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77街的神龕》：未來我們還需要人類學博物館嗎？

《77街的神龕：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里物的靈韻與人的故事》，薛茗著，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24年9月出版，284頁，88.00元

“77街的神龕”

三個月前，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部研究員薛茗老師和我在上海建投書局分享了她的新書，《77街的神龕：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里物的靈韻與人的故事》?；顒又黝}取名：今天我們還需要人類學博物館嗎？

雖然書名籠罩在層層氤氳之中，但副標題已經(jīng)道盡了其中的玄機。坐落于紐約上西區(qū)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縮寫為AMNH），是由多座博物館構成的博物館群，它們不僅以世界首屈一指的天文、礦物、（古/現(xiàn)代）生物標本收藏和陳列著稱，而且還庋藏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類學展品。其中的人類學博物館，就是這座“77街的神龕”。

由于這些收藏不僅與博厄斯、米德等人類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學者保持了緊密的聯(lián)系，呈現(xiàn)了一般意義的人類文化多樣性，而且還在不同層面上聯(lián)系著人們的精神生活，使得這座博物館，宛如祭祀自然之神的殿堂一樣，成為人們不定期朝圣的神龕。

如何講述這樣一座博物館的故事，絕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務。因為，其中無數(shù)的收藏的確讓人很難下筆，或開口。好在，薛茗僅用五件文物就完成了挑戰(zhàn)。這五件文物其實也是全書五章的主題，分別是北亞通古斯語族尤卡吉爾人薩滿的神衣、來自北京的《西游記》皮影、來自青海熱貢的“冥想觀音”唐卡、館內(nèi)工作人員臨時搭建的墨西哥亡靈節(jié)祭壇和一條加拿大西北海岸海達族印第安人的獨木舟。

回到當時的分享，為何要取這樣一個名稱，其實我是心存困惑的。人類學博物館不是我和薛老師這樣博物館人類學從業(yè)者安身立命的基礎嗎？要是皮之不存，那毛又將焉附？不過，作為這本書的首批讀者，翻看了這五件文物的故事，不說理清了“77街神龕”的歷史，至少是解開了我自己的困惑。

五件藏品

那么，這五件文物究竟串聯(lián)起怎樣的歷史，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們到底講了什么樣的故事。下面是我按博物館文物小說明寫作方式，縮寫的五件文物的簡單信息。

一、尤卡吉爾薩滿神衣。這件服裝由俄國人類學家弗拉基米爾·約赫森于1900年為AMNH征集。當時AMNH聘用（未成名之前的）“美國人類學之父”弗朗茲·博厄斯，完成了北美西北海岸（即太平洋一側(cè)）的遠征考察，帶回數(shù)千件文物，轟動一時。出于一個非常具有預見性的認識：“北美的原住民很有可能來自亞洲——西伯利亞的亞洲人通過某種方式穿越白令海峽，在新大陸定居、遷移、繁衍后代”，AMNH人類學部主任和博厄斯共同牽頭，展開了一次對北亞地區(qū)的考察。他們聘用多位人類學家負責亞洲一側(cè)的遠征和文物征集。這件神衣是此次遠征的成果之一。

二、北京《西游記》皮影。這件皮影由德國探險家伯特霍爾德·勞弗于1902年為AMNH征集。勞弗曾作為西伯利亞遠征的一員，為AMNH北亞藏品的征集立下汗馬功勞。他也因此打動了博厄斯，聘請他擔任“收藏中國”計劃的執(zhí)行人。1901年，二十七歲的勞弗帶著三千美元，從上海開始了他收藏未受西方影響的“前現(xiàn)代”中國計劃。在之后的三年里，勞弗幾乎單槍匹馬征集了書畫、碑拓、石雕，及草鞋、蛐蛐兒罐、麻將等民俗藏品共計“7500多個物件，近500卷書籍，以及500多只蠟桶錄音（包括戲曲、皮影、民歌和小調(diào)）”，其中也包括了從一家北京皮影劇團打包來的“樂器、戲折子、劇本，以及500多件驢皮制成的皮影”。

三、青海熱貢“冥想觀音”唐卡。由作者本人2019年從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縣征集而來。幾年前薛茗以熱貢唐卡女畫師倫措的人生故事為核心拍攝的紀錄片入選瑪格麗特·米德國際紀錄片電影節(jié)。影片的主要線索圍繞倫措所畫紅唐《冥想觀音》徐徐展開，作為當?shù)貫閿?shù)不多的女性畫師，倫措一方面面臨來自家庭和世俗的壓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應對職業(yè)領域和市場挑剔的目光。正是薛茗的影片，讓AMNH對這幅作品產(chǎn)生了興趣，促使這幅唐卡成為了博物館的新入藏品。

