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太史公作《史記》創(chuàng)史表一體，歷代史家多有紹述者，如宋人熊方撰《補后漢書年表》以補范曄《后漢書》無表之失；明清以降，此道復大顯于世，如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萬斯同《歷代史表》等，已脫“補史”藩籬而自成一家。近閱淮安毛乃庸（字元徵，1875-1931，《江蘇藝文志·淮安卷》毛乃庸條作“字符征”，恐誤，古人多有名元徵或字元徵者）《季明封爵表》一種，此書為南明封爵年月之表，亦是清人史表的流亞，于考述明季史事不無裨益。但其序跋多有滄海桑田之慨，從中更可窺見毛氏與劉世瑗、柳詒徵等師友的學緣。除《封爵表》本身外，筆者參稽柳詒徵《毛君元徵傳》等文獻以呈現(xiàn)毛、劉等人的生命史，學力不逮處，尚祈方家賜教。
劉世瑗（1889-1917），字蘧卿，祖籍安徽貴池，其父為晚清著名外交家劉瑞芬（1827-1892，終官廣東巡撫），其兄為清末民初著名藏書家劉世珩（1874-1926）。世珩、世瑗兩兄弟皆喜藏書，世瑗更斥資修建藏書樓“天尺樓”，收集大量晚明禁書并手抄校訂，而毛乃庸則是世瑗年少時家中的塾師。
劉世瑗，時任職于北京大理院
毛乃庸初到金陵，正值清廷風雨飄搖的光緒、宣統(tǒng)之交。他在劉家以館榖度日，坐館授課之余，他還參加了宣統(tǒng)己酉(1909）的拔貢試，江寧提學使陳伯陶十分賞識他的才華，署為第一，這為他之后的仕途奠定了基礎(chǔ)（民國十五年《甘泉縣續(xù)志·選舉表二》亦載）。劉瑞芬故居在今南京市殷高巷14號，傳為明代開國功臣胡大海之宅，師徒情誼便始于此際。
正如毛乃庸《季明封爵表》自序所云：“在昔光緒季年，禁網(wǎng)疏闊，諸前明遺老纂述稍稍刊布于世?！钡?、咸以降禁書復出，至光、宣年間更是大行于世，毛、劉師徒置身于這一時代風氣當中，很難不對明季史事產(chǎn)生興趣。二十出頭的劉世瑗萌生了撰寫《季明書》的想法，旨在詳記南渡后三朝事跡（弘光、隆武、永歷），更于宣統(tǒng)二年（1910）鉛印《征訪明季遺書目》一卷（亦刊于《國粹學報》第7卷第8-13期，1911年12月），開列大量明季野史，向社會公眾征求遺書以供修史。
除了文獻儲備，劉世瑗亦向其師請教修史體例，毛乃庸認為作史“以表、志為綱領(lǐng)”，但南明大體仍遵循明代舊制，不需要新撰表、志，惟有“宰輔與封爵二表”不可或缺。毛序云：“表宰輔，可以覘用人之得失；表封爵，可以證酬庸之當否。是皆治亂盛衰之所系也，生唯而識之。”
《季明封爵表》自序
根據(jù)劉世瑗外孫女劉碧瑞的回憶，世瑗于清末在大理寺任書記官，辛亥革命后大理寺改為大理院，仍留京供職（參《老照片》第93輯《我的外婆》）。而毛乃庸則于民國二年（1913）隨楊晟至山東，以科長權(quán)內(nèi)務司司長。易代之交，師徒二人關(guān)山阻隔不復相見，但依然通信往來交流修史事。民國四年（1915），毛乃庸隨四川督軍陳宧入蜀，途中經(jīng)過宜昌，獲得了傅以禮所撰的《明季宰輔表》（《殘明宰輔年表》），補訂脫佚后抄錄一份寄給了在北京大理院為官的劉世瑗?？上於视⒉牛駠辏?917）劉世瑗客死京邸，年僅二十九歲，他的遺稿也隨之散佚，許多稿鈔本下落不明。這對于世瑗的親友及其恩師毛乃庸，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征訪明季遺書考》（善本書號：目52917），是劉世瑗的妻弟張仁蠡（1900-1951）于1919年捐贈給京師圖書館的。書末有一段仁蠡的跋文：
右為貴池劉君蘧六世瑗征書之啟，君博覽史籍，發(fā)憤欲撰《季明書》以續(xù)《明史》。蠡與君為郎舅之誼，朝夕相過，日惟見君伏案抄綴積稿數(shù)十巨冊，方幸明季遺烈得以重光史乘，而君遽以中道逝，此冊非君之著作，而君之壯志鴻才亦可以見于百一，惡可以不代傳之耶？
