負擔或者軍戶身份的方式，中小家族應對漕務確實很艱難。所以由于家族規(guī)模、條件、境況的不同，運漕家族的應對方式迥然有別，既反映了家族的現(xiàn)狀，同時又給家族的發(fā)展帶來不同的境遇。

運漕年復一年，家族須每年應對漕務。漕運日益嵌入基層社會，逐漸成為很多地方基層社會的日常。

4、社會治理中的漕糧賑濟

清代的漕運以實物的形式進行，又是遠距離的運輸，所以清代的統(tǒng)治者改變了漕糧的屬性，用它來做社會治理方面的事情。其中，一個重要的形式是截撥。截撥的重要作用是賑濟和平糶，在出現(xiàn)災荒以后用來賑濟區(qū)域，穩(wěn)定糧價?？臻g上我們統(tǒng)計了一下，全國有十幾個省截撥過漕糧，用于賑濟或平糶，中國當時重點發(fā)展的區(qū)域都受惠了。所以漕糧的截留一定不僅僅是有漕區(qū)域內部的事情，而是發(fā)生在更大的范圍。

截撥在乾隆朝達到了極盛，乾隆元年到二十三年，就截撥漕糧1320余萬石用以賑濟。乾隆60年里面，有31年實行過漕糧的截撥，有的年份在兩次以上，而且很多都是幾十萬石以上。利用漕糧解決諸如災荒等問題，是最有效的，哪個地方出現(xiàn)災情問題，就把運在途中的糧食截留下來、轉運過去，便捷而有效。

作為國家的一項重大事務，漕運一直處于動態(tài)的變化與發(fā)展之中，從秦漢到清代，漕運制度越來越完備。我用很多“越來越”，說明清朝漕運的發(fā)展達到頂峰：漕運規(guī)模越來越巨大，漕運的成本越來越高昂，漕運越來越成為朝廷的工具與手段，漕運介入社會越來越深，引發(fā)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尤其是南漕北運之后，北方的政治中心嚴重依賴南方經(jīng)濟重心，漕運的政治性越來越強烈，與社會的關聯(lián)越來越緊密，漕運成為朝廷伸入地方社會的觸角，從一個側面，清代漕運可視為“社會中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