四、墨西哥亡靈節(jié)祭壇。這是每年11月初時，AMNH公共教育部門臨時搭建的墨西哥亡靈節(jié)風格的“祭壇”。在墨西哥文化中，這件擺滿亡者照片、十字架、蠟燭并裝飾得五顏六色的裝置原用于指引逝去的親人重返人間，與在世親友團聚。只不過，作為公眾教育項目，博物館“祭壇上擺放的不是人的肖像，而是過去一年里從世界上滅絕的動植物的照片”。

五、西北海岸海達族印第安人獨木舟。該船由AMNH于1881年從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負責原住民事務的總長手中購入，兩年后運抵紐約入藏博物館。由于它身長十九米，身重超過一噸，堪稱“鎮(zhèn)館之寶”，使它在自然史博物館中經(jīng)常因為展廳內(nèi)部裝修而改變位置。它在博厄斯時代曾被高懸于西北海岸館的天花板下，船頭向北（之前則朝南）。隨著博厄斯在二十世紀初的離去，獨木舟在之后的整個世紀中都被置于地面，并加上數(shù)個人偶。到2007年，隨著原住民的聲音被博物館采納，船上人偶終于被清除，并再次凌空面南，成為今天所看到的樣子。

草莽年代的雄心壯志

看完這五件文物的小說明，線索已經(jīng)非常清晰了。而且，拋開文物本身的年代，它們?nèi)氩氐臅r間節(jié)點也很說明問題。可見，作者選擇這樣五件文物不是沒有道理的。實際上，通過比對這些入選文物的排序，它們正好代表了人類學博物館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

首先，人類學博物館起源于博厄斯的時代，那時的人類學家有著收藏全世界的雄心壯志。1893年紀念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四百周年的芝加哥博覽會上，博厄斯就開始了布置人類學展廳的試驗。早在他入主紐約自然史博物館前，芝加哥的菲爾德自然史博物館是他的上一位雇主。這份工作簡歷，不但為他積攢了日后成為“美國人類學之父”的資歷，也讓他建立了更科學地呈現(xiàn)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愿景。

在那個科學大發(fā)現(xiàn)的年代，博物館的行事風格充滿了草莽的豪邁氣息。館方掏錢，給策展人提供經(jīng)費和寬泛的指南，策展人拿錢去目的地，按著自己的脾性隨緣購入文物，相當于博物館的買手。博厄斯自己兼了北美地區(qū)的策展人和買手，約赫森、勞弗則負責亞洲文物的征集。在他的計劃中，還有整個亞洲、南美有待收藏。

然而，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總有距離。尤卡吉爾是個百多人的小部落，是人類學家眼中的典型研究對象，一個車皮或許真的可能就把他們?nèi)康奈镔|(zhì)文化都打包帶走了。但“收藏中國”計劃則是個與之相反的個案。上世紀之初的一次征集，七千五百多個物件，初看是一次豐收的凱旋，而對應到泱泱大國，卻只能算個切片。隨著博厄斯本人因人事爭紛離開博物館界，進入學界，收藏世界的計劃就此中止。如此規(guī)模的遠征，空前而無后，遠方的國度從此封藏入了靜止的時間膠囊。

話說回來，時過境遷，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換個人去替代博厄斯、替代勞弗，也沒人可以保證就能比他們做得更好。我們不得不承認，就是靠著這種看似草率的方式，支撐起了相當一批現(xiàn)代博物館的草創(chuàng)階段。可草莽的時代自有草莽的好處，憑著勞弗的一雙腳、一雙手、一雙眼，饒是博厄斯有諸多不滿，溝通不暢快，也把藏品跨海越洋給帶回了紐約。從草莽到草創(chuàng)，一種把世界收入囊中的雄心壯志，支撐起了博厄斯們的收藏野心，成就了AMNH人類學博物館不可或缺的亞洲收藏。

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觀看展覽的參觀者

獨此一件

博厄斯時代的基業(yè)草創(chuàng)代表了人類學博物館的過去。一百年過去了，今日的博物館遭遇了怎樣的挑戰(zhàn)？薛茗以一種自我民族志的方式給出了解答。所以這次出現(xiàn)的，不再是七千五百多件藏品的其中之一，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獨一無二。