民國八年七月 南皮張仁蠡范卿贈京師圖書館藏并識
從這段跋文，我們可想見世瑗當日奮筆修書的情景，他的離世不惟使妻子張仁會（1888-1945，張之洞幼女）孀居而終，對于不滿二十但情誼甚篤的仁蠡，也是沉痛的記憶。世瑗的離世想必對千里之外的老師而言也是雪上加霜，正如俞樾臨終所言：“才喜平權(quán)得自由，誰知從此又戈矛。弱者之肉強者食，膏血成河遍地流?！泵癯跽只靵y、戰(zhàn)事紛起，毛乃庸這樣的舊式文人要想在亂世謀生分外艱難。他浮沉宦海多年，“奔走衣食于兵戈間，益無暇從事于丹鉛矣?！钡幕峦静⒉豁槙常r徵回憶亡友時如此說道：
家益貧，世變益亟。童騃賈豎騰踔弋政柄，用俚語為官書，益無所用文士，而君亦侵尋衰老矣。避債金陵，居陋巷，彳亍喘僂，與庸保雜作，猶不肯自貶損，摧眉下氣、為好語于貴幸。蕭然從故人乞貸，市炊餅，鍵板扉，輯故籍作細字書，戢戢成帙。徒仰屋浩嘆，生乃不遭乾嘉盛時，紬繹四庫，從徽浙諸老賞析奇侅也。
毛乃庸慨嘆自己生不逢時，所學無法經(jīng)世濟民，只得退居市井從事著述，而在滄海橫流之際，他依然一身傲骨，不肯“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1927年春，北伐戰(zhàn)爭彌漫至江浙一帶，南京亦卷入戰(zhàn)爭，瘡痍滿目。或許是亂世讓毛乃庸重拾了對明季史事的研究興趣，在這一年的春夏之交，他撰就《季明封爵表》，并在序文中感時傷世：
今春戰(zhàn)事蔓延江淮間，道路梗塞，雖欲出謀旅食而不可得，貧居無俚，藉翰墨為遣日計，成《季明封爵表》一卷。嗟乎！世變亟矣！吾儕小人不憂禍至之無日，而為此不急之務，既自嗤其傎，且回思曩昔與劉生商榷體例時，宛然如在目前，而桑海屢遷，幽明永隔，尤不能無俯仰欷歔之慨也！
此時距劉世瑗去世已有十年，想起昔日與學生商榷修史體例，毛乃庸慨嘆“桑海屢遷，幽明永隔”，沉痛之情躍然紙上。對于軍閥混戰(zhàn)的民國初年，吾國士大夫常有五代、明季之喻，將自身的政教理念投射往古，以抒時憤。殘酷的現(xiàn)實或許刺激了毛乃庸將目光投向南明，他在卷首寫道“安宗而后，天步艱難，思藉茅土以羈縻豪杰。永歷時封爵彌夥，孫、李諸人儼然親藩，自余公、侯、伯諸名號益不可僂指數(shù)，此亦迫于勢之無可如何，未可概訾為濫也?！被蛟S也是對軍閥割據(jù)、群雄混戰(zhàn)這一時局的影射。從他使用安宗、紹宗兩廟號來看，他對于明季正統(tǒng)的定位也與一般清遺民有所不同。
《季明封爵表》書封
《封爵表》每頁列五大行，分寫年、王、公、侯、伯的情況，明確引用的文獻有林時對《荷牐叢談》、戴笠《行在陽秋》、瞿共美《東明聞見錄》、吳振棫《黔語》、劉獻廷《廣陽雜記》、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光緒利川縣志》、《巴東縣志》等，參考了多種重要的南明史籍，更兼顧到方志文獻。筆者認為，相比于孟森、朱希祖等學院派南明史先驅(qū)，毛乃庸并不擁有豐厚的圖書資源，他在窮愁無聊的生活中，于明朝舊都自撰此表，絕非陳寅恪所謂“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對于毛氏這樣一位廣義的文化遺民而言，撰述本身與生命、時世的聯(lián)結(jié)，即是吾國史學之真精神。雖然毛乃庸“不喜宋明儒先書及浮屠家言，謂其虛誕無當”，似為一乾嘉后勁，但其涵養(yǎng)踐履，不可謂無宋賢風骨，其學術(shù)路徑，似乎也更接近當時的學衡派。