薛茗在熱貢的田野考察歷時十年，最初也不是出于征集藏品的目的。她在當?shù)刈咴L、投師過許多唐卡畫師，最后選擇了女畫家倫措的作品，并非出于偶然。之所以說她走遍熱貢，有一件小事可以佐證。七八年前，我也曾到黃南拍攝唐卡繪畫工藝，合作方是當?shù)氐囊晃荒挟嫀煛ｋm然與他加了微信，但幾年后近乎失聯(lián)，我對他的個人信息已經(jīng)完全不記得了。只因為此次現(xiàn)場分享，我特意翻出了畫師的微信——幸好他一直選擇用自己穿著民族服裝的照片作為頭像——向薛茗證明我也到過熱貢。她一看對方微信頭像，就立即反應過來，說這位畫師并非當?shù)厝?，而是土族地區(qū)入贅過來的師傅，幫我喚起了頭腦中的一點記憶。通過這件小事，她完美通過了我的“測試”，無愧一位稱職的田野調(diào)查者。

話說回來，這位女畫師正因為遇到了田野中的薛茗，讓自己的人生故事成為博物館藏品的一部分，有機會被博物館里的觀眾、被讀者看到。她早些年學畫，打工，又抵住壓力成立畫室，并招收弟子，讓女性學畫者能有機會展示自己的才能，種種經(jīng)歷也因此融入了唐卡?，F(xiàn)在這幅畫作，不同于北京皮影（不知制作者、表演者的名字，只是單純的一件文化遺存，一件物件），而擁有了自己的生命。

作為博物館的參觀者，肯定有人會問，這是不是哪位大師的作品？有沒有經(jīng)過哪些著名藏家的賞鑒？有沒有什么特殊之處，令其在無數(shù)作品中被自然史博物館收為藏品？也許回答都是否定的。然而答案又是肯定的。的確是博物館人類學家或策展人利用自己微不足道的特權，決定了這件作品的命運。但不能否定的是，每一件藏品又何嘗不是源于某種特殊的因緣而成為選中之作的呢？那些鈐滿賞鑒印記的“名作”如此，名不見經(jīng)傳的人類學藏品亦然。

當然，從另一個更加客觀的角度講。這種狀況其實還源于一個更實際的現(xiàn)狀。當今的博物館里，像幾十年以前，一口氣購入一整批文物，成百上千件同時入藏的情況早已非常罕見——之所以謂之罕見而非絕跡，是因為在某些急欲擴充藏品庫的新建博物館，還是有可能這般操作的。大多數(shù)博物館的“歷史”收藏都已成型，留給開源的空間已然不多。

所以，如此這般按個位數(shù)增補藏品的微調(diào)小改的方式，儼然就是（人類學）博物館步履蹣跚的當下。

未來我們還需要人類學博物館嗎？

最后，看過了人類學博物館過去和現(xiàn)在，不說走入黃昏，也難再現(xiàn)激情澎湃。難怪會讓人引出“今天我們還需要人類學博物館嗎？”的話題，當然人類學本身也是以熱衷反思出名，質(zhì)疑自身的存續(xù)也算不上什么。

話雖如此，薛茗也沒想讓我們失去希望，所以這五件藏品中的最后兩件，墨西哥祭壇和印第安人長舟，也就承載了人類學博物館的未來，或者說一種可能的未來的形態(tài)。建在博物館里的祭壇，用來紀念“過去一年里從世界上滅絕的動植物”，算是對紐約自然史博物館創(chuàng)辦宗旨的致敬。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美洲文化與北美文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將被進一步加強。相信得風氣之先、引領潮流的人類學博物館，應該會在這一趨勢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誠如詹姆斯·克利夫德在《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一書中，對加拿大卑詩省海達族博物館所作的觀察那樣，“被非法奪取的原住民物品，沒有直接還給原來擁有它們的各個家族，反而是還給博物館，而且最終是兩個強制設立的博物館”。人類學博物館藏品的歸屬權始終是個存在爭議的問題。另一些同樣與博爾斯有著密切關聯(lián)的西北海岸藏品，則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比如，紐約自然史博物館傾聽到了原住民的聲音，允許“原住民代表再次對著獨木舟吟誦、歌唱”，并按照原住民的意愿調(diào)整了獨木舟的擺放朝向。對我們來說，這會不會是一種對待人類學藏品更開放的態(tài)度呢。

在過去的許多世代中，人類學家或許是少數(shù)有機會深入異文化的探險先驅(qū)。而今，每當有一個人類學家抵達海地，早有上萬海地移民來到美國俄亥俄的斯普林菲爾德市，現(xiàn)實生活中的每個人（對當?shù)厝?移民皆然）都有機會獲得人類學家一般的體驗。比起人類學家的體驗（那些在展柜外面觀察“前現(xiàn)代”展品所形成的刻板印象），更值得分享的是人類學家遭遇異文化時，樂見其與時俱進的寬容心和處理多元文化的豐富經(jīng)驗。

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打開博物館展柜里的時間膠囊，那個屬于過去的人類學博物館終將隨風飄散。在歷史的塵埃中，一個面向未來的無墻的人類學博物館正在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