毛乃庸最終于1931年貧病而逝，但其一生著述頗豐，著有《十國雜事詩》十卷、《十六國雜事詩》十六卷、《后梁書》二十卷、《北遼書》九卷、《遼進士考》二卷、《季明封爵考》一卷、《檀香山島國志》十九卷（寅按：參上海圖書館所藏稿本，實為《檀香山國志》）、《勺湖志》十六卷。又譯出《安南史》、《朝鮮近世史》、《印度雜事》、《彼得傳》、《泰西名家略傳》若干卷。雖部分著作已散佚無考，但從中可窺見他一直對亂世歷史保持著濃厚的興趣，對蕭詧之后梁、耶律淳之北遼及南明三朝這些流亡政權(quán)也有鉆研，并且對于安南、朝鮮、印度、夏威夷等被殖民侵略的國家的歷史也有關(guān)注。毛氏的研究興趣與晚清以來的時局緊密相連，上海圖書館藏有其所著《后梁書》稿本二十卷，抄錄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值庚子國變之后。對南北朝歷史有基本了解者，自可意會蕭梁末代與當日清廷處境之相似，蕭氏后人受西魏、北周之播弄，而列強逐鹿中原鉗制清廷，二者實乃同病相憐。我們固然不能斷定毛乃庸在清季已懷辛有索靖之憂，但其史學的經(jīng)世路徑是與時代息息相關(guān)的，光宣年間同在南京居住的陳寅恪先生于晚年撰寫《柳如是別傳》時即如此回憶當時的氛圍：“天下尚稱乂安，而識者知其將變。寅恪雖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觸?！比绾芜m應這個暗流涌動、紛紜萬端的時代，是這些成長于光緒年間的士人共同的人生課題。
民國十九年（1930），毛乃庸因鎮(zhèn)江兵亂避居上海，并于此年將自己的著述稿本托付羅振常，羅振玉、羅振常兄弟雖為浙江上虞人，但僑寓江蘇淮安，與毛乃庸實為同鄉(xiāng)，二人相識當甚早。乃庸去世后，羅振常聯(lián)系到時任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館長的柳詒徵，商討刻書事宜。柳詒徵決定先印出《封爵表》，不光因為卷帙較少、印刷省力，亦以“哀劉君之書未成，而覆轍之足資鑒戒，即諸藩封一端，亦季世所宜警寤也?！睍r值1933年，日軍已發(fā)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三省，復于1932年發(fā)動侵略上海，有識之士如柳詒徵者自能感知大難在即，民族存亡懸于一線。所以柳詒徵在石印本《季明封爵表》末尾的跋文中，大肆諷刺“海上天子，船中國公，蝸角蠶叢，顛越狼狽”，慨嘆南明政權(quán)陷溺于黨爭與封拜，并沒有揮魯陽之戈光復舊域。他的這番話，不正是對當日國府所作所為椎心泣血嗎？
回顧毛、劉師徒自光、宣之交相識，直至《季明封爵表》刊成，雖前后歷經(jīng)二十多年，且文海出版社等后來也影印了這部史表，但就整個民國時期南明史發(fā)展的脈絡來看，毛氏此表并不算非常重要的著作，柳詒徵亦在跋文中指出了數(shù)條舛誤。在民國以來學術(shù)研究日益專精化、學院化的趨勢下，毛乃庸這樣沉淪下僚、并無多少心力搜集史料的下層讀書人，注定是學術(shù)上的失語者。而他念念不忘的學生劉世瑗《征訪明季遺書目》一書也曾被朱希祖抨擊為“近人為學，專事剿襲，竊人之作，以驚世俗”（參吳航、高磊《朱希祖在南明史研究上的成就與貢獻》，《史學史研究》2023年第4期）。朱希祖的評價固然有著后見之明，但也清晰地反映出，傳統(tǒng)社會個人修史之舉已和現(xiàn)代歷史學體制漸行漸遠了。如果劉世瑗沒有英年早逝，目睹日后史語所群策群力式史料整理工作的話，不知他還會否繼續(xù)自己的修史大業(yè)？或許在強調(diào)“客觀研究”的風氣下，毛乃庸“以表、志為綱領(lǐng)”也成了迂腐不堪的論調(diào)，師徒二人因南明史而結(jié)緣，又如南明一般隱入歷史的塵埃中，只留下數(shù)頁史表，承載著當日商榷往還的真摯情誼和以史致用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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